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卿:彝文规范的前景
摘要:语言的统一为前提,没有基础方言的超方言表意文字是不存在的。就彝语的历史和现状来说,不具备统一文字的条件。因此,整理规范彝文不必追求全民族的书同文,应该考虑彝语方言的实际情况,分别在社会生活联系密切、语言一致性较强的区域内确定该地区的标准方言,使彝文的整理规范以该标准方言为基础进行。可以制定一套能够囊括各地方言所有音节的“大音节文字字符集”,各地方言互相对应的音节,采用相同的字符,不能对应的音节,各取所需。
关键词:彝文;规范;大音节文字字符集
编者按:作为一个非彝族的学者,孔先生对彝文做了一定程度的深入研究,一些观点很有创见,但是,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有待商榷。
一、引言
彝文是彝族历史上使用的一种民族文字,主要用于彝族的原始宗教活动,留下了丰富的彝文文献。历史上,彝族没有形成全民族的统一政权,彝文也不用于政治统治,所以彝文规范的程度很差,异体俗体众多,同音通假现象相当严重。彝族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广西三省一区,居住相当分散,随着地方的割据,方言的分化,彝文又形成了很大的地区差异,不同方言区的人不能相互看懂对方的彝文文献。彝文在历史上主要掌握在宗教祭司———毕摩手中,随着毕摩阶层的衰落,彝文的使用在近二、三百年中逐渐中断了。解放后为了尽快提高彝族群众的文化水平,50年代曾经为彝语创造了一套拉丁化新文字,但是由于不适合彝语的情况,不被彝族群众所接受,因而被迫废弃。70年代后,四川的学者对当地原有的老彝文进行了整理规范,选出819个字代表彝语813个音节(以喜德彝语圣乍话为标准音),整理成一套表音节的规范彝文。1975年12月,四川省批准了《彝文规范试行方案》,1976年起在四川境内试行,1980年国务院批准《四川彝文规范方案》正式推行。此后,云南省也成立了彝文规范工作领导小组,在原有彝文字中选出一些简单易学的字,整理成一套超方言的表意彝文,即每个字固定字形、字义,不规定读音,各方言按各地的方音念读。1987年,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规范彝文在全省范围内试行。后来,云南、贵州、四川、广西三省一区的彝语文学者又一起合作,从各地彝文古籍中选出2600多个字,整理出一套超方言表意彝文(见《川、滇、黔、桂彝文字典》),这就是四省区“通用彝文”,主要用于彝文文献的整理工作,目的是在彝文文献的整理中率先实现“书同文”,然后逐步过渡到全面的彝语书同文。
彝文规范的工作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但是,三省一区是否能够实现书同文,彝文整理成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仍然有不同的意见。[1]对于前一个问题,关键在于文字统一的基础是什么?对于后一个问题,必须明确是否存在没有基础方言的超方言表意文字。
二、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超越方言
长期以来,国内对文字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汉字。汉字具有三千多年悠久辉煌的历史,留下了丰富浩瀚的文献,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传达信息、交流思想的工具,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汉语方言复杂,方音分歧,北京话、广州话、上海话之间基本无法通话,但是,写成书面文字,都能看懂。尽管北京人、广州人、上海人分别用不同的音去读,但不影响他们对意义的理解。古时候的人怎么说话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但是,我们用现代的读音去读古书,照样能理解它的意思。历史上,汉字曾经借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他们写着同样的汉字,可是,读成完全不同的音,甚至单音节的汉字可能读成双音节。这些都是因为汉字是表意性质的。基于对中国汉字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表意的汉字具有超时间性、超方言性甚至超语言性。
是不是只有表意文字才具有超时间性和超方言性呢?跳出汉字的圈子,看一看其他国家或者中国境内别的民族的文字,我们就会知道答案是否定的。远的不说,就说我们的兄弟民族藏族。公元7世纪的时候,藏族人借鉴梵文创造了自己的文字,那是地地道道的拼音文字。当时的藏语是否有方言分歧的现象暂且不谈,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化,藏语的语音已经和古藏文时代大不相同。可是,今天的藏族使用的仍是9世纪时经过规范的藏文,今天的藏族人也能够读懂古代的藏文文献;今天的藏语,方言之间的分歧并不小,方言之间也很难通话,但是,同样可以借助书面藏文进行交流。那么,属于拼音文字的藏文同样具有超时间性和超方言性。因此,超时间性和超方言性不是文字的表意属性带来的,不是表意文字所独有的特性。
实际上,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具有超时间性。这是由文字的本质所决定的。从本质上讲,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与语言的一定单位相对应。表音文字系统与语言的语音系统一致,字符或对应于音节,或对应于音素,但都无意义,只有音节与音节或音素与音素组合成词或语素的时候,才有意义。表意文字直接对应语言的词或语素,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因此,我们习惯把表意文字的字符称为“字”,而把表音文字的字符称为“字母”。字母本身不等于文字,只有当字母拼合成词表达一定的词义时才算得上具备形、音、义的真正的文字。因此,不论是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记录语言时都是以词为单位的,阅读者也都是以词为单位来认读的,而不是以字母为单位。表意文字的字,古今音变而字形不变;表音文字一个词的拼写法同样可以而且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保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变。所以,学习拼音文字不只是学会几十个字母,更重要的是学习它的拼写规则。同一个字母在不同的词中可能读做不同的音,不同的字母也可能读音相同,有的字母不读音,有时两个字母合读一个音。拼读规则就现实来说是人为的规定,就历史来讲反映的是语音的变化。也就是说,当语音变化时,拼写可以不改变,只是需要改变拼读的规则。当然,拼音文字可以通过拼写的改变来反映语音的变化,但书写的改变总是落后于语音的变化,而且,文字作为社会约定俗成的交际工具,不是可以随便改的,正字法的修订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事,总要以不引起文字的混乱为前提。因此,无论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都具有超时间的功能。
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具有超方言性。任何语言都不会是内部完全一致的,都存在方言分歧。文字的超方言性不在于它是表意还是表音,而是由于它代表了一种标准语。换句话说,统一的文字记录的是统一的标准语,它以标准语的词为记写单位。不但表意文字以词为记写单位,表音文字同样以词为记写单位,而不是以音素或音节为单位。方言与标准语之间尽管语音差别可能非常大,但它们之间总是存在一种有规律的语音对应,方言区的人心里存在着这种对应规律,当他看到一个字的时候,就会在心里换算成自己方言的读音。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汉字,北京人、广州人、上海人读成不同的音。同样,藏语不同方言区的人面对藏文的时候,心里读的也是各自的方音,所以,不同的藏语方言区,藏文的拼读规则不同。拼音文字不同于音标记音,正字法是一种社会规范,它不允许方言区的人根据方音随便改变拼写法,只能改变拼读规则。
文字的超方言性和超时间性实际是一回事,方言差异是由于语言的历史演变不平衡造成的,共时的方言差异是语言历时演变的投影,也就是说,不同的方言代表语言历时演变的不同阶段。语言具有语音、词汇、语法三个要素,文字可以超越语音的差异,但是不能超越词汇和语法的差异。词汇和语法的不同是今人难以读懂古书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用汉字记录与普通话差异较大的方言,那些跟普通话不同的词汇和语法现象同样是其他方言区的人阅读时的障碍。从古到今,汉字记录的都是标准语或曰共同语。汉字记写方言口语的功能很差。汉语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但是,即便是北方方言,仍有不少口语词不知道用什么字写,只能用同音假借的方法来记,记写南方方言就更难了。下面是用汉字记写的两句广州话:
上×个斜好嗍气。
落××耐雨,西水大嘞。〔2〕
这里有些是方言字,用来记录广州话特有的词汇,如“×”“×”“ “×”“嗍”;有些字只是用汉字记音,跟字面意思无关,如“耐”“西”;有些词与普通话的说法不同,如“下雨”广州话说“落雨”,“坡”广州话说“斜”。这些文字上的不同,都是源于语言的不同,不懂广州话的人即使能念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汉字超越的是方音而不是方言。同一个汉字,不同的方言可以读成不同的音,但是,同一个概念,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说法,写出来当然是不同的字。比如“玉米”一词虽然各地有不同的读音,但读的都是标准语的词,实际口语中可能不说“玉米”,而是“苞谷”“苞米”“棒子”“玉蜀黍”等。方言区的人看到“玉米”两个字,按照方音来读“玉米”的音,但是绝对不会按照方言的说法读成“苞谷”“苞米”“棒子”“玉蜀黍”的。不懂方言的人看到“苞谷”“苞米”“棒子”“玉蜀黍”这些字,也不知道究竟指的是什么。
汉字曾经借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这是表意文字可以超语言的确证。但是,文字系统必须与语言系统相对应,在用汉字记录其他语言的时候,有些字与汉语的意思相同,有些不相同,比如“手纸”在日语里是信的意思,有些则是用汉字作为表音节的符号。即便是完全用汉字记录的日语,中国人也不能完全看懂。因此,单个的汉字可以超越语言的界限,但是,文字系统必须以语言系统为基础,无法超语言。
因此,文字统一的基础是共同的语言基础,也就是要有高于各方言之上的民族共同语或曰标准语。统一的文字以标准语为基础,没有基础方言的超方言表意文字是不存在的。而标准语的形成及其权威性的发挥,与相对统一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相对统一的政权是一个重要条件。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如果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采取“书同文”的政策,恐怕汉语和汉字早已分化成多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字了。美国英语是英语的一种方言,很多词与伦敦英语的写法不同,因为分别处在两个国家,没有统一的环境。因此,不管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超方言”(实际是超方音)的前提是统一的政权,统一的文字法规及高于各方言之上的标准语。
三、彝语能否书同文
文字能否统一,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共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及共同的社会生活环境,这既是文字要求统一的前提,又是统一文字政策得以实施的必要保证;二是在此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共同语。文字的统一以语言的统一为前提,统一的文字记录的是一种共同语。
彝语的分布很广,遍布云南全省、贵州西部、四川南部及广西西北部分地区。山川阻隔、交通不便,而且周围的民族环境复杂,各地彝族或与其他民族杂居,或处于其他民族的包围之中,各种语言相互影响,使得彝语方言在因地理隔绝的自然分化之外,又因语言环境的影响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所以,现代彝语方言分歧很大,不同方言,甚至不同土语之间相互不能通话。只有四川凉山的北部方言因为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殊,内部分化较小,受其他语言的影响也较小,方言内部比较一致。
彝语的方言分歧主要表现在语音和词汇两方面。语音的差异是各地语音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从语音系统来看,彝语各方言的差异并不太大,声母、韵母、声调的数量相差不大,声韵调的对应规律也很清楚。彝语方言更大的分歧在于词汇。现代彝语跟现代汉语一样,是以双音节词为主,但从彝文文献来看,古代彝语与古代汉语一样,也是以单音节为主。古代彝语的方言差异主要在语音,直到现在,彝语各方言之间单音词尤其是基本词汇同源的比例仍是很高的。这些字写法上的一致性也较高,即使有差异也基本属于异写字的范畴。如“山”“水”“手”“脚”“眼睛”“尾巴”“人”“君”“呗、师”“祖”“妣”“代、辈”“子”“孙”“黑”“银、白”“蛇、金、黄”“树”“叶”“虎”“龙”“吃”“喝”等,各地的写法基本相同。
而双音词和多音词的情况就不同了。有的部分语素同源,部分语素不同源,如“热水”贵州威宁°i21tsÁu21,云南路南§i33m˜55;有的所有语素都不同源,如“鸡蛋”,贵州威宁vu55fu33,云南路南°e33²u33mu33;有的词根同源,词缀不同源,如“黑黝黝”,贵州威宁nɑ13pu33pu33,云南路南ne33h¡21h¡21;有的词根、词缀都不同源,如“晴朗”,贵州威宁tsÁo13du33du33,云南路南go33®e33®e33;有的一方是本族词,一方是借词,如“沙子”,贵州威宁lo33xe33,云南路南©A33si21。
因此,彝语方言词汇的差异主要在复合词上,全部语素都同源的比例不是很高。我们没有做过完全的统计,不
过《彝语简志》对部分词汇所做的统计可以说明一定问题。北部方言与其他方言相同的词和有语音对应的词所占百分比如下:[3]
喜德(北部):
威宁(东部)约占42%:禄劝(东部)约占39%:新平(南部)约占36%:邱北(南部)约占20%:宜良(东南部)约占39%:文山(东南部)约占33%:巍山(南部)约占31%:大姚(中部)约占35%
这个统计既包括单音词,也包括复音词,根据上面的论述,单音词同源的比例当高于此,而复音词同源的比例当低于此。
彝文无论是统一规范为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都存在确定标准语(不是标准音)的问题,主要是确定共同词汇规范。彝族历史上没有全民族的统一政权,也没有形成全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也不可能形成民族共同语。那么,现在各地的彝族能否通过协商确定一个标准语然后逐步成为民族共同语呢?恐怕不能。首先,生活中没有这种需要。彝族小聚居、大分散,从小的方面来讲,各地彝族分别隶属于各地州县(包括民族自治州、自治县),有各自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基础,本民族间交际使用当地的彝语方言;从大的方面来说,各地彝族分别隶属于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区,需要服从各省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大环境。各地彝族没有直接的共同的社会生活关系,不同地区的彝族相互交流或与其他民族交际一般使用汉语。正是由于大部分与其他民族杂居地区的彝族人已经兼通汉语,有了汉语这一高于各民族语言之上的全中国各族人民的通用语,在彝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没有形成对民族共同语的迫切需求。其次,民族共同语不是人为的规定,是自然形成的,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历史上标准语总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尤其是统一政权所在地的方言,其他地方的人为了融入社会的主流,总是主动、自愿地去学习这种方言,渐渐使之成为民族共同语。现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彝语都不具备成为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的条件。
今天的彝文是以各地彝语方言为基础的。文字的差异根源在于语言的差异,要想统一彝文,先要统一彝语,即确立民族共同语。今天的彝族不可能自然形成全民族的共同语,因此,就彝语的现状来说,不具备统一文字的条件。
有学者认为,彝文今天的方言差异与战国汉字文字异形的情况很相像,彝文的统一规范应参考秦始皇“书同文”的政策。既然汉字能够从战国时期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走向统一,那么,彝文的全民族统一规范也一定可行。笔者认为,这种相像只是表面现象。首先,战国时期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与彝文的方言差异有着实质上的不同。战国时期,汉语早已形成了汉民族共同语,虽然各地“言语异声”,但各国之间互相交往使用共同语为媒介,书面语言也是以共同语为基础的;而彝族历史上没有形成民族共同语,现在也没有哪一种彝语方言具备成为标准语的条件,不同地区的彝族相互交往一般使用汉语。其次,战国汉字异形而不异质,文字的差异没有超出异体字的范围,因此秦始皇的“书同文”不是用秦国文字统一六国文字,而是对包括秦国文字在内的战国文字进行规范化。今天各地彝文不仅仅是字形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记录语词的不同,这是以方言的不同为基础的。字形的统一比较容易,而方言的统一则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最后,秦始皇采取“书同文”政策是因为当时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权,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并且以汉民族共同语为基础;而今天的彝族与其他民族杂居在一起,大分散、小聚居,各地彝族没有共同的社会生活圈子,没有统一民族语言和文字的社会实际需要。文字的产生和文字的发展都是出于社会需要,没有迫切的社会需要,即使专家们整理出一套文字,也无法在社会上推广、普及。[4]因此,规范彝文首先要从实际出发。
四、彝文规范的前景
分析彝族社会语言文字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看到,彝族没有统一文字的社会基础和语言基础,不具备统一文字的条件。因此,整理规范彝文不必追求全民族的书同文,不必在确定哪个方言作为全民族标准语基础方言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应该考虑现在彝语方言的实际情况,分别在社会生活联系密切、语言一致性较强的区域内确定该地区的标准方言,文字整理规范以该标准方言为基础进行。
整理规范后的彝文是表意还是表音,应该考虑彝文自身的特点,遵循彝文发展的规律。彝文虽然总字数很多,但大部分都是异体。彝文缺乏合体构造新字的手段,主要靠异体分化来构成区别字。[5]异体分化是人为的分化,缺乏理据,因而不能推广,这就使得彝文只能朝着表音的方向发展。彝语东南部方言、南部方言、北部方言文献用字的实际情况是:字无定义,同音字可以互相通用;词无定字,一个词可以用多个同音字或异体字来记写。已经不再具有表词文字的特点,基本变成了音节文字。这就需要为每个音节固定字形,使之成为真正的音节文字。四川的规范彝文就是这样做的,可以算做一个成功的范例,当然也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东部方言开始出现合体会意和形声字,发展出了利用增加区别符号来构造新合体字的手段,[6]但是,其发展速度远远赶不上语言实际的需要,要维持表词文字也很难。此外,现代彝语中占有相当比例的现代汉语借词也无法用表词文字来记写,因此,其发展方向也是音节化。因此,彝文的整体发展趋势是向音节文字的方向发展。
彝文规范和彝文统一是两回事。彝文不能实现全民族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各地彝文的整理规范工作只能各自为政,可以丝毫不考虑其他地区的情况。因为各地的彝文都是从一种共同彝文发展来的,在基本字上保持了字形上的一致性和读音上的对应性。因此,在根据各自的音节系统确定音节文字的时候,就可以尽量选用那些各地相同的基本字,并且在字形上统一规范,消除地区差异。
1999年4月,在成都召开的四省区彝文古籍第七次协作会上,彝文的统一规范问题被列为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会议就1980年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的进一步推广和完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民族语文工作者通过认真、冷静的讨论,一致同意把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作为全国彝族的规范文字,会议形成了“关于把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作为彝族规范文字的纪要”。[7]
四川《彝文规范方案》已经使用了很多年,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可以作为规范各地彝文的基础。但是,各地的声韵系统不一致,音节字符的数量也不同,四川《彝文规范方案》显然不能满足各地的语音系统,需要在此基础上增加字符。可以采取“最大公倍数”的方法,制定一套囊括各地方言所有音节的“大音节文字字符集”,各地方言互相对应的音节,采用相同的字符,不能对应的音节,各取所需。
音节文字类型,适用于音节结构比较简单、开音节、音节数量较少的语言,世界上的音节文字字数一般在四五百个以下。四川规范彝文有八百多个,这是因为彝语是声调语言,凉山彝语有四个声调,除次高调不单独定字,采用在中平调字上加符号表示外,其他三个声调都分别定字。我们认为,既然是音节文字,就没有必要为不同声调的字单独定字,而是每个音节确定一个字形,不同的声调用声调符号来区别。在这个问题上,四川《彝文规范方案》做得还不够彻底,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声调都采用专门符号表示,同音不同调的词用同一个字,只用声调符号加以区别,就可以减少三分之二的字数,使凉山彝文字数缩减到300个左右。
此外,各地彝语的声调不对应,声调数量也不相同,各地在采用相同的“大音节文字字符集”的同时,声调符号数量也可以取最大值,即根据声调数最多的方言,确定几个声调符号,按1、2、3、4、5的顺序排列,声调少的方言有些符号则闲置不用。
这样,彝文就可以实现在字符上的统一,就可以进一步开发相同的文字处理系统,避免重复性的工作,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目前,四川的彝文处理系统已经研制成功,[8]通用的彝文处理系统的研制工作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
音节字符的统一和文字的统一不是一回事。音节字符不等于文字,这就好比学会了五十个假名不等于学会了日文。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文字的统一以语言的统一为前提。彝语的方言差异是历史造成的,是现实存在的,虽然彝族的语言无法实现统一,实际文字统一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并不妨碍各地的彝族文字采用统一的音节字符。字形的统一规范比语言的统一规范要容易得多,它需要研究字形的历史发展规律,但最终是人为的规定。当然,“大音节文字字符集”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其中大量的细节工作需要各地的彝语、彝文专家聚在一起商议解决。彝族文字只有采用同一个字符集,才能尽快地实现彝文的信息化处理,彝文也才能够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彝族人-网诞生于北京,已经20年了。初心不改,在浮躁的网络时代,留一片净土,为彝族留下更多闪光的文化。参考文献:
〔1〕陈士林.规范彝文的实践效果和有关的几个问题[J].民族语文,1979(4).丁椿寿.论彝文的类型及其超方言问题[J].贵州民族研究,1981(1).马学良.试论彝文“书同文”问题[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1).再论彝文“书同文”的问题———兼论彝文的性质[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2).朱文旭.漫谈彝文及其规范问题[A].彝族文化研究论文集[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2〕麦耘,谭步云.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3〕陈士林等.彝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4〕孔祥卿.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战国时期汉字状况与彝文现状之比较[A].文字学论丛(第二辑)[C].武汉:崇文书局,2003.
〔5〕孔祥卿.彝文的源流[D].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3.
〔6〕朱建新.论“彝文规范方案”的完善与彝文的统一问题[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9).
〔7〕唐韵.四川兄弟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及研究概述[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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