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夷人史迹与三星堆文化之谜
关键词：古籍文献；蜀人史源；三星堆文明；宗教习俗；出土文物
根据彝文典籍史料《西南彝志》、《彝族源流》与《中国彝史文献通考》、《彝族人类起源》和《彝族人类历史》中的记载，远古彝族有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濮、罗、果等十四大支系部落。尼与能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对女祖魂的崇拜，也具有“天、母、女”的含义。若干世纪以后，以虎为图腾，又以太阳为崇拜对象的罗（虎）氏部落，罗（虎）部等氏支又从尼部族中分了几支出来，“罗”为虎。“濮”以表示男祖魂的葫芦（必吕）为崇拜对象，他们进入了父系社会以后，尼部中又分流出了几支部落。这几支部落至今都还居于云南红河两岸地区的濮拉颇一带，他们到如今大多都不知笃米是何人，也不知六祖分支的前后之事，只知他们是很早很早以前从彝族祖先尼能部中分支出来的。在远古时，他们氏族中有三支曾经分支北上又南下，到了秦汉时期，从尼部中分流北上的濮罗支系约在夏商时都相继又回到了尼部族故地的南中周围，到了商周之际彝族先民的一部份又从南盘江流域进入到了金沙江流域，北上陕、甘、青、藏地区，大部份继续聚居在古滇王国和古夜郎国地区周围，他们创造了古滇国文化和古夜郎国文化。这就是说明六祖分支前，彝族先民尼与能部落就广泛地分布在大西南地区各地。
一、彝族的起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说法。
夷尼支系中的果濮，彝族古籍《人类起源》中记载：米开阿得果，果濮尼姑住，尼姑买阿吉，塔吉都塔吉（意为尼姑织缎绸，一层摞一层），精美的艺术，工艺超天下，实勺果濮尼，人世间万物，只要见过的，他们都要做，所做的人像，所造的万物，有的用金做；有的用银做；有的用铜做；有的用泥做，工艺很精巧，九代祭祀时，祭祀立塑偶，全都要用上，那时的工匠，强者构阿娄，能者果阿得，讲的是这些。据现存彝文文献资料记载考证，彝族最早的代数是在希慕遮之前那局热（横眼人）开始传代数的，在此之前的“独眼人”、“直眼人”、“竖眼人”、“纵目人”才不算代数，因他们都是神话中的人物。其实彝族在希慕遮之前就已经有了三百八十代到笃米的记载传承。《贵州通志·土司制》（清）和《安顺府志·普里本末》均引“罗鬼(彝巫)夷书”曰：一世希慕遮“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为卤氏，亦以字为孟氏”。希慕遮，即孟遮氏。除希慕遮前的三百八十代外，从希慕遮到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之最末一代安胜祖，共传115代。安胜祖霭卒于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以平均一代25年计，则希慕遮约当公元前13世纪上半叶，即商代盘庚迁殷前后。
上述材料出自贵州大方彝区，那是被明朝赐姓为安氏的水西土司之世袭地。所谓“水西”，是指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即今贵州西北部、西部和中部的一大片地区。据载：“安氏自蜀汉建兴三年至康熙三十七年，约为一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长水西。其受命于朝中，为蛮长、为罗甸王、为姚州刺史、为顺元宣抚使、为贵州宣慰使、为水西宣慰使，号凡六更；而于其国，常自称为诺苏主摩(意为‘君长’)，谓其妻为乃叶(亦为耐德)。”罗甸国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40年代的汉光武帝年间，正值罗甸开国君长勿阿纳从云南东川进入贵州辟土建立地方政权的时期，其统治范围辖有今贵州省大方、毕节、黔西、金沙、织金、纳雍等县（市）以及六盘水市的一部分，在强盛时期曾发展到今修文、清镇两县和贵阳、都匀两市。其政治中心即王国的首府，长期在米开白乍戈（阿哲主府），即今大方县城。元朝以后，罗甸又称“水西阿哲”，蒙语译称“亦奚不薛”。曾设顺元宣抚司，其首领经中央王朝封为宣抚使。明代改顺元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继又改称宣慰司，封霭翠为贵州宣慰使。从霭翠与其妻奢香到安贵荣、安万铨以至安国亨、安疆臣、安尧臣等共18代，均经明王朝册封，世袭贵州宣慰使。宣慰衙门虽设在贵阳，但他们在水西地区则一直称雄。阿哲地，即是安氏家族多年来的政治统治中心，又曾是彝族文化盛极一时的中心地区。作为彝族文化组成部分的水西安氏谱系，对于时间观念文献没有历元，唯凭父子联名制以叙世系，父子联名制是彝族历代的口传史，它固然不如一开始就以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可信。但是彝族父系祖先崇拜的起源很早，特别是1400余年来一直在中央王朝直接支持下的水西主摩世代称霸于水西、与中央王朝有直接的往来、且掌握大量彝族历史文化、“又自有夷字夷志，以记其先代之掌故”的安氏土司，到明代仍是贵州最有权势的彝族土司主摩之一，更是数典不忘其祖。所以，后世据“夷志”用“夷字”可追记到希慕遮直至安胜祖(安胜祖霭卒后无嗣，改土归流)凡115代世系中，除了第l～12代世系因只有人名而别无其他史迹可寻故不一定可靠外，其余世系记载较多，应是可信的，大体可从。准此，尽管平均一代以25年计的估算法并不精确，但时间上下的差异不致过于悬殊，故我们姑定彝族先民开始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的相对年代大约是在夏末商初，而不是在周初与盘庚迁殷前后。在希慕遮以前，彝籍有三百八十代的记载。在希慕遮“入居于邛之卤”期间，彝籍记载较单薄。故彝族先民居于旄牛徼外和“入居于邛之卤”期间的历史，本文采取彝、汉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原则来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考证，再作全面的概述。
彝族是一个较为完整地继承了古夷（尼）、能、实勺、咪、吐、楚、那人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彝族人中，多神崇拜、祖先崇拜极典型，各种祭祀、献鬼驱鬼形式名目繁多。有史料表明：远在尼能氏的母系时代就已经有了祭司及布摩一类的神职人物了。民俗学研究的资料表明：所有古夷系的民族中，都有各种形式的多神崇拜、祖先崇拜。可见，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古夷人（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族群文化的一大特色。现称之为“原始宗教”。在西方，对多神的崇拜早已消失，后来出现了“天主教”“基督教”等现代宗教，在西亚的阿拉伯世界里已出现了“伊斯兰教”，印度有“佛教”，中国从老子开始倡导的是“道教”，唐时又传入了“佛教”。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数千年的中国大门。西方人为了宣传他们的价值观，许多传教士也随之而涌入到了中国各地民区，在中国百姓中传播他们的宗教理念，但收效甚微。因中国人，特别是古夷系的民族，绝大多数奉行的仍然是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各地民区信奉的神大多基本一致。如彝族人崇拜的是天神策举主，有管东南西北四方的天神尼舍娄母兹、能舍娄母府、布舍那母构、恒舍吐咪它。汉族人崇拜的是帝玉皇、四大天王。两族相较，如出一辙，只是名称有些不同而已。其他古夷系民族崇拜的天神也是大体一致，彝族崇拜水神—龙，其他各族也是如此，如祭祀山神、树神、石神等崇拜，或多或少，在古夷系民族中大都存在。祖先崇拜在古夷系民族中也都非常盛行，如彝族人崇拜“举主苏府”、“独阿姆”(母系首领)、“尼能实勺”、“阿卜笃米（六祖之父)，汉族人崇拜“炎黄”，开口便是“炎黄子孙”。陕西桥山的黄帝陵，年年有人去祭拜，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来祭拜者，络绎不绝。我国自古就有民族大融合的史实，如楚，多融合于汉族，据楚文化研究的许多书籍、文章介绍，当年的楚人，原始宗教极盛行，而且其祭祖内容、习俗与今彝族极其相似。
根据古夷人系中的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的虎龙崇拜。虎，是兽中之王，其捕猎时的勇猛果敢，让人望尘莫及；龙，是一种虚幻之物，来无影去无踪的东西，能上天入地，在古夷系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民族的心目中，龙是主水的神，有水必有龙。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入前，从皇帝到平民，都没有人不信它的存在。彝族人崇拜虎龙，以虎龙为图腾，自称“罗倮”。彝语罗为虎倮为龙，意为虎龙图腾的人。在远古渔猎的母系时代就已产生。虎是彝人的原生图腾。龙崇拜起源于古夷人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社会里，是从知母不知父的原始母系向父系社会过渡之时的产物。虎龙崇拜，至今在古夷系民族中盛行不衰，成了古夷人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及其后裔民族的一大文化特征。在古夷系族生息繁衍之地，地下出土的文物和雕有虎龙形象的文物累有发现。如古滇地域出土的文物中有虎蛇(龙)。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和三峡巴人故地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虎龙形雕塑、雕刻，也随处可见。河南濮阳，炎帝的都城，就出土了一座虎龙墓。在墓主人的骨骸两边，用贝壳各摆了一只虎一条龙。有学者研究中国龙时说：牛头、鹿角、虎掌、凤爪、鱼鳞，是中华民族多图腾融合的象征。见解独到，很被人推崇。西水坡虎龙墓一出土，才真相大白，它不过是古夷人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虎龙崇拜的产物。有人认为距今六千年前，还无所谓中华民族，哪来的图腾融合?又有学者从中国的堪舆学、星象学中的“左青龙右白虎”作解释，显然也是牵强而已。但从今传的彝族古文化中就可得知，古夷人崇拜虎龙之外，有“尊左，以左为大”的习俗，虎龙墓的虎，正好就摆在墓主的左边，龙摆右边，显然，它体现的是“尊左”习俗。虎是原生图腾，自然为大。彝族自称“罗倮”，虎也摆在前头。有人说伏羲崇虎，女娲崇龙，龙是东夷人的象征，也不过是猜测罢了。似乎“东夷”生息于东海边，就该崇龙。实际上，东夷是炎帝的分支，炎帝崇龙，东夷人自然也就是虎龙并崇的氏族了。
虎龙崇拜在中原古夷区中，经过夏、商、周的演变。历代王者都以“真龙天子”自居，这样，龙的地位上升。甚至有“独尊龙”的趋势，对后世影响很大，于是有了“龙的故乡”“龙的传人”之说。虎，地位下降，只是在军中在民间被人推崇。而在西南的彝语支各部族中，虎仍是放在第一位的。例如在羌人中，羌人崇虎，彝族、哈尼族等也是崇拜黑虎，土家族、白族崇拜的是白虎。无论怎样，古夷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的虎龙崇拜，世代沿袭，龙腾虎跃，成了古今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力量的象征。
从彝、汉文字的书祖——刻划文字与符号中去探究古代氏族部落的迁徙史源。古夷人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为后世创造了不少刻划文字与符号，过去，一般认为汉文的书祖就是甲骨文。其实，甲骨文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在它之前就一定有文字的存在，那就是汉文书中所说的古夷人伏羲部族所造的“书契”，即刻划文字。据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书记载：相当于五帝初期的哎哺时代，彝族先民中有19个哎哺氏族和两个哲咪氏族，普遍出现“心想知识、口讲知识、手写知识”的群体人物时代。其中富有知识文化的代表人物耿（举）奢哲、阿卖妮，就出现在这个时候。古夷人伏羲部族的故乡就居住在现今的西安半坡村，如今出土的50个刻划文字，有22个字可用今天的彝文辨释，占总字数44％。当代学者把彝文和甲骨文一起作了对比研究，发现四千多个甲骨文中，有六百多字与今天的彝文的形义相同。从上述可知：甲骨文与彝文该是 “同母所生”的两兄弟。最早出现于古夷人伏羲部族中的“书契”即刻划文字，在中原地区演化为甲骨文之后继续发展为钟鼎文、篆书、楷书，为汉文系统；随着古夷人分支传入西南的刻划文字，发展为彝文。彝、汉文有共同特点，即同是方块字；单音节文字；同样可分笔画部首；同样有象形、指事、会意的造字原则和转注、假借的用字规律，只是形声字不成系列而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我国境内陆续出土了许多远古时代的陶符，如距今五千年前的山东大汶口、丁公村遗址陶符。六七千年的西安半坡遗址、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姜寨遗址、甘肃大地湾与马厂遗址陶符、八九千年前的湖南彭头山遗址陶符等等，几十年无人能破译，只好称其为“原始人的刻划符号”。自20世纪80年代末，被远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的不少彝文古籍专家用彝文破译出了西安半坡遗址中的二十多个陶符，见诸《人民日报》报道，上述几十年无法破译的陶符，相继被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的不少彝文古籍专家学者用彝文对照作出了破译。在全国不断传出的消息，令许多人感到莫大困惑：世居云贵高原的彝族文字，为何能破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原陶符?确乎是“天方夜谭”。有人猜测：彝族原在中原，是在汉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步排挤到西南的。无独有偶，在彝族世居的彝区云南呈贡金宝山，距今12000前～10000年前的古人遗址，也出土了三个陶符，用彝文破译是“么夺织”，是彝族古代对竹崇拜祭祀的遗物。在古夜郎地、巴蜀盆地也出土了类似陶符。这一来，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文明的源头，是否真如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所说，源于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古彝文化?是古夷（尼）人发展、迁徙的观点看，自然是肯定的。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本来就是中国人的原始发源地，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出土的文物，从3～5万年前到1500万年前，可以排成系统的古人类化石渊源来作为证明了。金宝山出土的12000年前～10000年前的刻划式彝文和具有万年以上历史的彝族“十月历”也可以来作一证明了。中原传说的“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实际上就是伏羲把古夷人初创的刻划文字、八卦带到中原的一段远古历史罢了。甘肃大地湾、马厂，陕西姜寨、半坡村，河南贾湖，山东大汶口以及丁公村出土的陶符，实际上都是伏羲带去的远古时代的夷人刻划文字。经过考证不过就是一些初创时期的文字，所以很不成熟，还不能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到了商代，刻划文才发展成为甲骨文，秦时发展成金石刻文，也就是后来的钟鼎文，后来的这些文字逐渐成熟后。才出现大篆、小篆、楷书、行书，字形字义以及结构和书写方法都与初创时期的刻划文字大相径庭。而彝文文字就大有不同了，何以如此呢？是因彝族地处云贵高原，经济发展缓慢，文字发展也缓慢，加之彝族人把文字全“神化”了，只由布摩掌握，师徒传承，虽有发展，但字形笔划，更多地保留在初创时期的形状，用它破译伏羲时代的刻划文字，自然就容易多了。我们说彝汉文同源，这个源，就是古夷(尼)人的刻划文字而已。
二、文化源流与部落史实。
古夷人族体留下了可供我们参考研究的相同相似的民族语言与史实足迹甚多。古夷人作为民族群体，当初曾经有过自己的独特语言。后来，经过数千上万年的分支独立，在不同的区域发展成为今人中的具有不同的称谓与不同文化特征的古夷（尼）民族，语言也大相径庭。语言，在民族诸多文化中，相对来讲，是变异性最大的一种东西。因为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新事物随时在大量产生。例如新名词、新方言也不断涌现。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的支系，长时间的异地发展，语言，甚至语法结构上都会有所不同。尽管如此，语言仍然有它一定的延续性。因为曾经是操一种共同语言的民族，经过数千上万年的发展后，古语古词，多多少少仍然会在语言中保存下来。特别是有文字而用文字记载语言的民族，古言古语的保存，就比没有文字的民族更多。用彝语与今古夷系民族的语言相比较研究，我们就能从中发现许多相似的语言及其特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全国作统一“民族识别调查”，就民族语言来讲，今生活在西南的彝、白、纳西、哈尼、土家、傈僳、拉祜等都被归为藏缅语族的彝语支。为何归为彝语支?因为从语言、语词的语法结构上来讲，它们之间较为相同或者是相似较多，说明它们原是同源共祖，是一个祖宗的后裔。其语词的差异，是分支发展之后才出现的。
蝌蚪文，据西汉经学家、孔子的后裔孔安国为《尚书》作的《序》中有云：“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科斗文，也写作蝌蚪文，是正统的古夷文字。至今仍在西南彝族中应用、通行。虞(舜)夏商周的《书》《传》《论语》《孝经》都用蝌蚪文撰写，说明在先秦时代，有学者认为蝌蚪文在中原曾是官方的通用文字，《尚·书·序》云：“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九十，失去本经，口以传授，载二十余篇。以真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西汉)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尚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这段文字已清楚地说明了问题，中原(特别是齐国和鲁国)官方通用的蝌蚪文，到秦始皇创小篆统一全国的文字时才被废止。据说孔氏藏于屋壁内的大批古书，时隔已近百年的历史，才被鲁共王扩宅搬房时偶然得以发现，当时汉武帝实行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用蝌蚪文撰写的儒家典籍，又重新发掘，但在这个时候，认识蝌蚪文的人已经很少了，后来济南有个叫伏生(胜)的九十多岁的老人，说他认识蝌蚪文，但经书早已散失。孔家人找到伏生，让他将他所认识的蝌蚪文翻译成隶书，写在竹简上，加上他认识的20余篇，共59篇，为46卷，取名《尚书》，流传于世。其余翻译不出的，如数送到官府藏入书库，供后人研究之用。这些出自西汉孔氏门宗的记载，其历史的真实性是无须怀疑的。
而今，时移两千多年，彝语与汉语比较，语言、语法结构各有特点，差异较大，但仍有许多相同相似的语词。如：前面多处提供的族称“尼”，占汉语写作“夷”，但读音完全相同。汉语的“夷”，只知原指东部的少数民族，什么意思?无法解释。彝语的意思是“黑色”或称“崇拜黑色的人”。又如，筷子，彝语叫“咪箸”。古汉语也叫“箸”。箸，《新华字典》解释：“古时指筷子。”彝语的咪箸，咪，形容一闪一合。箸，条状物，多为竹条，拿在手两只，一闪一合，用以搛食物入口。还有倮与龙，谐与神，意思一样，只是语音稍有差异。此类词语还有很多，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说明彝汉语也是同源的，只是汉语比较发达，语音变化大，彝语却较多的保持了原生状态，因而还能洞悉词语和来源，由此，再看山东邹平县丁公村、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距今五千年前的陶器刻文，其形状极似蝌蚪文，也许就是古时用以撰《尚书》《论语》的文字，能用古夷（彝）文破译，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彝语与羌语比较，相同相似的较少，所以单独立了个“羌语支”，是因为羌语无文字记载，语言变化大，古言古语大多早已消失的缘故。
古夷（尼）人文化可圈可点的东西很多，且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上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还有许多至今仍鲜为人知的东西，如广泛分布在滇川黔桂的古夷后裔各族中，保存的古夷文化就很多了，并且很多都有它的独创性。以彝族为例，布摩们用刻划文字撰写的记述祖先历史文化的古籍，多得不可胜数。虽经1958“十无安全”“文革”两次“焚书坑儒”的浩劫，据普查，到20世纪80年代，仍达数万卷之多。内容包括天文地理、谱谍世系、理论著述、科技历法、创世史诗、叙事或抒情长诗、祭祀经文、医药卫生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且大多都用五言诗体写成。其中就记述了许多让人惊叹的发现与发明，如《尼苏夺节》中描述的宇宙形状“天蓝像把伞、地圆似鸡蛋”。《门咪间札节》、《西南彝志》、《阿赫西尼摩》、《中国彝史文献通考》、《夜郎史传》等书中都有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记述。十八至十九世纪人类才搞清楚的东西，数千年前的彝经中就有了生动的记述。《西南彝志》中，记载有世界是由哎与哺两种物质相合构成的。哎为阳为形，哺为阴为影。这就是阴阳物质论，现代科学证明宇宙间，除了可见的各种星球外，还有大量的暗物质存在。这种阴阳物质的理论，与我们的先民古夷人的认识，又何其相似。证明以刻划文字与“十月历”为标志，可追溯达万年历史的古夷人哎哺时代，这些东西对世界的本源、人类的发展史的认识，都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再加上晋宁石寨山古滇王墓、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世界罕见的数千件青铜文物的发现（该祭祀坑共16个文化层，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4800~4400年，比中原夏朝还早300～700年，这些东西肯定就是古夷（尼）人时代的遗物)，让人强烈地感到，虽然在地面上还不曾发现令人惊叹的古建筑遗址，但在遥远的史前时期，古夷（尼）人就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创造了至今仍鲜为人知的古夷人的文明。中原华夏的文明，实际上就是这个古夷文化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罢了。
三星堆文化之谜。尼姑“三星堆”，位于四川省广汉县南兴镇北侧。南兴镇，地势平坦，马牧河穿平坝而过。河的北岸靠近山地，台阶地形似月牙，故称“洪博落（月亮湾）”。南岸原有三个大土堆，故称尼姑“三星堆”。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一天，“洪博落（月亮湾）”的一农户劳动时在自家地中挖到了一块玉石器物。从这一天起到8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里，从农民的无意发现与有关部门的有意发掘，获得了许多稀世珍宝。从此，“洪博落（月亮湾）”具有了传奇的色彩，尼姑“三星堆”从此露出了朦胧的面纱。
1986年七月，四川考古队又再次对“三星堆”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在这一次的发掘的两个坑里出土了无数的稀世珍宝。一个沉睡了三千多年的灿烂辉煌的地下王国文化蓦然出现在世人的眼前，坑中有金器、玉器、象牙、青铜器等等，各式各样品种之丰富、数量之多、造型之奇、器物之大，实属罕见，令考古队员惊叹不已。在诸多的文物中，最夺目的就是金杖、青铜立人、青铜人面像、青铜树等。在我国的百年来的考古大发现中，“三星堆”文物最为神奇的是，它与异域文化迥然不同，独树一帜，难以解读，被认为是前无渊源后无延续的外星人文化。说“三星堆”文物是“外星人制造”的，这一方面增添了它的神秘性，使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陷入了从神话再到神化的神秘而不可认知的怪圈之中；另一方面又是无意中否定了中国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和人民的创造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劳动是文化的源泉。破解“三星堆”文化之谜，我们还是要从埋藏它的这块土地和世居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及其传承至今的民族民间文化与彝文中去挖掘，从最早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古夷（尼）武米、实米、宜米、能米、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等氏族部落人们的文化来探索“三星堆”文化之谜。
彝族，从远古以来，就在西南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指路经》、《人类史源》等彝文典籍中记述有彝族先祖希慕遮从牦牛徼外徙入川中平原后，到武洛撮之孙笃米俄时，已历时了三十二代，发展成“确叟俄”、“恒武古”等十多个大家支系部落氏族。所以，在川中平原上居住的远古居民是彝族先民武米、实米、宜米、能米、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在自己的生息地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翻阅彝文典籍，再听听至今还在民间传说的远古故事与传说以及彝族保留至今的风俗习惯，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都是有着许多相互呼应、相互映衬、相互吻合、互补映证的地方。我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史前渊源也就是后来的彝族先民的祭祀文化渊源的足迹，“三星堆”文化的延续也就是当今彝民族祭祀文化的风俗遗存。
彝族先民希慕遮部“从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因之要弄清希慕遮部的族属及其迁徙的历史，就必须首先弄清“旄牛徼外”和“邛之卤”在哪里？旄牛徼外，是指旄牛道外。《水经注·若水》：“大度水出徼外，至髦牛(孙云《汉·志》作旄牛)道。”旄牛道，在今四川省泸定县。《水经注·若水》：“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这个“故关”，是指灵关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征伐西夷时，“通灵关道”。灵关道，是汉代著名的“九折阪”之地，《太平寰宇记》卷七七《雅州·严道县》称其为“邛崃山之西臂也。”该《记》卷七七《雅州·芦山县》：“灵关镇在县北八十二里，四向险峻，控带蕃蛮，一夫守之，可以御百”。灵关道，原是秦汉时代蜀都的严道县地。严道，在东汉显宗孝明皇帝以前称庄道。东汉明帝名庄，故此后讳庄为严，凡人名地名之庄皆改为严，如庄道改为严道，楚庄王则称楚严王。秦汉时的严道，包括今之雅安市和芦山、天全、荥经等县在内。《南史》卷三九《刘悛传》：“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侧并是故秦之严道地”。青衣水即今青衣江，流至乐山市入大渡河与岷江汇合。故滨临青衣水的严道是通往成都平原和长江航运的起点。因之彝族先民希慕遮部“从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的陆路，应是经旄牛道和灵关道以后，才入居于“邛之卤”的。而从“邛崃山之西臂”的灵关道入居于“邛之卤”的“邛”，只能是指与“邛崃山之西臂”相对应的邛崃山之东麓。那末，邛崃山之东麓的“卤”又究竟在哪里呢?“邛之卤”在何处?其说不一。一说是西汉所设的越郡之郡治邛都(今西昌市)；二说“邛之卤”即“邛波习卤”，彝义为“大雪山之麓”。而“大雪山之麓”又在何处?也有两说：一说是中国西北的大雪山；一说是中国云南西北的大雪山。以下说说鄙见。希慕遮部从旄牛徼外经旄牛道和灵关道以后入居于“邛之卤”，从当时的政治和地理条件衡量，把它说成是中国西北的大雪山和云南西北的大雪山，都不得其宜。我认为“邛之卤”是指邛崃山之东麓的大渡河。(清)《四川通志》卷一六《舆地志》一五《山川》七《雅州府·清溪县》：“大渡河在(清溪)县南，一名泸水，即古涐水也”。清溪县，今四川汉源县，在邛崃山表。大渡河昔又名泸水，泸与卤通，卤即泸声之转也。根据彝族学者整理的《水西安邦彦谱系》中的内容，“邛之卤”又别译为“邛之卢(泸)”。由是言之，“邛之卤”应是指今邛崃山之东麓的大渡河(泸水)以北及其支流青衣江沿岸一带地区。希慕遮先前的部族及希慕遮部族从旄牛徼外经旄牛道和灵关道以后入居于这一地带应该是史实，路程不太远，较为符合情理；且这一带山水相连，临今芦山、宝兴、青衣、大渡诸水，自然条件优越，故其部入居于此后，就“世居邛之卢（卤）”到笃米迁滇时共达40余代之久。
在古代，邛崃山实包括在岷山之内。这从东汉明帝以前汉代人称“邛崃山之西臂”的灵关道为庄道，原以岷山庄王居此而得名这点，即可知。岷山庄王的故事见于信史记载的《竹书纪年》，对此，有不少专家教授曾有考证概述。对于弄清古代邛崃山实包括在岷山山脉之内后，我们再来看“邛之卤”即“邛波习卤”，彝义为“大雪山之麓”，此“大雪山之麓”，当是具体指希慕遮部由牦牛道入居青水江流域途中所遇到的最大的雪山——岷山山脉(包括邛崃山)之麓。这样，汉、彝文献对“邛之卤”的记载，在内容上就一致起来了。
在远古的希慕遮以前，彝族先民居于旄牛徼外，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水经注·若水》：“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这个“若水”属较晚近的概念，指今雅砻江。“若”古读如“诺”，彝语“黑”之意。诺矣江(雅砻江)、泸水(金沙江、大渡河)、兰仓津(澜沧江)等几条大江，皆有黑水之意，都是因古代尚黑的彝族先民曾居住过旄牛徼外这几条江而得名的，犹如僰道因僰族居住而得名、濮水(今云南元江)因濮（尼）苏居住而得名一样。斯大林说：“语言有巨大的稳定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力。”彝族先民曾居于旄牛徼外的地理条件，就在彝语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彝语称北方是亦乌，原意为“水头”；称南方是亦买，原意为“水尾”。这个以“水头”、“水尾”表北、表南的彝语词汇，它反映了彝族先民住的旄牛徼外，正是纵列着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等几条大江河，都基本上是南北走向的自然条件事实。
三、根据考古与彝汉文献对照研究，三星堆青铜立人就是古夷（尼）人族群崇拜的天神策举主的立像。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一通体青铜立人立于方座之上，人和座高2.6米，人连冠高1.8米。立人头戴花状高冠，冠顶中央好像盛开的花形，两侧则似衬叶，冠下段还饰两周回字形图案；身着鸡心领右衽长襟衣，后摆成燕尾形，衣衫上还装饰有精致的龙纹、回字形纹和异兽纹，那龙纹刻画得昂首吐舌，须角腾举，尾巴上扬，足如悬铃，显得神采飞扬；立人粗眉大眼，嘴角下勾，两耳垂处有戴环坠的穿孔，脖颈细长，双手极度夸张，握成环形，错举于胸前，左右手腕各戴三只镯子，两小腿上亦各戴一方格形的脚镯，赤足立于方座之上。立人整体修长挺拔，一副神秘而诡奇的模样。青铜立人之大，堪称世界青铜人形文物之最。彝族古籍文献《彝族人类历史》中记载：尼能、实勺、九布祭，尼姑布吉九祭场，“独眼”、“竖眼”、“直眼”祭，“独眼”、“竖眼”、“直眼”立，立塑偶果立，祭祀布来祭，三六不算祭，九代才大祭，策举主立像，恒堵府立像，金银铜铁立，构果手艺高，立得真像神，所立的塑偶，都要用祭品，牛羊百鸟立，牛羊百鸟祭，九代斋中祭，尼姑九代祭，要讲是这些。
在今四川地区有“宜”、“能”、“实勺”、“咪”、“吐”、“楚”、“那”、“恒武古”、“确叟俄”以及“米开阿得果”等几大支彝族，“宜”与“尼”是方音翻译的错误，“宜”即为“尼”。据有关学者考证，能部落与汉文献记载中的“蜀国”尼苏是有很大关系的。《各地洪水泛滥史》和《彝族史稿》认为，约公元前3000多年前，彝族一首领笃米避洪水，从巴蜀一带取大葫芦（必吕）作舟，跨过了金沙江迁居于现今的乌蒙山以及东川、会泽一带，开疆扩土。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笃米在巴蜀遭遇洪水后，才到洛尼山避难，洪水后在今昆明大普士一带以天君策举主的名义设立歌场，与其它三个部落之女结婚后迁居东城区川南一带，后部民渐增，又迁居云南昭通地区及贵州威宁中水一带，后部支系中的勿阿纳、纳阿宗也曾迁居于武夜郎的故地可乐鲁姆，直到秦末汉初勿阿纳妥芒部才从可乐迁居于云南镇雄境内，纳阿宗妥阿哲迁居于米开白乍戈（现今大方县境）。
1、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的这个威武的青铜立人，它究竟是象征什么呢?彝文古籍《西南彝志》、《人类史》、《物史渊源》与《猿猴做斋祭》中都有不少记载。第一，青铜立人与“竹竿人”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在彝族古籍文献和民间神话故事以及其它民族的传说中，在宇宙天地间，人有三层人的说法：第一层人就是天上的人，称“竹竿人”，又瘦又高，像竹竿一样；第二重人是地上人，称“扁担人”，像扁担一样长短；第三重人是地下人，称“矮骨人”，像侏儒一样矮小。天上的“竹竿人”，就是人们想象中的神仙、天神。青铜立人身材修长高大，与传说中的“竹竿人”策举主相似，从身材外形上可判定青铜立人象征的是天上的神仙策举主。第二，今彝族布摩行祭祀之职时穿的法衣、法帽与青铜立人也是相同相似的。彝族布摩是神灵与人之间的中介人，也是神灵的代言人，他们必须借助神灵的威仪，他们的衣饰就必须与天神的衣饰相似。只不过当今布摩的法衣简单粗陋点罢了，当然远不如天神策举主(青铜立人)的衣饰那么的华丽。第三，青铜立人就是天神策举主的考证。在《彝族源流》中多处记述有一位主宰宇宙的天神名叫策举主，很威严。何方人善，他派神下界施福；何方人恶，他派神下界降祸惩戒。《洪水灭顶》一文中叙述有约在商周时期，川中平原居住的古彝族武洛撮时代，就有很多部落，其中的确叟俄(称尼叟俄的家支部落)和恒武古(称恒武古的家支部落)这十四个部落在天地人间里都很霸道，他们争夺山林土地，而且从来不讲道德，祭祀不祭天，地上不够住了，扬言要到天上去住。如此的无理言行惹怒了天神策举主，其后策举主便下令降大雨发洪水灭了确叟俄和恒武古，仅武洛撮之孙笃米俄一人漂流到金沙江南岸的罗洪博山上才得以生存。
2、在彝族古籍《支嘎阿鲁源流》一文中，说支嘎阿鲁是一位彝族大部落的首领，很受天神武米策举主的赏识，策举主把他召到天上（经考证天上就是天国）：“天上策举主，打开天箱锁，赐给测天杖，松开地锁簧，赐给量地带。”天神策举主掌有“测天杖”和“量地带”等神器，他将“测天杖”和“量地带”赐给了支嘎阿鲁，令其测天量地。青铜立人嘴角下勾，双手极度夸张，握成环形，错举于胸前。这就是天神武米策举主手握“测天杖”(神杖)，威严的注视着整治天下的姿势。另外是考古发掘出来的眼球突出的青铜神人，面像就是彝文古籍文献中常提到的武米（恒实楚）蚕丛，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神人，人头像较多，各种造型都有。其中有三件人头像造型尤为奇特，与众不同的是眼球呈柱状明显突出眼眶。最大的一件人头像，身高65厘米，宽138厘米；鹰钩鼻，鼻翼最宽处达21.5厘米，鼻尖突出脸面也达21.5厘米；双耳极大，张开为扇形，耳尖似桃尖，斜着向上伸出；嘴阔，嘴角上翘几近耳根；眼球成柱状突出眼眶16.5厘米。在川、滇、黔、桂的彝族民间故事与典籍传说中，说古代有“独眼人”、“直眼(竖眼)人”，后来才发展到了“横眼人”。从“横眼人”开始到笃米有三百八十代历史，笃米时代，彝族古籍《洪水泛滥》一文中就有大量的记载：独眼睛时代，……独眼这代死，竖眼这代生，……三十加六代，都是竖眼人。《华阳国志·蜀志》中记有：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为纵目人冢之也。彝、汉书中叙及的“竖眼人”、“直眼人”、“纵目人”应都是一个时代的同一种人，这个时代就是武米（恒实楚）蚕丛时代。蚕丛武米（恒实楚）、希慕遮是恒实楚的第八代孙，杜宇皆希慕遮后裔。“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人就是武米（恒实楚）蚕丛。因为蚕丛是第一个统一川中平原的人物，建蜀国，始称王的人，是古蜀国社会与政治经济发展的奠基人，对川中平原的经济发展有卓越的贡献。所以，他自然也就成为后人崇拜和供奉祭祀的偶像神灵之一。
四、根据彝史典籍记载中的“早期蜀人”。
居于旄牛徼外的彝族先民“早期蜀人”是古夷人实勺部中的果濮苏，既然彝族先民在希慕遮以前是居于旄牛徼外，那么，原居于旄牛徼外的彝族先民又是谁呢?从汉籍记载看，应为居于蜀山的尼蜀人果濮。起初，尼濮蜀人果濮并不居于成都平原而是居于蜀山，盖蜀人之称因居蜀山为名也。《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颛顼就是高阳氏，起于若水。据比《史记》成书更早的《吕氏春秋·古乐》也称“颛顼生自若水。”《吕氏春秋》为战国晚期吕不韦及其门下客所撰，其中的记载或据当时本居西土的门客之传闻或目见，或据更早材料，且不晚于战国，若非蓄意造伪则应是大体可信的；不仅这部书的著作者和年代都没有问题，而且它应是当时的一种“四裔民族志略”，而非属于神话传说之书。《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也称：“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昌仆，蜀山氏女，为昌意正妃……生颛顼于若水”。都点明颛顼生自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居住的西方若水，信而可征。居于蜀山的蜀人，后来被《史记》、《汉书》概称为“西夷”的一部分或“西夷”的祖先。彝史典籍《人类史》与《人类的来历》中记载：米开阿得果，他是尼濮苏，居尼姑鲁姆，是做工艺的，手艺很精巧，闲时造塑像，忙时干农活，倒铧又打铁，后称为果主，要讲是这些。
1、据彝汉典籍记载中的蜀山氏，即居于蜀山之蜀人当是彝族希慕遮以前居于旄牛徼外的先民。人们不禁要问．蜀山在何处?《汉书·地理志八上》《蜀郡》：“《禹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水经注》卷三六：“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于南海”。一说桓水出蜀郡之“蜀山西南”，一说桓水出“蜀郡岷山”，两者互证，知蜀山即岷山。《路史·前纪四》引《益州记》：“岷山禹庙西有姜维城，又西有蜀山氏女居，昌意妃也”。姜维城在今岷江上游的汶川(威州)。《太平寰宇记》卷七八《茂州·石泉县》：“蜀山，《史记》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盖此山也。”既然蜀山即岷山，而“岷山……又西有蜀山氏女居”，则今岷江上游一带的岷山山脉在古代又称为蜀山，且“此山”盖是“昌意娶蜀山氏女”处，明甚。这里距若水(雅砻江)不远。汉籍的这一记载，与彝籍载希慕遮以前的彝族先民居于旄牛徼外，在地望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一地带向来被称为“藏彝通道”或“藏彝走廊”。彝族先民从旄牛徼外沿着这条通道或走廊，由西向东通往“邛之卤”即成都平原，从北向南通往越嶲和南中，从北向西通往今云南楚雄州，只要通过旄牛道和灵关道以后，途程既近，道路亦不难通行，是彝族先民自旄牛徼外迁往今西南彝区的传统路线。这一点完全和彝族古籍《指路经》相呼应，通道或走廊地带都是基本相似的，这些地域迄今仍然是藏、彝、羌、普米等藏缅语系民族的大本营。由此上溯，既然汉籍所传的蜀山氏和彝籍所传居于旄牛徼外的彝族希慕遮部先民，都同居于岷山到雅砻江间这一大片空间的地段上，那就值得认真对待了。因为就古代传说而言，对于时间观念，出于见闻之外，难免张冠李戴、鲁鱼亥豕；但对于空间观念，耳目所及，则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即蜀山氏与彝族先民有源流关系。彝族先民希慕遮部之所以要从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其原因虽然已无法考其详，但很可能与气候条件有关。据专家研究：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中国历史上曾经历了长达一至两个世纪的气候变化，这一持久的寒冷和干旱过程，引起了民族的变化和迁徙。在这一中国民族变化和迁徙的历史背景下，约当夏末商初时，彝史古籍有记载：在那个时候，气候的变化，三月天不亮，天亮天不黑，年月无法计，雄鸡来分明，这样的日子，一过就八代，彝族先民希慕遮部便从气候寒冷的旄牛徼外入居于气候温暖的“邛之卤”即成都平原，就是这一变化和迁徒的内容之一。
2、当今考古发掘的尼姑“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的金杖是古蜀国师恒实楚布摩的神杖。“三星堆”考古发掘最先发现的是一根古代夷（尼）布摩金杖，金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金杖上端有一段46厘米长的平雕图案，雕有两个前后对称戴五齿高冠的人头以及两背相对的双鱼和双鸟。布摩金杖内侧存有碳化的木痕。距杖首20厘米的地方有一个穿孔的铜龙头饰件。综观此杖为一件金皮木芯铜龙头杖。
从布摩金杖的长度看，形似手杖，但绝不是手杖，而是象征布摩权力或神力的器物，属首领或祭师布摩之使用物。在彝文典籍中对权杖和神杖都有记述。《宇宙人文论》与《彝族创世志·艺文志》在“杜鲁（妖魔）”一节中，记述了古代彝地经常发生天摇地动，使得各地彝民人心惶惶，不得安宁。他们认为这是妖魔(杜鲁)——地脉龙神作的怪。其后天神策举主召唤支嘎阿鲁前去治理：“取用磬令警，去捉栓杜鲁，栓杜鲁之地，四川尼古鲁（成都境内）与峨眉山。”在《西南彝志》中的《论五行根源》中记述：金衣古老人，拄着拿银杖，站在宇宙间。口念咒语，遍查大地，规划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在《彝族创世志·艺文志》的《布摩权杖》一节中记述有：“尼能家布摩，九代要祭祀，岱土博山上，设下六斋场，恒实勺这家，九代布摩聚，实家设斋场，设下九斋场，尼姑鲁斋场，铜牛马羊祭，尼姑果苏多，手艺很精美，立塑偶神像，各神态不一，尼姑祭场大，以权杖引歌，斋祭也顺利，歌舞也精彩，祭祀也顺利，要讲是这些。”彝族在举行大型的祭祀时，布摩要使用权杖来统一指挥整个祭祀斋场的各种活动。此权杖是用桴木或松木做成的，是布摩统管祭祀场地的权威代表神物。
权杖或神杖，在彝文典籍记载中有三种：一是天神使用的，二是首领使用的，三是布摩(祭师)使用的。这就是说，地位等级高者使用的权(神)杖就名贵，是金杖、银杖(或铜杖)；地位等级低的神或人使用的权(神)杖其材质就低档，一般为木质。时至今日，凡彝族聚居的村寨，都有布摩，布摩都有一根神杖，是用桴木(也称老祖公树)或松树做成，专作祭祀之用，不用时，装于行囊，挂置于祖灵筒旁。布摩开始祭祀时，要将祖师恒实楚赐给的神杖握于手中，宰杀祭牲后，杖上涂牲血、贴鸡毛或羊、牛、猪毛；然后放置于神位处或灵位处；出神或出殡前，将祭祀的鸡头割下，穿于神杖的顶端，布摩左手执神杖，右手拿卦，走出斋祭场，口念《指路经》，向神或灵魂去的方向走，在途中选路旁一处烧钱化纸，将鸡头与水饭一起泼于此处。
在那远古的希慕遮到笃米“洪水灾难”之前，西南地区的彝族先民就有了“君、臣、师”三位一体的“武米制度”——部族统治体制，即地方政权体制。其中的“师”就是布摩，专司祭祀之职，同时还负责卜卦问计。彝族布摩自古是神和祖灵的代言人，他的话很有权威性，因而决定了他在上层权位中的地位和作用，布摩的地位是很高的。“三星堆”出土的恒实楚布摩金杖上端雕有两个前后对称的戴五齿高冠的人头，这与今布摩祭祀时戴的法帽是很相似的，由此看来，这根金杖是古蜀国师古夷（尼）人布摩恒实楚的神杖是无疑的史实。
3、四川广汉（尼姑鲁姆）“三星堆”青铜树是古代夷（尼）能、实勺、米密、楚吐、那莫、武古、叟俄等部落的祖灵神树遗迹。三星堆发掘的器物中还有一种奇异的青铜树，其中最大的一棵，高3.9米，由树座、主杆和三层树枝组成，形体高大，装饰华丽。树座为圆环形底盘，用三叉支架交成为一个“山”形，座上绘满云气纹；树干挺拔，分为三层，每层分发三棵树枝，每枝上各站立一鸟，其中的一枝干上又分为两杈，每棵树枝的枝端各有一颗似桃状的华果，全树共有九只鸟和十二颗果实；树座之下有三个背朝树干，面向前方的跪拜人像，跪拜人虔诚而庄重，更加突出了铜树的神圣感与神秘感。这棵青铜树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形体最大的一株，它的神奇使目睹者不可思议中突发奇想，有的说“是具有不死或通天地功能的神树”，有的说“是四川地区在秦汉以后兴起的‘摇钱树’的前身”。
根据中国的考古发掘，无论是北方或是南方，出土青铜树屡见不鲜。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树的树枝均是交错上升，目前独有尼姑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树树枝是分层的，均枝上升，树上有鸟有果实。这是一种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标志。我国古代夷（尼）支系民族中彝族的崇拜是融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为一体的崇拜观念，常见的崇拜活动是祭祖、祭神山、祭神树。这种祭祀活动，在古代尤为隆重，因为那时是以部落家支族群团体融为一体的祭祀活动，是在固定斋场或祖灵堂为一体的进行祭祀，在祭祀中要设祭坛，插神座，摆虎、鹰、鹃、龙、竹等图腾物。插神座，就是在祭坛中央的专座神位上插上一棵树，这棵树是事先挑选并剔修成型的树，树分三层，层发三枝，枝系祀物，这棵树称祖灵神树，是祭祖时在山间林中干净处临时挑选剔修而成的象征神树，祭毕后则焚化。彝族祭祖，限于九代。九代以上的，则将其相似于灵牌的一块木片送入山间岩穴之中存放，从此不再祭祀。
神座上的祖灵神树，也要枝分三层，层发三枝，每枝代表一代祖，一层代表三代祖，三层共有九代祖。《洪水灭顶》一文中就有详细明确的记载：“武洛撮时代，祭祖事若实，……插疏密神座，武洛撮一家，九代祖上位，六代祖中位，三代祖下边。”彝族祭祀插神座，除插祖灵神树座外，有时还要插星象神座和五行神座。这种寄祖灵于树的祭祀法，是彝族自然崇拜和祖宗崇拜融为一体的一种崇拜表现方式，希望氏族像大树一样，根深蒂固，树干高大，枝叶繁茂，子孙发达，部落强盛。彝族民间今日还有祭祖插神座的遗风。每年过春节、过“火把节”和七月半祭祖节时，供奉的祖灵堂处都要插松树及竹木青叶等树枝，地上铺松针(叶)。祭毕完后，全家席地坐于松针之上就餐。现在各地彝区插神座树枝时已不再那么讲究了，仅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示罢了。
彝族古籍《西南彝志》、《彝族创世志》、《彝族源流》、《夜郎史传》、《中国彝史文献通考》等彝文典籍中关于彝族祭祀的记述与三星堆文化的相互呼应，相互映衬，文物吻合，这些都印证了三星堆文化的史前渊源是彝族先民古夷（尼）人中的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等部落的一种祭祀文化，三星堆文化也是一种彝族祭祀文化的集中反映和最高体现。此后是因洪水灾难后的失传，因生产力、社会、科学的发展，使神灵慢慢地远离了，祭祀意识也慢慢地淡化了，祭祀方法也慢慢地简化了。我想，部落的解体和小家庭的出现，也是三星堆这种规模恢弘、场景奢华、蕴意深厚的祭祀活动悄然消失的原因之一。
五、尼姑地区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
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夷（尼）中的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等氏族部落中族群的文化遗存，现已给不少学者带来了较多的思考。最为主要的是考古与史料都在表明，在中国的远古历史上，曾经生息着一个部落众多分布极广的伟大民族，他们自称为“夷(尼)”。这一来，让我们产生了对中国的远古历史、民族发展史、民族文化史、科技发展史等的研究都有了一种追渊溯源的动力，使更多的研究者不得不对这个族群部落进行重新的思考研究。纵观上述史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初步的结论：
1、根据彝汉史文献记载，这个古夷族群中的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等氏族部落，最先发源于云贵高原与古巴蜀盆地。我们知道，云贵高原接近地球赤道，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植物茂盛，是古人类的发源地，从距今1500万年的开远小龙潭腊玛古猿化石，今800万年的禄丰古猿化石，还有是距今400万年的元谋蝴蝶岭猿人岔科化石和距今有250万年的“东方人”化石，另外是距今170万年，且已经学会用火的“元谋人”化石，还有是距今数十万年的“丽江人”“西畴人”化石和距今3～5万年的“昆明人”化石，可以排成序列，至于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几乎遍及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各地。说云南、四川、贵州等高原是中国人的原始发源地，丝毫也不为过。我们也知道，距今18000年～11000年前，地球第四纪冰期过后，气候转暖，冰川大量融化，加之连年暴雨倾盆，使四大洋的海平面上升到了197米，造成了世界性的“大洪水”。当年的华北平原，华东平原等许多海拔较低的地区，到处一片汪洋，正如《书·尧典》云：“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吕氏春秋·爱美》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野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当时还处在渔猎采集时代，大多沿江河湖海边居住的先民遭到了灭顶之灾。洪水退去后，中原地区才又露出了地面，古夷（尼）人伏羲部落才趁机从甘南天水一带东迁进入中原，地下出土文物作证，距今不过七千年。洞庭湖边彭头山夷(尼)人遗址距今八九千年左右，比伏羲人还要早两千年，这也许是他们当年从古巴蜀分支，沿长江东迁的一支族群罢了，彭头山尼人，后来成为楚的主体。古夷(尼)漫长的原始母系社会，是在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度过的。进入父系社会后，随着部落人口的增多，在世界性“大洪水”时，为了躲避洪水，又寻找新的生存地域，才分支四下迁徒。因此，而今的古夷(尼)系的民族：羌族、藏族和以古夷人伏羲炎黄为主体发展形成的汉族和彝语支的白、纳西、哈尼、土家、拉祜、傈僳等，都已无法追溯远古母系社会的历史。而古夷人部落中的一支（彝族），根据彝经记载，有16个母系王朝的谱系，又有三百八十代的父系代数，应当说，还不单是彝族的远古史，也是整个古夷系民族的远古历史。
2、“早期蜀人”。什么叫“早期蜀人”呢?这需要从“早期蜀文化”谈起。我们知道，“巴蜀”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是战国秦汉时才形成的。《史记·苏秦列传》载楚王称“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史记·张仪列传》称“秦西有巴蜀”，足证。但是，在殷周之际则“巴”、“蜀”分称。《逸周书·王会解》： “巴人以比翼鸟……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 鸡。”说明在成周时“巴”、“蜀”仍分别为族名或方国名。殷墟卜辞、周原卜辞和《王会解》所言之“蜀”地的中心在成都平原，这已为近年来考古发掘所证实。在成都平原上，具有广汉三星堆——新繁水观音和成都羊子山、十二桥、方池街、指挥街、抚琴小区等蜀文化性质的遗存有密集的分布，史家称其为“早期蜀文化”，它与战国时期的蜀文化有不少差异，而战国时期的蜀文化却和巴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早期蜀文化”与战国的“巴蜀文化”是既相衔接而又相有区别的。“早期蜀文化”的内涵，包含了四川盆地的土著族(尼濮人)文化和由蜀山而来的尼蜀人本来的文化两种文化因素。早在新石器时代四川盆地即存在的土著族文化已被证实，其中与早蜀文化有关的遗址有两处：一是1988年秋调查发现的绵阳边堆山遗址，它与1952年冬发现的遗址同埋于一座山体上，文化遗存有较为丰富的石器和陶器。石器的打制方法较发达，但磨制方法虽较普遍却工艺欠精，坏形器块、片料发现较多而质地硬度不高。陶器以夹粗、细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以纹唇器或波状、锯齿状唇沿器尤具特色，器形有盘、罐、盆及圈足盘(豆)等。据王家佑教授与李复华先生的研究：“具有以上特点的遗址在四川境内尚属首次发现，因此表明这可能是成都盆地以北的一种新的土著文化类型。其时代较其他土著文化系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略早，而绝对年代或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也许更早一些”。二是汉源狮子山遗址。调查中采集有石器和陶器。石器标本太少，仅有斧和楔各1件。陶器较多，以夹砂粗红陶系为主，有少许泥质陶（多为素面），火候较高而色欠纯，制作较粗糙，均为手制，器形多为平底，纹饰以绳纹（或再加上附加堆纹)为主，器形有罐、盆、钵、壶等类。其时代“为新石器时代，而文化类型则可能与绵阳边堆山遗址大致相近”。
由于彝族先民起初是居于旄牛徼外且不制作陶器，故可判定上述不是处于旄牛徽外而是在成都平原的绵阳边堆山和汉源狮子山两处有较多陶器出土的遗址，并非彝族先民的原始文化遗存，而是成都平原的土著濮（尼）人及其部落间的文化遗存。
3、根据考古发掘证明，广汉尼姑三星堆遗址整个文化层，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末至夏末商初。从考古材料上看，既然成都平原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存在一种土著濮人文化，自然要与由蜀山而来的蜀人文化和由西北而来的昆夷文化共同融合为一种新的青铜时代的文化，即．“早期蜀文化”，这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三星堆“早期蜀文化”的渊源，至少是主要的渊源。先就由蜀山而来的蜀人言，他们大约在夏代即已进入成都平原。大致相当于夏代至商代早期，距今4600(或4200)～3800年，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时，由蜀山而来的蜀人已与当地土著发生融合。从蜀山而来的尼蜀人不是一次进入四川盆地的。著者并不认为凡是从蜀山而来的尼蜀人都是彝族的先民，这是要说清楚的一点。但是，大约在夏末商初，彝族先民“自旄牛徼外人居于邛之卤”，则是由蜀山而来成都平原的以黄帝为始祖的尼蜀山氏之后裔的一支。这支尼蜀人，其后与从西北迁来成都平原的一支昆夷发生亲缘关系，而这支昆夷则是源出史前以蚩尤为始祖的三苗与古东夷族西迁的一支族系。尼蜀人、昆夷又在成都平原与当地土著果濮人融合为一体的“早期构果濮蜀人”，到彝族的始祖恒实楚到武洛撮(疑即尼蜀王蚕丛)时也进入到了文明进代并已形成为部落与家支系的族系民族阶段了。
4、当今彝族在古夷系部落中的尼、能、哎、哺、宜、舍、密觉、实勺、咪吐、楚那民族中的定位。过去，我们把所有古夷人单纯地看做是彝族的先民，显然是欠妥的。古夷是个分布极广的部落族群，从其中分支独立走向现代的民族不少，彝族只是其中一支罢了。不同的是，彝族世代在祖先故地——云贵高原及成都与金沙江两岸生息繁衍，又有文字记载，因而保存的古夷文化较多，不仅祖先的历史可追溯到母系社会，而且原始宗教习俗、刻划文字、虎龙图腾崇拜、古历法、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占卜术、太极图、古言古语、古歌谣等等古夷时代的文化遗存，都比较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因此，对今天的民族文化学的研究，不得不更多地借助于彝族的古文化作前提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追溯来追溯去，最终追溯到了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古彝人文化之中。
我们按古夷人文化来作推算，中国已有万年的文明史了。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文明史，上下五千年”，那不过是从炎黄时代开始算起的罢了。现在我们知道，炎黄只是古夷（尼）族群中的两个部落，准确地说，是漫长的古夷（尼）人部落发展史上的一种称呼而已，炎黄最后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两个较大的部落。对于一个民族的文明史该从何算起？自然当从文字创始算起，有了文字，又有了天文历法，这才能说明畜牧农耕已进入到了一个较为发达的阶段。古夷（尼）的刻划文字、地下出土文物证明，刻划文字的出现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古夷的“十月历”，也可追溯到万年前的畜牧农耕的初期，这说明了中国也有万年的文明史了。过去，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中国排在最末一位，考古资料证明：埃及，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进入到青铜时代，其象形文字的创造，测定为公元前3000年。巴比伦，是在苏美尔人之后，由寨姆人、阿摩利人于公元前1800年创建的。印度，其文明的创建大体定在公元前2350年至1750年之间，这就是三个文明古国的历史，比起我国的古夷人哎哺、尼能、实勺、武米、史楚、乍莫、武古、咪吐、处那、叟俄文明可追溯的历史要晚得太多了。中国文明，可毫不愧言地称做是“世界文明的鼻祖”。
5、如今有些旧观念，都已在适时改变。我国的西南地区，不仅是古夷(尼)人哎哺、尼能、实勺、武米、史楚、乍莫、武古、咪吐、处那、叟俄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源之地，这一点，已是被众多史料证明了的，现也是不争的事实了。过去，我们常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自然，也把黄河流域当做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在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中，汉文化是最先进而且是最发达的文化史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追溯汉民族的发展史，至今不过两千多年，它是以炎黄为主体的两大部落的民族融合组成，其后又通过长期的民族统一战争，融合了周围的许多民族和部落才发展成为今天人口众多的一大民族，在彝文古籍文献中处处都可见记载有关彝族变汉即“娄太沙落娄”（夷人变沙人，娄即彝人，沙、夏同音，指汉人）的记载已有数千年了。彝族称汉族为“夏”，源自于夏商时期夷人对中原民族的称呼。而中原主体民族到了汉朝时，才正式有了“汉族”这个称谓，原本不过就是尼系中的一支罢了。因此，毛泽东主席就曾说：“汉族人多，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曾说：“中原失礼，求之四夷。”显然，孔老夫子也知道中原华复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道理。中原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中原丧失的礼仪，还可以重新向四周的少数民族学习。可是至今，我们有些汉族的专家学者，在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时，总是习惯于把中原的汉文化拿来，从中去寻求它们的渊源，这样不是就成了倒研了吗？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我就多次耳闻目睹过这样的事实。哪里有了古文物出土，哪里就有人用中原汉文化的遗物来作为文物对比，不论其年代的长短，他们总是都要从中去寻觅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中去寻求影子来作出对文物的定位。这种做法显然是本末倒置，是不谙中国民族文化发展史的表现的，另如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也如此。出土青铜器的祭祀坑，16个文化层，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4800年至4400年，比中原夏朝还要早得多，而16个文化层中出土的青铜器，有些倒研专家们硬要将其认定是商代的文物，为什么?难道这能算是实事求是么？有人居然公开宣称：三星堆“属汉族文物”。如此无视历史，实在令人瞠目。还有是凡说到中原汉人进入到了云南、贵州、四川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时，总是要加上一句：“给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似乎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中原汉人进入以前，都是“原始”“野蛮”到什么都不会做的地步，以至于从生产到生活都需要汉人来“开化”他们，那样的无理定论，西南地区怎能成为中原众多古文化文明的发源之地呢?事实证明，先进民族，未必什么都先进，后进民族也未必一无是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经济是一切上层建筑 (包括文化)的基础，没有相对发展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西南地区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这说明了西南地区远古时代的经济也是相当发展的。巴蜀古夷区在春秋战国时，乃至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堪称是个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尼姑“三星堆”之所以出现在古巴蜀地，也就证明了这一切，云贵高原夷区也不例外，在古代只是交通闭塞，信息不通而已，生产发展缓慢是事实，比起中原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一点也是事实。但是对于史学那就不能玩笑了，史学原本就是一门最讲求实证的科学，任何的成见和想当然的东西都是不可取的。历史真象既白，现在已经是摒弃旧观念，该是给西南夷（尼）地区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发展及其所处的历史地位重新定位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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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子尧(1954—)，男，彝族，贵州赫章县人，贵州民大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省彝学会副会长，贵州省民族语言文字学会副会长。
原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文字来源：《赫章彝学》第七辑 发表日期： 20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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