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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布摩(毕摩)文化研究的重点、难点与方向

作者:张学立 王明贵 发布时间:2021-08-26 原出处:《毕摩文化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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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布摩是彝族传统文化精英,彝学研究离不开布摩,布摩文化研究是彝学研究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布摩文化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描述性研究多于解释性研究,对布摩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转型研究和培养使用的关注都不够,布摩文化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少困难。为此,要找准方向,从布摩传人培养与使用机制的研究,利用高科技手段保护彝文典籍、仪式和风俗习惯以传承布摩文化,推动布摩主动向现代转型、变革创新、获得生机等方面作出新的努力。
关键词:布摩文化;研究;现状;重点;难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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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彝学的地位不断上升,正在成为一门显学,受到学界的热切关注。其标志性的一些情况,一是滇、川、黔的省级彝学会成立之后,彝族数量较多的市、州、县、区基本上都成立了彝学会,国内影响不断深入;二是已经召开过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第五届国际彝学研讨会正在筹备之中,国际影响不断扩展;三是彝学已经报经教育部批准成为二级学科,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层次升级到了顶层;四是彝学教学院系和科研院所正在不断增多,培养的高层次人才越来越多,各种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有的大学重新恢复了彝语专业大学生招生,一些地方开办了新的彝文学校。五是进入国家级层次的科研项目越来越多,大量彝族和各民族的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开始纷纷转入彝学研究,彝学研究队伍正在不断扩大;六是许多大专家如费孝通等早就深刻认识到,在中国西南,彝族研究不清楚,西南历史无法写清楚,呼吁重视彝族历史文化特别是彝文文献的研究。有此数端,彝学研究的热潮正在扑面而来。

但是,正是彝学地位不断上升、彝学研究热潮滚滚的时候,所有的研究家不约而同地发现,对于彝族的研究离不开对彝族布摩的研究,布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核心。为此,布摩文化研究正在成为所有要深入研究彝学的专家、学者绕不开的课题。

一、布摩文化研究在彝学研究中的地位

布摩是彝族历史文化传习人、创造人、传播人,是彝族文化精英。布摩文化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布摩文化研究在彝学研究中处于关键的地位。

1. 彝族文字创造离不开布摩

彝文是彝语的书写符号,是记录彝语的工具。彝文在一些史志的记载中被称为“布摩文”,有的专家、学者直接认为彝文是布摩创造,由布摩使用的文字。布摩是如何创造彝文的,有的专家认为:彝文是布摩在主持祭祀仪式,进行复杂的插枝时,先是用图画形式把插枝序列画下来,渐渐地这些图画就演变成了彝文。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历史原因,在“改土归流”以前,彝文的传承和使用确实只是布摩这一专门人才的职任。

2. 彝族典籍文献编纂和传承离不开布摩

彝族典籍文献,如果从大类上分,只有布摩文献和摩史文献和其他文献三大类。而布摩文献又是最多的一部分。现在传承的典籍中,绝大部分是布摩编纂和传承的。根据王仕举老先生的一项调查,20世纪80年代,毕节市范围内有95个布摩收藏有2339册彝文典籍,平均每人收藏有24.6本;收藏最多的有60本,收藏最少的有6本。那时候,除了布摩有彝文典籍外,民间的收藏几乎没有。这些彝文典籍,都是布摩编纂、抄写、使用和传承下来的。

3. 彝族哲学、宗教的研究离不开布摩

彝族传统的哲学、宗教思想主要体现在祖先崇拜和万物有灵观念。祖先崇拜的形式多种多样,经常的形式是日常祭祀仪式和丧礼祭祀仪式,三代做一次“鄙嘞”,六代做一次“法丽”,九代以上做“尼目”大典。在日常生活中,万物有灵、鬼神观念等,对人类生活正面降福、负面影响,而这些都要延请布摩给予指导、禳解,其过程都要使用一些适用于不同要求的经书。这些仪式上使用的大量的经籍,其中包涵了丰富的哲学、宗教思想。特别是彝族精神信仰的引导尤其是宗教生活,是布摩的主要职能。

4. 彝族历史的记录传承离不开布摩

现在流传的许多彝族谱牒,都是过去各个彝族家族延请布摩编纂的,包括目前有彝文史籍记载的水西阿哲家族的八十四代君长谱,也都是当年的布摩们一个接一个的把这份珍贵谱牒续写下来。《西南彝志》、《彝族创世志》中的许多谱牒也都是由布摩编纂和保存下来。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当年布摩记录和传承下来的。研究彝族历史,离不开布摩的典籍。

5. 彝族文学艺术的创作离不开布摩

彝族古代的许许多多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其主要创作(编纂)的力量都是布摩。以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彝族诗文论》的作者举奢哲、《彝语诗律论》作者阿买妮、《论彝诗体例》的作者布麦阿钮、《彝诗九体论》的作者漏侯布哲等一批作家为例,他们都是古代著名的大布摩。彝族传世的绘画作品如“那史”是布摩在祭祀等仪式上所创作和使用的作品,许多彝文古籍的插图是布摩所画,各种仪式上需要使用的草偶、木雕、泥塑、剪贴等,也都是布摩即时的创作。

6. 彝族医药卫生研究离不开布摩

布摩在服务社会和彝族人的许多职能中,除了通过禳解、洁净等仪式为病人解除精神上的痛苦之外,还通过医药、卫生服务解除病人身体上的痛苦,使病患者肉体上心灵上都得到解脱和康复。有的布摩还把治疗疾病的药物记录下来,写成医药书,如著名的《双柏彝医书》、《元阳彝医书》、《寻医找药》等。就是在布摩使用的祭祀经籍之中,也有一些记载医药卫生知识的内容,如《献酒经》等。

7. 彝族天文、历法的研究离不开布摩

记载有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的《吐鲁立咪》、《吐鲁窦纪》等彝文典籍,都是由布摩所撰写、掌握使用。特别是《吐鲁立咪》,书中的内容直接就是布摩笃仁和布摩鲁则两人的对话录,即通过两个布摩对话的方式,叙述了彝族的天文、人文、历法、卫生等方面的知识。

8. 彝族教育研究离不开布摩

彝族传统教育,除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之外,学校教育主要是通过布摩开办的学校即“布吐”进行。“布吐”教育的教师是布摩,学生是“布汝”,学成之后当布摩。彝族传统历史文化知识、许许多多的社会实用仪礼,都在“布吐”教育中完成。“布吐”教育所使用的教材,都是布摩使用的历史文化典籍和祭祀、仪式经书。彝族传统教育的思想、方法特色都在“布吐”教育得到集中体现。

在彝族社会生活、精神信仰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布摩,同样地,彝学研究的许多领域,离开了对布摩文化的研究,都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

二、布摩文化研究的现状概述

对于布摩文化的研究,最早的也许是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关于“耆老”的记载和评论,“耆老”的职能,在历史上也许有一部分就是布摩的职能。布摩在彝族历史上曾经是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是彝族“兹(君)”、“莫(臣)”、“布(师)”统治政权结构中主要的一极,是“酋长左右斯须不可缺”的重要角色。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布摩都对广大群众的人生命运有着重要的影响。“改土归流”之后,彝族失去了统治地位,布摩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转折,从主要为统治集团服务转变为主要为彝族群众服务。有关史志等等对于布摩的记录也越来越少,对于布摩的研究也逐渐趋于沉寂。

20世纪80年代举行了一次布摩文化研讨会,开启了新时期布摩文化研究的新篇章,这次会议的成果形成了《毕摩文化论》文集,这是第一次集中而较为全面对布摩进行深入的研究,余宏模先生、左玉堂先生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此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学术界对彝族宗教和彝族布摩的研究成果逐渐多起来,王丽珠、巴莫阿依、巴莫曲布嫫、张纯德、龙倮贵、王继超、朱琚元、朱文旭等都有厚重的研究成果。专门以布摩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出版专著的,有孟慧英的《彝族毕摩文化研究》、起国庆《信仰的灵光——毕摩文化论》、阿牛史日、吉郎伍野合著的《凉山毕摩》等。这些研究成果,对彝族布摩的历史、身份、地位、职能、职责、工作方式、经书、仪式、法器、服饰、用具、传承方式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对布摩文化的概念及其界定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中,描述性的研究较多,而解释性的研究较少;对布摩文化的历史状况研究较多,对布摩文化在当代的发展与转型研究较少。

三、布摩文化研究的重点

在有关布摩文化的众多的研究成果之中,体现出了专家、学者所关注的布摩文化研究的重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彝文经籍翻译与研究。编纂和传承彝文经籍,是布摩的重大职能。对布摩文化的研究,首先受到关注的是布摩收藏的彝文经籍。进一步说,对布摩收藏的彝文经籍的翻译与研究,是布摩文化研究的一个重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爨文丛刻》的出版标志着彝学走向世界,这部巨著中的大部分篇章就是彝族布摩经书。上个世纪末,凉山州美姑县成立了“中国毕摩文化研究中心”,搜集、整理了上千册布摩经书,对其中的一些经书进行了翻译和研究。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翻译出版的《彝族指路丛书》(贵州卷)、中央民族大学翻译出版的《彝族指路经译集》、云南省民族古籍办公室翻译出版的《滇南彝族指路经》,特别是楚雄州组织翻译出版的《彝族毕摩经译注》100卷,是布摩经翻译研究的集大成者。王继超等的《彝族传统信仰文献研究》、龙倮贵等的《滇南彝族原始宗教祭辞》、昂自明等的《彝族撒尼祭祀词译疏》、师有福的《阿哲毕摩经选译》等,在对布摩经进行翻译的同时,注释和研究占了大部分内容。

2. 仪式与风俗习惯研究。传统彝族社会中的祭祀、典礼、日常生活,必需经常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这是布摩职能体现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仪式又是与彝族风俗习惯紧密相关的,许多仪式研究就是对风俗习惯的描述和解释。对于布摩举行的各种仪式的研究,是布摩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果。主要的有张纯德等的《彝族原始宗教研究》、王丽珠的《彝族祖先崇拜研究》、巴莫阿依的《彝族祖灵信仰研究》、巴莫曲布嫫的《神图与鬼板》、朱文旭的《彝族原始宗教与文化》、龙倮贵的《彝族原始宗教艺术文化初探》等。

3. 多媒介保护与传承机制研究。从影视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文化进行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潮,对布摩文化的研究也不例外。通过多种媒介对布摩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彝文文献收藏较多的单位,都有通过现代电子媒介保护与传承布摩经书的做法。这方面的成果,有《滇南彝族祭大龙》、《一个彝族教授回乡的经历》等。

4. 文化生态研究。对布摩文化的生态进行研究,是在生态人类学成为一门学科之后,逐渐被研究家所重视的一个研究领域。这有两个方向的进展,一是对布摩文化的生态环境进行研究和保护,例如选取有价值的村寨进行生态依托保护研究与传承;另外一个是对布摩文化传承的生态进行系统研究,以资提出有效的保护与传承方式,供给政府决策之用。这方面美姑的“中国毕摩文化研究中心”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而研究成果则有朱崇先的《彝族氏族祭祖大典仪式与经书研究》等。

5. 应对文化危机研究。在每一次比较大型一些的彝学会议上,都会有专家或者官员提出彝族文化传承危机包括布摩传承危机等问题,也对此提出了自己应对危机的思考。但是,系统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比较少。

四、布摩文化研究的难点

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总结可以发现,布摩文化的研究在获得了大量厚重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研究的难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彝语、古彝文与经籍的训读问题。当代许多具有高学位、高职称的研究人才,由于缺乏母语基础和彝族传统生活环境的的熏陶,绝大多数都不会彝语,更没有系统学习彝语和彝文,无法识读彝文经籍。就是初通现代规范彝语文的人,由于传统彝族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大量用古代彝文写作的经书也无法弄通,没有能力去翻译、注释布摩经书。现在能够识读、翻译和注释彝文经籍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出现了巨大的危机。

二是不能全面把握彝族风俗习惯的问题。现代彝族风俗习惯与古代彝族的风俗习惯既是一脉相承的,但也是有许多区别的。特别是现代生活方式有巨大变迁,许多具有彝族特色的风俗习惯已经渐渐消失。而布摩文化特别在记录在经书中的内容,往往需要通过与传统风俗习惯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研究,才能弄通其中的深刻内涵。这就是马学良先生提出“以俗释经”理论的依据。但是,这恰恰又是布摩文化研究的一个短板。

三是学术研究与“救书、救人、救学科”相脱节的问题。自上个世纪国家提出对民族古籍要“救书、救人、救学科”的号召以来,民族古籍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古籍散失,古籍传承人逐渐减少,学科建设进展不大等诸多问题。学术研究的成果与现实问题的脱节,学术研究成果难以运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等,形成了布摩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这个难点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解决起来仍然相当困难。

四是理论的提炼、升华与研究队伍的建设问题。在整个彝学研究中,除了以刘尧汉教授为旗手的“中华彝族文化学派”,曾经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关注之外,以彝学研究为特色进一步开宗立派的情况,还没有新的进展。彝学研究如何在理论上进行提炼、取得突破、不断升华,需要大量的彝学研究家共同努力。因此,彝学家队伍的建设和彝学研究理论的提炼和升华,都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困难仍然明显地摆在面前。

五是应对异质文化冲击的对策。非彝族文化对彝族文化的冲击,过去主要是汉文化,现在除了汉文化仍然非常强势之外,西方文化特别是英语圈国家的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冲击尤其强大。从历史上看,“改土归流”是彝族传统文化一次重大的转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全球化的影响又是彝族传统文化一次重大的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的影响对彝族传统文化的冲击更是致命的。而如何在全球化大潮中保护和弘扬彝族传统文化包括布摩文化,这方面的研究相当匮乏。

五、布摩文化研究的主要方向

在明确了布摩文化研究在彝学研究中的地位,对布摩文化研究的现状有了大致的把握,对布摩文化研究的重点有了轮廓式的勾勒,并且发现了布摩文化研究中存在有主要困难之后,也就找到了下一步布摩文化的研究的主要方向。

第一,布摩传承人的培养、使用机制研究。这是布摩文化研究中,与现实问题与当下性结合最为紧密、也是最为迫切的问题。从现状来看,许多布摩世家都在面临着世袭传承行将断代的问题,这个问题让许多老布摩十分着急,也让许多彝族精英感到十分焦虑。现代生活方式特别是电视、网络等十分发达,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各种现代思潮对年轻人的吸引,生活的压力和生计的逼迫等等各种因素,造成许多布摩世家的子孙们,纷纷外出打工,融入现代社会之中,对自己传统的彝族文化逐渐疏远乃至放弃。因此,布摩传承人的培养、使用机制的研究,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也是布摩文化研究的一大方向。在“救书、救人、救学科”的三大任务之中,作为对彝族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布摩的“抢救”工作成为了当务之急。布摩文化研究在这方面应该在有作为。

第二,彝文典籍的信息化保护传承。布摩经籍是彝文典籍的主要组成部分,传统的人工手抄传承的方式在现代化形势下已经十分落后。现代电子技术高度发达,对运用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化方式保护和传承彝文典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除了为保留传统传承方式的需要而再进行少量手工抄写之外,布摩经籍的传承必需走信息化之路。一方面是古彝文的信息化研究与运用,一方面是彝文典籍保护与传承的信息化研究与实施,两者都十分重要,不可偏废。

第三,仪式与风俗习惯的多媒介保护传承。运用多种媒介,对活态文化进行记录、研究、保存,是现代传媒技术高度发达提供的重要手段。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许多技艺形态、口头形态、演述形态等,都没有物质的载体,这就需要通过现代传媒技术加以物化,例如电子录音、照相、录相,场景记录与演绎拍摄,多媒体结合制作文件、档案、资料,电脑复原古老的风俗习惯特别是仪式等。必需依靠高科技来介入布摩文化的研究,从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研究方向等方面找到新的突破口,才能取得新成果。

第四,全球化语境下布摩文化的现代转型。每一次传统文化的变革与创新,都为传统文化的转型与新生带来机遇。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都是对传统文化的变革与创新。布摩文化要想形成的新的生机与活力,还必需紧跟时代与形势的发展,在全球化语境下找到新的变革、创新之路,抱残守缺、墨守成规,都会造成裹足不前、走向衰亡。缺乏内在的变革动力和创新机制,一切研究和外在的努力都不能挽救布摩文化的衰亡。布摩文化必需实现现代转型,才能找到新的传承方式。这一点,必需有清醒的意识,必需引起高度的重视,必需立刻有所行动。而这些仅仅靠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不能胜任,作为变革主体力量的布摩要立即行动起来。

第五,理论吸纳与创新。布摩文化研究作为彝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必需不断吸纳学术界特别是国外学术界有关民族学、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新成果,在充分吸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彝族实际和彝学研究的实际进行创新,通过深层次的理论思考与探索,争取作出新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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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毕摩文化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毕节市彝学会和百里杜鹃管委会编。
文字来源:中国彝族网
作者:张学立(贵州民族大学校长);王明贵(毕节学院彝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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