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濒危语言
摘要：濒危语言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特类。当前濒危语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身份得不到确认,不利于濒危语言的深度记录、整理、保存以及实际传承和具体保护。加强濒危语言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可与依赖其作为重要载体的民间文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活态的群体传承与保护。
关键词：濒危语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国内近二十年的濒危语言研究，不仅极大地加强了学术界对濒危语言的调查、记录和整理，而且增强了整个社会对语言濒危的进一步认知，提高了民众对濒危语言传承、保护与教育的文化自觉意识。在当前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濒危语言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如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进一步廓清濒危语言，促进濒危语言的研究、保护、传承和教育，是本文的思考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中的濒危语言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年提出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定义，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语言，毫无疑问，属于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其口头性与非物质性，而语言能够有效保证这些遗产的口头和非物质特性。不论是文学、音乐、舞蹈、神话、礼仪，还是手工技艺等实际技能，都离不开语言的参与和表达。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到“文化遗产”的过程，恰好对应了作为文化遗产的濒危语言，从“语言”到“濒危语言”的过渡。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涵盖的内容主要有：“一、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表演艺术；三、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传统手工艺。”根据该公约，国务院办公厅随即公布了代表中国政府意见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中国式的界定，给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一、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二、传统表演艺术；风俗活动、礼仪、节庆；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五、传统手工艺技能；六、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从以上两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及范围的界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联合国及中国政府均把语言遗产，视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公约》规定将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保护和振兴的范围，并敦促各缔约国制定保护和传承切实可行的措施。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但不仅仅是历史、文化的记录和口述载体。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系统，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关于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深厚内蕴。语言的生成、运作与被操演，首先必须依靠一定的物质躯壳，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能指”的语音各个部分。在此基础上，我们说语言首先具有物质性的一面。人类的肺部、声带、气管、舌、齿、口鼻腔、唇等发音器官，必须协同配合才能发出一定的人类声音来。脱离了这些物质器官综合协调功能，我们不可能拥有或抑扬顿挫、或高亢低沉、或嘹亮柔和的“言声”。而这些“言声”的文化意义及社会功能，则是我们这个聚族而居的人类社会所赋予的。这也是人类语言被逐渐社会化和文化化的过程，对于个体而言，语言的社会化和文化化过程，正是个人被社会化和文化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更多的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使然，而是人类社会为维持自身群体发展，从而加以有目的、有计划实施的过程。否则，人只是一个单纯的生物的人，不具社会性、文化性，与鸟兽无异。语言社会化和文化化的过程，是凭借其物质基础而得以完成的一种非物质文化化的过程。事实上，在日常的语言生活中，“言为心声”的意义建构及其解读，也是我们通过对语言符号进行认知、识别、体悟后，加以经验判断获取相应语义、隐喻等内涵信息的。
由于长期文化接触而产生明显的语言转用，导致该种语言的使用人数、使用语域较低、较小，久而久之逐渐影响人们的语言态度，开始出现语言濒危现象，使该语言成为濒危语言（endangered language）。说某种语言濒危（a language in danger），出于人们对该种语言生存状态的一种关切态度，说明该语言的实际使用、传习和影响力，均处于一个比较低效的标准，这种状态已经、正在对该语言的传承和使用，产生着不可忽视的侵蚀力和耗损力。濒危语言的非物质文化特性，要求我们首先要及时对其语音、词汇、语法结构、语用等方面进行抢救性记录、整理、保存外，同时在记录、整理和保存过程中，特别要关注濒危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所蕴涵的意义、功能系统，这些系统是外在社会结构、权力博弈、阶层属性不断纽结、互动的结果。同时，它们还含有族群固有的历史渊源、信仰凝结以及思维模式等深层次的内核。自外而内，从内而外，里外一体，这是语言物质与非物质二合一组织、运作的特殊模式，我们不应厚此薄彼。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对于濒危语言的非物质一面，不论是语言使用者自身主体，还是研究者客体，都对其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再者，作为自身及大多数文化遗产的载体，濒危语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身份，要求保护和传承濒危语言，在任何时候都应走在最前面。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濒危语言
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联合国及国务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的界定中得知，每一类遗产的创造、享用、传承都不可能离开语言。语言，不仅被刻意利用来创造、记录、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作为具有语言象征能力的人，用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语言，日复一日地过着一系列文化创造、传承、共享等生生不息的语言文化生活，这是人主动地把语言投入到生活中来参与生活，而生活化的语言与口语化的生活，二合一地型塑着社会，创造着文化本身。
人，不论是群体的人还是个体的人，都在掌握和使用语言，进行着非物质文化的创造和传承。在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口头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对语言的依赖首当其冲。彝族毕摩常带的《指路经》等传统宗教类祭祀经书，作为一种书写系统有助于超时空地记录、保存和传播经籍文化，但很多人不知道，真正活态传承这些诗歌的方式是仪式空间下的口头诵唱。毕摩主持祭祀仪式时，虽摆出其所携经籍，那只不过是一个象征而已，在仪式过程中毕摩其实并不怎么看这些文本，而是靠其超强的记忆力，根据一定的韵调诵唱出来。“很多毕摩在具体的仪式上，虽也携带并摆出各自相应的彝文经书，但那只是一个毕摩神‘在场’的象征而已。他们从小口耳相传，从老毕摩处学习演述、记忆和贯通了经文内容，将彝文经籍摆出来只不过作为一个神圣的程序。”彝族经籍仅是一种保存文化的书面文献实体，从而在物质层面获得一种至上的权威地位。真正重要的，是毕摩对各类经籍的现场口头唱诵和真实演述，采用既定腔调和唱调进行音乐化的演诵，从而保证毕摩和想象中的各种天地神灵、历代祖灵沟通交流。通过其演唱发送文化信息，民众通过聆听接收信息之间的现场互动，构建了彝族民间极富生命力的歌诗传统。相应地，彝族民间诗教传统，就是在仪式过程这种“言传身教”的模式。一旦某个环节缺失口头语言的参与，就绝不可能养成彝族特有的歌诗、诗教及诗论传统。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江格尔》、《玛纳斯》、《支格阿龙》等，一旦离开了口头语言的诵唱，就到了史诗真正失传的时候了。哪一天这些史诗语言的传承出现濒危，也就到了史诗濒危直至其消亡的时候了。
语言是人类交流信息的重要媒介和工具，反之亦然，人类是一个拥有语言能力的文化种属。但对于民族文化来说，语言不仅仅是媒介和载体，语言它就是文化本身，是一套重要的文化符号系统。濒危语言不仅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对口头传统、文艺表演、甚至文化空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持续地提供着重要的传承媒介和机制活力。同时，濒危语言本身就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类，即濒危语言首先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身份出现，而不仅仅是作为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身份出现。否则，如果我们长此以往无知无意，秉持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将会对濒危语言的传承和保护产生一系列不良的影响。
濒危语言的濒危，不仅威胁到以该濒危语言创造、记录、传承的濒危口头传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直接威胁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的濒危语言。彝语南部方言“塔依”，指供书写的纸张。这个词没这么简单、平庸，它揭示了彝族古代生动的“造纸”文化创造之谜。“塔”意为松树、松木。“依”意为水、液体。彝族先民用腐朽的松木、树桩打碎、晒干，然后放在锅里熬煮成浠水，最后压制晒干就成了供书写的纸张了。彝族民间这种简单的造纸术，为历代彝文经籍的书写和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又如“鼓”这个词，彝语为“者”，意为树木。说明彝族早期的鼓，直接将木头凿成中空形成共鸣腔制作而成。后来才逐渐出现铜鼓、羊皮鼓、筒鼓，等等。对于彝族而言，鼓首先是毕摩、苏尼用于与祖界沟通的神圣法器，其次才是作为娱乐的乐器。如此形象、会意的语言创造机制，与彝族悠久的文化史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怎能将这些珍贵的文化信息一再埋藏起来呢？！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彝族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很多，如果我们脱离开彝母语的传承和保护，大谈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能就割裂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血肉联系，这样做不仅不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也不符合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的原则。
濒危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亟待优先保护的，这完全取决于濒危语言首先是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一不可的载体和重要部分，更取决于濒危语言自身真正的遗产身份及其濒危性。濒危语言的生死存亡，不仅关乎到以濒危语言作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死存亡，同时关乎到使用该濒危语言的民族文化的传续和发展。濒危语言的的消失，最后将直接导致文化意义上一个民族的消失，由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民族百花园里将凋零一支鲜花。随着语言种类的不断减少，带来文化多样性的逐渐散失。到了语言超高度同化的那一天，我们将再也无法凭籍语言回归早已沦陷的精神家园。
只要有民族文化交流，语言总处于一种强弱分层的语用环境。各个不对等也不可能对等的语言之间，在语用选择上或隐或现地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结合着政治、经济等外界力量的嵌入时，是一种不公平的、语言生态失序的竞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濒危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其濒危性，这也是督促学术界以及社会及时动员起来，进行濒危语言关注、研究、传承和保护的催发点。濒危语言不仅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化遗产，同时这种文化遗产的生存状态是极具濒危的，这直接阻碍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生态和谐社会构建的宏伟工程。正是因为濒危语言的濒危性，使对濒危语言的记录、保存、教育、传承工作，显得极具紧迫性。如果不能理解和体会濒危语言的濒危性，也就无法理解语言学家和文化学家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遗产的大声疾呼。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语言的传承与保护
“濒危语言研究不是纯粹的语言本体研究，也不是纯学术研究，它所关注的重点更多体现在语言的生态系统（包括语言的外生态系统和内生态系统）。濒危语言研究的这一应用属性由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极其重要性所决定。濒危语言研究的应用属性决定了濒危语言研究的现实目标和历史使命，这就是：抢救、保护、振兴和发展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语言，尽可能最大程度地保持人类语言多样性，促进自然生态多样性与人文生态多样性的健康和谐发展。这也是濒危语言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对濒危语言进行记录和整理的方法，源于共时语言学式描写的方法。作为濒危语言一个常规的研究范式，对濒危语言的记录与保存，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对于濒危语言的濒危加深甚至最后消亡现状，如果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的话，那就是记录和保存，虽然这只是一种“治标”的方法。保护是一项宏伟的工程，需要各方全力全程协调参与，共同运作，对濒危语言记录和描写基础上的保存，是整个保护工作中最基础的首要工作。
如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结合起来，有效进行濒危语言遗产的记录、保存、传承和保护？首先，濒危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载体，我们应提高对濒危语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提出包括语言在内的整体保护措施和应对方案。在具体研究和运作中，我们不仅要一如既往地对濒危语言进行语言本体的单项记录、归档和保存工作，同时要将其结合着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特别是凸显对语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紧密关节和镶嵌部分进行重点记录、整理和保存，充分完备濒危语言语料库。这样做，既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特征，也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言传身教”的口头传承和传播特性。其次，既然濒危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单独进行申报目前还不成熟，但如口头传统等民间文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口头语言之间，有着非同小可的血肉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而目前研究口头传统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界，亟需语言学的交叉、整合、协作。反过来，语言学界则较专业性地过于集中在语言本位，不越“雷池”一步，导致我们对濒危语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人为的学术划分和研究分割。在目前的濒危语言记录、归档和保存中，如何充分记录、整理与储备包括文化在内的语料库、文化资料库，是所有相关学科应思考的实际问题。
在当前的濒危语言遗产保护中，我们应杜绝学术分科带来的狭隘性，纠正学科之间的偏见，促进相关语言和文化学科专家的携手并进，加强学科交叉、沟通和互动，共同推动语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濒危语言的记录，语料必须完备，调查也应该尽可能做到穷尽式的调查。要对濒危语言使用者和记忆者中所能表达的语言现象和事实进行穷尽式的调查追问，不仅包括语言族群的口头传说和表述，以及对该族群有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特定生活领域的语言表达，也包括该语言本身所体现的有关自然和世界的知识和实践、社会风俗、礼仪、宗教以及传统技能等方面的表达。”所以，在濒危语言调查中，我们的眼光不应仅仅停留在语言本体上，而要延伸到包括口头传统、民间歌谣、传说故事等口头叙事在内口头文化遗产，这样才能做到穷尽式的全面调查。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可能发现新的学术切入点，也才能进一步进行相关深入的研究，才能制定相应的传承和保护措施。
一个民族的哲学、信仰、技艺、风俗、医术、文艺等，都深深地蕴藏在他们的母语里。母语包括方言，是民族的、地方的文化记录和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民族和地方文化灵感的泉源。濒危语言则是濒危民族文化的灵感泉源，它不仅在营造民族文化传承、传播的流动语境，而且在记录、保存和传承着民族社会、历史、文化，表达着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和情感。民族语言的濒危无疑会导致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事实上，语言的濒危就是民族文化变迁、濒危和消亡的预警符号，将直接导致其消亡和灭绝。因此，我们说濒危语言的保护，绝不能脱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单向度进行，而口头及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不能脱离语言（濒危）的保护而进行。
母语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来源，也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和表达模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运动中，我们濒危语言调查和研究现实目的之一，就是要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对民族母语、方言的现实教育教学，切实引导民众对民族母语价值的进行重新评估，帮助他们重拾对母语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当今国际语言森林里，英语无疑是最强势的语言，它强有力地挤兑和同化着其它语言。在国内，汉语普通话对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颇具有目共睹的冲击力。我们不是要顾此失彼，进行文化保守主义下的固步自封，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是一个语言文化理想的发展方向。大力开展双语教育，在语言竞争中让我们多有一种选择性，我们就拥有事实上的语言文化传承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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