意义·价值和几点商榷——发星编《独立第18期·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读后

　　《独立》是老牌的诗歌民刊，其创刊可以推至遥远的1990年代，那个时代，《独立》创刊的时候，官刊还具备一定的影响力，比如《诗歌报月刊》《星星》《天涯》《花城》《大家》《作家》等；中国诗歌的前台，主要活跃着那些从1980年代突围过来的后来被称之为“知识分子诗人”的诗人和他们的后继者们，外加上从1980年代中国诗歌大时代走过来的知名诗人们。中国诗歌总的诗歌美学氛围以经典、精英和精美为主，民间野生性质的诗歌很难冲至第一线。在这种情形下，《独立》的创刊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最关键的是，《独立》穿越了漫长的2000年代，穿越了商业独霸天下、网络异军突起、诗歌滑坡、官刊影响力下降、民刊风起云涌等诗歌内与外的纷纭乱相，能坚持至今，堪称是中国诗歌民刊的一个胜利。

 

　　总体来说，《独立》作为诗歌民刊，野生与草莽是其主要面貌，简陋、粗率一直与其随行，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它的先锋、异端性，丝毫不影响它作为一本民刊所具有的革命性。在近20期中，据我所知，《独立》所弘扬的少数族裔写作、地域写作、打工诗歌等都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诗歌的现场增添了足够的靓点和深度，此外，作为创刊于四川的一本民刊，对四川诗歌尤其是新世纪开始这十年的四川诗歌和诗人的检索，也是强而有力的。

 

　　《独立》第18期是个专号，专号内容为“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我个人认为，这也许是18期《独立》中，印制最为考究精美，内容最为集中精悍，想法最为独特超拔的一期。拿在手里，爱不释手之余，翻读数遍，觉得有些话值得一说。

 

　　首先是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

 

　　目前的中国，民刊已经出到泛滥的程度了，这和当下资讯的便捷和经济条件的转暖有关。民刊出得多出得好，客观上有利于诗歌的传播和诗界的活跃，有利于新诗人新诗歌的出现；但是，过多涌现的民刊反而消解了民刊存在的意义，反而遮蔽了民间诗歌应有的性质和源起于民间的诗歌亮点。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这种情况下，老牌的诗歌民刊，比如《非非》《大陆》《独立》，以及本世纪新兴的重要民刊如《诗歌现场》《第三极》《不解》等，其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对中国诗歌界来说，它们起着正本清源、道统所在的作用。除此之外，严肃的具有创意的编辑理念及其实施，也是民刊生命线之所在。如果单纯就为了推出一批人的诗歌、推出一个地区的诗歌和诗人；如果单纯就因为自己具有了一些诗坛资源而就出一本民刊，在目前的资讯、印刷、管制等条件下，意义也不大。所以独立的有创见的编辑理念很重要，它是民刊之所以民刊的先决条件之一。《独立》第18期，无疑占据了这两大优势，老牌民刊，新颖独特的编辑思路，结果当然就是，一本意义重大的诗歌民刊出现了。

 

　　流派之于艺术史和思想史，尤其之于近现代以来的艺术、文学、思想乃至于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元素，是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话语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曾经有过一段流派林立的阶段，留下了非非、莽汉、他们等重要的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其后，尤其在整个90年代，流派式的写作似乎被反复诟病，本世纪开始，流派式的诗写活动再次兴起，借助于新时期便捷的资讯条件和优裕的经济条件，很多诗歌流派出现了。《独立》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的历史关头，有针对性的总结新世纪以来第一个10年的流派式诗歌写作，无疑是一个创建，更是一种厘清，也是一种方向和贡献。

 

　　更具备创建性和厘清性的，是作为本期序言之一的周伦佑的这篇名为《走向流派的中国先锋诗歌——80年代诗歌精神的“流派学”确证》的文论，该文以周伦佑为文的一贯风格，清晰、雄辩而又言简意赅、有理有据的阐述了周伦佑对有关80年代诗歌精神和“流派”等的看法，周认为：流派是文学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流派即先锋，即异端，而80年代诗歌精神的本质就是“流派”的出现和勃兴，没有流派，就没有80年代的诗歌以及诗歌精神。周伦佑还强调，不论是体制内诗歌还是先锋诗人内部对流派的排斥和拒斥，原因皆出于某种对异端的恐惧。“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歌流派运动，是中国诗歌追求民主化和现代性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自治运动，其深层动因实含有艺术的‘自由’与‘自律’的双重诉求”，这个结论，无疑一语中的了流派之于198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以及中国现代汉诗的意义。

 

　　就此，《独立》第18期的意义和价值也被揭示了出来，流派即先锋，流派即异端，流派即文学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和实现多元化的选择，那么，《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即是对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国先锋诗歌尖端部分的呈现和检阅，是对此十年异端的诗学的一次雄辩而昭彰的集结。另外，这本书也接过了肇始自1980年代的中国先锋诗歌的衣钵，是对以“流派学”为主要面貌的中国先锋诗歌的延血和传薪。最重要的，发星用他的这本大书证明，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乃至于目前，中国先锋诗歌还是足够活跃的，还是具备一定的探索和前卫气质的，还是有可能异端的，而且，它还是在先锋诗歌的规律中滚动着的。诗歌流派不死，中国的先锋诗歌即不死，即存在。

 

　　本书发星收入了“非非主义：后非非诗歌”“《独立》：地域写作群体”“《存在》诗群”“打工诗歌群体”“‘北回归线’诗群”“新死亡诗派”“垃圾诗派”“活塞群体”“神性写作”“现代禅派”十大诗歌流派，收入了隶属这十大诗派的重要诗人及其代表诗歌以及与流派有关的历史资料、宣言、理论选章等。在展开具体的商榷之前，请容我简单描述一下这十大流派及其诗人、诗歌、理论。

 

　　十大流派之中，只有非非主义是自1980年代过来的，这对当代中国诗歌来说，不是奇迹，胜似奇迹，这无疑和非非的领袖周伦佑有关，正是周的毅力和创造力以及领袖人格，保证了非非主义的存在和发展。1989年后，非非主义进入后非非阶段，相应的，也出现了不同的诗歌理论、诗歌文本以及流派人员，后非非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强力推进，它是当下中国诗歌写作场域中最有传统的诗歌流派，也是最为稳定的诗歌流派，更是自我认证最为坚执的诗歌流派。除周伦佑的理论和诗歌写作、活动和周伦佐的理论写作外，后非非涌现出了蒋蓝的随笔散文和诗歌写作，梁雪波、二丫、陈亚平、袁勇等的诗歌写作，龚盖雄、董辑的评论和诗歌写作，陈小蘩、雨田、邱正伦、余刚等经历过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资深诗人们的诗歌写作，以及周兴涛、野麦子飘、刘先国等后加入非非的诗人们的诗歌写作等，总体来说，是足够丰富和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的。不过，从某种角度来说，后非非写作的主要成就仍然集中于周伦佑一人的身上，周的长诗《遁辞》《变形蛋》《象形虎》以及“体制外写作理论”“中国散文推到和重建”理论等，无疑是后非非写作最为核心和耀眼的成绩。其他的后非非成员，如果有意拉大他们和后非非的距离，成就就要打上一定的折扣，其经典色彩、先锋性、活跃性以及有效性等方面，都会有程度不一的模糊之处。在大师周伦佑之外拿出能够获得广角认证的人或作品，也许是后非非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独立》“地域写作群体”，是以《独立》和发星为核心的一个诗写群体，其理论核心是发星主导的“地域写作理论”“少数族裔写作”等，主体成员是四川大凉山的少数族裔诗人和贵州等地的先锋诗人。发星的理论无疑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他们的写作则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地域特色，在风格、材料和想象力的呈现上，都有独特之处。发星的粗蛮、独特、力度和梦亦非的滔滔才气都足够引人入胜。不过说起来，因为都是用汉语写作，在现代汉诗的大语境中写作，过于强调少数族裔的文化和经验也许难免有扯旗之嫌。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一路诗人及其写作，主要还是植根于川贵先锋诗歌写作基础上的一种诗写行为，强调的是想象力的独特和气质上的先锋色彩。其地域和异族色彩，也许还不足以支撑他们的写作一直向前。

 

　　《存在》诗群是四川一个比较独特的诗歌群落，众所周知，四川以诗人众多著称于中国诗坛，诗人多，民刊也多，群落相对也多，《存在》是其中“存在”时间较长而且稳定的一个群落，以实力诗人陶春、刘泽球、李龙柄等为主，他们的写作比较稳定，不论是质量还是产量，都很稳定，如果作为一个流派来说，理论的面目可能要略微模糊和漫滍一些。

 

　　“打工诗歌群体”情况比较特殊，它既是一个自我认证的“流派”，也是一个外部确认的“群体”，其成员比较杂，也比较广谱，成员的内驱力似乎也各个不一，不过，因为契合了特殊历史时期的话语需要，“打工诗人/诗歌”这个名词得到了流传和大幅度的使用，最重要的是，本“流派”出现了郑小琼这样的得到了各界认可的先锋诗人，所以强力支撑了这个名词的成立。发在本期《独立》上的郑小琼的《挣扎》，是一首才华和天赋彰显无遗的杰作，而它出自于一个年轻女性诗人之手，更是让人惊异，郑小琼的语言才华、诗写的开放性、超越技巧的诗歌天赋，炫目而炫耀。

 

　　“北回归线”诗群，是以杭州著名先锋诗人梁晓明为核心的一个诗歌群落，主要诗人是梁晓明、刘翔、阿九等。《北回归线》是创刊于1988年的诗歌民刊，“北回归线”诗群即源于此，严格说，它是江浙一带先锋诗人的一个聚居地，作为流派，内在的确定和外在的确认都欠缺点力度，虽然这是一个稳定而杰出的重要诗人聚居地。

 

　　“新死亡诗派”是本期《独立》除了“后非非写作”之外最具备流派色彩的一个诗歌流派，它于1992年即开始，穿越了1990年代和2000年代，活动很多，出版民刊也很多，领袖一直不变，核心成员相对稳定，从各个角度来说，都符合周伦佑先生所明确的“诗歌流派”五大标准：一、对某一群体或流派具有认同感的相对比较稳定的写作成员；二、比较自觉的、具有鲜明特点的、能够自圆其说的诗歌美学及写作主张；三、用以定期或不定期刊布流派成员作品的流派刊物；四、在一段时期中持续进行写作探索活动的持续性；五、在写作主张和成员构成方面对其他诗歌观点和写作成员的必要的排他性（而不是任何写作主张都可以融合，任何写作者都可以任意划入）。

 

　　新死亡诗派以陈道辉为主，致力于诗歌语言的深度变构和现代汉诗诗写可能性的极限式追求，虽然难免要有过度晦涩和做作之嫌，但是其追求的向度和诗写的成绩却是一目了然的，而且非常具有方向性，其带来的思索和诗歌的“新死亡”是具有革命意义的。道辉更是以其旺盛的精力不间断的从事各种各样的诗歌活动，客观上皆有助于中国诗歌的丰富。本世纪以来，以道辉、阳子、林忠成等为主的新死亡诗派，诗写更为风格化，成员也相对稳定。我个人也乐于在道辉独特的词组、语感和忠成灵动诡异的想象和选材中品味诗意。

 

　　垃圾诗派是网络时代中国先锋诗歌的产物和收获，不过它更是泛先锋诗歌和反先锋诗歌的产物，甚至是反诗歌的产物，它更是以网络作为载体的诗歌行为的特殊性的集中体现和具化，它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前卫性，但是也具有太多的随意色彩和胡闹色彩，其对中国诗歌的建设远远低于其对中国诗歌的破坏。不过，作为流派，它却成色十足。我个人一直倾向于将其作为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所谓的“网络诗歌”的反面教材，对待垃圾派，我个人为，批判意识要远远大于批评意识，对垃圾派及其诗歌，光有诗学批评是不够的，必须批判式的批评，这才能在其中大浪淘沙，然后沙里淘金。垃圾派以皮旦、凡斯、管党生、小月亮、典裘沽酒、徐乡愁、管上等为主，杨春光等也对其有过一定的贡献，其先后和凡斯的垃圾运动、张嘉偐的低诗歌，曾德旷的负诗歌等等杂糅在一起。总体上来说，垃圾派是在以伊沙为主的口水诗、杨黎为主的废话诗歌、沈浩波为主的下半身诗歌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诗写向度，加上网络灌水式写作的催生，下半身、口水诗、废话诗是垃圾派的本质，网络灌水式写作是其具体呈现方式。

 

　　《活塞》群体是以上海前卫诗人徐慢为主的一个诗人群体，主要以民刊《活塞》为阵地活跃于中国诗坛。《活塞》是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最前卫、异端的诗歌民刊之一，主要诗人有徐慢、丁成、税剑等。从刊物上来说，《活塞》强调具有强烈惊异色彩的视觉效果；从内容上来说，则以小圈子诗人的诗歌为主，其诗歌文本以语言的赘生裂变为主，具有一种独特的表现主义风格和超现实主义意味，客观上触及了城市生存者的的异化经验和准神经分裂经验。我个人认为，《活塞》作为流派暂时还未成立，徐慢似乎也没有以流派的方式建设《活塞》。

 

　　《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中的“神性写作”，因为经典诗人湖南的海上和哈尔滨的钢克以及风格独特的辽宁女诗人雷子的加盟而显得与众不同，同时也具有了一定的可读性。如果单以亚伯拉罕·蝼冢等的诗歌和理论为主，看上去则更像是泛哲学、神学、玄学的思考和心得，虽然其中确不乏诗性的闪光。这一路诗歌过于开放和散漫的形式以及庞大的体量的确使很大一部分读者望而却步。神性之于诗歌，在中国当代诗歌的进程中，应该缘起于1980年代海子、骆一禾、昌耀等的创作。这三位重要诗人写作中的神性，基本上没有涨破诗歌的外壳（海子后期有一点过分？）但是到了蝼冢这里，神性被刻意化和模糊化了，它可以是一种强调极限的精神化追求，也可以是一种带有宗教或者泛宗教色彩的背景和文化气质，更可能是一种极度直觉的近乎于不可知的人类智力活动，所以，“神性”反而成了一种无法定位的东西，它是什么？精神性？宗教感？人的灵性？还是人对未知世界的窥视和敬畏？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1980年代以来，现代汉诗中即开始了一类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写作，其中，有语言乌托邦写作，比如《活塞》诗人的写作，废话诗人的写作；还有精神乌托邦写作，比如90年代末《诗镜》诗人史幼波、朱杰等的写作，21世纪第一个十年此一路神性写作诗人的写作等。因为中国人乃至于中国文化，先天的匮乏宗教精神，所以我一直觉得以蝼冢为主的这路神性写作缺乏必要的基础和先天条件，写着写着，就容易呈现出走火入魔的奇怪状态。我觉得如果要弄神性写作，到可以参考下但丁、里尔克后期和艾略特后期的诗写，以及荷尔德林、策兰、萨克斯等近现代诗人的写作，也许，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性写作和什么样的诗人能从事真正意义上的神性写作。

 

　　说实话，我对“现代禅诗派”关注不多，只是这一次集中地阅读了一番，总体感觉是，理论和作品都略微薄弱了一些，理论方面阐释多，创建少；作品方面并没体现出更多的创造力和前卫性。禅的那种以少为多、旁敲侧击、明心见性、有中见空，空中见有、以说不破为说破的思维方式，到底适不适合现代诗，似乎也不好说。

 

　　以上是我对发星编选的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的个人看法。下面，我想就这一选题和其呈现谈一谈我的意见，以此与发星君商榷。

 

　　首先，十大流派中，在我看来，能成为流派的只有后非非写作、新死亡诗派、垃圾派诗歌和神性写作。《独立》“地域写作”、《存在》诗群、“北回归线”诗群、“活塞”群体似乎说成是诗人群落或者诗人群体更为合适，作为流派，它们的内部凝结力和外部认证率似乎都还有一定的欠缺，另外就是理论和看法的区别，它们的理论似乎也更接近于看法与观点。我一直认为，能够成为流派的诗歌群落或者群体，必须具有极强的内部凝结力，同时也应该有基本一致的外部公认率，其理论，成立与否有效与否暂且不说，但是必须是理论，而不是一般性的观点和看法。发星选十大流派中，“打工诗歌”更类似于一种诗歌现象描述，是有关于某一阶段的诗歌现象的概括性文学史话语和文学批评话语，它不应该是一个流派。如果说《独立》“地域写作”、《存在》诗群、“北回归线”诗群、“活塞”群体的下一步可能就是流派的话，“打工诗歌”几乎没有什么下一步了，其存在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因似乎都是阶段性的，过期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认为“打工诗歌”不是流派，杰出80后女诗人郑小琼并不能保证该流派的成立，因为她是以个体诗人的方式出现于中国诗坛的。

 

　　十大流派中，现代禅诗派如果硬说是一个流派，我觉得到也可以，但是其革命性和先锋性无疑都有所欠缺，禅诗这种自古有之的东西，似乎也不构成对现代诗歌先锋性的丰富。

 

　　另外，如果以10年为界限的话，我觉得下半身诗歌、废话诗歌还有祁国的荒诞诗歌都应该名列其中。下半身虽然持续时间很短，但是它是一个实打实的流派，影响或曰负面影响极大，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诗歌，是从下半身诗歌运动开始的，因此，遴选十大流派，理应选入。废话诗歌是杨黎式诗歌写作和思考的必然结果，也是本世纪反诗歌色彩浓郁的诗歌潮流之一，杨黎虽然没有明确的流派意图，但是他关于废话诗歌的阐述是很多的，他的身边，也一直围绕着数量不菲的追随者，直到上几天，乌青还拿废话诗歌做噱头在网上炒作。此外，没有废话诗歌，就不会有梨花体，因此，就影响（主要是负面影响）来说，废话诗歌也理应入选“十大”。另外，没有下半身诗歌、废话诗歌和口水诗歌，哪来的垃圾派呢？哪来的融合了这三种诗写向度的管党生呢？哪来的完全废话但是自认为自己一点也不废话的小月亮呢？此外，如果现代禅诗也是个流派的话，祁国的荒诞诗歌应该入选，因为这一路诗歌确有很多可观的入目的诗歌文本。

 

　　如果单就实力和贡献而论，我觉得，遴选本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以陕西诗人刘诚为领袖的“第三极神性写作”、以安徽诗人余怒为旗手的“不解”、以陕西诗人武靖东为核心的“此在主义”应该入选。这三个流派，持续时间都在5年以上，都是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涌现出来的，都有领袖，有机关刊物，有核心成员，理论似乎也更为完备和具有可行性。相比于蝼冢的神性写作，以刘诚为首的“第三极神性写作”多了更多和明确的现实介入性和对抗性，其“神性”界定也体现了更多的文化色彩，它实际上是严肃写作、清洁写作、向上写作、理想写作、信仰写作在当下诗歌乱相中的一种体现。“不解”及其诗人，无疑是当下中国诗歌现场中在“新死亡”之外直面诗歌语言和技术的另一诗歌重镇，余怒的影响几乎和其诗歌的曲折缠绕一样大。以武靖东为主的“此在主义”，在诗歌的现实意义和对口语诗歌的自律上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其文本成绩不可小觑，也是当下不应忽视的一个诗歌流派。　　　　

 

　　考虑到文学艺术史上的诸多流派，既可以是自主形成的（主要是自主形成的），也可以是后来确认的，如果是回顾式的对某一阶段的诗歌加以整理的话，本世纪十年中国诗歌的现场中，“新学院派诗歌”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流派，以臧棣、姜涛、胡续东、王敖、马骅、周瓒等等为主的新学院派诗歌及其诗人，影响一直很大也一直存在，不应忽视，虽然他们可能没有做出自主形成流派的诸多动作。

 

　　最后，我想说的是，“十大”这一惯例，在很多时候是有效的，但是在面对更为纷纭复杂的现实时，是不是也可以适当变通一下呢？“十二大”，“十五大”，“十六大”，“九大”……似乎有时候

 

 

　　作者介绍：

 

　　董辑：男，1969年1月29日生于吉林大安月亮泡葛喇嘛屯，现居长春，自由职业者。主要写作诗歌、评论、随笔等，有诗歌和评论、随笔、散文等发表于国内多家官、民刊、报，有诗歌、评论、随笔被收入多种诗集、选集等。非非主义诗人，《非非》《非非评论》副主编、编委；中间代诗人；第三极神性写作同仁，《第三极》副主编、编委；赤峰“红山诗社”同仁，《红山诗刊》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