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北彝族钞本亟待抢救
彝文是连续使用超过千年的文字，彝文钞本文献涉及面极广，蕴藏着丰富的信息。
彝文古代印章印文。
绘制精美的彝文钞本古籍。
在黔西北的大地上，卷帙浩繁的彝文钞本，散落在居住于莽莽群山中的彝族同胞手中。历经千年岁月的彝文钞本，至今仍有一万余册存世。这些记载了这个古老民族迁徙与兴衰、生存与发展的典籍，是彝族最重要的文化印记。然而，受多种原因影响，彝文古籍现状堪忧。为了抢救濒危的黔西北彝族钞本，贵州毕节学院向国家申请了“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以下简称“彝文钞本研究”），并最终获得立项，这对拯救彝文古籍将起到重要作用。
70%以上均属孤本
为什么要把彝文钞本定位为“濒危”？这还得从彝族语言的生存状况说起。当前对濒危语言程度的鉴定，标准不一。2002年2月，在德国科隆召开的濒危语言学会上，会员们一致通过将语言按现状分为7个等级，第4—6级为“濒危”，第7级为“灭绝”。其中对4级濒临危险的语言的描述为：所有使用者都在20岁以上，而群体内部的儿童都已不再学习使用的语言。
“依此标准，在目前黔西北大部分彝族聚居区，彝族语言已达到或超过‘濒临危险的’第4级。”张学立说。
如今，流传和遗存于黔西北地区的彝文文献形态主要有：纸书、岩书、布书、皮书、瓦书、木牍、竹简、骨刻、木刻、金石铭刻、印肇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纸书。
“从文献载体的濒危程度来看，以毕节市为核心区域的黔西北地区，现存的彝文古籍大多在边远偏僻的少数民族村寨，由于条件有限，许多书籍正在遭受虫蛀、霉变、烟熏火燎和雨淋。”张学立说，“存世的彝文古籍70%以上均属国内外孤本，一旦毁损或丢失，就意味着它们在地球上彻底消失。”
“古彝文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毕节学院院长、贵州省彝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彝文钞本研究”首席专家张学立说，这些濒危的彝文钞本，能够为国家和当地政府的中水考古、可乐夜郎考古等提供科学依据，也能为毕节打造彝族文化旅游区提供历史依据。
教育部社科司社科规划处处长何健说：“当前，一方面是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消失的速度在加快；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在我国现代化的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抢救、整理和研究刻不容缓。”
“毕节作为彝族文字的发祥地，是彝族阿哲家族以世袭传承方式统治长达1470多年的水西政权的所在地，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优质彝文古籍，拥有世界上字数最多的单本彝文古籍，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彝文史书，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好的彝文碑刻等。”毕节学院党委副书记姬异丹道出了研究立项的缘由。
正因为拥有彝文古籍富矿，毕节学院报送的“彝文钞本研究”才顺利成为全国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同时也是贵州高校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个。
钞本收集难度不小
在“彝文钞本研究”课题组的报告中，对整个黔西北彝族钞本数量的估量为一万余册，但在贵州民族大学译审王子尧看来，实际远远不止这个数。
“两万册都没问题。”身为毕摩世家的王子尧大声疾呼，彝族钞本真的到了濒危地步，再不抢救就没有了。王子尧还清楚地记得，在破“四旧”的年代，很多钞本都毁于一旦。“我们家的钞本烧了七天七夜，最后还剩下那些燃烧不尽的羊皮书。”即便如此，他坚信，彝族的文化是烧不完的，这一次的课题如果做好了，就是对黔西北彝族人民做出的一项丰功伟绩。
黔西北位于云贵高原从海拔1000米到3000米的过渡地带，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区域，“天无三日晴”，湿度普遍较大。
毕节学院彝学研究院院长王明贵说，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所处的保存环境，如果防霉、防湿、防蛀条件不够理想，将会导致这些珍稀文献霉变、毁损，乃至无法修复。因此，急需采取一系列抢救与保护措施。
除了保护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要全面收集到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彝族钞本同样不易。“在云南，最便宜的钞本也在500元左右。”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永祥说。
此外，由于彝文典籍的内容广泛，时下黔西北地区既能够准确阅读理解彝文，又通晓汉文的老毕摩，人数十分有限，所以多数收藏彝文典籍的单位，无法按照文献馆藏标准编排，给研究者在检索上造成极大困难。
“若彝族钞本文献不能进行科学归类、整理收藏，即使收藏再多的彝文文献也难以发挥实效。”王明贵说：“加之不同机构的整理者都是通过不同途径到文献保存地搜集，存在恶性竞争，破坏了文书信息的内在联系和完整性。”
彝文古籍填补汉文典籍之空缺
“彝文是连续使用时间超过千年并至今仍通行的表意文字，这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具有唯一性的一种研究文本。”张学立说。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汉文与彝文由于同属于表意文字，因而曾发生过错综复杂的互动过程，传世彝文典籍所反映出来的彝文文字的流变史实，自然成了深入探讨汉字演化不可多得的辅助资料。
传世彝文典籍所记载的内容涉及面极广，天文、历史、地理、数学、医学、生物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军事等无所不包。其中，尤其是有关川、黔、滇、桂四省区的历史文献及文物资料、地理资料、特种动植物资料、灾变资料等都很丰富，有很多资料还填补了汉文典籍和其他少数民族文本资料无记载之空缺。
《三国演义》中有“七擒孟获”的故事。虽然历史可以被“演义”，但“演义”却取代不了真实的历史。诸葛亮南征，汉文史料所载甚略，而在彝文古籍中却能找到一些更为详细的记载。《西南彝志·六祖起源》就说：“后汉建兴之世，诸葛先生出兵南征，大破蛮王之时，我们的祖先慕齐齐率兵随从，背军粮给他们吃，征服了南蛮王。”
课题组核心专家、毕节市彝文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继超认为，彝文古籍补正了一些汉文献的不足。如汉文献认为，彝族是游牧民族，只行火葬、天葬而无土葬，但《彝族源流》和《指路经》中就有行土葬的记载，对传统说法提出了质疑，为拓展研究视野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
“通过濒危彝族钞本文献的挖掘、保护、整理、研究工作，能够为国家和当地政府采取保护开发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王继超说。
随着“彝文钞本研究”课题组的不断深入，张学立等人发现，在当前的彝学研究领域，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存在诸多空白。
“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研究中反映出彝族思维与论证方式研究空白、民间习惯法模式研究空白、汉彝文字比较及不同区域间文字比较研究薄弱、经济命题被长期忽视等问题。”张学立说，为了做好这个宏大的课题研究，课题组将在未来的研究中，采取田野调查、文献考古、比较研究、逻辑学符号学与认知分析等方法，进行深度研究，预计3年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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