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中的彝族文化
一、引言
彝族文化是彝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彝族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对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适应的结果，是一个彝民族智慧的结晶。彝族文化包括了彝族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服饰、居住、宗教、风俗、生活方式、生产生活及有关自然与社会的知识等等。在当今世界，社会交往的频度和范围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同文化的汇聚和交融也空前纷繁复杂。在这种背景下，彝族的文化有什么价值，彝族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如何，彝族文化在发展中会不会消失，是关系到彝族文化命运的问题，也是困扰人们的难题。当前，我国正处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我们彝族也面临着这一问题。本项研究将就当代四川省喜德县乃加村文化的变迁来认识彝族文化在发展中的价值。
今天，随着彝族社会的对外开放及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彝族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迁之中，与此同时，彝族的文化同样也在发生着变化。为了认识彝族社会的这种文化变迁，笔者选择了四川凉山州喜德县彝族聚居最为集中的一个彝族村寨乃加村作为研究的对象。乃加村一方面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一方面又有接触外部文化的便利条件，可以想象，在这里发生的文化汇聚和文化碰撞、文化交融是内容纷繁的，也是值得研究的。
乃加村的文化变迁是发生在宏观社会走向现代化这一大背景之中的。因而，要把握这一变迁，必须将其置于传统—现代这样的维度中来进行考察。而关于传统和现代，流行的观点是把“传统”看成是与“现代”格格不入的文化模式，二者是对立的两极，它们的关系是此消彼长，难以共存。这种“传统障碍论”几乎成了一般现代化理论的一种前提性认识。后来，一些学者发现，在东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并不纯然扮演着一种负面的角色，相反，它有时扮演着正面的角色。传统与现代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笔者在长期的调查中发现，彝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性并非绝对不相容。相反，有许多特质可以和现代社会相协调（例如他们的婚育观）。而在其文化变迁中，我们看到的是传统文化经过重构、被注入新的内容而表现出新的活力，而不是传统文化的丧失。
二、乃加村文化变迁的社会背景
（一）当代彝族社会的变迁引起彝族文化变迁的背景因素
一是政治环境的改变与影响。民主改革以后，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进入了一个与全国大致同步的发展时期，这种发展的新格局给彝族社会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带来了一些冲击。自此之后，历次运动如大跃进、政治边防、文化大革命等都波及到彝族社会，包产到户等农村改革政策也在这里得以推进。
二是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促进彝族社会的变化。今天，公路通达彝族地区的村村寨寨。科学技术的种种成果在彝族居住区得到了普及与运用，家用电器进入普通彝家，人们可以通过广播、电影、电视等获得各种信息。现代教育的教育网络已经在彝族居住区形成，小学普及到村寨，中学普及到乡。这一切不仅改变了彝族人民的生活方式，也促使彝族人民的思想观念及思维方式发生变化。
随着彝族地区社会的发展及社会开放度的提高，这一地区的人们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其中最直接、影响最大的当属农垦事业的开拓。以喜德米市为例，有些家庭因退耕还林，摆脱整日忙于农活的惯例，走经商或者打工的渠道。
三是社会交往的影响
这个地方以前只有一条土路过村旁边，现在柏油路已经修好且直通县城。在没有通路之前，只有走路到两河口坐火车到其他地方，走路需要近2个小时。农民只有背粮带食走路进城，与外界的联系更是不说了。现在米市镇已经连网，人们随身带有手机，随时都有微型车到县城，乃加村民有些还有三论和微型车，所以社会交往很方便。社会交往频繁带来了便利，有些村民和外地老板承包小型工程，有些做土豆生意，生产和生活都得到了改善。
（二）乃加村的概况
1、村民经济活动领域的变化。以前村民的经济活动面积狭窄，一年辛苦下来也只够温饱。现在的经济活动领域面越来越宽，从忙于地里转向忙于与外界做生意或出去打工赚钱，甚至有些直接把地承包给他人直接做生意。有些村民买车跑米市到喜德这条路，或者买三论跑乃加周围的路。
2、生活方式的变化。 80年代以来，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乃加村民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是过去一年四季都吃土豆和玉米的时代，用玉米和土豆去换米或直接把土豆全部销售出去。过年过节也不象过去一样传统，而是变得越来越汉式化，各种礼节越来越简单，甚至有些逐渐消失。穿着上更是变的最快，除了去参加吊丧外一般都不穿自己的服装。年轻一代的人更是如此，追求时髦，几乎看不到穿彝族服装的人，有些穿在身上感觉不自在。
（1）活动范围增加，交往面扩大。现在，村民们不仅时常来往于县城、省城，做生意、打工、探亲访友等。乃加村的一些中老年人近年来都要到县城走亲戚、做生意。年轻的女性则出门打工，有的是到县城，而更多的是到成都、山东、北京、广东、上海等地。姑娘们常常出去一段时间回来，有了机会又出去。
（2）建新房成为村民的消费热点。如今，不少村民已建了新房，还有不少村民准备建新房，而现在的新房已不同于过去，过去一般都是混泥土和木头结构，现在有些变为以砖及混凝土为构架，人蓄分开，这使得房屋更漂亮，居室更加干净、舒适。
（3）电视机得到了普及。在乃加村，有90％以上的家庭购买了电视机。电视机打开了村民认识世界的窗户，使他们可以在遥远的西南边陲跨越关山阻隔直观便捷地了解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施政精神以及喜德以外的不同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物质生活的样式，从而刺激了他们发展的动机。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不少电视节目使用汉语，村民为了看懂这些节目，产生了自己及让孩子学好汉语的需求。在家中看电视节目时常常是不懂汉语的父母要懂汉语的孩子给自己作讲解，他们说：“孩子上学后，电视看得懂了！”，电视的普及激发了村民让孩子上学的积极性，这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4）其它家用电器及通信设施进入普通彝家。在乃加村，不但电视机得到了普及，一些家庭还购买了录像机、VCD机。最引人注意的是全村20来户部分有了手机。以前邮电系统来村里动员村民安装电话时，有些村民不大愿意，后来大家发现电话能带来许多方便，安装的就越来越多了。村民安装电话的动机有三：a．家中外出工作的人多，有电话便于互通音信。b．生活方便：村内村外，邀请亲友来玩、吃饭、商量事情时使用电话十分便捷。c．攀比心理。别人家有了电话，自己家没有说不过去，有电话就有了气派。如果考虑到米市坐班车到县城要40分钟左右，而电话给村民带来什么样的方便，并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经过不足半个世纪的发展，这里电话普及率竟达到50％以上，发展变化之迅速实在令人惊叹。
总起来看，80年代以来，乃加村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具有现代性及开放性的取向。乃加村的文化变迁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三、乃加村的文化变迁
（一）宗教方面
宗教是彝族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对彝族的方方面面否产生着生深刻的影响。一是彝族宗教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崇奉多神，主要是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中，最主要是对精灵和鬼魂的信仰。人们认为大自然中许多没有生命的东西都附有精灵，一个家庭中凡是祖先遗留下的一切东西如衣服、首饰、银子、用具，都可附上精灵“吉尔”，认为它具有保护家人的魔力。二是彝族祖先崇拜的思想基础是“三魂说”和“祖界”观念。彝族人普遍认为已故祖先具有三个灵魂。这三个灵魂各有不同的归宿，其中一魂守焚场或坟墓，一魂归祖界与先祖灵魂相聚，一魂居家中供奉的祖先继位上。而无论哪一个灵魂，其安适与否、清洁与否以及受到相应的供奉与否，都能影响和左右子孙后代的祸福兴衰。与“三魂说”密切相关的是“祖界”观念。祖界在各地彝人的信仰中是本民族先祖发祥分支之地，是始祖笃慕和后世各代先祖灵魂聚集之所。彝文文献《指路经》中描绘的祖界“草上结稻穗，蒿上长荞麦，背水装回鱼儿来，放牧牵着獐麂归，”是一片美丽丰饶的乐土。祖界，在祖先灵魂的诸归宿中也是最理想、最高的归宿。三是彝族社会除存在本民族宗教外，历史上道教、佛教等都曾传入彝区，为有些地区的彝族所接受，昆明附近郊区彝族与汉族一样出入于佛寺、观音庵、关圣庙、老君庙等。有的地区彝族传统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道教、佛教已结合在一起，如巍山等地彝族家中除供奉自己祖先外，还供奉“天地”的牌位，敬本主外信佛祖、信老君、信观音、信灶君等。引起乃加村宗教观念淡化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替代性功能系统的植入和被认同。这里的替代性功能系统主要指医疗 系统的建立。彝族民间宗教的一个核心功能是祛病保安。自从乡镇有了初级的医疗机构，渐渐地，村民们生了病就不再主要靠求苏呢和毕摩来驱病，而是服药或上医院就医。这种对宗教替代性功能系统的认同，自然引起了民间巫师的权威在村民心中的下降。
2、出现了宗教以外的求得福利渠道。5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积极培养、使用民族干部的政策，通过受教育而进入政府部门、教育部门、企业去工作，从而获得稳定的收入、一定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声望已不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乃加村就有一些人在大学毕业后在外面工作。它向村民显示：通过现世的努力可以求得较好的生活。这就具有降低村民宗教热情、刺激他们关注现世的作用。
3、新兴消费品的引入增强了现实物质生活的吸引力。在乃加村，中青年消费的热点已不再是衣物、较简单的土木房等，而是彩电、电话、摩托车、钢木结构的新式彝族式等，男青年若无摩托车甚至谈对象都会受到影响。村民生活的均质性和观念的趋同性引来的攀比心理造成了村民心中潜在的消费压力，他们常会认为，某种消费品（如电话、摩托车）人家家里有了，自己家没有会显得不气派。这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劳动致富的欲望。显然，这种欲望是一种现世指向的行为动机。彝族女孩的身价钱越来越高，所以男人们娶个老婆都要花几万，他们的压力也比较大。
4、传媒的作用。电视机的普及使得村民坐在家里就能从视觉形象中了解到凉山以外的世界。这是一个不同于彝族社区的世界。这一世界中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或多或少地起到了某种示范作用。乃加村民本来就有接纳新事物的开放心态，在传媒的作用下，他们更倾向于认同这种消费模式，这也刺激了他们现世指向的一系列欲望。
（二）婚姻家庭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乃加村婚姻方面总的变化趋势是通婚的等级性、封闭性规则逐渐失去约束力，通婚的范围逐渐扩大；女青年的择偶观逐渐远离传统而表现出功利的取向。民主改革前的彝族社会处于奴隶社会之下，人们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盛行包办婚，实行严格的等级内婚和家支外婚，姑舅表优先婚，姨表不婚的习俗。村寨也因由属于不同等级的人聚居而成也分为不同的等级。这种等级制对于彝族的婚姻家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概括而言，彝族的婚姻家庭有以下特点：一是通婚的等级限制。通婚的范围限于等级相同之间。等级高在过去是不与等级低的人通婚的。至于与被认定为“癞子”的村子及麻疯病人居住的村子的村民通婚更为传统所不容。二是婚姻的封闭性。彝族一般盛行等级内婚，不与同一家支通婚，这一点过去在社会等级高的村子尤为严格。同时，彝族也不与其他民族通婚。在彝族的四邻居住着汉族、回族、藏族等民族，但彝族历来不与之通婚。彝族与汉族通婚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三是婚姻不自由。在彝族社会中，男女通过说媒恋爱结成伉俪，父母包办的婚姻较为严重。婚后如双方不和，则男女是很难提出离婚。底离婚率是彝族传统婚姻的特点。四是在凉山等地彝族中盛行婚后，女方要在娘家居住一段时间后才能视具体情况决定到男方家。
其一婚姻的封闭性已改变。如上所述，彝族传统婚姻的封闭性表现在等级内婚与民族内婚两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开放与对外交往的增多，婚姻的上述封闭性也就渐渐被打破。这个村子解放前没有出现过彝族与汉族通婚，改革开放后随着交通和信息的提高，婚姻观念也随之改变，逐渐出现彝族和汉族通婚现象。其中有2个女孩16岁左右就和外来汉族民工跑了，另外有一个是经人介绍嫁到成都附近，但后来离婚，一个大学毕业后留省城，后来也娶了个汉族老婆，一个中专毕业后在县城上班也娶了个汉族，一个是研究生毕业的也嫁给了一个汉族。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婚姻观念逐渐改变，不再是过去那种强烈的包办婚姻，随父母和家支安排的模式。
其二女青年择偶观的功利色彩明显 形式变了，人的思想意识也随之而变，婚姻观也不例外，彝族女青年的则偶观也随之改变。她们择偶的功利色彩更明显，据目前笔者了解，农村的彝族女孩嫁人首先考虑的是这个家族势力如何，经济来源怎么样等，而且身价钱不会少于5万元以上。
（三）生育观的现代提升
彝族社会的家族结构是靠男性来维系的，这是因为
凉山彝族至今仍实行父子连名续家谱的制度，有儿子者，父名连子名，子名连孙名，家谱绵延不绝。儿子多者，因分支众多，犹如一棵枝叶茂盛的参天大树人口自然多。无儿子者，由于其名无处连接，家谱便无法再往下延续，家谱延续不下去就不得不打上终止符号，那么，此支系就此断根。在凉山彝区，衡量一个家族是否兴盛是以该家族男性成员的多少为依据的，因此，这种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有儿子者普遍受到人们的尊重，被人们看着是十分吉祥的人，婚丧嫁娶中成为人们邀请的重点对象，死时，因儿孙多葬礼办得隆重而为人们所传诵。无儿子者则处处受到歧视，葬礼冷清、简单，甚至死后，其灵魂的归宿和待遇问题也无法解决。如此因各种原因，很多人都想法设法都要生个儿子。最近这些年来他们的生育观念有逐渐转变的趋向，笔者调查了县城和县城附近的几个点，有些只有2个或者三个女儿的家庭，他们的观点是生儿生女都一样，不过还是希望有个儿子，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而是社会舆论和家支的歧视带来的压力。特别是在农村，女儿出嫁后，没有儿子的话，在体力活或者家支活动时就带来很多不便。不然他们的观点是儿和女都差不多的。不过只有女儿的都是有内因，要么夫妻都是受过教育的，要么因为妻子各方面的原因。越是年轻的夫妻对生男生女不是很看重，中年以上的都觉得还是有儿子好。他们觉得没有儿子，他们的家谱就此停止，无法连接下去。
四、小结
总起来看，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乃加村彝族文化的变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这就是民族文化的重构和合理因子的现代提升。就前者而言，即革除了一些明显缺乏现代理性的因素，如自然宗教排斥现代教育的因素及婚姻制度的等级性、封闭性等。其它被革除的还有一些陋习，如苏呢赶鬼，无儿被视为段根子等。在革除弊端之后，民族文化向着现代、开放的方向得以重构。就后者而言，民族文化中一些合理因子被注入新的内容，从而得以理性的提升。如重男轻女的思想逐渐转变的因子被注入男女平等、生育观的转变；互帮互助被注入现代的经济、社会互助的内容等。这样，我们看到乃加村文化变迁的基调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存优择良，它闪耀着现代理性之光。这种变迁尽量保持了文化的继承性，减少了变迁带来的文化震荡，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文化变迁的代价。
乃加村彝族文化变迁健康合理的取向向我们说明，传统决不简单地是现代性的对立物，那种认为二者冰炭难容的看法是缺乏根据的。传统民族文化不但有的因子本来就可以和现代性相协调，而且还可以通过重构实现其现代适应。所以，理性地对待民族文化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民族文化，不但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还可以在社会变迁中降低变迁成本，提高社会的整合水平。
乃加村的例子不但丰富了我们对彝族文化现代适应的认识，而且，将其与同样生活在凉山的其他族文化变迁进行比较，还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对民族文化的理性自觉在文化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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