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青铜立虎与崇虎信仰试析
摘要：2000年9月至10月,考古工作者在贵州省赫章县可乐镇发掘了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古墓。该墓群共计112座。属夜郎时期的古墓葬。这些墓葬具有多种独特的习俗特征,其中五座是最重要的套头葬,出土的大型铜器、兵器、饰物和陶器具有极强的地方特色。特别是在罗德成地工区发现的M274西汉墓,是这次发掘中墓主身份最高的墓葬。
关键词：夜郎；青铜文化；罗罗；巴蜀青铜器；墓主；乌蛮；考古材料；套头；卢鹿部；南诏
2000年9月至10月，考古工作者在贵州省赫章县可乐镇发掘了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古墓。该墓群共计112座，属夜郎时期的古墓葬。这些墓葬具有多种独特的习俗特征，其中五座是最重要的套头葬，出土的大型铜器、兵器、饰物和陶器具有极强的地方特色。特别是在罗德成地工区发现的M274西汉墓，是这次发掘中墓主身份最高的墓葬，出土器物达100余件。M274中用大铜釜套头，死者脚部又套一件大铜釜，而且在面部盖上一件铜洗。右臂上盖二件铜洗，在左臂旁还侧立一件铜洗。套头的铜釜十分贵重，在铜釜肩、腹部至口沿处装饰一对圆雕立虎，形态为昂首扬尾，龇牙长啸，十分威武。在同墓坑内还有一只勇猛的青铜立虎，装饰在戈秘的顶端。还有一件立虎铜挂饰，出土时在死者颈部，与相邻近的玛瑙管、玉珠、骨珠似应同是颈饰物。在同一座墓中竟然出土四只青铜立虎，实属罕见。再加上铜釜套头脚、铜洗盖脸又盖臂，显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神秘气氛。
一
对该墓中四只青铜立虎的状况，经考古工作者的观察和实测如下：首先是套头铜釜侧立套于死者头部，釜外壁有烟炱痕。铜釜通高3．28cm，釜高28．4cm，口外径43．2—44．3cm，口内径34．8-35．4cm，口沿面宽4．15cm，口沿厚0．4cm，最大腹径49cm，耳径9．35cm，耳片宽3．35cm；9．25cm.。
套头铜釜为折沿，斜肩，面微下凹，鼓腹，肩腹处一道折棱，折棱不明显，折棱下有一周突弦纹，圜底。腹上部对称竖装一对环形辫索纹大耳。耳片弧形，耳面尤显宽，每只耳辫索纹6组12道。肩腹部对称饰一对圆雕立虎，通长17．5cm，通高10．5cm，臀宽5．3cm，身长12．45cm；通长17cm，通高10．7cm，臀宽5．3cm，身长12．45cm。立虎颈部套一条项圈，项圈上刻贝纹，虎头后部刻一组卷云纹，虎身刻斑纹。立虎铆焊于釜上，釜内部有4处不规则圆饼形疤。铜釜外壁从口沿下至底有一道明显范缝，两只立虎亦各有一道纵向范缝，虎口内及体内保留有砂模，砂模经过修整虎形极协调。
另一只青铜立虎出土时位于铁戈内部上端，为戈秘顶端饰物，系用失蜡法铸造。铜秘冒略呈僧帽形，通高5．6cm，通宽5．6cm。冒体横剖面为尖叶形，冒顶前后角外展略向前翘，后角微长微高。冒顶面略呈两面坡形，冒中下部饰一周辫索纹。冒前端有一缺口，中部对穿两圆形穿孔，冒内残留少量木秘残片，穿孔内残留有固定用的竹钉。铜冒顶端铸一圆雕立虎，虎圆形，耳口微张，身体瘦削矫健，尾上扬反卷，前肢平曲趴地，后肢略曲下蹬，一副蓄势欲跃之势。虎身满饰长条斑纹，强劲有力。
另一件立虎挂饰，亦系失蜡法铸造。立虎站立于簧形圆管上，簧形圆管中空，内壁亦可看出簧条，簧条无间隙，管外紧附一贯通铜条。簧管通高1．8cm，管长1．95cm，管外径0．55—0．65cm，管内径0．3—0．35cm。立虎通长2．15cm，通高1．35cm，张口卷尾，前腿弯曲下趴，后腿弓状蹬地，作欲跃而起前扑之状，造型十分生动。此器出于死者颈部，与众多的骨珠、玛瑙管、铜铃等伴出。与该器相邻的还有一件铜质鼓形小挂饰，推测与虎形挂饰连缀为一组。
以上四只青铜立虎同出土于夜郎时期和夜郎故地的套头葬土坑墓同一墓穴之内，而在其他地方尚未发现，值得重视并加以研究。由于其葬式特殊，墓内还发现有卷云纹茎首铜柄铁剑等夜郎典型铜兵器，并与巴、蜀、滇等出土虎纹兵器、立虎造型相比较，故称其墓出土的四只立虎为“夜郎青铜立虎”，以利研究。
M274的墓主身份是当时发掘众多墓葬中最高的一位，出土器物达100多件。特别是其中出土一枚汉印，印面边长1．2cm，方形，桥形纽，印文为朱文篆书“敬事”二字(又译“敬吏”)。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时，曾派使臣到夜郎地区“喻以威德，约为置吏”。夜郎旁小邑也遵从汉使之约。此汉印极可能是汉王朝官员赠送给当地首领的权信之物。由此推测墓主的身份可能是原夜郎侯王辖境的一位小“邑长”的首领。从墓内陪葬的四只青铜立虎器物分析：首先是侧立头部套头的铜釜上的一对圆雕立虎，因为铜釜外壁有烟炱痕迹，说明此铜釜当为死者生前用作祭祀礼仪时的炊器，死后用作套头的葬器。其次是戈秘顶端装饰的一只勇猛的立虎，睥睨群山，由出土的铜兵器推测，墓主可能还是一位统领重兵的首领。最后是一只立虎铜挂饰，位于死者颈部，从器物看似是墓主生前挂于颈间的饰物，而且是作为灵物来悬挂于颈的。众所周知：虎是猛兽，有百兽之王的称号。而作为图腾或神物的虎，则当具有极大的巫术性威力，它具有御敌、逐怪、食鬼、避邪的功能。四只夜郎青铜立虎同出自一座套头葬墓中，充满着神秘的氛围，也反映出墓主人对虎的崇拜。
二
古代的巴蜀与夜郎邻境，巴蜀都是崇虎的部族国家。古史中记载的巴蜀虎文化，如《山海经·大荒经》载：“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又史载：颛顼氏有一子，“居江水，是为虎。”指的正是以虎为图腾的远古巴人。古代巴族的虎崇拜习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唐人樊绰《蛮书》卷十亦说：“巴氏祭其祖，击鼓而歌，白虎之后也。”这都是说今湖北清江流域的古代巴族，他们以白虎为图腾作为信奉之神。
关于蜀族的虎崇拜，有的学者考证，蜀王开明的祖先是传说中的鲧[1]。鲧在尧时被封在崇(今陕西)地为伯，所以又叫“祟伯鲧”。史书上有“庸侯虎”的记载，由于庸、崇是同国同族的异称，所以，“庸侯虎”也就是“崇侯虎”。在《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有一种神物叫开明兽，“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为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可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山海经图赞》说：“开明天兽，廪兹乾精，虎身人面，表此桀形，瞪视昆山，威慑百灵。”开明兽兽身类虎，无疑是其氏族的崇拜对象。蜀国开明氏王朝是 “荆夷鳖灵”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鳖灵即位，号曰开明(丛帝)”所建立的政权。从廪君射飞虫“天乃开明”，死化为“白虎”，“开明兽”即为“白虎”等历史传说来看，廪君和鳖灵可能出于共同的始祖，都是以虎作为图腾的。以上所述巴蜀以虎为图腾和祟虎习俗在古代史籍中是可觅踪迹的，而在考古材料中有关巴蜀虎图腾崇拜的资料，就更为丰富了。
首先是虎錞于的大量出土。錞于为乐器，历史上就有出土记载。如宋洪迈的《容斋续笔》卷十一就记载澧州和峡州长阳县曾出土虎錞于，其地属汉代南郡，与川东为近，是传说中廪君巴人的发源地，应为巴人的遗物。上世纪在四川、湖南、贵州、湖北等地都曾出土不少的虎纽錞于，这些虎纽錞于之虎皆为巴人的图腾。
其次是巴蜀文化中有虎形纹和虎图像的青铜器在四川全省和邻近省区都有不少发现，特别是川东蜀地出土的虎纹饰青铜器，时间之早，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远非其他纹饰所比。四川出土的有虎纹饰的青铜器中，除了在戈上铸有独立的虎纹外，在矛、剑、钺等器物上也铸有虎纹。这类虎纹青铜器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四川昭化县宝轮院和巴县冬笋坝就有发现，后来在犍为、荥经、绵竹、峨眉、郫县、新都、成都等地都大量出土有虎纹的巴蜀青铜器，特别以成都地区较为集中。从四川等地出土的虎纹青铜器来看，时间约早到西周末期，盛于春秋战国，晚至秦代。据统计，巴蜀青铜兵器上，虎纹有多种，多施于剑身基部，矛骹部、戈援本部，其中冬笋坝青铜剑上虎纹就占纹饰总数的37．5％，为八种纹饰之冠[2]。虎纹一般为侧面，只刻一耳、一足，有的拖尾张口，尾尖呈狗状，有的虎身有虎斑纹[3]。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已出土的巴蜀青铜器上较典型的虎纹和虎图像，主要有以下几种：1．“虎形纹”。这种纹饰在巴蜀铜戈、铜矛、铜剑、铜钺上都可见到。2．“虎头纹”。这种纹饰常见于巴蜀青铜戈上。3．“虎斑纹”。这种纹饰多见于巴蜀青铜剑上。
巴蜀青铜器上的虎图像，一种是单独成立的，不与其他任何图形符号相结合；另一种是与其他图形符号相结合，不讲究对称和规律。单独成立的虎纹饰，往往占大部分铜戈的戈身和援部，或者是铜矛的骹部，其虎图像也力图表现它的狰狞、威武和勇猛，显示出其鲜明的个性。虎纹饰铸造或雕刻也十分精美，线条流畅，有些还采用浮雕的手法来刻画虎的特征。与虎纹饰相结合的图形符号，从已出土的实物资料看，较多的是手纹、花蒂纹，其次是鸟纹、蝉纹等。有的学者认为，手纹、花蒂纹是巴蜀青铜器上面一种十分特殊的纹饰，它频繁地出现在巴蜀青铜器上并与其他图形符号相组合，是一种吉祥的表示，一种胜利的象征[4]。由此看出，虎图像与手纹、花蒂纹等图形符号相结合，是古蜀人与巴人将它作为图腾的对象，含有神化及族徽的性质。
从目前巴蜀之地的考古材料来看，蜀地出土的饰有虎图像的青铜器，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巴地。有的学者将巴和蜀地出土的虎形纹饰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蜀兵器上的虎纹，张嘴而露齿，背有剑齿，尾平后伸略上卷或下曳其尾。同时有些虎身周围有“竖心”，棱形及人，花蒂等。巴地兵器上的虎纹，身多无纹饰，有些形状似狗，尾多上翘，尾后饰有波浪纹，虎嘴张而不露齿5。将巴蜀青铜器上的纹饰符号及墓葬随葬品进行比较后认为，蜀地较巴地精致复繁，证明蜀文化高于巴文化。
另外，还有一种虎形器物。如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虎形器[6]，圆眼，尖圆形大耳，昂首，竖尾，张口露齿，身肥硕，作圆形，四足立于一圆圈座上。圈座径8cm，虎身长12cm，残高11em。坑内出土的青铜尊，肩上饰三龙，肩下饰三虎，虎口衔人。坑内还出土金虎形饰，大头昂起，眼镂空，大耳，身细长，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扑击状，通身模压目形斑纹，长11．7cm。同时，广汉三星堆二号祭坑内，也出土了数件头上饰云形角，双眉内勾，圆眼大嘴，上下两排牙齿相咬的形似虎头的兽面具。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K1：158龙虎尊上的龙和虎都做成一首两身，分别盘于肩部。龙身猗角高立，双眼圆睁，昂首挺立，龙身作腾飞状。虎首两眼圆睁，虎须和两只大耳用云纹勾出，虎嘴咬住一个人头，被咬的人的双手、双足作蹬腿伸手挣扎状，给人一种威严恐怖感。上述考古资料正是古代巴蜀崇虎文物的遗留，是考古材料中的巴蜀虎文化。
除巴蜀外与夜郎紧邻的滇国，也有崇虎的考古材料，最有代表性的当是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两件祭祀人物群雕贮贝器[7]。一例为M1：57祭祀人物铜鼓形贮贝器[7]。在直径24．5cm的器盖上塑铸五十一人，器盖表示一祭祀场地。近面正中，横向并排树立一碑一柱，碑为矩形厚板状，上端钝圆稍尖，前面脚下横置础石，一赤裸男子背缚立于础石之上，长发散编成束向上系于碑头，两条绳索分别于背后和膝下，通过碑体将他绑缚在碑面之上。碑右立柱，柱端塑立一虎，作举头扬尾之形。柱身缠塑两条蜿蜒的长蛇，头均向上，作攀延上升之状，柱础塑一身似蟒而头后有两爪又似鳄鱼的爬虫。柱后立一老妇，面柱作揖。
又一例为M12：26祭祀人物贮贝器[8]。在一高亭建筑背后的场地上，也是横向排列一碑一柱，位置也很对称，也是左碑右柱。此碑比前器碑形规整，矩形厚板状，上端半圆，前面脚下横置础石，石上仍立一赤裸男子，发髻不解，但仍用绳索通过碑体系牢，背缚，腰际和足胫，各用一绳通过碑体系牢。碑右立柱，柱顶原塑物失落。但四足痕可辨，若以前器立柱推之，也当为一立虎。该柱塑有四蛇向上攀登，头均出露于柱端边缘。柱础塑一巨蟒，吞噬一男子，人臂、胸和头部露于蟒口之外，并以双手扶于巨蟒颈侧，此蟒蟠于柱础之上，身体后半身未塑出，似有隐于础下之意。该两器群雕图像的主题，或称“杀人祭铜柱”；吾师冯汉骥教授另以“报祭”为前一器主题，而以“诅盟”为后一器之主题，同时，在其文章注释中保留了“也可能为‘祭社”的很有见地的看法[9]。立虎高高踞于铜柱柱端，是作为崇祀的神物，典型地反映出滇族亦有崇虎的信仰。
三
目前，在夜郎地区的考古材料中崇虎的文物并不多见。出土的青铜器中，以兵器数量最多，这反映出当时征战频繁的社会现象。铜兵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喇叭形空首一字格铜剑、卷云纹茎首青铜剑、卷云纹茎首铜柄铁剑、T形茎一字格曲刃铜剑、扁圆茎无格曲刃铜剑、直援无胡铜戈、饰公符号的铜钺、曲刃铜矛等。这些风格特殊的铜兵器，多数不见于四邻青铜文化中，有的虽有相似性，但也具有自身的特色。如直援无胡铜戈，戈援上铸有心形纹(胡桃纹)，戈内上铸有三个牵手上举的人形图案。类似的铜戈在云南滇文化中也有出土，但贵州出土的铜戈，内上的图案浮雕较浅，而滇文化铜戈图案浮雕较深。从贵州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的刻有相似图案的陶模，说明贵州这种铜戈系当地铸造，有自身工艺的特点[10]。总之，在目前出土的青铜器上却很少具有巴蜀出土的虎纹和虎形器。贵州松桃县长兴乡大树村农民在一坑中曾发现四件大小不等的錞于；再就是赫章可东镇罗德成地套头葬M274墓发现的上述四只夜郎青铜立虎。松桃錞于显然应是古代巴人的遗物；赫章可乐青铜立虎则应是古代夜郎人的遗物。虽然有关套头葬式和青铜立虎的发现仅限于赫章可乐，此外并未发现；但他是在夜郎时期和夜郎故地出土的文物，四只青铜立虎又集中在首领人物充满神秘气氛的套头葬墓内，它是否是墓主崇虎信仰的表现?而崇虎信仰的墓主族属身份也可窥之端倪否?这是值得深人探讨的问题。
在巴蜀出土的青铜器上，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四川郫县、新都、万县等地出土了铸有方块象形文字的虎纹铜戈。他们的形制基本相同，只是纹饰稍有变化，如郫县出土的铜戈，戈身中后部的两面，各铸有一造型奇特，图案精细的虎纹，头向锋，张口瞪目，狰狞凶猛，耳突出，向后伸，虎身为阴纹。在虎纹旁有一头挽椎髻，跪在地上，腰间悬刀的人像”[11]。铜戈上的方块文字不属于汉字，也有别于甲骨文，可能是古蜀人自己独特的文字。但是，有学者研究认为上述铜戈上的铭文符号，与彝族文字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的戈上的铭文仿佛出自彝族工匠之手。四川出土的铜戈铭文与彝文为什么会有如此相似的联系呢?这启迪我们从民族学的角度来探讨夜郎青铜立虎的虎崇拜问题。
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彝、白、纳西、土家、拉祜、普米、傈僳、藏、哈尼、怒、阿昌、羌等都崇尚虎，以虎为图腾。其中彝、纳西、拉祜、傈僳、哈尼、怒、阿昌等族崇尚黑虎，奉黑虎为图腾；土家、白、普米、藏、羌等崇白虎，奉白虎为图腾。无论崇黑虎还是崇白虎，追溯其源，都是对远古羌戎虎文化的继承，其渊源都可追溯到虎伏羲氏族部落。伏羲，是被尊为中华民族“三皇五帝”之首，相传，“伏羲生于成纪”，这正是曾为古羌戎长期活动中心的今西北甘南天水一带。古籍常将伏羲写成“?戯”[12]，二字均从“虍”；《郑氏诗谱·陈》等称伏羲为“太皥?戯”，“太皥”是尊称，“皥”又作皋，义为虎，表明伏羲是远古羌戎的虎图腾名号。伏羲(虎)氏族，由于人口繁衍增殖，分化为以黑虎、白虎为标志的亚氏族。这样，在伏羲部落，有了黑虎、白虎两个亚氏族。经过漫长历史的演化、发展，逐渐形成了彝、纳西、傈僳等崇黑虎；土家、白、藏、羌等崇白虎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民族。彝族是古羌戎的遗裔，先秦时期可能就已逐渐分化出来称“夷”，但沿袭了古羌戎的虎图腾名号。《山海经·海外北经》称：“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注下引吴任臣云：明，朱谋讳《骈雅》曰：“青虎谓之罗罗”。《山海经》所说“罗罗”的位置，约当甘肃张掖以北一带，是古代羌戎活动地区之一。古羌戎被称为“罗罗”，今日彝族中尚有许多自称“罗罗”的支系，不但表明彝族与羌戎在古代有渊源关系，且其虎图腾亦是源于羌戎的传承。
四
彝族分布于滇、川、黔、桂四省区，是祖国西南人口最多，历史悠久，有彝文典籍传世的少数民族。彝族继承的古羌戎文化传统，包括对虎的图腾崇拜，应是原生的图腾崇拜。彝族还有多种多样的图腾遗迹，但他们都是由虎图腾分化出来的衍生图腾”。
彝族的虎图腾，首先表现于其自称与对虎的称呼相同。彝族称虎为“罗”(有乐、洛、拉、腊、浪、勒、牢、老等方言或别译)，今云南哀牢山脉上段巍山、南涧、弥渡、景东、南华、双柏、楚雄等县的彝族，以“罗罗”作为自己的族称。男人自称“罗罗颇”，女人自称“罗罗摩”。“罗罗”是“罗”的叠称，因而他们也称自己为“罗”或“罗颇”、“罗摩”。彝语 “颇”义雄性，“摩”义雌性，“罗颇”、“罗摩”之意为公虎、母虎。即彝族以虎族自命，男人自称公虎，女人自称母虎。由于他们自命为虎，故其世代所居的山冈、水流、村寨乃至人名，也常被命名为虎。例如，纵贯滇西的哀牢山(《景东县志》作“艾乐山”)为自称“罗罗”的彝族世代居住之地，其“哀牢”(艾乐)二字，彝意为大虎(哀、艾，义大；牢、乐，义虎)，哀牢山即大虎山。澜沧江自北往南，流经“罗罗”彝族居住地区，“澜”系彝语“拉”、“罗”的别译，意为虎，“沧”彝语义为跌下，澜沧江彝意即为有虎跌人之江。传说古时，一虎欲从东岸跃此江，未达彼岸，跌人江中，因而得名。今以“罗罗”自称的彝族，亦多居澜沧江东侧。今哀牢山区尚有许多以虎命名的山冈，如：“老应奔”(虎啸山——老，义虎；应，义叫)，以虎命名的河，如：南涧彝族自治县有乐秋河，意为虎街河 (乐，义虎；秋，义街)，乐秋河上游的上乐秋、下乐秋以及楚雄县境的罗摩村、罗摩哨等则是以虎命名的村寨。哀牢山区的“罗罗”彝族还把自己用以纪岁、纪月、纪日的历法称为“罗摩尼增”，意为母虎日历。此历法以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等“十二兽”轮回记日，其中虎被列为“十二兽”之首。巍山、南涧、鹤庆、路南等地彝族，每逢红、白喜事，还有耍虎的习俗。
“罗罗”一词作为彝族的族称，首见元李京《云南志略》说：“罗罗即乌蛮也。”“乌蛮”是唐宋时期汉文献对彝、纳西、傈僳等族的统称，其中因彝族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故“乌蛮”也以彝族为主。“乌蛮”并非自称，而是据其尚黑习俗而得的他称。“罗罗即乌蛮也”，其意“罗罗”即是彝族。唐宋时期，在乌蛮中有许多彝族部落的名称，如罗部、罗婺部、落温部、罗伽部、罗雄部、落兰部、卢鹿部、落蒙部、弥勒部、休腊部、白鹿部等，落、兰、鹿、卢、勒、腊均属“罗”的谐音，义为虎，即这些部落的名称均与虎有关。在这些部落的名称中，除部字之外，应都属彝语，系该部彝语的自称。其中“罗部”即是虎部，“落兰部”、“卢鹿部”也是罗罗部即虎部。“落蒙部”则应是罗摩部即母虎部。“白鹿部”之白鹿，最似汉语，其实也当和以彝语自称诸部一样，彝语“鹿”(罗，即虎；“白”，义山)，引申为高大；“白鹿”之意直译为山虎，引申意为大虎。今彝语又称白鹿部故地——楚雄彝州首府楚雄市区为“峨罗”，意为大虎(峨，义大)，可见“白鹿”与“峨罗”，其意相通。“白鹿”之名，与虎有关，非乃汉字白色之鹿也。
由于历史上民族歧视等原因，导致今日彝族仅能在哀牢山脉、六诏山脉和乌蒙山脉的首段地区保留有“罗罗”这一自称。在其余广大滇、川、黔彝区内，则成了最伤民族感情的忌称。
今西起滇中、东至黔西北境乌蒙山区的彝族以及滇南彝族，忌称 “罗罗”，但在历史上他们曾自称“罗罗”。唐樊绰《蛮书》所称“卢鹿蛮”、“鹿蛮”(彝族)就在乌蒙山中部滇东北境；唐宋时期被称作“罗殿王”与“罗氏鬼主”的彝族人物”，则在乌蒙山末段以今大方县为中心的黔西北境。前列与虎有关唐宋时期乌蛮彝族各部，则遍布滇中以东、以南的各地彝区，因其曾以虎自命(自称“罗罗”)，故今滇、黔彝区，尚保留许多与虎(罗)有关的地名。如乌蒙山，西起云岭，往东经楚雄彝州北境，沿金沙江南岸盘桓于滇东北彝区，达于黔西北境。彝族传说今乌蒙山中段地区为彝祖阿普都木(别译笃慕、祝明、隆穆)为避洪水和举
行“六祖分支”的地方15。彝语称乌蒙山为“敖罗白”，乌蒙山区的老人们称：“敖，系彝祖阿普都木(笃慕)的乳名(义为绵羊)”；罗，义虎；白，义山。“敖罗白”意为虎祖山。黔西北境曾是“罗殿国”所在地，今滇东北境有鲁甸县名，武定县城彝名也叫“罗甸”，罗、鲁彝义为虎；殿、甸意为平坝或区域，罗殿、鲁甸、罗甸其意皆为虎族居住的地方，即因在历史上彝族曾居而得名。与武定县相邻的禄劝、禄丰、罗次、罗平等地名，都与虎族罗罗有关(禄、罗系一音之转)。正因为这些地区的彝族或其先民们曾自称“罗”或“罗罗”，唐宋文献才称他们为“鹿蛮”或“罗氏”，并保留许多与虎有关的地名。
川、滇、凉山彝族地也曾自称“罗罗”[16]。是故唐代南诏时期在今泸沽一带有“落兰”部，元代在凉山设置有“罗罗宣慰司”，而明代《方舆纪要》则称凉山彝族为“罗蛮”即虎族。川滇凉山彝族地区有不少以虎(“拉”或“罗”)有关的地名，如金沙江和雅砻江的分水岭名为“纳拉山”即黑虎山；凉山彝州北部峨眉山曾为彝族故居，彝称此山为“罗目”，意为母虎；凉山彝州美姑县南境有“巫落罗木”和“伍洛罗目”，“罗木”和“罗目”之意均为母虎。据乾隆《永北府志》记载，今云南小凉山水胜、华坪一带，也有彝村名“腊母”、“罗摩”、“罗莫”，即以母虎为名。
彝族不仅以虎自命，并且认为虎是自己的祖先。哀牢山区的“罗罗”彝族，过去每家均供奉一幅以巫师绘制的祖先画像，彝族称为“涅罗摩”，涅，义祖灵，“涅罗摩”意为母虎祖灵，即称自己祖先为母虎。他们在举行祭祖活动时，常由彝巫于葫芦的凸面画一黑色虎头悬挂于门楣，表示这家人正在祭祖。
从前，彝族的首领、祭师还披虎皮，象征虎族。民国云南《蒙化县志稿·人类志》称当地彝族(今巍山、南涧)“罗罗摩——唐南诏细奴罗后”，南诏王室系出彝族先民乌蛮，据樊绰《蛮书》记载，南诏以虎披为礼服：“大虫(虎)，南诏所披皮”(卷七)；南诏王异牟寻迎唐使时，“披大虫皮”(卷十)。《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说贵州彝族先民“首领披虎皮”；《贵州通志·土民志·卢鹿族》(民国)也记载有贵州近代彝族祭师披虎皮之事。凡此说明古时彝族先民认为自己生为虎族人，与虎有血缘关系，因而披虎皮象征自己是虎族。
彝族不仅认为自己生为虎族人，而且认为死后也要还原为虎。今乌蒙山首段地区的武定、禄劝、大姚一带彝族，还流传着人死化虎的故事，并且流传着“人死一只虎，虎死一枝花”的谚言。在贵州威宁境内乌撒土司墓地和大方明初水西彝族土司奢香墓地，均有大型石虎出土。四川叙永城郊红岩山下原永宁宜抚使奢氏土司故址附近，大雨冲毁路基，发现巨大石虎，即盖庙祭拜称“黑虎祠”，至今犹存，香火不断。明《虎荟》卷三称：“罗罗——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死)则化为虎”，也正如以熊、鹿为图腾的印第安“摩其人确信灵魂的转移，他们说他们死后将再度变成熊、鹿，等等”[17]。
彝族不但视虎为祖，自命虎族，所居山水名虎，认为自己死后化为虎，并且认为天地间万物均是由虎尸解而成。流传于楚雄彝州姚安、大姚、永仁、牟定等县的彝族史诗《梅葛》说，在“天地间什么也没有”的时候，是神把虎尸解，以虎的左眼作太阳，右眼作月亮，牙齿作星星，油彩作彩云，肚脐作大海，血为海水，肠为江河，毛为林木，身上的虱子变成
猪、牛、羊……然后“天上撒下三把雪，落地变成三代人”。四川凉山彝族则有虎推动天球运转成岁的传说[18]。凡此表明，彝族先民图腾意识听反映的宇宙观，是虎宇宙观。
综上所述，表明虎图腾是彝族先民最早产生并广泛存在的图腾。庄彝族以虎命名的所有名称中，就虎的性别而言，除男子的自称“罗颇”用了表示雄性的“颇”字以表明自己男子之外，其余都是用表示雌性的“罗摩”，或不分性别仅用中性的“罗”命名。这个现象不但向我们表明彝族所崇之虎是母虎，同时也说明彝族先民的虎图腾崇拜，可能是在遥远的母系氏族公社时代就已产生了，流传沿袭至今，可见源远流长。
据文献记载，夜郎境内的民族有夷、濮、僚人等，其中的夷人是彝族先民(包含有融人其中的部分濮人在内)。根据民族学的材料推论，作为彝族先民的夜郎“夷”人，他们继承了远古伏羲时代羌戎的虎文化，并继续传承下去，至今在一些彝区仍可见到崇虎习俗和虎名称谓。虽然在考古学上可乐出土的套头葬式和青铜立虎尚属罕见，分布不广，数量不多，难以定论。但从民族学材料佐证，作为一种推论：M274的墓主可能系夜郎“夷”人，出土的四只青铜立虎，应是墓主生前崇虎的遗留，作为“神物”或“灵物”死后仍然随葬墓中，正是在冥冥阴间祈求虎祖神灵庇佑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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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华：《巴蜀符号初论》，《四川文物》1984年1期。
[2] 佟柱臣：《巴蜀考古文化对象的考察》，《南方民族考古》第二集。
[3] 刘瑛：《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7期。
[4] 吴怡：(试析巴蜀青铜器上的虎图像》，(四川文物》1991年1期。
[5] 陈显丹：《略说巴蜀墓葬器组合和纹饰符号异同》，《四川史学通讯》1984年5期。
[6] 见《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
[7][8] 见《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云南青铜器》等书。
[9] 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试释》。
[10] 梁太鹤：《贵州夜郎考古观察》，《夜郎重释》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1] 李复华、章映阁：(铜戈——反映巴蜀文化的珍贵文物》，《四川省博物馆古代文物资料选辑》。
[12] 《管子•封禅篇》、(淮南子•览冥训》、《郑氏诗谱•陈》等。
[13 杨和森：《从彝族的图腾层次看夏、商、周的原始图腾》，《彝族文化》1985年增刊。
[14] “罗殿王”、“罗氏鬼主”见《宋史•泸州诸蛮传》。
[15] 彝族传说和彝文典籍称洪水时期，彝祖笃慕避难乌蒙山脉之“罗尼白”后天子分支迁往滇、川、黔等地，称“六祖分支”。
[16] 详见刘尧汉：《从凉山彝族系谱看它的父系氏族制和氏族奴隶制》一文，《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
[17] 马克思：《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3页。
[18] 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单位：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文字来源：中国彝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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