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毕节=礼文化/彝
写在前面的话：本文旨在对毕节成为“和谐社会试验田”的原因进行人文探讨，原想以“为什么是毕节”为题，但觉得这样的题目过于绝对化。所以借用数学语言来探讨以下四个关键词的对应关系，笔者对于如何建设“和谐社会”的观点也在这组关系中产生。
“在和谐中一切都是可能的”，据说这是毕加索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无意考证这位画家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但看了关于贵州毕节试验区扶贫经验的报告，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和谐中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连毕节这样一个被称为中国最穷的地区，被联合国确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17年来，通过平衡处理人口、经济、生态、资源、环境的关系，初步走上了理性、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又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呢？
――摘自《从毕节试验看和谐社会建设》
和谐社会 VS 毕节
1988年4月，受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邀请，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前往毕节，进行了为期13天的调研，并随后组建了“援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时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贵州省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这就是毕节“和谐社会试验田”的由来。
“为什么是毕节？”从政治意义上考察是党和国家路线方针的正确指引；从经济层面去分析是因为这里是中国最穷的地区；但从人文角度来观照可以展现出一个全新的视野。
毕节 VS 彝
首先回答“为什么是贵州？”它的偶然性是一位有着较深人文底蕴的领导人的出现。它的必然性却正是因为贵州是经济最不发达的省份之一。一般来说，越是贫穷的地区越具有纯朴的民风，经济上的落后并不能抹杀贵州人文上的和谐。特别由于贵州是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而这些少数民族原生性的质朴民风更加具有一种原始的和谐与原生态的天人合一。而新的“和谐种子”也只有落到在适合生长的土壤里才能自然地生根发芽。
进一步回答“为什么是毕节？”我们可以在地图上偶然地发现，这里居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少数民族，他们是毕节地区的原住民族，虽然现在是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着，但毕节地区的人文底蕴还是以这个民族为主体的，而他们的民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个民族就是彝族。
彝 VS 礼文化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雅号。儒家“礼之用，和为贵。”的理念正是架构在社会次序的基础上，透过“礼”的运作来规范人的行为和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所以钱穆说：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特质是“礼”。
彝，从民族形态来说是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的一支少数民族。但仔细研究中国文化的传承体系，我们可以发现，在西周初年的“彝文化”实质上等于孔子的“礼文化”，也就是说在“传统礼文化”形成之前的西周初期，代替“礼”起着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作用的就是“彝”字。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要将传统礼文化和原始礼文化进行区分。
夏、商、周三代相沿的礼乐文化传统，源于远古祭祀祖先和上天的仪式。这种敬神为主的仪式旨在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属于原始礼文化。古人思想中开始重视礼，正是对礼的庄严形式发生一种有意识的关注，觉得这种庄严仪式除了祀神之外，另有某种值得赞美的意义。其后才渐渐从庄严的形式过程中提炼出旨在建立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在春秋和战国时期（东周）的“礼崩乐坏”以后也就成为儒家所传承的道统――礼义系统，也就是传统礼文化的价值系统。
治古代思想的学者常认为传统礼文化出现于西周初年。他们认为周公“制礼作乐”，创制了西周的礼乐制度，其中自然就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礼”。这其实是一个含混的理解。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颜世安认为：所谓周公“制礼作乐”是一个战国时代形成的说法，后来变成一种信仰。其实依据西周墓葬和出土青铜器所作的研究，西周初年根本没有形成系统的礼制。北京大学考古队1979年挖掘报告指出：西周初年的墓葬可以看出社会阶层，但不见森然有序的礼仪差别。西周中期以后，具体说是周穆王以后，墓葬开始呈现制度化的等级序位，铜器的数量及组合逐渐形成一定比例。（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最近二十来年西周考古的新进展，也继续支持这一判断。当然，我们可以对周公“制礼作乐”作一种广义的理解。成王时代大体是西周制度开始草创的时代，执政的周公当然是创设新制度的领袖。尽管周代制度在后来才逐步完善，如分封制度在康王时成型，礼仪制度的成型在穆王以后，我们仍然可以把西周礼乐制度的创设归之于周公，在这个意义上说周公“制礼作乐”未始不可。但是，在作了这样的分解之后，就不能认为西周初年是传统礼乐制度形成的年代了。
所以，西周初年的“礼”，尚未脱神权观念的笼罩，仍是神灵信仰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调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如周初文诰中只是在祭典的时候提到“匚”（即礼），在讨论政治道德诸大问题时，却一次也不曾提及“礼”，这与春秋时代讨论一切重大问题离不开“礼”适成明显对照。但是西周时期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再处于“民神糅杂”的阶段，人的主体自觉意识已经凸显。西周初年的人用什么观念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当时的“和谐社会”呢？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礼（顿）是后起的字，周初彝铭中不见这个字（只有祭神的“匚”字，两者相通亦有区别）。但西周初年实际上已经有了与春秋时含义一致的礼观念，只是没有用“礼”（顿）这个字，而是用 “彝”。周初文诰中有十多处提到“彝”，皆是人际准则的意思。
在古代思想发展进程之中，传统礼文化的真正形成是在东周的春秋初期。当时的“以礼论政”中的“礼”不再以祈神为目的，礼本身成为一个独立的制度，可以维系国家整齐人民。尤其重要的是，礼体现一种文化锤炼的精神。《左传》、《国语》、《论语》中大量礼的议论，不论是关于治国，还是关于个人行为规范，其中都贯穿着对文化精神的信仰和信任。礼仪的这种新含义，表明春秋时代的人正在建立一个与神意世界不同的文化意义世界。此时的“彝”字也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不见经传。但是“彝文化”却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范畴，与“礼文化”如影随行。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又要将“彝”、“礼”和“义”进行考证。
据民俗学家林河考证，“彝”（YI）与“礼”（LI）在汉语上古音中都为“脂”韵，从少数民族语言来讲后者应是前者的变音，而且都曾是敬神的器物，两者应该是相通的。至于“彝”与“义”的相通，我们可以从音形意三个方面考证。意：两者都是指人际关系的准则；形：义之繁体为柳，由“羊”和“我”组成，反映羌族语言的特征，而彝族正是古羌人的南下的一支。音：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文字不多，语意的表达主要靠丰富语调。去年网上流行过一个发生在彝族地区的“熠伊毅”的故事，全文187个字皆为YI音，仅靠语调的不同就叙述出一个婉约凄惨的爱情故事。
晚清学者闫镇珩在其《六典通考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由三代以上，道与治出于一。由三代以下，道与治出于二。”这里所说的“治”，实际上是指的建立社会秩序的一切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而这里的“道”，则指的是蕴涵其中的价值系统。由于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特质是“礼”。所以，所谓“治”指的是这种礼文化的有形部分，即礼仪系统。所谓“道”，则是指的其无形部分，即礼义系统。
正所谓“由三代以下，道与治出于二。”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原始礼文化的形式与内涵已不相统一，统治之方式，已从自然之形式脱胎出来，一断于君主。于是“彝文化”与“礼文化”也就和合生生，形而上成为了儒家两千多年来孜孜以求的道统――礼义系统，形而下便成就了中国“礼仪之邦”的雅号。
礼文化VS 和谐社会
据采访过毕节地区的记者说，“毕节人非常纯朴，人看人是当做朋友，不是当做狼戒备的。”好一个“狼”字，直直地道出了大城市里人际关系的尴尬。毕节人“雇佣小偷来看家”的管理方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地区“天下无贼”的气象更是让某些“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汉族人汗颜的。
之所以我们的政府如此强调法治，正是因为在面对利益的时候，我们将彼此看成“狼”和“贼”。也正是因为缺乏“人看人是当做朋友”这样和谐的人文基础，社会上呼唤礼治的声音才如此薄弱。
我们将本文标题进行数学换算后可以形象地看出，如同毕节地区是以彝族文化为基础的一样，和谐社会是必定是以礼文化为支撑的。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原始、传统和现代和谐社会与原始、传统和现代礼文化的对应性区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告诉我们，社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人的理性不断觉醒的过程。所以，我们只有不断将人的理性注入母体性的礼文化中，才可能通过创造性地转化使旧式礼文化脱胎换骨，实现其现代化的转生。
人 与 道
虽然毕节目前的建设成就离和谐社会的梦想还很遥远，但不管怎样，毕节的发展模式还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因为毕节发展的历程充分引入了和谐社会理论的精髓。
胡锦涛同志最近关于“扶贫”的一番讲话恰好道出了这一精髓。他说“扶贫应该是开发式的扶贫。而开发，最本质的开发不是工业开发，也不是资源开发，而是人的开发。每一个人都是完整的世界，北京的人与我们乡下的人，都是一样的，一定要想想看，怎样去塑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工商联，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最突出，搞好了智力开发。”
“智力开发”实质就是人之理性的开发，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实质就是以人为本，将理性的基因注入传统、落后、静态、感性的旧和谐，通过“不同――和合――创新”这一生生环节的转换，诞生出现代、先进、动态、理性的新和谐。
“人能弘道，道亦弘人。” “毕节现象”的出现实质上是胡锦涛同志和谐理想与毕节地区原生态和谐状况相互渗透，相互感应的结果。“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和谐社会”的提出顺应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也得到了政府和民众的热烈响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有了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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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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