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康彝族政治人物与国民政府的合离： 以战后彝族参政问题为中心
【摘要】抗曰战争结束后，以岭光电、李仕安为代表的川康彝族政治人物，向国民政府提出允许彝族参政，希望以充当民族代表的方式巩固和拓展其权势。与20世纪30年代西南彝苗请愿活动不同的是，参与请愿的彝族政治人物已在地方建立起一定威望，又得到了西康省政当局的支持，故得以利用战后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就承认西南彝族与容纳“民族代表制”的议题与国民政府讨价还价。国民政府面对这一请愿活动，既不愿承认彝族之民族地位，又希望拉拢川康彝族政治人物，最终措置失当，促使原本的边疆代理人转变为国民党政权的异己力量。
【关键词】彝族；国民政府；国民大会;岭光电；李仕安
1948年春，“行宪国大”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客云集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一群身着西南少数民族服装的彝族人士出现在南京街头，在会场内外颇为引人注意。[1]一个月后，这群以“川康边区夷族观光团”名义来内地参观的彝胞又出现在上海，应邀出席了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的闭幕式。为保证闭幕前的足球决赛顺利进行，赛会主办方禁止“与球赛无直接关系之人员”入场，使得闭幕式举行时“各看台上，白茫茫一片，寥无一人”，[3]作为嘉宾居于“司令台”上的“川康边区夷族观光团”成为全运会闭幕式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景。担负观光团“交际”职务、同时身为国大代表的四川彝族人士李仕安则成为观光团中备受瞩目的成员。国大进行期间，《中央日报》以“夷族代表李仕安”为标题登载了他穿戴民族服饰的照片。[3]李氏在“总统”选举投票之前，亦身着彝装与宋美龄寒暄。 二人的合影在次日即被冲洗放大为一幅两米多高的照片，醒目地立于国大会场。[4]这些西南少数民族政治人物以此种形式亮相于国内政治舞台,反映了战后边疆政治的一些新动向，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既往关于国民党边疆民族政策的研究，多主张其坚持“大汉族主义”、推行民族“同化”为其基本的政策取向。[5]对于“五族”之外的西南少数民族问题，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自然采取否认“民族”差异的立场。[6]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南彝苗代表高玉柱、喻杰才等曾就西南少数民族地位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请愿，希望将国大代表席位分配给“西南夷苗民族”。出于对“民族分化”的顾忌，国民政府对于这一以“民族”为单位分配政治资源的提议未予首肯，仍坚持以行政区域统驭国内各少数民族，不予采用“民族代表制”。[7]抗战全面爆发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政治人物进一步否认国内少数民族的存在，宣称“中华民族是一个”，将境内各民族称为“宗族”。在这样的视角下，民国西南少数民族人物的思想与言论,很多被赋予了反抗“同化”政策、寻求和彰显自我族群意识的意义。[8]他们为本族群争取“民族”地位的努力，则被认为突破了民国以来“五族共和”的民族政治框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民族识别”工作产生了影响。[9]但结合这些少数民族政治人物的政治行动来看，他们显然还有着更为复杂的角色。在中央军政势力向西南边疆拓展势力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出身于中央军政系统的边疆民族人士服务于这一战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中介功 能，充当了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的代理人。同样亦是这些边疆政治人物，在战后又代表边疆民族就民族地位向国民政府发起了请愿,成为现行政治体制的抗争者，这样的转变过程抑或是其“一身二任”的特殊角色呈现出边疆政治的复杂性。对这些人物的认识与判断，有必要结合具体的身份背景、所处时代、人际网络和利益结构，进行更为深入的探寻。
本文以战后川康彝族政治人物争取参政权这一事件作为考察对象，将这一政治问题作为研究边疆民族政治人物与国民政府关系的一个观察窗口，运用档案、报刊和回忆录等史料，在史实重建的基础上,分析各方的行动策略、互动过程及其政治结果，发掘政治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以期进一步揭示民国边疆政治的特点。
—、抗日战争后期围绕彝族参政问题的论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其政治重心由长江中下游地区转至西南，开始注重经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1939年，蒋介石设立西昌行辕，以此控制彝族聚居的西康宁属地区，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势力展开明争暗斗。由于在这一区域缺乏足够的统治基础，国民政府任用岭光电、曲木藏尧、李仕安等出身中央军政系统、兼具地方关系网络的彝族干部，拓展中央势力在彝区的政治影响。与此同时，刘文辉对这批彝族政治人物亦多为拉拢，吸纳其进入边省当局的权力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岭光电等人在战时获得了各种政治资源和活动空间,得以同时扮演国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府的双重代理人,在地方建立起权势。[10]1942年夏秋之际，与岭光电同样出身于中央军校、先前在四川彝区办理国民党党务的雷波土司头人后裔李仕安在西昌与岭氏及曲木藏尧之兄王济民相识，决定结为政治同盟，希望以岭光电为核心人物，将凉山统一起来。三人随后联络宁属地方武装靖边部的彝族将领孙子汶、潘学源等人，形成一个川康彝人政治集团，决定团结一致与国民政府及西康省政府打交道，以谋求更多的权力与利益。[11]
虽然岭光电等人在地方的威望日渐升高，但其政治目标的实现仍然面临来自地方社会的巨大挑战。一方面，尽管岭光电出身土司家庭，但其承继的斯补土司“却只是一个小土司”，仅能与凉山“四大土司”属下的土目平起平坐。且在岭氏少年时代，其家族遭遇统治宁属地区的四川军人“改土归流”，家道早已中落，直至其以中央军政官员身份返乡从政后才得以重振。在彝族社会中缺乏足够的权威，成为岭光电等人施展政治抱负的重要障碍。[12]另一方面，岭光电、李仕安等彝族政治人物的活动空间，亦受制于地方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彝汉矛盾。川康汉人士绅多以“夷性犬羊，畏威不怀德”等污名化视角看待彝人，加之资源竞争等现实因素，岭、李等人的政治地位因其彝人身份很难得到汉人士绅的认可。1944年，岭光电在彝汉交界地带的腴田担任区长，施政多受地方汉人士绅杯葛，遭受“返家以来在人力、财力、声誉上受到的最大损失”，政治前途遇到空前的挫折。[13]李仕安在雷波从事政治活动，提出彝族代表在县参议会应占据4个席位，最终虽取得2席“但大遭士绅攻击”。[14]
尽管遇到重重阻力，岭光电依然意识到，“夷族”这一族群身份，仍然有着潜在的政治价值。早在南京中央军校就读期间，岭氏就积极参与高玉柱、喻杰才发起的西南彝苗请愿运动，并因其“族别与出身”为国民党中央知悉，获得了拔擢与重用。[15]岭光电在战时已经考虑到“民族”问题将影响战后的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他在1943年出版的《倮情述论》一书中指出，彝族“若能尽其力能，参加奋斗牺牲之工作”，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抗战以后,则可增高夷胞在国内各民族之地位，共同享受自由平等之幸福”，“否则于抗战无所裨益，于将来地位，不免有所影响”。[16]同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决定在战后—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在大后方—时兴起“宪政运动”的热潮。由于国民大会的召开事关中央和地方各个层级的权力分配，各政治派别在讨论宪法草案时即展开激烈的论争。如何解决战后边疆少数民族的参政问题，尤其受到包括川康彝区在内的少数民族人士关注。
就彝族是否能够作为一个界别参加国大的问题,几位宁属政治人物在西康省政当局主办的《新康报》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17]受中国回教协会委托赴西昌工作的回民阿訇丁珍亭在参加“西昌各界宪政研究会”期间，较早提出了选举“边民代表”参加国民大会的问题。他以为回民争取参政权为出发点，主张回民信仰伊斯兰教，应承认其作为一个民族的特殊性，赋予其选举代表的权利，进而推而广之，要求将“宗教团体及边民”列为选举界别。[18]“边民参政”问题经丁氏提出后，很快引起了反响，指向了对宁属更具重要意义的彝人参政问题。西昌行辕政治部干部贺理阳撰文称，宁属“边民”不应具备参加选举的资格。贺氏指出，“他们不仅没有参政的能力，而且毫无政治常识；不仅毫无政治常识，衣食住行乐育还有待改良”，“他们享受参政权利，至少等二十年”，且“二十年当中”政府还要“十年剿抚，十年教训”。除此之外，允许边民参政还有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解决:何为“边民”，“是宁属的倮罗，抑是广泛的指到其他省份的边民”？“苗、傜、僚、黎、倮”等西南民族“住址星散,散及湘桂粵闽川康滇黔等省”，“究有若干？举出若干代表或委员？分区选举抑是集中选举”？贺理阳在罗列了上述难题后肯定地表示，“以宁属的倮罗论，想亦无人敢作主张”，进而提出“边民进化了，住在那一县，就参加那一县的选举，在他的住在县内去活动，毋须以边民地位而划分几个单位或特别区”。贺氏论证指出，在“边民”主体不明确且未发生“进化”的现状之下，不能“以单独一个立场参政”。[19]
此文登报后不久，宁属著名汉族士绅刘芷汀投书《新康报》，从“解放白夷”的角度提出彝务问题，称被“黑夷”掳入彝区的“白夷”实则为“汉族之人民” “白夷”之存在是“文明人被奴隶”的现象，呼吁“解放白夷”，重新对其进行“汉化”,“与汉人同习俗”。[20]丁珍亭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刘文对贺理阳进行反驳,称既然“夷族中白夷占多数，而白夷又是汉人变成的，秉性不会如此之其坏”，且“现在边民中，出人头地的人物也不少”。他抨击贺氏的看法完全背离了国际国内的民主化潮流，“除希特勒东条们赞成外，其他任何人也不敢同意”。[21]几天后，中华基督教边疆服务部负责人刘龄九撰文呼应丁文观点，建议允许丁氏所指的“边民中出人头地的人物”以边民代表的资格参加国大。他表示：“如果现有边民中确没有一人有政治常识，受相当教育，自然无法推举代表，但事实并不如此,即以西南边民中人数较多的苗倮两族来论，受中等教育及大学教育者均有数人,如能使这少数受相当教育的边胞能代表其本族出席国民大会,则直接可以鼓励边胞的内向，间接可以加速边胞的 同化,对于促进民族团结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2]贺理阳则于一天后再度发表反驳文章，在重申彝人不具备选举能力的同时，回应丁氏“边民中出人头地的人物也不少”的观点，表示自己“很 知道其名而热识其人”，但仍“主张他们在他的住在县里参选”。
在论战进行了多个回合后，“边民中出人头地的人物”的观点终于浮出水面。在阅读了上述论战文章后，李仕安撰成《倮族参政问题》一文，完整地阐述了自己对于“何为彝人”,“是否有资格并如何参加选举”等问题的主张，以“战斗员”的姿态加入了这场论战。李文首先界定了“倮族”的范围，即其与“苗、傜、黎、楞夷、摩梭”等同属“西南夷族”，散布在川、康、滇、黔各省，约三百万人口，有川康和滇黔两大系统,前者又分成雷、马、屏、峨与宁属两部分，“皆以大小凉山为其大本营，以云南昭通为其发祥地”。除批评贺理阳的观点有违“汉夷平等”的原则外，李仕安又指出其混淆“奴隶娃子”的概念，揭示彝区存在大片的土司辖地“最多的是平民阶级”，“阶级制度问题”并不构成彝人参政的障碍。李氏一针见血地指出，汉人中具备参政能力的人数也极少，贺氏所谓汉人相对于彝人的优越感不应存在。他以自己在雷波县参议会为彝人争取参政权受阻的经历现身说法，指出贺氏“边民在各住在县竞选”的方案因地方汉人士绅的阻力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县参议员都是地方硕望士绅，倮族的优秀分子都不免年轻,几千年来汉夷间的仇恨不说，单以地方声望来说，士绅们也决不容许青年倮罗与之分庭抗礼”，“县参议会上尚不容分庭抗礼，国会上岂会容一般人目为‘犬羊’的倮罗代表一县的‘黄帝子孙’发言吗”？李仕安明确表示：“如果需要边民参政，是要指定区域,规定名额才行得通的，否则还是只好把倮罗置之化外，使他没有代表为自身利害发言。”[23]1945 年,李仕安在蒋介石居留西昌期间发表《边民的呼声》一文，再次提出彝人参政权问题，要求国民政府在战后“履行诺言”，贯彻“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改变彝人在国民参政会、省县参议会以及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没有代表席位的现状。李仕安利用面见蒋介石的机会,将刊有此文的《新康报》通过侍从室主任俞济时转交至蒋手中，但并未引起蒋的重视。[24]
彝人参政问题并未因论战获得解决，参与各方也无法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尽管“夷族”的范围与边界受到质疑，其内部亦缺乏足够的整合和认同，但李仕安努力将“夷族”合法化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民族”，以此作为彝族参政的依据。代表西昌行辕发声的贺理阳，其观点与国民党战前所实行的政策一脉相承,即主张按照行政区域分配政治资源，反对采用“民族”代表制。丁珍亭、刘龄九等人的发言则表明，抗战使得“民族”“民主”观念进一步推广和普及“五族”之外的“民族”问题亦应得到重新审视。作为西康省政当局掌控的政治工具，宁属屯垦委员会主办的《新康报》充当了论战平台，着力宣传李仕安等人要求彝人参政的立场，隐隐表露刘文辉试图利用这一问题谋求政治利益的企图。在中央与边省竞争的背景下，彝族参政问题在战后演化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又一次西南少数民族代表请愿运动，产生出更为复杂的政治互动。
二、“请愿无成，个人有得”：川康彝族代表请愿与国民政府的因应
随着战后“制宪”与“行宪”的迫近，彝族参政问题逐渐从纸面上的论争转为更为具体的政争。1946年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召开制宪国大。消息传出后，西南各彝族政治人物立刻做出反应，试图在舆论上抢得先机。在岭光电等人的运作下，西康宁属盐源土司诸葛绍武、盐边土司吉绍虞、越嶲土司岭邦正以及云南土司龙继伟、海升廷、龙云高等16人联名上书西康省政府所属的宁属屯委会，要求给予“夷族”在国大和各级立法机构中代表席位。他们表示，若无法参加各级代表机构，“夷情垫滞不能上达”，“如谓参加自由选举,夷族文化低落，何能与汉族争选”。他们援引清代“夷学名额”亦经政府“格外规定”的成例，提出在各级参议会中“增加夷族参议员名额”，并提出彝人应在国民大会和国民参政会中各拥有两个代表席位，“俾得将夷情随时上达，同负国家责任义务，增加国力与世界列强平行进展”。[25]在岭氏的活动下，西康一时出现由其代表彝人出席国大的“民意”。 1946年4月，罗大英领衔靖边部彝人将领致电蒋介石，推荐岭光电担任“西康边民代表”。[26]一个月后，吉绍虞、喇宝臣等土司亦联名宣布岭光电已由“各县夷族选充国大代表”，请求国民政府确认这—结果。[27]半年之后，黑彝出身的傅正达和罗大英以“倮族代表”名义再度致电蒋介石“恳祈早为决定”，支持岭光电当选。[28]这些呼吁均无果而终。由于与地方汉人士绅发生冲突，岭光电于1947年辞去“腴田特别政治指导区”区长职务，专注于活动国大代表席位，为此联络罗大英、吉绍虞、傅正达和罗正洪等从政彝人，组成“西康省彝族参政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尽管同样是就彝人参政问题向国民政府请愿,但此次行动与1930年代曲木藏尧和高玉柱等人请愿时的政治背景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别。与当时国民政府利用请愿为干涉西南事务制造舆论不同的是，西康地方军人刘文辉在此次请愿中扮演了幕后推手的角色。他企图利用彝族参政问题，为国民政府制造麻烦,并扶植与西康省政当局合作的彝族政治人物占据国大代表席位。事实上,刘文辉尽管在口头上多次宣称西康境内彝族与汉族、藏族同属三大民族，地位平等，但1939年成立西康省参议会以来，却始终没有给予彝族参议员席位，亦令岭光电等人不满。刘氏推说自己曾推荐彝人为候选人，可行政院未予“圈定”认可，“省方猜不透中央对夷族的态度，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参加”,[29] 遂将省内的政治利益分配责任也推卸给国民政府，怂恿岭光电等人向国民政府提出问题。为表示对请愿活动的支持，刘文辉将彝族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也交由岭光电拟定。但刘氏同时要求,康省彝族代表的人选，必须满足“在彝族中有威望、愿为彝族办事、有一定文化程度、上台不会‘乱来’（即听他的话）”等条件，成为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工具。[30]得到刘文辉的授意和首肯后，请愿活动即随着岭光电等人的行程在各处展开。
岭光电一行自西昌出发后，首先到成都进行宣传。岭光电特意准备了一份长篇油印文件发给当地新闻界，称“夷族仅在康省境内即有一百五十万人”，人数为仅次于汉、回、满的“国内之第四大族”比藏族人口多出一倍，要求最少应获得5个国大代表、3个立法委员和2个监察委员的名额。[31] 7月初，岭光电先行抵达南京，拜会了张厉生、邵力子、洪兰友和吴铁城等政要。8月，吉绍虞和傅正达等人到达后，又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争取舆论界的支持。此后他们又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和国防部部长白崇禧等政要面陈请愿事项，相关消息经常登报，成为令人瞩目的事件。[32]
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西南少数民族代表请愿时，战后国内知识界的民族学知识已经大为扩展。国民政府在战时退据重庆，使得中国人类学重心也随之移至西南,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更是较战前有了极大的飞跃。加之战后民主运动的兴起，舆论界对于少数民族的各种诉求多持同情论调。由于具备了相应的时代氛围，岭光电等人在此次请愿中不仅诉诸刘文辉的支持，而且充分利用了新闻媒体和学术界的力量。经停成都期间，岭光电前往蓉市各大学演讲彝族问题，以争取知识界的支持。他在四川大学与华西协和大学的演讲获得极大成功，“听者甚众，皆表热烈同情”。甚至有某党派的政客，表态“愿尽力援助”岭氏等人，必要时可将自己取得的代表席位让出。[33]在南京期间，岭光电亦通过马学良的引荐，在金陵大学民族学会举行的欢迎茶会上讲述自己在彝区进行社会改革的经历。[34]在马长寿、卫惠林、徐益棠和庄学本等人类学家的帮助下，蒙藏委员会主办的《边疆通讯》杂志在1947年9月推出了“凉山夷区建设特辑”的专刊，从学理角度论述给予彝人参政权的必要性。[35]长期研究川康史地、与刘文辉关系密切的人类学家任乃强在这期杂志上撰文称：“今国家即将行宪，而制立法律，行使法律，与监察行使之人，皆无倮胞及通晓倮俗之人参与；则干扰习俗，违反习俗之措施必不能免，民族隔阂，势必与日俱深,甚非总理民族平等与中枢优待边民之本意。”[36]几年前在宁属支持边民参政的丁珍亭亦有一文在同期发表，强调彝人参政权问题在国内民族政治中的意义：“夷族兄弟今天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只是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一个环节，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决不是国大以表决的方式所应解决的，在道义上，拥有绝对多数的汉族兄弟有尊重各少数民族愿望的义务，同时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决定其命运的权利。”[37]而组织请愿的岭光电,更在众人的言说中被赋予了彝族领袖的地位与使命。徐益棠撰文称：“岭光电先生以土司而主张废除土司制度, 此在常人所不敢为。而本人即先入中央军官学校为国家服务,继复倾家荡产，为田坝乡设立小学，前后毕业者已达数百人，升入中学者亦已数十人,至今其本人日常生活，全恃其本人服务之薪津，来京旅费，亦复自其亲戚朋友捐助凑集而来，此种土司，在现代中国可谓绝无。其所以如此者,愿牺牲其个人之利益，而为大众谋进步也。”[38]庄学本也大力褒扬岭光电“冒溽暑，下凉山，不远数千里，跋涉 来京，为夷人争参政权”的举动，称其“出身贵属，奋发有为，于家乡颇多建树,为边地封建社会中不可多得之杰出人才”。[39]任乃强则称岭光电为“今世唯一之开明黑夷”，也是彝族中的“权威领导 者”，是“凿破铁豆之金针”。[40]岭氏亦在这期杂志上以《建设川康夷区计划书》的形式详细阐述政见，除重申“推行宪政，边区民族真正参政，以达到全国民主政治之理想”的诉求外，还提出“由中央政府成立夷区宪政实施实验区，与各省专署同级，隶属省府，而受中央之直接监督”的设想,希望将彝区变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治区域。[41]
为壮大请愿声势，岭光电还组织了一个“夷族联谊会”，“以示拥护政府，共负建省建国之任务”。[42]组织成立后，岭光电等即以“联谊会”的名义上书国民政府，宣布请愿团系该会“全体会员代表大会”推选产生“代表本省一百五十万夷胞，向元首及各部院首长致敬”并提出“增加本省夷族省参议员、国大代表及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名额,用符宪法精神，及民族平等之原则”等三项要求。[43]在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岭光电和吉绍虞又将“西康夷族”的范围扩展至包括“倮人”、西番、摩梭和苗人等在内的多个族群，称其人口约在一百五十万，纳税人数亦在五十万以上，并强调彝族聚居区域“占西康大部,物资蕴藏极富”’，“今行宪在迩，政治经济之改革与开发，实属刻不容缓之举”，进一步论证给予彝人参政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44]请愿团在京活动期间，出现抗战时期有降落在凉山彝区的美国飞行员“被半野蛮之猓猓部落迫操奴役”的传闻，酿成中美之间棘手的外交事件，导致两国媒体对彝族形象之报道多呈负面色彩。[45]岭光电对此予以回应，主动向媒体介绍 战时在彝区救援美国飞行员的经过，坚称“夷胞对美空军人员甚为敬重，绝无留难情事”，判断“夷区已无美人，外传尚有若干美飞行员之说不确”，为彝族辩白。[46]在接受《申报》采访时，请愿团又极力突出彝区存在开发潜力，彝人有能力参与现代政治,称彝人“求知欲很强，而且都愿意学汉文”，以此向全社会发出呼吁：“我们的请愿是合理的，参与政治和建设夷区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期望这一弱小民族爱国的举动，能得到所有的了解，同情,与支持。”[47]为推动请愿事宜达成，岭光电还联合孙子汶、王济民及“土司头人夷务团长等”联名电请西康省选举事务所,仿照南京市民选举蒋介石为京市代表的做法，登记刘文辉为“边民国大代表候选人”,“并分电康属边民一致拥戴”。[48]
对于岭光电等人以彝族名义提出的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出于笼络人心的考虑，在表面上给予了较为积极的回应。早在1946年4月，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在接见傅正达等人时就对其诉求表态支持,称“各代表此项请求，姑无论其成功与否，显见倮族同胞，已能认识时代，殊属可嘉”。[49]西康省公布候选人提名后，由行辕改组而来的西昌警备部即担保岭光电“系同志”，“思想正确”，建议南京方面“设法指定”。[50]岭氏等人到京活动后，内政部部长张厉生表示，同意在西康省参议会中增设10名左右彝族参议员，并“将于不违反宪法之原则下，设法弥补，以使康省夷胞在二院中占有席次”。[51] 8 月26日，蒋介石亲自接见了岭光电等人，听取了他们的请愿要求。[62]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也宴请了请愿代表团,“且极表同情，允予协助”。[63]但直至10月中旬，国民政府仍未就请愿做出正式决定，这使得在南京已活动三个月之久的岭光电等人感到相当失望。比之于对待“工商团体”请求增加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的迅捷回复，国民政府由于担心“恐牵他省少数民族,发生同样要求”，“或又顾虑时间过迟，将影响大选”,故对此抱持相当谨慎的态度。[64]事实上，各方围绕代表席位的利益争夺日渐白热化，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矛盾丛生。尽管西康省已确定由岭光电和孙子汶分别占据“边疆民族立委”和“区域国大代表”席位，但国民政府仍为“如何顾全本党利益，兼能调和宁、雅、康三属名额争执，且地方贤达合理要求”而“煞费苦心，斟酌至再”迟迟未作决断。[65]蒙藏委员会致行政院秘书处的一份公函显示了国民政府在处理请愿问题上的顾虑：
案准:贵处本年九月八日服八字第七二一六号通知单以前交议西康省夷族联谊会代表岭光电等请愿一案，奉谕询本会意见，通知查照等由；查此案关于该夷族代表请愿三项，业经本会于本年九月十日以京藏字第七〇一七号函复,查照转陈在案。惟查国内少数民族问题，除蒙藏及新疆情形较为复杂，处理较为困难外,其余苗夷等族，均已与内地文化久相陶熔，处于各省区以内，受各该管省县政府治理。如果地方有应兴革之事，依正常手续，可先呈由地方政府，转呈中央政府核示，以符行政体系。如尽使前来中央请愿，则恐蔚为风尚，将致国内各省区原无问题之少数民族，转生枝节。因此本会意见，拟请对该团代表等善予慰勉,仍嘱早日回康，候将所请各事,交由有关部会商询西康省政府办理，一面仍望迳呈西康省政府转呈核示。是否有当，相应函复,即希查照转陈为荷。[66]
由此可见，与20世纪30年代处理高玉柱、喻杰才请愿相类似，国民政府认为对请愿议题的处理不但事关与边省政权之间的敏感关系，而且担心刺激“国内各省区原无问题之少数民族”争相以类似方式索取政治利益，导致难以控制的连锁反应。国大举行期间，在京各西南少数民族代表商议成立“西南民族联谊会”，以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协调请愿步调。国民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完全不予支持。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甚至轻蔑地表示：“哪有那么多民族!”[67]军统方面也表示“西康宁属夷人约二百万,识字者千不得一，故无国家民族观念及政治常识，仍由少数土司（名存实亡）统治”，所谓“请愿”是“各土司欲提高地位”的表现,“查岭光电等七人，纯系谋取个人地位之发展，并非代表倮族向政府请愿，且一般倮族文化水准低落，实无被选重任之资格”。[68]对于领导请愿运动的岭光电，国民党中央对其政治背景也表示了怀疑。1947年9月，军统内部在经过了对岭光电的内部调查后，才重新确认其忠于国民政府，可以继续作为中央在川康彝区的代理人。[69]
尽管对“请愿”持负面观感，但出于拉拢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考量，国民政府对类似诉求又不能以生硬的方式敷衍了事。最终，国民政府以折中办法处理请愿，批示“以行政方式支持当选”， 内政部回复“建议川、康、滇、黔的妇女名额让与彝族”，即同意给予岭光电等人代表席位，但在事实上仍拒绝以“民族”代表的形式承认彝族参政的权利。最终,在岭光电的推荐和刘文辉的认可下，西康省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圈定吉绍虞、傅正达、王济民和孙子汶为国大代表候选人，岭氏则为立法委员候选人。对此结果，岭光电认为“算是请愿无成，个人有得”，对刘文辉表示：“我们这次请愿活动，虽得你支持,仍因我们活动能力低，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刘则予以肯定和慰勉，称请愿“已引起国人对彝族的重视”，并允诺支持他们在各县当选。[70]
除岭光电等人外，当时在华西协和大学就读的李仕安也返乡参加竞选，在四川雷波以“签署提名”的方式成为川康彝区的“边民国大代表”候选人。由于国民政府为“五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在全国范围内仅分配了 17个边民代表的席位，且因对“边民”身份认定不清，在四川和甘肃等地皆引发了选举争议。李仕安为此还专门撰文“反对跨族竞选”以保障彝族候选人在“边民国大代 表”中的应有席位。{71]四川将“边民国大代表”中之一席分配于“川南夷族”，在岭光电的活动下，其夫人雷波土司杨代蒂取得这一席位。她与岭氏于当年联姻后，因双方“俱为夷族土司，曾受高等教育”，备受舆论关注。《中央曰报》专门报道了杨代蒂竞选立委一事，详细介绍了其家世背景和奋斗经历，称她与岭氏的结合“对未来川康前途，是有莫大意义的”，“夷族的前途，正向着光明的方向走”。[72]杨代蒂在解释参选动机时表示：“因为本身是国民党员与青年团员，对于主义拳拳服膺，认为救中国，必谈国内各民族联合一致，平等地实行三民主义。政府应该本国父‘国内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给予边民以同等参政机会，所以才本此信念,代表百万夷胞，争取立法权利，参加立委竞选。”[73] 李仕安和杨代蒂以彝人身份进入国民大会,亦反映出彝族的地位虽未得到制度的认可和保障，但也在一定的政治空间内得到事实上的承认。
岭光电、李仕安等人当选为“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使得围绕彝人参政权的风波看似平稳落幕。但与20世纪30年代处理高玉柱、喻杰才请愿相类似的是，国民政府仍不愿更动“五族”的政治架构,没有在法律和意识形态框架内正式确定彝族的民族地位。但在中央军政势力与边省政权竞夺边疆的背景下，亦不愿因此将参与请愿的边疆政治人物推至对立面，遂以照顾其个人政治利益的方式，力图将请愿运动消弭于无形之中，事实上继续搁置彝族地位问题，造成“请愿无成，个人有得”的结局。随着内战局势的剧烈转变，彝族参政问题亦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发生演变。
三、从协助反共到背弃国民党
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战局日益朝着不利于国民政府一方发展。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西南的战略地位在国民政府政治决策中的分量日益提升,将彝区建设为战争后方并利用彝人反共一事逐渐提上南京中央的议事日程。在这一的背景下，川康彝族参政问题开始出现新的动向。
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国民政府在内战初期处于攻势的局面逐渐被扭转。随着中共战略反攻的推进，战局开始向不利于国民政府的方向迅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仿照抗战时的旧例，将西南建设为反共战争大后方的战略开始提上南京当局的议事日程。据1947年7月披露的消息显示, 国民政府计划修建从昆明至西昌的滇康铁路，当时已着手进行勘测，以利于控制西南各省,并从外部接收和运输各种战略物资。[74]位于川、康、滇交界的宁属地区在抗战后再度显示出其战略价值，彝族问题在政治上的分量亦大为增加。1948年3月，在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后，贺国光宣布经国民政府与川、康、滇三省政府的协商，成立“川康滇三省边区设计委员会”，即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 将三省交界地带、包括20个县和4个设治局的“边区”进行整合，作为支撑长期内战的军事基地。贺国光在开幕典礼上宣称“设计开发三省边区范围”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以后国防工业的重点, 无疑的不能不预为注意于西南，植基于山川阻深安全富庶的边区，实为今后时势所必然，也是今后国防所必需的”。贺氏在高调宣示“建设边区”的同时，也将“边区夷务”放到了关系此计划成败的战略高度。他指出：“考查夷人的种族，约有十余种，他们的人口，据估计，大概在一百万左右，较之边区汉人为多，而所占边区的总面积,则为三分之二，错综复杂，分布各地，风俗，习惯，语言，信仰, 均不相同”，而成立此设计委员会的“主旨’，“是首在治夷，次在开发”。贺国光表示“以往的经边政策”都以失败告终，对彝务问题应有新思路“夷人的聪明能力，并不远逊汉人，也非绝对不受感化的种族”，应该“用近代最进步的方法去组织夷民，训练夷民,处处以爱字为出发点，采取民族平等的原则，施行同化进化的政策”。[75]为此，西昌警备司令部专门制订了“夷务治理计划”宣布将多管齐下，解决彝务问题，完成边区开发。一方面“因本区广大矿产区域,均在夷巢或夷区附近，倘夷患不能早获解决，治安莫保，险患随生”，所谓“国防工业建设”无法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认为尚有可能通过对于彝人的组织动员，将其转化为反共的武装力量。[76]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需要川康彝族上层人物在反共议题上的积极合作，采取了对其进行笼络的态度和立场。
国民政府陷入内战困境，亦使得岭光电等彝族政治人物再度意识到在国民政府体制内就彝族地位问题讨价还价的可能性。1947年年末，岭光电、孙子汶及宁属各地彝人首领齐集西昌，商讨赴京出席行宪国大事宜。[77]为制造宣传声势，赴京彝人代表宣布将组织“川康边区夷族观光团”。该团在组建后致电国民政府，赞扬国民政府“制宪成功”，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选举边疆民族国代、立委,参与国家政权，开明措施，亘古所无”，使彝人受到“伟大感召”，希望能通过观摩国大会议和内地建设“以期配合政府经边政策，备作戡乱建国之一环，而达成民族民主式，共存共荣之目的”。[78] 岭光电等人希望通过观光团的活动，请求国民政府在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之外再给予彝人监察委员的席位“得到完全参政的机会”。[79]除在南京参加国大外，该团将计划“赴东南及华北各省市考察文物制度，并对内地同胞作友谊性之访问”。由于该团被称为“边疆同胞继新疆青年歌舞团访问团后第二批出动考察内地者”，对于加强国民政府统治边疆的合法性有着一定的政治意义，配合了国民政府在内战期间的文宣,得到了南京方面的重视。[80]该团由孙子汶、王济民分任正副团长，团员包括宁属各彝支的头人代表，西昌警备司令部亦派出参谋一人随行。参观团在构成上非常突出其代表“夷族”的特征，除孙、王二人穿长袍马褂外，“余均着红黑色夷服，头包角形蓝巾”。孙子汶在率团经停重庆时表示，参观团计划在京晋谒蒋介石“献呈银凤及夷文物”，并将继续就“夷民参政”问题“向中枢有所建议”。[81]
为表示对国民政府的政治忠诚，在舆论面前凸显彝人及彝区的重要性，参观团一行反复表态，称彝人拥护并将协助国民政府进行内战。在重庆受到行辕主任朱绍良接见时，代表团成员那支打鱼、罗阿什子和果基马达三人向朱氏“面誓” ：“夷族尚武，中枢如有需要时决可率兵效劳，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孙子汶同时亦移交彝生6名，请朱绍良保送至成都中央军校，以此表明态度。[82]靖边部彝务团长罗大英和罗镇江在渝期间则表达对蒋介石的崇敬,称一直珍藏宋美龄来昌时送给他们的麻纱手帕，表示“知道蒋主席—定会当选大总统”，因为“他比刘文辉还大”。[83]观光团抵达南京后,在接受《中央曰报》记者采访时宣称：“夷族并不计算多少人，只计算有多少枪，全夷族拥有一百多万枝枪,观光团的团员即拥有六七十万枝枪。”果基马达进一步解释说：“夷民的武器不坏,都是从云南、四川、贵州买来的新式枪。捷克式、德国式、美国式都有，军事训练更是天天打猎,打靶子。夷民有习惯,一听到枪声，便兴奋得跳起来。”《中央日报》在报道中则大力渲染彝人“尚武”的形象，称观光团团员“都是夷族的最杰出的人才”，其中有十人更是“雄赳赳的军事领袖，是身经百战的英雄”，宣传彝人具有强大的武装力量。[84]4月18日，观光团在国民政府大客厅晋谒蒋介石，由罗阿什子发言向蒋效忠，称“今日民主时代，得觐见元首，兴奋万分。边地文化低落，处此时代，惟有以强健之身躯，救国之热忱，听从主席指示，投效国家戡平匪乱”。蒋氏对此表态甚为满意“当即面予嘉勉，并与全体团员合摄一影”还安排俞济时带领团员“游览国府花园，并解释太平天国南京之故事”，以表优待。[85]
国大召开期间，观光团继续得到国民政府方面的礼遇。除受到蒋介石、于右任等政要的接见并应邀参观南京名胜外，[86]观光团亦在同一天内与满族、蒙古、西藏和新疆国大代表相继在国防部受到部长白崇禧的招待,被给予了与满、蒙、回、藏“四族”平等的待遇。[87]在后续的行程安排和接待规格上，亦体现出国民政府对于观光团的重视程度。4月20日，观光团一行参访海军，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接见，并客气地表示“我国之海军亟待充实，故望夷胞多多致力于中国新海军之建设”。[88]参观团抵达上海参观时，亦由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在市政府“亲予延见，并备茗点招待”。[89]在沪参观期间，参观团除参加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沈宗濂和大东书局分别举行的欢迎宴会外,[90]还应邀出席了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的闭幕式。[91]
对于国民政府的礼遇，川康彝族政治人物也做出了部分符合当局期待的回应。参加国大的彝族代表积极响应反共号召，做出种种政治表态。傅正达在大会上呼吁：“西南夷族武力有卅万人枪, 政府为何不予以组训重用保卫西南？”[92]“请政府召开滇、川、康边务会议，并邀夷族代表参加”的提案也通过了国大第二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作为正式的国防提案提出并登报。[93]观光团返回西康后， 亦以投效姿态向国民政府示好。观光团返康后即表态“决发动精忠壮勇之士献身戡乱，效命疆场”， 委托西南土司民众驻京代表杨砥中将此决心转达给蒋介石本人“并建议在川康滇黔各省境内组织八个夷族自卫纵队”。[94]各团员则分别利用国民政府赠予的“照片、画片、武器连同在上海所灌制的留声片这类东西”向亲友及大凉山里的彝族家支宣传，罗大英、罗镇江和果基马达等甚至还组织部分彝支首领前往西昌表态效忠。孙子汶和王济民则出面发起“夷族文化协会分会”，推动彝区的“边民教育”。[95]对于这些举动，贺国光也表示赞赏，称“夷族观光团返西康后，对夷民影响至巨”。[96]
尽管“个人有得”，已经在国民政府体制内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的川康彝族政治人物仍致力于寻求国民政府对于彝族参政权的承认。岭光电出席国大期间，在立法院小组审议“省县自治法”时,他力主加入保障“土著民族”在所居住的省县参议会占有名额的条款。该提案起初被“非全国性民族、没有大聚居区、人口少、文化低”等理由驳回后，岭光电牵头联合其他各省“土著委员”进行力争,并发言反驳称：“非全国性民族就不能订出名额，那汉族以外还有哪几个是全国性民族？说到住区大小，人口多少，卑以大小凉山来说，纵800里，横400里，人口400万（估计），这能说小而且少吗？抹煞事实是不对的。文化低就不行,那文化高低的标准是什么？文化低就不是中国人吗？”针对有西康汉族委员在立法院内散发刘芷汀《汉奴吁天录》一书的“反彝”举动，岭氏亦赶作《还是落后的彝人吃亏》刊于《建设日报》,并亲自在立法院内散发该报“才把许多人对彝族的印象改变过来”。[97]以“国大代表”身份出席国大的李仕安表现亦相当抢眼。除在总统选举当天身着彝装，与宋美龄寒暄并合影外，在与川康国大代表同游秦淮河时，他亦“代表彝族同胞”向于右任敬酒，以此突出其民族身份。[98]类似于这样的立场宣示和符号展示，都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央政权承认其民族地位的期待。对于川康彝族政治人物的核心诉求，国民政府却依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与直接的回应。
尽管表面上充满了和气的融洽氛围，但彝族观光团的内地之行却在无意中加深了国民政府与川康彝人集团之间的矛盾，使得双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裂痕。由于对驾驭彝人并无把握，国民政府始终对这批彝族政治人物抱有疑虑。除前述岭光电接受过军统的内部调查外，李仕安亦因在战后鼓吹“白彝解放”受到猜忌。[99]对于掌握靖边部武装、且在政治上亲刘文辉的孙子汶和王济民，则更为国民政府所不信任。在观光团赴内地之后，军统甚至怀疑并秘密调查孙、王二人是否具有中共背景。[101]为此，国民政府在接待和笼络观光团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威慑。国防部在安排观光团参观兵工厂时，带队的官员以为彝人团员不懂汉语，直接对兵工厂负责人泄露了带其参观的目的：“中央意见，叫能看的尽量给他们看看，你知道吗？川康蛮子经常造反。”对于其参政诉求，国民党中央依旧采取不予正面回应的态度，使这些川康彝族政治人物的希望“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南京方面在接待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吓唬和哄骗手段”，更引起了这些民族上层人物的强烈不满。国防部长白崇禧在接见观光团时方面予以礼遇，向每位团员赠送呢子军装、手枪和日本指挥刀，以示拉拢，[102]同时亦强硬地宣称，彝人若再种烟“毒害全国”，他便要“大张打伐”。对此，岭光电、孙子汶等人都感到“民族感”受到伤害，在私下里表示了强烈的不满。[103]
尽管岭光电等人致力于在国民政府体制内争取政治利益，但同时也密切关注着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对国民政府失望的加深，以及国民政府在内战中颓势渐显，部分彝族政治人物开始将注意力转移至共产党，寻求新的出路。岭光电出席国大期间，与四川立委李天明共住一室。两人谈及襄樊失守及康泽被俘等事，皆流露出对共产党控制区情况的极大兴趣，岭甚至表示想去看看。[104]李仕安则在会议期间受到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民革”地下成员何培荣的影响,在何的介绍下，与8位川籍国大代表前往上海，在杨虎家里插香盟誓，秘密加入了“民革”的外围组织-“兴中学社”。返回成都后，他又与“民革”川康分会执委马秋帆取得了联系，在其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105]观光团成员罗正洪、傅正达和刘世昌等青年彝人，则是经由观光期间在京拜访龙云的机缘,投入了共产革命。在龙云家族的鼓动下，罗、傅二人返回宁属后，不断前往孙子汶、罗大英、吉绍虞及岭光电等人处活动，劝说其准备起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49年8月，罗、傅、刘三人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106]在中共党员马仲元的提议下，罗正洪、傅正达和刘世昌牵头成立了中共外围组织-“川康彝族青年革命先锋队”，明确宗旨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彝族青年和上层人士，反对国民党以彝治彝的反动政策和民族压迫，组织起来以实际行动响应全国的胜利解放”。[107]由于罗正洪等三人在彝族家支中的地位与在宁属的人际网络，这一组织“当时在彝族青年中有相当的影响和号召力”，成为中共方面对彝族进行工作的重要工具。截至1950年西昌解放时为止，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西康共发展少数民族党员34人,其中彝族党员30人。[108]
随着国共斗争结局的日渐明朗，靠拢共产党、在新政权内寻求出路的想法逐渐成为岭光电、李仕安等人的共识。早在1949年5月，李仕安即劝说岭光电：“共产党将在北京召开大会，你声望高，若去参加，一定得到重视，将来对彝人有好处。”因不易脱身和刘文辉反对等因素，岭未能成行北上，但已同意罗正洪“响应解放”的提议。重庆解放后，岭亦多次劝说黑彝李明扬不要主动攻击解放军，“应该安静等待，不能用彝人作别人的牺牲品”。由于此前争取彝人参政受挫,岭光电主张对国共内战采取超然和观望态度，认为“党派斗争是你汉人的事，国家政权也不会有我彝人的份”’，“不论你们谁斗胜，只要对我们彝人好,我们就拥护；不好，则躲到山区看大局变化再说”。西昌解放后，共产党委托与岭光电熟识的原凉山彝务专员毛筠如写信给他，称“解放军了解你,欢迎你回来共同为彝 人办事”，并随函寄来“约法八章”和“民族政策”，对岭光电产生触动。他将国共两党的民族政策进行比较，认为前者除“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外，“不见具体政策”，而中共刚刚执政“就订了这么好的民族政策”，下定了投诚的决心。1950年4月，岭光电宣布所部接受解放军改编，正式与中共合作。[109]无独有偶，孙子汶、罗大英等靖边部将领最后亦在共产党争取下反正，配合进驻和接管西昌。[110]李仕安则在刘文辉的推荐下，为解放军进入彝区担任向导，被贺龙称为“解放150万彝族同胞的急先锋”。[111]
在内战动员的压力之下，为开发彝区资源、争取川康彝族反共，国民政府在行宪国大召开前后，予再度前来请愿的彝族政治人物以极高的礼遇，但仍然没有正视其政治诉求,使其无法看到在现行政治体制内通过代表“民族”占据更多政治资源的机会。中共在内战中的节节胜利，以及其具有更为系统和具体的“民族政策”，则对这些边疆政治人物产生了吸引和感召。在经历了战后争取民族参政权的种种风波之后，这批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彝族政治人物最终选择背弃国民政府，投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民族工作。
结 语
抗战结束后，围绕着川康彝族参政问题，国民政府、地方军人与川康彝族政治人物之间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政治互动，展示了战后国内边疆政治之间的若干面相。
在近代中国的边疆政治中，沟通“中央”与“边疆”关系的那些兼具二者属性的人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作用。王汎森研究指出，在近代政治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往往存在着“链接性”人物或者“中介性”人物，使核心区的活动能扩展到某些小地方。[112]在抗战前后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进行渗 透和控制的过程中，岭光电、李仕安等边疆政治人物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们通过在内地特别是在中央军政系统内的学习和受训经历，接受了现代政治观念的洗礼，进而又通过自身的族群身份、家族背景和地方人脉，将中央政权的意识形态传播到边疆地方，将边疆“中央化”，使边疆发生了变化。在国民政府在各地方建立统治的过程中，利用地方人士“打进来、拉出去”的策略曾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113]国民政府对岭光电、李仕安等彝族政治人物的培养与派遣，亦是这种手法在西南边疆地区的运用。对边疆代理人的利用，固然可以在短期内建立国民政府在边疆的统治基础，但由于在边地缺乏足够的军政力量进行直接统治，不得不允许边疆代理人拥有便宜行事的自主活动空间。
尽管这些边疆政治人物在相当程度上可被视为国民党边疆民族政策的执行者，但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着眼点仍在于拓展和巩固个人的权势，与中央并不构成“按电钮”式的控制模式。他们不仅利用中央所赋予的资源与名义加强自身在边疆地方活动的合法性，也试图游说、影响中央制定有利于己的相关政策。在中央与边省争夺边疆的背景之下，他们亦与边省军人之间存在密切互动，形成各种利益交换，这使得西南边疆的“中央化”程度远未达到国民政府的政治预期。在抗战以来潜移默化的地方权力结构转变过程中，这些边疆政治人物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政治主体，开始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成为与国民政府讨价还价的政治对手方，并可能在一定情势下转化为中央政权的异己力量。有学者指出，近代中国边疆的权力结构实质是中央政府、地方军人和“土著精英”的三角关系，其中地方军人和“土著精英”之间的冲突最为直接,后者会邀请中央势力介入边疆政治，从而与地方军人发生冲突。[114]但在战后彝族争取参政权这一个案中却显示，这三角关系”并不稳定，存在着更多的变数和可能。
在推动边疆地方“中央化”的同时，这些边疆政治人物也积极谋求将边疆地方“民族化”并将其作为自身的核心政治目标。20世纪30年代以来“民族”身份逐渐在中国成为一种可以带来政治利益的权力工具，使得活跃在西南的部分边疆政治人物希冀通过争取“民族”地位、充当“民族”代表的途径，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更大的政治空间，以便在区域内的政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就战后彝族参政问题而言，宣称能够代表“民族”的川康彝族政治人物，尽管在地方上具备一定的政治威望，但仍然缺乏与边疆民众之间的授权代理关系。所谓“请愿”并不涉及对地方民众的动员，仅仅是穿梭于各股政治势力之间寻求交易。其自封或获得的“代表”身份，则是“僭民政治”在边疆的存在形态。[115]战后民族民主运动的潮流，进一步抬升了“民族”这一符号在政治活动中的分量,促使部分边疆政治人物在各种情境下进行“民族”角色的扮演，寻求国家政权对自身所属“民族”的承认, 投身争取“民族”参政权的运动。他们在民族参政权方面的诉求，也并非仅仅着眼于几个具体的代表席位，而是希望得到一套制度化的解决方案,以保障利用“民族”特色而获得的利益。
作为国内边疆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国民政府在战后边疆事务的主要精力仍放置于内蒙、新疆与西藏,并未对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表示足够的关切，并不认为西南问题与其它边疆民族问题处于同样的政治地位。尽管在表面的政策叙述上，国民党较战前更为强调“民族平等”等政治口号，但在战后亚非各地“民族运动”风起云涌的国际和区域格局之中，国民党中央深恐一旦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承认包括彝族在内的西南各少数民族地位,将产生难以预料的政治后果。在战后边疆民族问题纷纷抬头、国民党内部亦存在各种利益和观念分歧的局面下,也很难就西南少数民族的地位问题达成共识。[116]国民政府对战后彝族参政的诉求采取消极态度，亦与请愿运动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尽管在形式与内容上,战后彝族请愿与战前高玉柱、喻杰才的请愿有众多相似之处，二者建构彝族的思路更是有相同思想资源的支撑，岭光电更是先后参与了两次请愿，但两次请愿的性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别。高玉柱等人在战前提出西南彝苗问题，有利于其时中央军政势力向西南的扩张,故国民政府对请愿活动表示了充分的支持，进行了较为有效的掌控。但战后的此次请愿，却是在边省当局的运作下发起的，其矛头已指向国民政府。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国民政府基本延续了战前处理西南民族问题的政策思路，不予承认彝族的民族地位，但又根据战后政治斗争的实际需要，试图以具体的政治利益拉拢参与请愿的川康彝族政治人物。国民政府对彝族参政问题的处理方式，低估了这些边疆政治人物对于“民族代表制”的渴求，导致其最终失控脱轨，甚至加速了川康彝族政治人物的离心。
川康彝族政治人物的角色转变过程，亦折射出近代边疆政治嬗变过程的复杂性。一方面，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民族”话语在包括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下愈来愈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国家政权对于“多民族”的现状也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予以承认,不得不做各种“民族平等”乃至“民族自治”的政策宣示。“民族”政治的兴起，正是川康彝人集团追逐民族地位和民族代表制度的重要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的“民族”话语拥有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背后，传统的“华夷” 观念依然存在，使得这些边疆政治人物仍被相当一部分汉族政治人物视为“蛮夷”。部分地方汉人士绅对岭光电、李仕安的排斥，国民党当局对彝族观光团的威吓手法，就是这种心态的直接反映。而这些边疆政治人物在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亦多以“天下”“王朝”等旧时代的格局和秩序想象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此亦系这一转型时期的吊诡之处。[117]
作者：赵峥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原文系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项目“民国西康宁属彝族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 16SK10)阶段性成果，载《史林》2017年第2期。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文字来源：西南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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