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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下的传统彝族花灯——以永宁村文艺演出为例

作者:卢鹏 朱明 发布时间:2021-08-28 原出处:​《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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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彝族花灯曾在彝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政府开始将其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永宁村考察来看,彝族花灯正是在政府的大力扶助下,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发展特点,并重新获得了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国家在场;传统;彝族;花灯

永宁村隶属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县雨过铺镇,是彝族支系尼苏人聚居的村落。该村是蒙自传统彝族花灯的发祥地,花灯表演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曾经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村里逢年过节以及红白喜事中都会出现花灯的影子。然而,彝族花灯今天的颓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年轻人中大部分已经不会花灯表演了。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的兴起,当地政府开始了将永宁彝族花灯申报为州级、省级乃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努力。政府的这一努力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响应,他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参与由政府组织的各项申报活动。

2007年6月8日,蒙自县文化体育局在村里举办了“蒙自县•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文艺演出”的活动。通过考察可以看出,政府主导下举行的这场活动中随处可见国家在场的身影,彝族花灯也因此显得与传统不一样了。整个活动过程中,村民们参与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这既跟直接的经济报酬有关,又跟村民的某种美好的希冀有关。但是勿庸置疑的是,彝族花灯将因村民的积极性而获得新的生命力。

一、“文化遗产日”前的演出

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日”的前一天,也就是6月8日,蒙自县雨过铺镇永宁村举行了一场由县文化体育局主办,县文化馆和村委会承办的“蒙自县•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文艺演出”的活动。

演出活动是在村里的龙树林里举行的。龙树林大概有一亩大小,这是村里最为神圣的场所,它里面生长着能够护佑村寨的龙树。永宁村的龙树是一株枝繁叶茂的“清香树”,它的周围环绕着一圈树龄稍小的清香树。据村民告诉我们,这株龙树的树龄已经有四百多年了。这也表明,永宁村有着很长的建寨历史。清香树是一种常绿树种,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显得生命力非常旺盛。正因为如此,它被村民选来作为龙树,以期能够让寨子永葆青春活力。龙树下有一个用大石块搭建的永久性祭台,村里祭祀龙树时奉献的物品就摆放在这上面。

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龙树林是禁地。这从龙树林四周栽植的一圈清香树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清香树既起到了标记的作用,表明龙树的与众不同,同时也是在告诫人们,这个地方是神圣的,是不容随意踏入的。事实上,村民们除了在祭祀龙树的时候踏入林子外,平时一般很少进入林子里。对他们而言,这片林子就是一块圣地,如果轻易地闯入是会冒犯居住在里面的神灵的,而这是有可能会给个人乃至整个寨子都带来灾祸的。因此,除了祭祀龙树的场合例外,村民们平时几乎不进入林子。而在祭祀龙树的时候,女性更是严禁踏入林子。

这次演出活动打破了这种传统,村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进入了这片神圣的禁地。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人们这次并没有祭祀龙树。本以为村里在演出活动举行之前应该祭祀一下龙树,毕竟这场活动会打搅居住在龙树林里神灵的清静。但是询问了好几个村民,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问及原因,他们只是强调,龙树只是在火把节期间才会进行祭祀。在并没有举行祭祀活动的情况下,盛大的演出活动开始了。

演出是下午三点左右正式开始的。县文化馆用车子从县城拉来了全套音响设备,主持人也是由文化馆安排的。为了调动村民参加这次活动的积极性,县文化体育局还给了村里2000元钱作为村民演出的报酬。演出的场所非常简陋,除了将一块蓝布拉在两棵树上作为背景外,舞台并没有进行多少专门的布置。村民们的花灯演出就是在龙树林裸露的黄土地上进行的。面朝舞台摆放着两排长椅子,这是给观看演出的贵宾坐的。这次活动举行的时候正值当地农忙季节,但龙树林里还是聚集了很多村民。

在花灯表演之前,县文化体育局局长对这次活动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说明。他的讲话透露出,县里举行这次活动是为了将永宁彝族花灯申报为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听到村里的花灯在2006年就已经成功申报为红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年底申报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能性很大的时候,很多村民脸上都露出欣喜的神色。

这次活动共准备了二十个彝族花灯节目,可以说,这是一次彝族花灯节目的汇演。这些节目既有如《阿尼西山尼》、《拉花》、《四大臣》等传统歌舞,也有如《彝家姐妹说荣辱》、《计划生育》等与时代音符密切契合的有新内容的歌舞。在演出人员的组成上,以中老年妇女为主,年轻女性和男性村民很少出场。传统上,彝族花灯的表演者主要是男性,女性角色也往往由男性扮演。但是由于“男的害羞”,现在彝族花灯中已经很少见到男性演员,男性角色也大多由女性来扮演了。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只见到有两个节目是由男性村民来表演的,年轻女性表演的节目也只有一个。而且据这些年轻女村民介绍,她们也是一个星期前才开始学习花灯的。在他们表演的时候,其他村民站在旁边指指点点地观看着。

二、演出活动的政府主导

永宁村的这次演出是以村民为参与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展演,不仅活动场所在村子里,演员是刚从田地里回来的农民,节目也是当地流传已久的彝族花灯。然而这次演出又有着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它是在国家力量主导下进行并深深刻上国家烙印的文艺汇演。

彝族花灯是彝族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它属于文化遗产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前人创造并遗留下来的全部口头形态、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狭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彝族花灯属于狭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戏剧。

从县文化体育局局长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永宁村的这次演出与当地政府正在将彝族花灯申报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换句话说,这次演出有当地政府为彝族花灯的申遗造势的意图。最早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是日本、韩国等国家,它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为“无形文化财”并对它加以保护。继日韩之后,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开始注意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选法》,2003年又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在这一背景下,自2005年以来,国务院相继出台了3个重要文件——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同年12月,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全国各地也因此掀起了一股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热潮,蒙自县对彝族花灯的申遗工作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展的。

当地政府为彝族花灯申遗造势的演出安排在了中国“文化遗产日”前一天举行。文化遗产日是在全球化迫使各民族国家文化纷纷同质化的背景下,由国家力量参与的为保护民族文化而设立的主题日。1984年,法国最早设立了文化遗产日,此后欧洲各国纷纷设立了自己的文化遗产日。 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2006年6月10日,我国迎来了首个“文化遗产日”。经国家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研究决定,首个文化遗产日的主题为“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永宁村这次演出活动举行的第二天就是我国的第二个“文化遗产日”。

这种安排是有特别意义的,它表明政府在彝族花灯申遗过程中已经及将要扮演的重要角色。“文化遗产日”是由政府推动的一场全民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活动,它的主要组织者当然是各级政府。首个文化遗产日期间,我国各地纷纷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各种活动,它们或者直接地由政府部门主办,或者间接地由政府部门组织。正是因为有了政府力量的大力支持与参与,首个文化遗产日显得异常热闹,“保护文化遗产”的口号也日渐深入人心。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期间,我国各地也以政府为主要推动者纷纷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就是在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前后,我国在成都举办了首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这次节庆活动的举行表明,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

在这个背景下,永宁村的这次活动的政府色彩是极为浓厚的。从舞台上悬挂的蓝布上的文字可以看出,这次活动的主办者是县文化体育局,承办者是县文化馆和永宁村。这次活动举行的时间恰值当地农忙时节,是由县文化体育局决定的。为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县文化体育局拿出了2000元钱作为演员的报酬。县文化馆则负责整个演出活动的具体事务。他们不仅负责音响等演出器材的准备、安排主持人,同时还负责节目内容的安排和演员的排练。

至于村民,虽然他们非常积极地投入了这次演出活动,但由于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如此正规的演出,所以在整个活动中大多是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

演出活动开始之前县文化体育局局长的讲话为这次活动的政府色彩又抹上了浓重的一笔。在这次活动中,县文化体育局局长作为政府代言人首先讲了话。他代表政府表达了对耽误农活的村民的歉意,同时也暗示申遗成功将为村民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整个讲话过程中,他代表的都是政府而非个人,村民在倾听过程中也是将他当作政府来看待的。他的出场再一次表明了这次活动的直接的政府性,从而使得这次活动具有了最大的合法性,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政府代言人身份让他的话语中透露出的彝族花灯申遗成功将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信息具有可信性,这更进一步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因此,这场活动成为了一场由政府主办、村民积极参与的为申遗而努力的活动。

在这场由政府主办的活动中,传统彝族花灯汇演成为了宣扬国家意志的工具。这次活动的节目主要是县文化馆安排并排练的,因此节目的内容大多有着国家意志的烙印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节目单上可以看出,这次活动的20个节目中,大多数都与国家意志相关。这些宣扬国家意志的节目或者是与国家政策有关,如歌舞节目《计划生育》就是在宣传我国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或者是与全社会开展的先进性教育有关,如说唱节目《彝家姐妹说荣辱》就是在宣传党中央新近提出的“八荣八耻”这一社会主义新荣辱观;或者与党中央的重要决策有关,如歌舞节目《和谐家园乐安康》就与党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决策有关;或者间接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如《我们的干部真是好》、《歌唱自己的新生活》等都表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村民过着幸福的生活。通过彝族花灯这一传统民族歌舞形式,当地政府又一次将国家意志在村民中进行了宣扬。

这次演出虽然是传统彝族花灯的汇演,但它又表现出与以往极为不同的地方。演出是在全国各地掀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浪潮的背景下,由当地政府组织的一次带有浓厚政府色彩的行为。可以说,这次演出活动中国家无时不在场。

三、传统花灯的调适与新生

与传统相比,政府主导下的彝族花灯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再那么传统了。这种改变是适应时代变化而作出的积极调适。这一调适让本已陷入生存困境的彝族花灯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永宁村彝族花灯是在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产生的,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同治年间,永宁村即已有了花灯演唱活动。后经永宁村第二代花灯艺人李展的努力,彝族花灯开始传播至蒙自县其他村寨以及建水、开远、个旧等地,从而形成了较为兴盛的局面。它是一种集歌、舞、剧于一体的地方民间戏剧,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多为红白喜事服务,带有浓厚的娱乐色彩,因而很受当地人的喜欢。

文化遗产日前的这场演出继续保留了花灯演唱的娱乐特色,但同时花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传统上,花灯大多是以行会形式应主家之邀在红白喜事中表演的,它特别注重娱乐功能。而在国家力量介入下的这场演出中,花灯在保留其娱乐功能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其政治宣传的功能。演出活动中,“八荣八耻”、“计划生育”、“和谐社会”等国家符号以及颂扬党的“好干部”成为了演出的重要内容,国家意志在传统民俗活动过程中得到了宣传。村民们在得到娱乐的同时又一次接受了国家对他们进行的政治宣传与教育活动。由此可见,彝族花灯在这场演出中更多地成为了宣扬国家意志的工具,它似乎变得不那么传统了。

在彝族花灯不再那么传统之前,它在传承方面已经面临困境。实际上,在国家力量介入彝族花灯演出之前,永宁村这个红河州彝族花灯发祥地的花灯演出已经呈现出颓势。在调查中发现,村里能够进行花灯演唱的大多为中老年人,而很少有年轻人。彝族花灯这一地方民间戏剧在传承方面已经存在一个断层。即使是那些会花灯表演的村民,他们有的也已很多年没有进行演出活动了。一个以中年人为主的花灯行会的会员告诉我,他们已经有三年多没有再进行表演了。为了进行这次表演,他们还专门排练了几个晚上,演出服也是从县城歌舞团租借过来的。而当他们还是年轻人的时候,村里有很多花灯行会,花灯演出也非常热闹。但是,现在村里只有不多的几个行会还继续在红白喜事中娱乐着村民。

永宁彝族花灯的传承出现颓势与它生存环境的变化是相关的。作为一种存在于村民生活之中的民俗活动,彝族花灯也是有其功能的。一般而言,民俗有四种功能,即教化功能、规范功能、维系功能、调节功能。传统彝族花灯的功能主要是调节功能中的娱乐功能,它能够通过花灯演唱活动使人们得到娱乐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传统花灯的这种娱乐功能是建基于传统农耕社会的,传统农耕社会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花灯这一传统民俗的变化。在传统农耕社会,文化生活并不丰富,人们多以花灯演唱等民俗活动来满足文化生活的需要。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兴起,各种现代化娱乐工具,尤其是电视机的普及,使得人们的娱乐需要有了一个更加方便的满足途径。在电视机等现代化娱乐设施的冲击下,彝族传统花灯演唱对村民所具有的吸引力已经大大下降了。从此,电视机所带来的娱乐私秘化逐渐地取代了花灯演唱的娱乐公开化。

在原有生存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不适时地对彝族花灯进行调适,那么它的继续存延是不大可能的。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彝族花灯也会因“其功能的变化而变化,其功能的消亡而消亡”。功能的变化也就成了民俗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而彝族花灯功能的变化是指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发掘新的社会功能,从而进一步增加或凸显它原有的社会功能。只有如此,彝族花灯才会摆脱逐渐衰微乃至最终消失的命运。

当生活于永宁村的村民因电视机等现代娱乐设施的普及而逐渐忽略了传统花灯的时候,主流社会却在现代化中取得经济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发现,它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了,而在那些它们平时忽略的边缘社会却保留了许多传统文化。从此,正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主流社会也“发现”了边缘社会。这种发现为彝族花灯等传统文化转化功能提供了一次契机,也为这些濒危的传统文化创造了继续存在的条件。

正在这个时候,国家力量介入了进来,从而促使彝族花灯在功能方面发生了变化。就永宁村的这次演出来看,它表现为在政府主持下将彝族花灯申报为省级乃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努力,但更深层次地却是在为获得潜在的经济利益博弈。在我国,申遗成功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非常明显和突出。在将彝族花灯申报为省级乃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国家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基本的组织要素”出场了。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它有责任发展地方经济并能够从地方经济的发展中获取收入来维持其生存。从村民的角度来说,如果申遗成功,他们的经济收入会增加,日子也会越过越好。因此,国家与村民在申遗方面就达成了协议,政府出政策、资金以及人员支持彝族花灯各项活动,而村民则积极参与由政府组织的各项花灯演唱活动。在国家与村民共同努力下,彝族花灯的娱乐功能继续得以延续,同时它还增加了政治宣传功能、经济功能。

国家力量的直接介入,给彝族花灯这种延存陷入困境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2005年3月10日,永宁村成立了彝族花灯传习馆。这是红河州目前唯一的一个彝族花灯传习馆。彝族花灯在村里的年轻人中又活跃了起来。在永宁村的这次活动中我们发现,有一支由非常年轻的女孩子组成的队伍也参加了演出。据村民介绍,这支队伍中的女孩子以前大多并不会花灯演唱,但在传习馆里学会了这些。村民还介绍,村里也有小孩在传习馆里学习彝族花灯的演唱。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永宁村久已不进行花灯演唱的人们再一起舞了起来,从来不会花灯演唱的年轻人也开始唱了起来。彝族花灯在它的发祥地又一次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2007年6月8日,笔者参观了在永宁村举行的“蒙自县•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文艺演出”。除了特别注明外,本文有关彝族花灯的资料都出于此次调查。本研究得到了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云南民族文化与产业研究基地课题《云南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研究》专项经费资助。

参考书目篇目
1. 参见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1页。
2. 参见冯骥才:《文化遗产日的意义》,载《上海文学》2007年第2期。
3. 参见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4.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5. 参见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6. 参见陈庆德等:《发展人类学引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页。

原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 第6期
作者:系红河学院人文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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