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施文科先生
尘封的记忆被开启，多年前的情景再次出现在脑海。这是一段关于彝族创世史诗《阿黑西尼摩》传承的记载，也是一段关于我与彝族著名毕摩施文科的往事，更是一段我终生都无法忘却的记忆。
那是1984年的4月，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彝族历史文献班毕业在即，学校决定将文献班分为3个组分派到云、贵、川进行彝文古籍调查，我和同学黄建明（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被派往云南省元阳县。
4月18日下午5点，我们在公交车上经过一天的颠簸，来到了元阳县城。第二天，按照当地一位彝族文化人的指点，我们踏上了前往施文科毕摩家的行程。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施文科家中，他正坐在火塘边的一个草墩上吸着老草烟。我们用彝语讲明来意后，他走进卧室，抬出一个黑漆漆的用竹篾编制而成的箱子，拿出54部彝文古籍给我们看。在箱子里我们发现了5束闪闪发光的用银打制的银花，经过询问才知道它们的来历。原来，滇南元阳县一带的彝族人家办理丧葬仪式时，丧事主人家要准备一束精美的银花，待丧事活动进入尾声时，主人家就要将银花置于一张桌子上，然后恭请来自各村寨的毕摩们围桌而坐开展“赛花”活动――赛唱史诗，看谁能够将史诗唱得最流畅、最完整，最后由听众评出的获胜者将得到银花。
当我们问及他是否带有徒弟时，他说：“我有3个儿子，但都不愿意当毕摩，最后只好选择我妹妹家的一个儿子做我的徒弟。”我们又问及他所传彝文古籍今后是否传给他的徒弟时，他却说：“这些古籍是我们施家的祖辈所传，一般不能传给外姓人。”
太阳快落山了，我们告别施文科毕摩返回县城。这是我与施文科的第一次接触。
不久，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工作。1987年，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决定将施文科毕摩所收藏的彝族创世史诗《阿黑西尼摩》作为重点项目翻译整理出版，请我承担翻译等有关任务。《阿黑西尼摩》是一部奇特的创世史诗，文中所提出的天地万物由一母所生的创世观在彝族史诗中可谓独树一帜。1988年3月，古籍办专程去接71岁高龄的施文科毕摩，他带上古籍，与徒弟李亮文高兴地来到了昆明。由于我的工作单位不在省古籍办，只能用业余时间参与翻译工作。施文科和李亮文将《阿黑西尼摩》的彝文抄写在稿纸上，我利用中午、晚上和星期天的时间将抄好的彝文稿逐句注释并译为汉文。经过近3个月的努力，我们终于译出了初稿。这是我第二次与施文科接触，也是我同他进行的一次重要合作。
1988年底，我趁出差的机会，又一次到元阳县找到施文科，欲将他所收藏的《彝文字集》古籍编撰成一本彝文字典出版。他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但也说出了他的愿望。由于他已年迈体衰，希望我能付给他一定的费用。当时，我身上只带有120余元，于是我留下回昆明的车票和午餐费用后，把余下的85元全给了他。当日下午，我便带着他所收藏的《彝文字集》到县城复印，然后又返回到施文科家将原本还给他。他看到复印件与原本一模一样时惊奇的表情让我至今难忘。
太阳落山了，我告别施文科返回县城。这是我与施文科的第三次接触。未曾想到的是，此次分手竟成了我与他的永别。
1990年3月，我们与施文科合作翻译的《阿黑西尼摩》一书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我们将1200元稿费邮寄给他。后来才得知，施文科已于1989年与世长辞，未能享用这笔“巨款”。
1997年7月，我担任了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主任，决心要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整理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我有了要征集一批少数民族古籍、建立少数民族古籍资料库的设想。
1999年，云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办公会议决定安排一定经费支持民族古籍办征集抢救民族古籍。2000年4月，云南省古籍办派人前往元阳县施文科家，用2.5万元从施文科儿子手中收购了其父所传的27部彝文古籍。这是云南省古籍办当时所征集的最昂贵的一批古籍。
这就是我与施文科毕摩的一段往事，许多年来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者，我深知保护和抢救少数民族古籍对于继承各民族的文明成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虽然施文科毕摩已经故去，但他所传承下来的少数民族古籍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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