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乐遗址墓葬出土文物与夜郎族属之关系浅析
一
可乐遗址位于赫章县城西60公里处可乐民族乡驻地，属乌蒙山东段边缘。这里四面群山拱卫，中部为一东西走向的坝子，海拔1 800米左右，属乌江北源的可乐河、麻腮河于坝中交汇向东流去。气候温和，物产丰富，适宜古人类生活。坝子南北边缘，分布有50～100米缓坡丘陵延至远方山麓。缓坡地上目前已发现14处战国至秦汉时期古墓群和2处同时期的都城、聚落遗址，面积3.5平方公里。遗址与墓葬分为两类：秦汉时期的都城遗址和战国或更早时期的聚落遗址。墓葬分汉民族墓葬和夜郎民族墓葬。遗址与遗址，墓群与墓群均在同一区域内，但互不交混、泾渭分明。
秦汉都城遗址，地处可乐坝子中部，于一东南延伸的缓坡台地上，东西长350米，南北宽由50米扩展至200米，呈一“猪心形”。东北边沿为悬崖峭壁，南北边沿为陡坡地。南部边沿原残存长120米，残高0.5米土城墙一段。墙基宽5米，上部宽3米，墙体用黄褐色粘土夯筑，遗址中心面积2万余平方米，地表为灰褐色土，耕土下为红烧土(又名五花土)。经发掘遗迹分析，该处原属布局严谨、宏伟高大的朱楼翠阁住地。文化层堆积厚0.4米至2.7米，其中包含有大量秦汉时期的板瓦、筒瓦、瓦当和石、陶、铜、铁等质地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战斗兵器、装饰品、钱币等。
汉民族墓葬及出土文物，均与中原秦汉时期汉文化无异。墓型为刀型，铲型等，墓室分石室、砖室、木椁、土坑竖穴并有部分多室墓。墓随山势而横埋，墓向为0°～115°和270 °～360°之间。随葬物丰富，其中不乏有汉文化与多种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器物。
夜郎民族聚落遗址，于可乐坝北缘柳家沟缓坡地上，距都城遗址1公里。遗址内伴随众多汉墓，可见其时代早于秦汉以前。1977年在此发掘75平方米，出土石器37件，铜器残片2件，陶器残片500多片。石器为生产工具，计有石刀、石斧、石凿、石球等，陶器为生活用具，其中有罐、杯、碗、豆等。均属手制夹砂黑灰陶。其出土物风格特点与秦汉时期迥然不同，独具地方特色，它与夜郎民族墓葬出土物有密切的联系，是夜郎民族的文化遗存。
夜郎民族墓葬与汉墓不同，其所在地明显疏朗，排列有序，是典型的氏族公共墓地，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平面为长方形，但不规整。长1.4米～3.2米，宽0.4米～1.45米之间，墓向为280°～375°之间。其中有两种形制变异的墓坑，一种前后端各向两边呈弧形外扩，似“哑铃状”；另一种头端中部呈弧形外凸，似“钟状”。这类墓葬最为特殊且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的多种埋葬方式，死者均用铜鼓、铜釜、铜洗之类套于头部。考古上称为“套头葬”，而这种奇特的“套头葬”，全国考古资料中尚无先例，惟赫章独有，极为罕见。如HKM274号死者“敬事”之墓，墓主用一大铜釜套头，釜上腹部铸造一对威武站立栩栩如生的老虎，另一大铜釜套脚，面部盖一铜洗，右臂上盖2件铜洗，左臂旁侧立一铜洗。仰身直肢，两手环抱胸前。由遗骨痕迹测出其身高约1.8米左右。他头顶椎结，别铜发钗，套于釜内，面罩铜洗，双耳垂玉块，颈上佩琥珀、玛瑙相衔的串链，双手各佩带10只铜镯和10个铜铃，身穿铠甲，腰佩两把卷云纹柄青铜剑，怀抱秘冒无胡戈。不难想像，墓主生前的衣着、装饰、生活及其风采。该墓出土文物90余件，应属夜郎上层社会奴隶主贵族，它显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奇特而神秘的气氛。
这类墓随葬品多寡不等，多者百余件，少者一二件，部分墓中一无所有，表现了身份的高低贵贱。出土文物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战斗兵器，装饰品等，其中有锄、锸、凿、斤、斧、鼓、釜、鍪、洗、壶、戈、矛、剑、刀、手镯、带钩、铜铃等，陶器以罐、碗、豆为主。兵器较多，这里不作详述。器物内发现水稻、大豆、果实等植物和鸡、猪、羊等动物遗骨。
“套头葬”属赫章可乐夜郎民族特有的埋葬方式，它是受何种意识的驱动已很难知晓，是财富的炫耀?或是地位与权力的显示?或是生殖观念与生命回归母体的意识?可能性极大的应理解为是一种原始宗教的反映与崇拜，企望鼓、釜特有的神通魔力带来祖灵、神灵对后人永久的庇佑。
二
司马迁是介绍夜郎的第一人，他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民族“皆推结、耕田、有邑聚”。继《史记》之后的《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等文献所记载的夜郎，确是个实实在在存续了二百多年的奴隶制政权体系。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将夜郎记录在册时，因他对夜郎了解甚少而模糊，且着墨不多，留下了许多悬案。除后世史家东汉班固在《汉书》中有所补笔外，其余已陷入迷茫，难捉要领。历史依然在写，但夜郎却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如常璩、范哗等史家，用迷离的笔法将后人引向一个令人迷惑的夜郎神话世界。从明清开始，一代代学者不满于这段混沌的历史，极力想从不多的史籍中考出夜郎的真实，然而，数百年过去了，均是纸上谈夜郎，除了留下更多的猜度和歧见外，谜团仍难解开。夜郎的空间、时间定位以及它的中心在何处?它的族属是谁?它的社会性质和文化风韵等等，至今仍存各种“学说”，给人们留下了神秘有余而真实不足的遐想。
赫章可乐，古代曾有过耀眼的辉煌，但它的空间定位、建置沿革、历代文献均无记载，根据考古发掘和它的地理形势，从它那面广而密集，延续时代长，文化底蕴丰厚的遗址与墓葬显示，对照文献资料推断，这里是夜郎的重要“邑聚”或某“旁小夷”的政治文化中心。《汉书·地理志》载：“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开(置)。”其夜郎辖汉阳县：“都尉治，山阂谷，汉水所出，东至瞥人延。”《水经注》水条记：延江从牂牁郡北流西屈注之。古汉水即今乌江北源六冲河段(赫章后河)。延江即今乌江鸭池河段。史载：秦始皇三十三年依汉水北源地(今可乐)置“汉阳县，都尉治”。汉武帝建元六年设犍为郡汉阳辖地，可乐属辖，无多大疑义。文献的记载，隐约可见古夜郎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似乎在赫章可乐，这有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历史虽在演变，但夜郎与赫章两千多年来却密不可分。
三
古夜郎的时间定位，其上限至迟可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 1年)，周襄王与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会盟诸侯时提到了南方的吴、越、牂牁等到西汉成帝和平二年(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及妻父翁指止，前后计三百余年。
可乐遗址墓葬的空间、时间基本上与夜郎国的兴亡同步。距今已二千多年，它的族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古今民族的称谓时有变化，居住地时有迁徙，它的族属产生多种说法也是顺理成章的。毫无疑问，夜郎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政体，它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据文献记载，古代参与创造夜郎文明的先后有古老的濮人，僰人、越人、羌人、楚人等。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夜郎民族系“椎结、耕田、有邑聚”的民族。可乐墓葬中出土的生产工具锄、锸、凿、镰、斧等，生活用具鼓、釜、壶、罐、钫、碗、豆、洗等，战斗兵器戈、矛、刀、剑、弩机、箭镞等，装饰品镯、铃、项链、耳环、发钗、带钩以及农作物稻谷、大豆、核桃等果实植物和鸡、狗、猪、牛、马、羊等动物，说明了夜郎民族是一个定居的且生活方式不同于迁徙的游牧民族。
《魏书·僚传》和《北史·僚传》记：“僚者，盖南蛮之别种……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日‘干栏’。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死者竖棺而埋之。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日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煮食。”僚人的生活习俗，可乐墓葬中多有反映。如M15号墓中的水塘稻田模型，其中有水稻、鱼、田螺等形态，M24号墓出土的“干栏”式陶屋模型，M153号墓出土的铜鼓，M273号墓出土的辫索纹四耳大铜釜和其他同类墓中出土的鼓形釜，鼓改装的釜等以及大量的兵器戈、矛、剑、刀等，印证了夜郎民族“僚人”、“耕田有邑聚”、“依树积木，以居其上”，“铸铜为器”、“群聚鼓之，鼓舞祀之”、“好相杀害，不敢远行”等等史实。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武帝“闼斩竹王(夜郎)置群舸郡……后夷濮阻城，求立后嗣。”《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在描述这一事件时说：“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立为后。”尽管迷离，但这里首先说明了“夷濮”变成了“夷僚”，也证明了司马迁记载的“濮人”后来变称为“僚人”的史实。而僚人的“椎结左衽”，“耕田，有邑聚”种植水稻等生活习俗与传说，在墓葬出土物中得到佐证，近似于现在史学界、考古界、民族学界较为公认的仡佬族是古夜郎的主体民族之一。
可乐古墓，当地老年人传称为“徭人洞”或“徭人坟”，“徭”在彝语里读“濮”，即应称为“濮人坟(洞)”。彝族文献《西南彝志》载，可乐彝语古称“柯倮洛姆” ①意为“中心大城”，于秦汉时期曾与大理、昆明、成都并称的西南四大都市之一。文献记，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彝族迁居到可乐后，曾与濮人相居，不时发生矛盾。至西汉成帝时期，夜郎王兴与近邻鉤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举兵相攻，汉太守大夫蜀郡张匡受令前往劝其和解，夜郎王兴不听调解，反而“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最后被牂牁太守吴霸诛杀，彝族乘机参与争夺天下，最后“赶走濮君，杀牛聚会，创基立业”。这段历史在彝族有关文献中均有佐证。《西南彝志》卷九在追述彝族默部20世纪勿阿纳时说：“德施家传了七代 ②，在姆戛纳地方称王，举行奠祭，赶走了濮君，得到了迭洪冬底的卧雅额鲁来的帮助，在濮地创基立业”。德施家第7代即彝族默部19世比额勿，他“赶走濮君，创基立业”的濮人地在何处?《西南彝志》卷八上说得明白，此卷在叙述比额勿的三个儿子时说：“长子勿阿娄，迁居于妥体(地名)，是孟卧然(今郎岱)的君主，次子勿阿克，承袭东川的君主，幼子勿阿纳住在洛纳俄戛(今赫章可乐)的古勿额。”以上记载首先说明了“濮地”(夜郎国地)在今黔西北，滇东北一代无疑。《西南彝志》卷九还记载了“幼子勿阿纳，住可乐大城，他的儿子纳阿宗、孙子宗雅补三代都住在这里。”可乐宏史，说明可乐大城是勿阿纳的孙子宗雅补的创业为君之地。也可以看出勿阿纳三代创业为君的“可乐大城”原属夜郎“濮人”的重要“邑聚”。彝族默部“赶走濮君”之后，这里便成了彝族的重要聚居地。墓葬中出土的饰品如铜铃、铜镯、耳环较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彝族的习俗，流传至今用于祭祀的铃铛舞可以佐证。《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夷人……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与今之彝族男子喜戴大耳环，头上用黑(青)布裹成“冲天结”(又称英雄结)呈角状装饰极相近似。《太平寰宇记》载：“夷死，积薪烧之，烟正则大杀牛羊相贺，若遇风，烟旁散，乃大悲哭。”《蛮书》记：“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说明彝族古属火葬，至明清革除。赫章威宁一带“向天墓”可佐证，但火葬起于何时?就难以知晓了。
可乐遗址墓葬及出土物与滇文化，巴蜀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性质较为接近，除属毗邻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它们同系“椎结，耕田，有邑聚”的民族。笔者认为，古代的濮人、焚人、越人、羌人演变至今的仡佬族、彝族、布依族等，是西南地区历史悠久，分布较广的民族。从春秋战国至秦汉，相继在西南出现的吴、越、夜郎、邛都等奴隶制王国，其主体民族都应属这一系统。
在贵州古代史上，夜郎已成为一大历史悬案，自明清以来，研究者不乏其人，除史籍与方志外，论著有《牂牁考》、《牂牁江考》、《夜郎考》、《夜郎文化寻踪》、《灵魂安息的地方——贵州墓葬文化》等等，但因史料缺乏，且分歧颇大，尚无定论。赫章可乐遗址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夜郎问题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文粗浅的叙论与探讨，其结论能否成理，只待进一步发掘研究，才能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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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彝语称“大城”为“洛姆”。《西南彝志》上记能称“洛姆”的在西南地区古代只有今成都(勒始洛姆)、重庆(储奇洛姆)、昆明(勒波洛姆)、大理(选指洛姆)、可乐(柯倮洛姆)。
②《贵州通志·土司志》卷二附《大定府志安氏谱》记：12世得阿舍即德施，因此，德施应为贵州彝族默部第12世。
参考书目：
《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赫章可乐发掘报告》。
《考古)2002年第7期：《贵州赫章可乐夜郎时期墓葬》。
《贵州考古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宋世坤。
《夜郎文化寻踪》，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唐文元。
《夜郎史探》，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文物天地》，2002年第4期：《还原夜郎》。梁太鹤、文物报社。
《灵魂安息的地方——贵州墓葬文化》，席克定，贵州人民出版社。
《夜郎考》，贵州人民出版社。
原载：贵州省彝学研究会《贵州彝学》，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07-01出版。文字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贵州综合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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