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巴蜀广汉本南夷”——古蜀国及其诸王发展脉络
此所言“古蜀国”为秦汉之先，非后蜀汉之“蜀”。前“蜀”约在公元前30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秦灭蜀时，后“蜀”在公元2世纪上中叶，相距远为3000多年，近为400多年。史前蜀国在长江中上游与古滇王国、夜郎王国及巴、楚等国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尤以滇王国与古蜀国成为独立的彝系统民族的两大重要发展中心，影响着邻近各部落与小国。此被近半个世纪的考古所证实，在彝文古经中也有记载，汉文史籍有零星记载。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广汉三星堆文物的出土和研究的深入，越来越清晰地说明了古蜀国的历史。对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考古、研究，历史学界的几点看法是一致的。其一，三星堆遗址系古蜀国王都；其二，三星堆文化系独立于中原文化的文化系统；其三，三星堆一期文化时代据C—14和树轮校正距今4600年左右。而以下几点，则为许多学者认同：其四，蜀王杜字系来自“靡摩”的朱提(昭通)之夷——笃慕（汉书说杜宇从天降，彝语言“天”为“靡摩”，指滇国之地，今昭通一带），洪泛时离蜀而迁往滇，让位于荆楚裔开明氏，其祖为夷(彝)；其五，出土文物代表着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其六，居民系崇拜虎、蛇、龙、蛙、鸟(鹰)之民族；其七，青铜人物造型男女均穿耳、竖椎髻、高鼻、竖目、大嘴等，特征极与彝人似；其八，文物上镌刻文字为彝文，其中有不少今可认读；其九，蜀国所用器皿造型、功用今彝人中可寻其迹；其十，载《史记》祭祀仪式、祭台，今彝人有承；其十一，古蜀国行火葬，故无蜀族之墓；其十二，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勒俄特依》有载，且汉籍《史记》、《华阳国志》、《汉书》等可互为印证。凡此种种，都可证《汉书·地理志》所说：“巴蜀广汉本南夷”。
一、彝汉文献古蜀为彝(夷)的记载和研究
（一）“蜀”之源
“蜀”字，中原蔑视蜀人而造，甲骨文写为 ，为直目人之义。此也与史合。言蜀人为异种(夷人)，后人附加一“虫”，更具贬义：有解为蜀王蚕丛养蚕，而附虫者；有释为“蜀”古字，与“罗”通，指罗倮(彝人)，云云。这些都讲得通。表明：蜀人非汉种。外形上为“直目人”，内心上视之为“虫” (“蛮”亦从虫)。蜀王蚕丛，“蚕”字从天从虫，亦可为证。今彝族火葬用柴，仍忌用蚕桑树，据说是神树，用之烧尸也不肯燃。可见蜀王与蚕、与彝众关系甚大。蜀，原本为彝语( shu)，义为“海”、“湖”、“池”等，如言邛海、洞庭湖、滇池为俄卓蜀莫、洞庭蜀、滇濮蜀诺。甲骨文 与古彝文 形似，后者如一源远流长的海、湖。蜀地平原早为海。望帝苴慕(笃慕)即杜宇患于水，让位于开明氏而举族入滇，那时蜀地成都平原常积水为湖，开明决玉垒山，开都江古堰，引水入江便除水害。今彝人仍称“湖”、“海”为“蜀”，音、义皆同。《华阳国志》亦云：“冬十月，蜀平，司马错等因取苴与巴”。此“苴”当指“苴慕”(蜀地)。故汉字“蜀”，其音指湖海，其形指夷人(异族)，其义为贬诋。
不少学者(包括郭沫若)认为殷墟甲骨卜辞有“蜀”，但甲骨卜辞中被释作“蜀”的字并不从“虫”，后来才加有一“虫”，何故?从20世纪40年代的董作宾始，著文纷争至今。前面说了，“蜀”,为彝语“海”、“湖”之义，此与古成都平原历史相合，“天”“虫”之“蜀”,指“直目人”，从“四”，从“人”，有别于殷商之异种。此正证明殷商与蜀各为独立大国之说。卜辞中有互为伐战之事，说明两国有国际关系，周初甲骨卜辞有蜀助周伐纣之记载。有“虫”之“蜀”乃后吏秦汉治史文人对“蜀”之仇视、贬称而附加。此“蜀”字之变也说明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之变化。
（二）古蜀为夷人之国
汉文献《史记》有记载；“巴蜀广汉本南夷”。早在殷商、周朝甲骨卜辞中就有“蜀”及与蜀战之记载。郭沫若1934年7月在日本了解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后，致信国内说：殷甲有“蜀”，周武王伐纣有蜀参战。夏、商至战国之世，蜀国渐强，北取南郑(今陕西汉中)，东伐兹方(今湖北松滋县)，竟与秦相敌。战国时“七国称王，蜀王(杜宇)称帝”。
《史记·夏本纪》云：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为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黄帝将其二子青阳、昌意降居江水(金沙江)、若水(雅砻江)，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阳(颛顼)。此“蜀山”非姓，而指蜀之周边山地大渡河畔(今乐山、峨边等地)之“山女”。故后来所谓炎黄子孙与彝族有极大关系。此二水之域乃滇、蜀及夜郎之交界区域。
彝文历史典籍《西南彝志》载：彝人始祖希慕遮自大渡河以西地区迁入成都平原中南部，其28代孙类珠武生子12人，其中11人顺江远迁，散居长江流域，惟武洛撮留居原地。“洛撮”，彝语义为“石人”，因其生石室，死入石棺而得名。今成都周围山川、河流之峭壁上有船棺，也称“戈基嘎布”之遗迹。《勒俄特依》、《洪水漫天地》中也详细记载了蜀洪之史，书中描写笃慕(杜宇)时代，蜀地水丰草美，动物成群，野兽出没，野猪常来糟踏庄稼，熊猫夜间进屋寻食，动物与人友善相处。洪泛后，作恶的笃慕长子、次子等住金屋、银屋入水泯灭，笃慕武武平日善待人、畜、兽、鸟，洪泛时他睡木柜漂到岸边，独剩一人，他不停地捞救小动物们，而动物们也助之，日后迁出蜀地，繁衍六祖。
从这些历史记载可知，古蜀国其势力所及辖地较广，北至南郑(今陕西汉中)，东抵兹方(今湖北滋县)，西及西南与夜郎交接，南容二水即江水(金沙江)、若水(雅砻江)，也即今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安宁河流域(大小凉山)地区。蜀王先祖高阳(颛顼)降于此。娶此“蜀山”夷女为妻。此区域当为蜀地。考古发现也证明了此地区曾为蜀地。这一地区有战国至西汉的大石墓，其建造者，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是邛都夷，峨边也发现了相当于战国时代的蜀式剑；越嶲也发现古蜀人后代(汉代)之铜器；安宁河流域，会理瓦石田发现蜀式无胡戈；盐源白灵山、昭觉城区及竹核也发现蜀式戈。
古蜀人从川南滇北迁入后，独立生息、发展于成都平原，已为文献记载和考古所证实。蜀国是长江流域古代一个最古老的奴隶制国家，也是商王畿以外的一个强盛的国家。晋《华阳国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蜀人在夏商之时已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距今4500年左右的三星堆出土文物已可证明之。蜀国的历史，古秦汉之前的正史中几乎无踪迹，多见于后人如汉司马迁《史记》、晋常璩等撰写的《华阳国志》中，也是略有追述，所述难免有仇视、歧视，如《三国演义》为典型，故难辨其实。
历代史书包括《史记·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载：
蜀国为黄帝之子昌意与若水(雅砻江)蜀山氏(夷)女所生的高阳所立。蜀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诸王朝。且载：“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望帝积百余岁”；开明氏继杜宇位后，传位12代，至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
古蜀国汉文史籍最早的记载是《尚书·牧誓》，说蜀人参与周武王伐纣(商)，时为商代末年。由此可以推知，蜀与周实际上早已有交往，周武王一呼蜀人则应之，与周千里迢迢举兵远征，随周灭商。商甲骨文中有若干有关“蜀”(伐蜀)的内容。这也说明古蜀国是独立的，但不是孤立的，它与商、周皆有国与国关系的存在。
（三）汉文旧籍所载各代蜀王其俗与彝同
《太平御览》卷一六六云：“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易(凫)、蒲郫、开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至蚕丛，凡四千岁”。
《太平御览》卷八八八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神化不死。其民亦随王化去”。
《文选·蜀都赋·注》云：“蜀王之先名蚕丛、柏灌、蒲泽(郫)、开明。是时人萌椎、左衽，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以上所言“椎髻”，乃西南彝男子之惯俗，古今不易，“头可砍，椎髻不可辱”(彝谚)，他人恶意触犯，可引发重者争战，轻者“杀九牛以赔礼”(习惯法)，再轻者负酒、杀牲以请罪，可息。故彝人“椎髻”之俗，不可易移。
“左衽”之服饰古今彝人如然。
“不晓文字”之说乃后治史者之臆测，无据，或以广大民众而言。今考古发现证实，古蜀国已有古彝文，三星堆、郫县出土古巴蜀彝文可据。
“左言”，指语言习惯与汉相“左”，即语法不同，动宾倒置。今亦如然。如：汉“吃饭”，彝“饭吃”之类。
“神化不死，其民也随王化去”。前句言明古彝人的“生死观”，彝人认为人之灵魂不死，人死后魂离尸随先祖而去，在天生活。后句言诸蜀王亦同其民而“化”，此“化”指“火化”即火葬，故无坟茔。此俗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时也感莫名其妙，斥“鳖灵(开明氏)死，尸化西上”无理。
可见，蜀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皆承行彝俗：椎髻、左衽、左言、火化无坟。尤因后者，使古蜀彝人随火化去，无坟挖掘。万幸三星堆有祭坑、祀台等以青铜等彝器留下宝贵的世界遗产，三星堆无王室墓正也说明了这一火“化”之俗的运用和存在。
（四）史家研究
国内外著名历史考古学专家、四川大学资深教授宋治民先生在1998年出版的《蜀文化与巴文化》一书前言中说：“巴蜀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有自身特点，不同于中原地区，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向上追溯到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感觉到巴、蜀文化虽然受到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但都是自成一系的，因此为探索它们的渊源，须进一步追溯到史前时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他在该书第166页中也说到：“秦以前巴蜀地区大概也属于夷，《汉书·地理志》曾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接着他用长江上游古夷人駹珑夷之石棺葬，蜀式戈矛、剑在西南夷地区的分布等史料说明蜀与滇、夜郎等地文化的交流与一致性。
1941年顾颉刚撰《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从三皇五帝，夏禹殷商，到春秋时期列举了14条文献所载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逐条批驳，一一否定。他认为，“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历史考古专家林向先生说：“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一元或是多元，自来争执不下，而顾氏(顾颉刚)所倡的巴蜀与中原各为一发展序列之说，确为真知灼见，不断为后来的发现与研究所证实”。持此类观点者颇多，此不一一列说。
另外，易谋远在《彝族史要》中论证“彝族族源的主源是早期蜀人”时也认为，彝族先民从牦牛徼外入居成都，很可能与气候条件有关。并引蒙文通、竺可桢等专家研究：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中国历史上曾经历了长达一至两个世纪的持久寒冷和干旱过程，引起了民族的变化和迁徙。此约当商周，彝人进入了暖湿的成都平原。
（五）古蜀国国家中心城市遗址
广汉三星堆遗址“城内面积2．6平方公里”。在城区内外分布着密集的居民区，已发现房址、玉石器作坊，制陶窖址、墓葬及大批青铜、玉礼器和祭祀坑。据考证，其都城最早就在“瞿上”，即广汉三星堆古城。“瞿”，彝语，“鹰”(jot)之义；“上”彝语，义为“地”(sha)，如“上克”(shakie)指“开地”，“濮上”指“土地”。“瞿上”彝义为“鹰地”。指“鹰系子孙住地”。蜀夷尚鹰。其先祖“滇”、“昭通”等地也含鹰义，亦尚鹰。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多有鹰，此为民族与国家之标识。“瞿”字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也被解释为“鹰隼之视也，从隹之从目”。此又可证系彝语。
至于“成都”之义，虽有众说，实源于彝语。
成都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称，出现在战国前期的古蜀国开明帝时期，其名称在古代典籍中最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在出土文物中，最早见于1985年荥经的一个战国船棺葬中一铜矛上。其建城经过，则见于扬雄的《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但是，成都出现在历史上就已是古蜀国的首府，《蜀王本纪》所载：“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今双流境)，徙居成都”，则成都的建城应在“徙居”之前，也就是说，成都的建城应在两千多年以前更早的时期。
为什么会叫“成都”?研究者有不同的说法，传统的说法都以“成”为动词，意为建成、成功；“都”是都邑，故而“成都”就是“新建成的都市”的意思。其根据是《太平寰宇记》卷七二：“成都县，汉旧县也。蜀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其实，这是硬套《史记·五帝本纪》中帝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类似之说又见于《庄子·徐无鬼》、《吕氏春秋·贵因》。与四川之事无关。温少峰在《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一文中提出“成都”二字乃是用汉字记下的古蜀族语言。
此外，还有两种值得注意的新说，是近两年才提出的。
谭继和《成都古为巢居氏族居住地续说》，认为蜀中古代先民居住于干栏式建筑之中，即巢居之遗俗。笮桥、栈桥也都是巢居遗俗。羌语称城为“笼”、“邛笼”，本是干栏之音转，而笼又称为“成”，《元史·地理志》：“蛮语谓……笼为成。”而成之字形，在甲骨文中乃是干栏的象形字，所以“成”的本义就是干栏式的建筑，是巢居文化的产物。而“都”之本义是水泽会聚，后转为人所聚居之地。今日藏语仍称村、街、都市为“都”。这样，“成都”一名实来源于巢居。
其实，这些说法都跳不出对有限古籍的无限臆推。不过，把“成都”考证为古蜀族语言是比较客观的。事实上“成都”二字系彝语支语言，彝、普米、纳西、傈僳、哈尼等民族皆谓“稻”为“成”(che)，言“出”、“出产”为“都”(du)。二词合义为“出产稻谷的地方”。成都自古盛产水稻，相符。
（六）古蜀国国家规模、等级关系明显
古蜀国已建立了奴隶制部落联盟国家。其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四川盆地物产丰富，号为“天府之国”，盆地及四周山区动物资源甚丰，其国力曾超过北方诸国，与夏、商、周等国发生独立的国间往来。其沃野数千里，北至陕西，南至滇国。且有滇国、楚国、巴国、夜郎国等国家相依托，有良好的周边环境，北方诸国以秦岭(古称华山，其南为华阳，其北为华北)为屏障，不足为患。其国富强，其兵强大，其民殷实。在“西南夷”诸国中为最先进、最富足之国。
古蜀国的等级关系，见出土的铜俑则一目了然。有面金者，高椎髻者，无髻者，盘髻者，有瞪目下视者，有睁目仰望者，有坐者，立者，跪者，戏玩者等等。其青铜器有金杖、礼器、兵戈、耕具等，充分反映已进入了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地位的阶级社会。
（七）古蜀国手工业发达
其青铜制造、玉器磨制已有专业的作坊，且工艺精美。造型艺术中原少见，已发现六百多种造型，使得今人得以重新认识中国艺术。其坚硬的铜器锻轧技术至今也是谜，如有一尊王相，其额开一天目，明显为铸造后所开之“目”，但何以得到硬度更大的利器开凿，今人不可解。铆铸、泥铸技术从时代和工艺上看，都超过了中原。北方出土的青铜器，时间在春秋战国后期，当时其漆器、冶陶技术已十分发达，其造型、用色与今凉山彝人近同。古蜀国精湛的铜、陶、木器造型艺术为什么后来在蜀地消失?这似是一个谜。其实，是因洪泛后被笃慕氏带回了南方。
二、古蜀文明的开拓者：蚕丛(武洛撮)——杜宇(笃慕)的发展脉络
古蜀国的开创者蚕丛，其始祖是从金沙江（雅砻江）流域迁来成都平原的。这与彝经《西南彝志》中关于彝人始祖希慕遮自大渡河以西(今雅安、乐山、汶川、茂县一带)迁入成都平原中南部是相符的。
汉书记载蚕丛居“石室”。彝语“武洛撮”，“武”为“王”义，如今彝语“武姆”为“皇帝”、“君王”，“洛”为“石”，“撮”为“人”。合义为“石人王”。彝人自然崇拜中以大石崇拜为要。考古界已证明“石棺葬”为彝人先祖葬式之一。今送亡灵灵牌仍送入岩穴之中。
蚕丛（武洛撮）已进入高度文明的王权时代。历史学家易谋远对此有深入研究，详见《彝族史要》。
古代蜀的地域北起今陕西与甘肃的南部，南至今云南与贵州的北部，正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说，是“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蟠”。不过，蜀人活动中心一直在今川西、川南地区，著名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古代“蜀王”，都是以成都平原之西、南地区为活动中心的。
袁庭栋在《巴蜀文化》一书中认为，几位蜀王为一系相承。这是无疑的。最早的蜀王蚕丛氏本是山地民族，活动在岷山之中，战国至秦汉的冉駹夷很可能就是蚕丛氏的后裔，他们当然也在川西平原地区生活，但这里并不是他们的活动中心。他们曾沿横断山脉向南发展，今雅安、大小凉山西部，直到云南西北部，都曾留下他们的文化遗存，石棺葬是最有代表性的今天尚可见到的遗迹。
柏灌氏很可能是蚕丛氏中向平原地区迁徙的一支，其活动中心在山区向平原过渡的今天灌县(即都江堰市)一带。
鱼凫氏以鱼凫为名，鱼凫即水鸟鸬鹚，俗称鱼鹰，四川叫鱼老鸦，栖于水边。由此可知，这一支古蜀先民是在水边生活的。鱼凫很可能源于捕鱼为生或以鱼凫为部族崇拜图腾的人群。因此，蜀王鱼凫氏不单指一人，可能指鱼凫氏家族(或部族)王蜀的若干代。古代文献中，关于古鱼凫国或鱼凫城的记载，或说在彭县北部的茶坪山，或说在灌县（都江堰）东部，或说在温江北部，总之，都在成都平原范围之内。从1929—1986年，在广汉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的月亮湾——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物，又发现了古城墙遗迹，特别是出土陶器中有多个鱼鹰头像，所以不少学者都认为三星堆遗址应当就是古代鱼凫国的都城，川南彝族中今仍有以“鱼凫”(鱼鹰)为姓者，汉音近“夷兹”，义为“水王”。疑为远古鱼凫王后传之姓。
在古代几位蜀王中，最著名的要数杜宇氏与开明氏。有关他们的文字记载也较为丰富，他们对古代巴蜀的开发功绩也最大。
关于杜宇（杜牧，古音训诂“宇”通“牧”）彝经在《勒俄特依》、《创世志》等中都记载了杜牧经过“蜀地洪泛”的悲壮经历。此不赘述。
关于杜宇的汉文献记载，最重要的有以下两条：
《史记·蜀王本纪》：“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今云南昭通)。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
《华阳国志·蜀志》：“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原，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曰蒲卑(彝义为“从蒲分徙而来”——引者注)。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我们可以从这两条材料看出：
(1)杜宇是从南边(朱提，在与今四川西南部凉山毗邻的云南东北部昭通一带)北上的。他们以成都平原为活动中心。郫邑，就是今郫县地区，在郫县城北二里，鹃城村境内，至今还有被称“杜鹃城”的古城遗址。又因为杜宇氏的一支从南来，杜宇又名“蒲卑”，彝义为“蒲(濮)人分徙而来”，所以很可能南来者是古代的濮人即彝人之一部族。
(2)杜宇氏已以农耕为主，而且水平颇高，其农业生产技术影响了巴人，所以“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由于杜宇氏“教民务农”，功勋卓著，所以一直到晋代，“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一直遗存到近代。四川农村中不少地方还有“土主庙”，就是用来供奉这位“杜主君”的。
(3)杜宇氏所建的这个蜀国，地域已相当宽广，《华阳国志》所述范围虽然不会很准确，但应当是相去不会太远：北边到褒斜，即今陕南汉中盆地；西到熊耳、灵关，即今青神到宝兴、芦山一线；南到南中，即今四川大小凉山和云南、贵州的北部，东边与巴相邻。在这个区域之中，杜宇氏“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就是指伟大的古代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至今恩泽万世，玉垒常在。
在上述记载中，杜宇化鹃，是一个哀婉动人、流传千载的神话故事。据说，杜宇帝让其相开明治水，开明治水有功，以后杜宇就把帝位让给了开明。为什么要让?有三种说法：一种如上引《华阳国志》所述，是有意让贤；另一种不同，如《蜀王本纪》所载，是甲为开明在外治水，杜宇却在家“与其妻通，惭愧，自以为德薄”，这才“委国授之而去”。另外，《说郛》卷六寸辑《寰宇记》中又有一种说法，是杜宇在与开明斗争之中“国亡”，“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其实，据彝经《西南彝志》等记载，杜宇是迫于洪水而迁离蜀地，分徙周边巴楚山区和云贵高原，开明氏则是其洪退后又入蜀的。
开明氏是从长江中游荆楚地区沿江西上，定居川西平原，取代杜宇氏的，其族系也是楚人。《蜀王本纪》载：“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后来杜宇让位，“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由是可知，开明氏善于治水，在治水中立千秋功业，成为最后的蜀王氏。由于开明的子孙叫开明，所以可以说开始了古代蜀国的“开明王朝”。
开明王朝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中期至战国后期，共王12世，历时三百余年，是古代巴蜀历史上的重要时期。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不仅成为巴蜀地区若干小国或部落的控制者，“王巴蜀”，而且北边多次与秦作战，一直统治着汉中盆地；东边曾打败楚国。开明王朝曾以今天的乐山、郫县、双流中兴镇等地为都，最后徙治成都。从此时起，成都一直是巴蜀地区的首府。最近在成都商业街发现的大规模船棺葬遗址，专家们一致认为是开明王朝的王坟。其与楚的船棺葬相似，也印证了开明氏从楚入蜀的历史。
开明王朝共传12世。到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国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认为巴蜀地区是“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史记·张仪列传》)；“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遂派张仪和司马错等率兵伐蜀。
秦统一巴蜀之后，开明王朝的余部曾进行了约三十年的反抗，逐步退入川西、川南、云南以及今越南、缅甸。最后的一支，竟以约五十年时间辗转经过今云南、广西，到达交趾，即今越南地区，蜀王开明之后裔“蜀王子泮”征服了“雒王”，吞并了“文郎”，自称“安阳王”，建立了“瓯骆国”。此事载于我国与越南古代史籍。徐中舒与蒙文通在《论巴蜀文化》一书中《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和《越史丛考》一书《安阳王杂考》中分别作了研究，可知确为信史。“安阳”与“开明”乃是一个称呼的同音异写(安与开，阳与明古音相近通用)，随他去到今越南地区的蜀人约有六万之众，可以作战之士兵有三万人。而汉时土著的“骆民”(倮民——引者注)约为九万，越南先民中蜀人与骆民之比为二比三。由是可知古代蜀人与今越南民族关系之深。安阳王共历二世，约五十余年，后被南越王赵佗所灭。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为古蜀国诸王拟出以下的承袭简表概览之：
古蜀国王氏简表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全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2．[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巴蜀书社，1984。
3．四川省考古所：《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92。
4．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民族出版社，2002。
5．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原载：《三星堆之迷与彝族文化的渊源》，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
文字来源：彝族微信公众号。
作者：王昌富，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二级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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