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彝族创世史诗保护与传承研究
关键词：红河彝族；创世史诗；传承存在的问题；对策
一般说来，红河，有地理文化区域下的红河和行政区划下的红河。前者是指红河水系如礼社江、元江、红河、把边江、阿墨江、李仙江、南溪河、藤条江等流域的广大区域。而后者就是当下行政区划下的红河州所辖的13个市县。
不论是地理文化区域下或当今行政区划下的红河彝族，同其他地区彝族，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创造和传承着本民族语言，并创作和传承着口传类创世史诗（以下简称“口传类史诗”），如《查姆》《阿细先基》《尼迷诗》《阿佐与爱莎》《彝族阿哩：生辰长诗》等，也有单篇口传类史诗，如《天地演变歌》《洪水滔天歌》《人类进化歌》《天地起源》《动物造天地》等。与此同时，这一地区自称“尼苏颇”“纳苏颇”“阿哲颇”“撒尼颇”“濮拉颇”的彝族使用和传承着本民族传统文字——古彝文，并用彝文记录和传承下来了彝文经籍，可谓卷帙浩瀚，内容丰富，门类繁多，学科齐全。其中用古彝文记录并传承着彝文类创世史诗（以下简称“彝文类史诗”），如《天地查姆》《查姆》《尼苏夺节》《阿黑西尼摩》《滇彝古史》等，还有单篇彝文类史诗，如《尼迷诗》《创世史诗》《物始纪略》《天降青鼓》《洪水泛滥史》等，数不胜数。以上提及的不论是彝文类或口传类史诗，大多都已收集、编译，出版发行（含内部资料），或者收入各地有关民间文学集成、或期刊发表。
虽红河彝族创世史诗（以下简称“红河彝族史诗”），仅收集、翻译、整理、出版或发表的数量多姿多彩，丰富多样。但这些红河彝族史诗进一步如何持续保护和传承是我们迫切思考的重要问题，如果一旦失传，其后果不堪想象。因而本文以非物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视角，对红河彝族史诗保护传承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持续保护传承对策措施，以求教于有关专家。
一 红河彝族史诗整理与传承现状
（一）数字化整理保护传承状况
就红河彝族史诗数字化整理保护传承研究现状而言，目前只有三项：如红河学院研究员龙倮贵主持的2013年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彝文古籍文献整理与保护及其数字化建设”子项目“滇南、滇东南、滇东北彝文古籍整理与保护研究”、2014年云南省省院省校人文合作基金项目“云南彝族重要古籍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研究”及2017年红河学院费晓辉主持的云南省教育厅项目“红河州彝族原始性创世史诗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研究”。与此同时，龙倮贵研究员以云南彝族重要古籍文献原件版本为主要对象，在红河学院图书馆主持创建了“云南彝族重要古籍文献数据库”，基本上实现了彝文类史诗数字化保护传承的目的。又红河学院费晓辉，以整理出版彝族史诗汉译版为主要对象，在红河学院图书馆主持创建了“红河彝族原始性创世史诗数据库”，也基本实现彝族史诗汉译版本数字化保护和传承的目的。这三个项目的研究结题，也对红河彝族史诗进行数字化保护传承，并创建了两个“数据库”。在一定意义上说，基本实现了以新的视角加以解读与诠释、以新的方式加以保护与传承、以新的需求加以研究与利用红河彝族史诗，实现了红河彝族史诗资源共建共享，为其他彝文经籍及其他民族古籍数字化保护和传承提供借鉴。
（二）申报各级非遗名录保护状况
就红河彝族史诗非遗名录保护来看，目前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中，仅有第二批（2008年）《查姆》和第三批（2011年）《阿细先基》两项；红河州非遗保护名录中也仅有《爱佐与爱莎》一项。这就说明红河彝族史诗几乎停留在民间保护传承层面上。一方面反映了只注重搜集、整理、出版，而严重忽视了申报非遗名录工作，基本处于束之高阁的“宝物”或“深山闺秀人未识”的境地。另一方面说明和反映了当地有关民族、文化部门及彝学专家对红河彝族史诗重整理轻保护传承的现象，与当地彝族进一步族群记忆、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相悖。
总而言之，不论从流传分布、或者整理出版、或保护传承情况来看，还是数字化保护传承或者申报非遗名录保护来看，不仅红河彝族史诗类型版本数量之丰，而且具有共性与个性之特点，其主题思想，各有千秋。但国内彝学界以往一般认为且断言：西南彝族只有四大创世史诗，如：口传类史诗《阿细先基》《梅葛》、彝文类史诗《查姆》《勒俄特依》等。这一论断和历史应该重写，因仅从红河彝族史诗搜集整理出版情况，就有彝文类《查姆》《阿黑西尼摩》《尼苏夺节》《尼苏史诗》《创世史诗》《尼迷诗》、口传类有《阿细先基》《阿佐与爱莎》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河不仅是古猿人的重要发祥地，而且是红河彝族史诗流传分布之广、传承版本之多、整理出版数量之丰的富矿之地。
二 红河彝族史诗保护传承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因素
（一）主观因素
1.编译出版译本多元多样，但与实际读者和传承人之间呈本末倒置
如前述，红河彝族史诗编译出版的，不仅不同种类和内容多样，并且出版发行的数量可观，甚至有的多次重版，但这些编译出版的红河彝族史诗，其大多收藏于各地各级图书馆及彝族领导干部和彝学专家家中，而真正想保护传承的当地毕摩或歌手，一般没有这些编译出版版本。如口传类《阿细的先基》先后多家多次出版发行，但大多彝族民众读者却很难得到《阿细的先基》编译出版本；又如《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典藏》（20卷）虽发行量达1000册，但大多发行至州县两级图书馆及彝族领导干部中，正真想收藏和传承的彝族大多毕摩却得不到这套彝文文献影印本。再如《红河彝族创世史诗选编》出版发行量也是1000册，由于个人行为因素，很多本土彝学专家都难于索求得到这本选编版本，何况一般彝族民众。我们每每下乡调研，大多毕摩或歌手跟我们索要红河彝族史诗编译出版本，可大多毕摩或歌手，一是因无经济能力而无购买收藏和传承，二是没有一定的知名度而无偿赠送收藏和传承，心有余地而力不及而不得不望天感叹。一句话，真正想收藏和会传承的毕摩或歌手很难得到这些编译出版本，而大多彝族领导干部、彝学专家及各级各类图书馆却收藏着这些编译出版本。质言之，虽已编译出版的红河彝族史诗可观，但与实际读者和传承人之间形成了本末倒置。如果离开了实际读者和传承人，其编译出版的目的和意义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2.彝文类史诗已到了绝版孤本
因专用传承抄写彝文类史诗的载体如绵纸不仅难找难买，而且价钱昂贵，加上大多年轻毕摩都是家庭的主心骨，都要外出务工挣钱补贴家庭经济的不足，根本抽不出闲时闲心来抄写乃至保护传承彝文类史诗，因而彝文类史诗保护传承已到了绝版孤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彝文类史诗将在这片红土地上逐步消失。
3.申报命名非遗名录工作滞后
进入新世纪，举国上下，各地各级民族和文化部门申报命名非遗名录及其保护区和传承人，如荼如火，但申报命名红河彝族史诗名录及其保护区和传承人工作却相当滞后。据我们查阅相关文化网发现，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仅有《查姆》《阿细先基》两项，其中《查姆》还是楚雄州双柏县申报的。其实《查姆》，虽是楚雄州和红河州共有的非物质彝族文化遗产，但红河州却扩展名录都没沾边。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红河是彝族史诗的富矿区，并编译出版的种类和数量也相对可观，但申报命名非遗名录及其保护区和传承人工作滞后，并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相比，不是一般的滞后，而是严重滞后。一方面不利于红河彝族史诗持续保护传承，并一定程度上难于调动传承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说明和反映了当地民族和文化部门对申报命名非遗名录工作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河彝族史诗向外影响力。
4.基本没有保护中心或传承基地
我们实地调查发现，各地都有这样那样的保护中心和传承基地，但除了楚雄州双柏县《查姆》文化保护中心外，其他县市都尚未建立相关保护中心或传承基地。其实说来话长，清康熙乾隆年间临安府（今建水县）曾举办一年一度毕摩会考；清中叶至民国中期，红河彝族地区，以庙宇民俗文化活动为阵地，以彝族原始宗教交流为载体，曾举办过毕摩讲经堂、或传经会、或展演会，如：清咸丰年间新平县毕摩山（疑指鲁魁山）讲经堂；清光绪年间至民国中后期红河县司陀土司（今红河县乐育镇）每年三月初九在龙车村观音庙内举行毕摩传经会。虽这些没有直接道明其会考、或讲经、或传经、或演唱内容以何为主，但其中彝文类史诗必是会考、或讲经、或传经、或展演的主要内容，并肯定无疑。因为红河彝族史诗是族群共同记忆的历史文化，也是民族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唯一载体。然而当今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时期，不仅没有民间自发组织的红河彝族史诗交流会、展演会，更没有官方认可命名的红河彝族史诗保护区（乡）、保护中心或传承基地。这不能不说彝族毕摩或歌手在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视阈下无法展示才华的一大憾事。
5.保护传承经费严重短缺
据我们深入调查获悉，迄今为止，各地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民族和文化部门，除了补助整理、出版红河彝族史诗经费外，几乎没有划拨过专项保护传承经费。由此可见，我们当地党委政府及有关民族和文化部门，只是口头上重视保护传承工作，但真正意义上从来没有关心和支持过保护传承工作。众所周知，打仗须粮草先行，没有充足的后勤补给，叫前线的官兵如何打胜仗。同理，叫传承人保护传承史诗，虽不说有充足的保护传承经费，说到底一般人都不会去做倒贴的“生意”。
（二）客观因素
1.保护传承环境逐渐萎缩
因当今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加速，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越来越大，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红河彝族史诗保护传承环境越来越边缘化，甚至有的名存实亡。如往昔一年一度村社性祭土主神、祭寨神、祭风神、祭山神、祭祖神及招村魂等活动中，酒饱饭足后在村社庙宇内毕摩或歌手演唱彝族史诗，但如今不仅这些宗教节祭活动越来越形式化、简单化，而且村社庙宇几乎倒塌，或者改作他用，加上当今茶余饭后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如电视、网络、麻将、扑克等，因而即使有村社庙宇，可几乎没有一个年轻人到村社庙宇里倾听毕摩或歌手演唱彝族史诗。久而久之，毕摩或歌手也不愿去到村社庙宇里演唱彝族史诗。笔者还记得孩童时，每逢村社性宗教节祭活动之夜晚，村民大多集聚在村社庙宇里，倾听毕摩或歌手演唱彝族史诗。而如今要么在家观看电视、手机上网度光阴，要么约上几个相好的高友喝酒聊天，要么几个人打双扣消磨时光。由于传统文化生活方式大大改变，因而红河彝族史诗保护传承环境基本上不复存在。从某种程度或意义上，大多毕摩或歌手都有“怀才不遇”“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悲叹。
2.保护传承人濒危断层
由于有一定水平和威望且资深的彝族史诗传唱人、或讲述人，不是年事已高，就是仙逝作古。如彝文类史诗《阿黑西尼摩》唯一传承人施文科毕摩于1999年去世，又施文科得意门生弟子（外甥）李亮文毕摩又2010年去世，因而《阿黑西尼摩》传承人已到了窘境；彝文类史诗《尼苏夺节》有一定威望和名气的传承人李八一昆于2004年去世后，如今能够熟练演说彝文类史诗《尼苏夺节》的传承人已到了山穷水尽。由此可见，从某种程度或意义上讲，当地彝文类史诗将成为束之高阁而无人能完整传承的“天书”。
3.被传承者越来越老龄化、妇女化和儿童化
由于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全球化越来越凸显，当地大多年轻后生远离生养之地而进城务工，不仅被传承对象越来越少，而且呈老年化、妇女化、儿童化。具体地说，大多情况下，偶有几个老毕摩或老歌手在当地婚丧嫁娶、逢年过节宴请中自娱自唱，但被传承者几乎呈老龄化、女性化和儿童化，基本看不到青壮年男子在场。在这样的困境下，红河彝族史诗不仅被传承人越来越少，而且被传承人将是青黄不接的窘境。
三 彝族史诗持续保护传承的对策措施
（一）加强持续保护传承的宏观思路
1.制定整体规划，建立长效机制
第一，红河彝族史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并多散存于民间的特点，各地各级民族、文化部门牵头，联合彝学学会，成立相关领导班子，并应制定整体规划，协同作战，制定近期和长远目标任务，并制定抢救整理、保护传承工作的整体方案与分步实施细则，加强其抢救整理、保护传承工作。第二，各地州县（市）两级民族、文化、文联部门齐抓共管，责任到人，并保证抢救、保护传承工作经费，确保各个环节各项工作的稳步推进。[1]
2.广泛布点拉网，坚持常年抢救收集保护传承
第一，建立红河彝族史诗保护区或传承区，势必布点拉网式抢救、保护传承。第二，深入实地摸清家底，建立完善的目录索引，为全面、系统抢救整理、保护传承建立可行的基础性工作。第三，科学评估红河彝族史诗资源，为做好下一步抢救整理、保护传承、研究与出版打下良好的基础。第四，积极深入实地进行全面、系统采录或搜集，特别是对正在濒危的红河彝族史诗进行采录或搜集，并及时得到抢救整理、保护传承。[1]
3.运用现代科技，建立数字化和数据库保护传承
第一，对红河彝族史诗进行全面、系统抢救整理、保护传承，是一项社科与自科研究相结合的工作，因而必须增强科学意识，讲究科学方法。第二，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积极运用信息化与数字化等现代科技手段，对红河彝族史诗进行数字化保护传承。[1]具体地说，在当今大数据库环境下，建设民族文化资源数字化和数据库是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或地区现代化水平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2]因此，红河彝族史诗数字化保护传承不仅是进一步抢救整理彝族史诗的首选手段，而且是保护传承红河彝族史诗最经济、最便捷的高效实用方式。第三，建立红河彝族史诗数据库保护传承，并上传网络，实现红河彝族史诗资源共享。要圆满完成这一工作，并实现这一目标，具体分三步：一是以人工和半现代化为基础，对彝文类史诗原件进行扫描或拍照，建立数据库加以保护，上传网络传承，实现资源共享；[2]二是对口传类史诗进行全面调查采录，并对多人唱本进行相互勘校，形成一个较全面、较系统、较完整的一个传唱文本，建立数据库加以保护，上传网络传承；三是运用创新性和再生性保护传承方式，对红河彝族史诗汉译本进行全面扫描，建立红河彝族史诗汉译本数据库加以保护，上传网络，实现红河彝族史诗汉译本资源共享。
（二）建立健持续传承的人才队伍机制
1.建立健全持续传承人建设机制，壮大传承队伍
虽彝族世家毕摩或歌手以及拜师学成弟子在世的数量不少，但从事红河彝族史诗传承的人却越来越少，因而红河彝族史诗保护传承将面临严重濒危。2008年8月，红河州委宣传部、州民研所及州彝学学会联合举办了首届红河州毕摩文化传承人培训班，并为80位参训学员颁发了毕摩文化结业证书。2009年春初，新平县在省民族古籍办的支持下，举办了新平县毕摩文化传承人培训班，也进行了毕摩文化资格认证仪式，并把毕摩所带来的彝文文献扉页上加盖新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和省民族古籍办的公章，以示认可。[3]毕摩资格认证形式，是保护传承彝文经籍特别是红河彝族史诗的一个重要形式和手段，也是红河彝族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除此，各县市成立了毕摩文化传习基地（或传习馆），如元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文化体育局（今为文化和旅游局）及县彝学研究会在新街镇老峰寨成立了“元阳县彝族毕摩文化传习基地”。建立红河彝族史诗传承基地或研究中心，让彝族后生在不离开生我养我之地学习传承红河彝族史诗，很有必要，并是迫在眉睫。因为红河彝族史诗是彝族先民创造并传承下来的，一旦没有人能够演唱、释读、演说，就变成了“天书”，再恢复不是一件易事。[3]以上提及的毕摩文化培训班、毕摩文化传承基地，不能不说是红河彝族史诗持续保护传承有了一个良好的平台。通过这些平台，建立红河彝族史诗传承人名录，不断壮大红河彝族史诗保护传承队伍，让他们名正言顺的保护传承。
2.健全持续传承人扶持机制，激发传承人热情
毕摩或歌手掌握的本民族历史文化知识需要通过代代保护传承才能延续下去。但现实的问题是，由于大多彝族史诗传承人即毕摩或歌手远离传承场所，难于参加集体性传承活动，并大多年轻一代传承人，是家庭经济生活的顶梁柱，外出打工挣钱养家糊口是常事。希望各地各级政府与彝族企业家联盟设立红河彝族史诗传承人基金，从生活上给予补贴，并把具有一定水平和威望的相关毕摩或歌手列为州（市）县政协委员，提高毕摩或歌手的社会地位，激发毕摩或歌手对于彝族史诗传承的热情。[4]据调查，红河州拥有118万彝族人口，普查登记在册的毕摩也有400多人，并有的在当地彝区有一定威望，可自著名毕摩李八一昆去世后，毕摩与州（市）县政协委员无缘了。这不争的事实，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悲哀。同时，对红河彝族史诗保护传承工作有突出贡献的毕摩或歌手，不论年龄、师傅、徒弟给予不同级别的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逐步形成热心保护、专心传承的良好氛围。[3]
3.建立健全持续传承人培养机制，以保护传承有序
红河彝族史诗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研究，关键还是人才。没有人才，其他一切都是“白搭”，即使“有钱”也无法让“鬼推磨”。因而，为了培养一支有质有量，且事业心、责任心强的红河彝族史诗抢救和整理研究队伍，强烈呼吁各级政府划拨专项经费，委托云南民大、红河学院、楚雄师院，开设彝语言文学专业，实行定向常年或隔年招生，为红河彝族史诗抢救、整理、研究、出版及其利用研究输送优秀的专业人才。这样源源不断地输送红河彝族史诗抢救、整理、研究合格人才，红河彝族史诗保护传承、开发利用研究，定会事半功倍。
（三）建立健全持续保护传承的法律机制
虽省州先后制定出台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条例》，但尚未形成具有针对性的非遗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4]也就是说，目前当地政府对红河彝族史诗保护传承，因没有制定可行性强的实施细则和工作方案缺位，保护传承没有硬性指标和硬性任务，便成了可有可无的情形。[3]二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背景下，建议州县政府制定出台可行作性强的单行《红河彝族创世史诗保护和传承条例》，并相关县市成立彝族史诗保护传承中心或基地，并以“政府主导，专家谋划，全民参与，专门运作”为主导，形成有章可循、有法必依的保护传承局面。
（四）建立健全持续保护传承的社会机制
一是地方高校、科研院所、文化馆及民间文艺家协会等积极配合、良性互动，形成一个可行性强的保护传承机制，从而实现红河彝族史诗最有效的持续保护传承；二是在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下，真正构建“法律保护是根本，政府保护是关键，学者保护是前提，群众保护是基础”[5]的保护传承机制；三是进一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红河彝族史诗保护传承格局，充分发挥彝学专家的优势和潜力，强调其在红河彝族史诗持续保护传承中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3]
（五）建立持续保护传承的经费投入机制
1.建立征集保护经费投入机制
一是责成有关部门或单位，指定专业人员把分散在各地彝族毕摩和爱好者家中收藏的彝文类史诗原件征集到具有保管条件的有关单位，并制作专柜，分门别类存放，专人保管，尽量降低因人为因素造成损失。同时，为了整理、编译、出版乃至开发和利用，复制或影印一份同时存放保管。二是组织有关专业人员，深入实地老毕摩或老歌手家中，全面、系统采录口传类史诗，并刻录成光碟，妥善保管。在此基础上，聘请有关专业人员编写目录索引、内容提要等，以便整理、出版且开发和利用。[4]
2.建立整理研究出版经费投入机制
目前，地方高校、或科研院所、或文化馆部分科研人员，搜集整理了红河彝族史诗，但由于出版经费没有着落，长年锁于抽桌内。鉴于此，强烈呼吁各地各级政府加大对红河彝族史诗抢救和整理、编译出版的专项经费力度，使红河彝族史诗持续保护传承，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学百花园中经久不衰。[4]
综观所述，红河彝族史诗保护传承受这样那样的主观观因素的影响，并保护传承现状令人堪忧，但我们要对当今红河彝族史诗保护传承内外部要素引起极大关注和重视，审时度势，加强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抓住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建设的历史机遇，特别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背景下，建立健全红河彝族史诗传承的人才培养机制、法律法规机制、生态机制、社会机制、经费投入机制等，深信红河彝族史诗进一步持续保护传承，在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大展自有的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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