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达：论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路径
摘要：由于三星堆的许多文化现象(如巴蜀图语)一时不能被很好地解读，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与三星堆在地域空间上更为接近的西南彝族文化，试图从彝文来探寻三星堆文化里的“巴蜀图语”之谜。对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关系的研究，应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等学科的视角，通过古彝语构拟、探寻古彝文符号及周边族群的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联等途径来进行，并组建一支学科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积极争取科研资助，以使“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研究”走上国际学术舞台。
一、引言
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关注的原因既是因为地理空间上二者同处中国西南地区，还因为三星堆自被发现以来，许多试图证明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同祖同根的假设不断受到质疑。越来越多学者提出三星堆文化是不同于中原文化、自行发生发展的古蜀灿烂文化［1-5］。同时，由于三星堆的许多文化现象一时不能很好地被解读，于是，学者们把眼光转向与三星堆在地域空间上更为接近的西南彝族文化［6-9］。把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关联起来思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三星堆文物里发现了大量有规则的、类似于文字的符号。但这些符号与中原汉字体系不一样，目前学界还不能很好地解读这些符号。于是，这些符号被称为“巴蜀图语”。在逐渐否定了中原汉字体系与“巴蜀图语”有关系之后，很多学者将目光投向跟汉字体系不同的彝文，试图从彝文探寻三星堆文化里的巴蜀图语，从而解开三星堆文化里的种种未解之谜。上述内容与观点，《新华网》、《四川日报》、《凉山日报》等媒体都做过相应报道［9］。学术界也积极就相关论题进行了讨论。例如，在2009年10月11－15日，由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凉山民族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研讨会”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西昌召开。2010年8月3－4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主持的“中国·凉山彝州论坛——古彝文化探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在西昌召开。这两届研讨会的论文多有涉及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笔者在“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从语言学人类学证据谈古彝文化与三星堆古蜀文化的发生学关系”［10］一文。在“古彝文化探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彝族文化能为三星堆文化研究做些什么”的主题演讲［11］。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方法论，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需要研究者睿智地判断用什么方法、从什么视角对其进行深度研究。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已经基本确定从中原文化的视角、以研究甲骨文的方法研究巴蜀图语等研究方法是行不通的，需要另寻研究视角。从彝族文化的角度去重新思考三星堆文化未解之谜是新的研究视角之一。目前已经有一些著述讨论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的关系。这些论述孤立地看，个个显得很有见解、很有新意，但问题是这些观点因为零散、系统性差，还不能很好地说服读者。本文试图从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对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深度研究提出个人看法。应该说明的是，这仅仅是一种研究思路，旨在提出相关的假设，而不是研究成果汇报。
在彝族起源方面，目前中国学术界有两位知名学者的观点堪为代表，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位是彝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刘尧汉教授，他提出彝族是元谋猿人的后裔，中华民族甚至亚美人类是从元谋人后裔发展过来的。以今天中国境内而论，刘教授认为中国境内各民族及其文明是从西南走向全国的［12-13］。笔者认为，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彝族”概念相对于160万年前的元谋人晚许多，时间间隔太大，而且目前人类起源最有力的证据仍然是十多万年前的“非洲说”［14-15］。因此，笔者对刘教授的观点持保留意见。另一位是汉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易谋远教授，他提出彝族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融入了古东夷族而成。易教授与刘教授观点的不同之处是彝族先民部分由中国东部今山东地区古东夷西向再西南向进入今西南地区，与原居于四川成都平原的早期蜀人融合成为今天彝族的族源。易教授明确指出:（1）彝族起源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彝族多元起源的又一源是以母族昆夷而祖古东夷族；（2）彝族的族称统称“尼”，是古“夷”字，即古东夷族的“夷”，通“彝”，成为今称；（3）彝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民族始祖武洛撮，疑即蜀王蚕从；（4）春秋中期蜀洪荒后彝族的民族再生始祖笃慕，疑即蜀帝杜宇；（5）彝族的历数之祖额速，疑即颛瑞；（6）彝史上的“鬼主”应释为“神守”、“鬼国”应释为“神守之国”［16］。笔者认同易教授的观点，在撰写本文的时候，笔者已假设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渊源关系。因此，本文不仅为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远景提供思路，同时亦为今后验证二者是否有发生学关系提供验证思路。
1964年，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G. Skinner)响应当时学界“汉学已亡，中国研究永存!”(Sinology is dead，long live Chinese studies!)的呼声，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题为“中国研究能为社会科学做什么?”［17］。受施坚雅文章的启示，本文呼吁学界冲破学科牢笼，多学科协同合作，把三星堆文化研究视作整个四川盆地的区域研究。“彝族文化能为三星堆文化做什么呢?”提出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点前提:(一)四川盆地是古藏缅语族的故乡；(二)古彝文是古巴蜀“图语”的嫡系文字；(三)彝族文化保留了古巴蜀文化。因此，笔者认为彝族文化研究能够，也应该对三星堆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二、从古彝语构拟论证三星堆文化
四川盆地区域历史上的族群，见于文献的计有犬戎、氐、羌、巴、蜀人、南夷/西南夷等名称。《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18］据学者研究“古蜀的地理范围，大致以今四川盆地西部和中部为腹心，向北包有今汉中盆地，向南跨有今川、滇、黔交界地带，向西进抵岷山以西的横断山区，向东直达川东地区，并曾较长时期及于长江三峡干流沿岸。”［19］从语言学角度论证彝文化与三星堆的关系，目前急迫要做的事情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做出古彝语和古藏缅语的构拟工作。其步骤是：（1）古彝语的构拟；（2）古彝语支语言的构拟。细分的第一步是各彝语方言古音构拟；第二步是古彝语构拟；第三步是古彝语支构拟加上古藏语支、古羌语支的古音构拟；第四步是古藏缅语构拟。只有完成了以上四步，才有可能与三星堆古蜀语进行比较。上述步骤图示如下:
图1古彝语和古藏缅语的构拟步骤图
构拟好古彝语、古彝语支语言之后，可以逐步论证三星堆古蜀文化与古彝语有关。用排除法排除该文化与其它语族语言民族(藏、羌等)关系不大。例如，水稻在彝语支语言中是同源的，具体情况见表1:
表1水稻一词在彝语支语言中的具体表述
汉义 甘洛 禄劝 大方 撒尼 阿细 阿哲 石屏 永仁
稻米 tʂhɯ³³ ʂhe²¹ tʂhɿ¹³ tɕhi³³ tɕhi²² tɕhi²² tɕhe²¹ tɕhɪ³³
（注：甘洛=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禄劝=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大方=贵州省大方县；撒尼=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撒尼彝语；阿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阿细彝语；阿哲=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阿哲彝语；石屏=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永仁=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彝语）［20］(P.45)
可是，“稻米”一词在藏语支、羌语支语言中是不同源的［21］(P.135)。彝语及彝语支语言关于“稻米”的词汇同源，而藏语支、羌语支语言不同源，由此可以推测彝族先民在盛产水稻的成都平原居住的时间比其他民族长［20］(P.45)。据考古报告显示，“在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底部，还发现了稻壳痕迹，在河西大石墓里，则发现了稻草印痕，可以推知这种民族是定居的，以农业为主，栽培的作物已有水稻。”［22］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关于水稻种植的记载最清楚:“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元鼎六年，汉兵自越嶲水伐之，以为越嶲郡。其土地平原，有稻田。”［23］
另一个例证是“茶”。“茶”在彝语方言中整齐对应，均以“l”为声母。直到今天，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即使是不种茶的地区，茶叶这个词仍然跟彝语支语言是同源的。凉山彝族谚语称“汉家以茶为大，彝家以酒为大”，但从彝语支语言与方言的比较来看，茶在彝区已经有非常长的历史。从汉文历史文献上看，陆羽《茶经》有“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24］的记载，更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记载。根据汉文传说记载，神农氏即炎帝，出生于烈山石室，即现在的湖北省随州厉山镇九龙山南麓。炎帝成长于姜水，姓姜，跟古藏缅语族语言有关，亦跟古蜀人有关。因此，说以茶为饮起始于古蜀时期的神农氏是不无道理的。从彝语支语言和方言的“茶”同源而与汉语异源，还可以证明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所考证的:“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25］之说是站不住脚的。古代巴蜀人饮茶之俗远远早于秦人取蜀。
从彝族文化研究本身来看，目前学界最需要深入研究的是古彝语的构拟工作。虽然目前古彝语研究成果不多，但可喜的是国内外学者仍然有较好的成果问世。其中值得赞赏的最新成果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汪锋副教授和陈保亚教授构拟的“原始彝语”［26］。这些文章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重构了原始彝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系统，并根据创新特征和核心词汇同源保留率探讨了喜德彝语、武定彝语、江城彝语、巍山彝语、石林撒尼彝语和南华彝语等六个方言代表点的谱系树图。该文成果，加上已有的国内外彝语专家的构拟，例如陈康［27］、David Bradley［28］，为古彝语构拟建立了初步的基础。今后学界的古彝语构拟工作的深入，需要国内外学者分工合作，早日确定一套能够在学界达成共识的古彝语构拟系统，使之成为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基础。构拟出古彝语、古彝语支语言之后，主要还有两大工作：第一，与原始藏缅语构拟材料进行比较，确定古彝语与三星堆古蜀语的关系；第二，深入探讨古彝语的文化同源词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关系，用考古学、生态学、植物考古等知识印证古彝语文化同源词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
三、从古彝文符号解读巴蜀图语
如果从古彝语可以论证古彝文化与三星堆古蜀文化有发生学关系，那么，古彝文会是最能说明彝文化跟三星堆文化及所谓“巴蜀图语”有关系的直接证据。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学者们用现在彝文读音去“识读”四、五千年前的文字，那是不科学的。如今川、黔、滇、桂四省区彝文工作者已经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古彝文资料，古彝文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然缺乏古彝文和古彝语之间的关联性研究成果，从而使古彝文的研究成果与古三星堆文化的关系的链接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从彝学界自身来看，目前应加强古彝文构字法的研究，确定古彝文的构字元素。然后，用这些构字元素去和“巴蜀图语”进行系统比较，从而达到系统识读“巴蜀图语”的目的。任何语言的语音经过几千年的时间，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要实现用古彝文来识读“巴蜀图语”的目的，就必须还原古彝文的古音，用古彝文的古音去识读“巴蜀图语”。要做到这一步，先需要做古彝文构字法研究和古彝文古读音研究。
古彝文构字法的研究，目前有朱建新［29］、李生福［30］、李家祥［31］等作者的几篇研究古文字造字法的论文。其中李生福将《古文字类编》的3042字与彝文进行比较，得出一定数目的“形同字”。由此，他认为:彝文不像创始于汉唐时期，可能更早一些，因为甲骨文在两汉时已消失，连汉代许慎在作《说文解字》中也没有提到它。彝文中为什么保留与古汉文相同的同形字，这恰好证明彝文大概创始在秦魏六国文字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代是中国文字百花盛放的时期，文字的种类很多，所以彝文在初创当中，或多或少接受一点时代文字烙印，但它始终是按自己本族语言文字的道路发展继承下来的。［30］(P.137)川、黔、滇、桂四省区彝文工作者所搜集整理的古彝文资料，再结合古彝语、古彝语支语言的构拟工作，可以探讨古彝文的古音问题。古彝文古读音的研究，应使每个古彝文都确定一个古彝语语音，能用古彝语识读古彝文，从而从理论上解决四省区彝族的跨方言文字统一问题。总之，加强古彝文构字法的研究，确定古彝文的构字元素，用这些构字元素去和“巴蜀图语”进行系统比较，从而实现系统识读“巴蜀图语”。
四、从周边族群的文化解释三星堆文化
四川盆地西高东低，西部是青藏高原边缘，东部是成都平原。在历史上，这个区域的人口流动大，相互融合频繁。四川盆地周边居民的文化特征，往往会保留在山区的居民身上。于是，只要证明了古代成都平原的居民，经常处于族群互动的中心，那么，四川盆地及其周边族群文化与彝族文化就极可能有渊源关系。长期以来，体质人类学有被冷落、被误解的趋势。在人类学早期，体质人类学在人类体质比较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随着医学人类学、DNA技术等其它科技手段的出现，体质人类学有些受到冷落。而三星堆这样一种有古实体存在的文化，其体质比较、方法呈现的可能性增加。在三星堆研究中，对彝族、彝语支民族、藏缅语族语言民族的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的深入，有助于产生三星堆文化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在安宁河流域的礼州遗址、大洋堆遗址和弯丘大石墓、横栏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罐、瓶、壶、豆、杯、钵、盏、尊等陶器［32］。这些考古发现，学界共识是跟古代西南夷有关，但还没有人明确表示与三星堆文化有关联。因此，今后学界对类似文化遗址的比较研究还有许多工作可做。著名考古学家林向先生设想:安宁河流域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三星堆出土文物发现的权杖、黄金面具等与中亚地区有关联，因此，西南丝绸之路是重要的通道。安宁河流域位于丝绸之路之上，应当与三星堆文化有关联(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2009)。三星堆古蜀文化，现在散存于四川盆地周边的彝族、藏族、羌族当中。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深入调查四川盆地周边少数民族文化，论证四川盆地周边民族文化与彝族文化的渊源关系，从而证明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古巴蜀民族的文化遗存，现在散存在四川盆地周边的汉族和彝族居民当中。例如，王天佐在1986年发表文章《试说汉语嘴头话的人称代词与彝语的关系》，提出甘肃嘴头话的人称代词与彝语的人称代词有相同的构词构形方法，指出二者在历史上的渊源关系［33］。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深入调查四川盆地周边民族的文化内容，努力挖掘他们的文化与彝族文化的渊源关系，从而证明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渊源关系。目前已经有不少四川盆地周边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专著，下一步可以深入进行的研究工作是鼓励和培养一些学者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建设一支科研队伍。今后在相关论题下深入进行探讨。组织普查工作，逐步逐年培养博士生、硕士研究生从事专门调查研究，写出详尽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志，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这样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最终将有助于证明彝族文化与古代三星堆时期古蜀文化的渊源关系。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继续探讨彝族文化能为三星堆文化研究做什么的时候，第一步需要证明四川盆地是古代藏缅语民族的故乡。用彝语古音构拟成果证明，结合藏语古音构拟、羌语古音构拟，以及周边的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证据来证明。第二步需要论证彝族先民离开四川盆地时间较晚。从文化同源词入手，一些词只能在平原地区出现，不在高原地区出现，但是在彝语中同源、与其它藏缅语言不同源。这种情况可以界定为彝族先民最晚离开四川盆地。第三步是证明古彝文是“巴蜀图语”的支系后裔，用古彝语和古彝文的研究成果来证明。这样的研究是一项艰苦细致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研究团队。研究团队可以通过组织和联络，建立国际学术网络，聚拢全球专家学者，及时发布最新研究成果，使“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研究”走向世界。目前语言学界同意藏缅语族语言的故乡在四川盆地的假设。例如笔者在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Trobe University)语言学系学术访问期间的合作教授Randy LaPolla(罗仁地)是国际著名的藏缅语专家，他也认同四川盆地是藏缅语的故乡[②]。古彝语、古彝语支语言的构拟成果，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成果，需要直接与海内外的研究人员、研究机构挂钩，使之走向国际学术舞台。对于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需要多学科、多单位、多学者协作攻关。例如，在宣传和学术交流步骤上，可以建立中英文的学术网站；出版不定期以书代刊期刊；组织资料搜集及田野调查；组织编辑出版系列研究论著以及不定期组织召开学术会议等等。当然，要做到这些步骤，需要一个单位或多个单位挂靠组织，需要一笔专项研究资金。研究基金可以采取向国家社科基金等相关部门申请、有关省市州县申请资助、申请海外研究资金等多渠道凑款。由高校或国家研究机构出面组织是最为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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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0年8月3-4日，笔者参加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组织的“中国·凉山彝州论坛——古彝文化探源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文是在该会主题演讲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②] 笔者私下与Randy LaPolla(罗仁地)教授交流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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