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口传文献整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摘要：口传文献是人们通过口传心授、口耳相传的方式，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和文化积累形成的意蕴深邃、哲理深刻的一种人类精神文化遗产。彝族不仅拥有古老浩海的书写文化和文字文献，而且拥有悠久丰裕的口头传统和口传文献。彝族世代传承的口传文献，是一种极具学术价值和亟需抢救保护的文化传统，其整理研究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以降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受口头程式理论、民间文艺学、彝文古籍整理研究、文学人类学等学科兴起的影响，彝族口传文献研究备受重视，发展态势良好、成果颇丰。但与浩瀚的彝族口传文献存在状态还不相匹配，有待学界深入挖掘、深度探索。
关键词：口头传统；彝族口传文献；毕摩口传经
一、引言
“口头传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精神座标、记忆根谱。”[1]口传文献是人们通过口耳相传、口授心记的方式，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文化积累形成的意蕴深邃、哲理深刻的一种文化遗产，内容包括史诗、诗歌、传说、神话、故事、歌谣、祭经等。在口头到书写的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口头传统始终处于第一要位，书写传统属于后来居上者。“人类会说话的历史在12至20万年之间，书写(连符号在内)的历史也就七八千年。……我们今天采集到的口头传统是千百年来就如此的，书写相对来说是很短暂的文化现象。”[2]历史相对短暂的文字符号，在其出现后的较长时期里大都被少数精英阶层掌握，普通民众基本没有机会和能力享有。综观人类文明史，从无文字的纯口头时代到口头为主书写为辅时期、再到书写和口头并存的现代，口传对文明的贡献从来都大于书写。不论是在文字出现前的漫长岁月里，还是在文字出现后的长久历史中，或是在文字已普及的当下社会，口承一直都是人类历史文化传承和日常信息交流的主要途径。传播学将人类信息传播的历史分为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五个阶段，并指出口头传承是最早且最重要的人类文明传承形式和人类文化传播方式。[3]诚然，口语传播自语言出现以来就成为了人类文明传播的主要角色，并一直与其他传播方式互补共存，即使在电子网络盛行的多媒体传播时代的当代社会，口头传播依然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人类学家李亦园说：“假如我们把‘文学’的定义定为要用文字书写出来的，那么世界上确实许多民族是没有文学的。”[4]同样，如果我们把文献定义为用文字记载的文献，世界上很多民族就成为了没有文献的民族，但这是不符合历史现实的。基于此，少数民族文献是由文字文献和口传文献构成的提法已得到广泛认同。“依据媒介不同，少数民族古籍（简称民族古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文字记载的文本史料，称为民族文献古籍；一类是无文字记载的口碑史料，称为民族口传古籍。”[5]彝族文献也是由彝文文献和彝族口传文献构成的。彝族不仅拥有浩繁的文字文献，而且拥有海量的口传文献。搜集整理、研究彝族口传文献，对挖掘彝族文化资源、保护彝族文化遗产、加强彝学研究、促进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繁荣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都具有积极意义。梳理、总结彝族口传文献整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了解和把握彝族口头文献整理研究的历史背景、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并进一步保护和研究彝族口传文献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彝族口传文献整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西南民族成份较多，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民族文献汗牛充栋。口传文献，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存在载体与重要承载方式，各民族都有传承其丰厚文化的数以万计的口传文献和口传经典。如西南少数民族口传经典《苗族古歌》《羌族萨朗》《瑶族密洛陀》《侗族大歌》《壮族布洛陀》等都是传承与传播本民族文明与文化的极具影响力和知晓度的口传文献。
彝族是西南地区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彝族不仅拥有卷帙浩繁的文字文献和书写文化，而且拥有古老浩繁的口头传统和口传文献。在彝族婚丧嫁娶等各种文化活动场域，能以口头形式进行论辩、吟咏、诵唱几天几夜的知识、歌诗、经文的智者、能人和祭司屡见不鲜。四川彝族婚礼中的“巳格”“克格”“牛牛合”“牧莫杜惹佐”1，以及葬礼中的“阿古格”“瓦子咧”“阿合阿格拉雅”2等文化展演，都以口头方式进行，且其口头演述时长或三天三夜、或五天五夜、或七天七夜等。贵州彝族有描述人生礼仪习俗的种类丰富的口传文献“《曲谷》(情歌)《阿买恳》《曲姐》(嫁歌)《陆外》(婚歌)《恳洪》或《恳咪》(丧歌)《诺沤》(庆典歌)《摩史》或《摩久》(庆典歌或婚歌)《细沓把》(丧歌)”等，这些“咪古”类文献都靠口头传承，“表现为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突出。”[6]云南彝族人口众多，其中操西部方言和中部方言的彝族或许因历史上的某些原因失去了使用彝文的机会，均没有使用文字的习惯，其传统文献和文化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布和传播。3
彝族口述传统和口头文献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这在相关彝文古籍文献中都有详实记载。据彝文古籍《帝王世纪·人类历史》中记载，人类社会从始祖希慕遮开始传到其后的二十八代时均只有口头传授，没有文字记录，直到第二十九代武洛撮时才开始出现祭司造字立章，文化初开、礼仪初始之现象。“此间并无文字，不过以口授而已，流于廿九代武老撮之时……祭司密阿叠者，他来兴祭奠，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义初备。”[7]据彝文古籍《物始纪略》记载，文字和文献是智慧之母阿买妮为了记录知识之父举奢哲的口述传承而出现的。“他用口来说，阿买妮记录。他说出什么，阿买妮写什么，写了就成书，书传遍人间，他是大先贤，这样传下的。”[8]“哎哺举奢哲，深思后发言，不停地讲述；智慧神，恒颖阿买妮，不停地书写……”[9]在四川彝族民间，广泛流传着有关毕摩阿苏拉则为了记载口头传承而发明文字的传说：起初，毕摩用于防凶禽猛兽和妖魔鬼怪的咒术都以口耳相传方式存在，没有文字记载而容易被遗忘，阿苏拉则为了记下口传咒术而发明了彝文。另有传说曰，神鸟洛诺果布曲在龙头山上口吐唾液造字于杜鹃树叶上，感化大毕摩阿苏拉则的哑巴儿子拉则格楚记录成文。
上述传说的共同点在于彝文是为了服务口传知识，满足口传需要而产生的。不论是为了记录口传历史而造字，还是神鸟口吐唾液成字，或是失语者造字等，都无不体现出文字在口传中诞生并始终为口传服务的特征。换言之，文字创造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口头知识、记录口传话语、弥补口传不足、代替口传功能。同时，传说也揭示了先有口头传承后有文字传承（先有语言后有文字）的文明发展历程以及口传文明和口头文献的历史古老性。
（一）彝族口传文献整理研究的回顾
学术界对口头文化及文献的关注历史久远。在西方，早在古希腊就有学者开始进行口头文化及口传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某些希腊学者赫卡忒乌斯(Hecataeus)、菲瑞塞德斯(Phereydes)和希罗多德，开始对口头传说加以系统化，并将它简约为书面文献。自柏拉图起，有了对口传文化的更为系统化的整理和改造。”[10]
20世纪上半叶，为对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s)作出新的回答，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艾伯特·洛德(Albert Bates Lord)，基于口头诗学（oral poetics）理论，以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共同创立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理论范型“帕里─洛德学说”(The Parry-Lord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又称“帕里—洛德理论”或“口头程式理论”（Parry-Lord Theory or Oral Formulaic Theory），为民俗学、文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拓宽学术视野而风靡西方人文社科界。国内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注口头诗歌的口头创作和口头文体形式问题。[11]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伊始，先后有学者将“帕里─洛德学说”(The Parry-Lord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引入国内文学和民俗学界，进行说唱文学研究。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国内学界着手译介、出版中译本《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The Parry-Lord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12]和《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13]，推进口头传统理论的研究在国内受广泛关注和引用，并成为中国民俗学、文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界方兴未艾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在口头传统理论、民间文艺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学科日益兴起的学术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于口头文化及口传文献整理研究，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化与文献研究，从而促进了彝族口传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彝族口传文献整理研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学者在中国西南开展文化考察之际。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叶，法国人保罗·维亚尔（Paul vial，汉名邓明德）在西南收集整理彝族神话传说时开始涉足彝族口传史诗和民歌唱本，法国汉学家拉耐尔在分析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彝族和西南各民族歌谣等口头资料。1873年，法国人卡拉布里奇（Crabouitllet）在其《罗罗人》一书中描述了彝族男女歌唱文本，罗彻尔（E.Rocher）记述了云南彝族春耕打歌风俗的口传歌唱传统。1911年，法国人德·奥伦（D’ollone）搜集整理了诸多彝族口头神话、传说及史诗传唱本。1987年，日本学者坪井洋文出版《华南旱地耕作村落的社会和文化》，叙述和介绍了彝族神话史诗等民间口传文艺，关注以口传为基础形成的《查姆》《梅葛》《勒俄特依》《阿细先基》等彝族四大史诗及神话传说。几乎同一时期，德裔美籍学者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史诗》中评价了撒尼彝族口传叙事诗歌《阿诗玛》，美国女人类学家斯佩姬（Margaret Swarin）谈论了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口传与书面文本的整理过程。1982年，美国学者马克·本登尔（Mark Bender）在翻译出版彝族口头叙事长诗《赛玻嫫》后，以翻译学视野关注彝族口头史诗文本《查姆》《梅葛》《勒俄特依》等。国内学者涉及彝族口传文献研究的历史始于民国时期民族学人类学家着手西南研究之际。如人类学家杨成志的《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1931年）和民族语言学家马学良的《罗族巫师“呗髦”和“天书”》（1947年）中均接触了彝族史诗、神话和传说等口头文本。之后，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国内两次史诗整理的工作为彝族口传文献的整理研究带来积极成果。20世纪50年代，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创世史诗（南方创世史诗群）被发现后，彝族口传史诗及口传文本的整理研究均得到充分关注。[14]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口传史诗、民间文学和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兴起，彝族口传文献整理研究工作更加得到重视。时代步伐迈进21世纪后，西南云、贵、川各地区积极开展包括彝族口传文献在内的少数民族口传古籍的整理研究，同时有不少学者不断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与方法，收集、整理和研究彝族口传文献和彝族口头文化，且收获不菲，成绩斐然。
（二）彝族口传文献整理的现状
彝族口传文献是一种丰富珍贵的活态文化遗产，但因其传承载体的随意性、无固定性、不牢固性和脆弱性等特征，其流失、失传和消亡程度极高，加之受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洪流的冲击，彝族口传文献正在面临极速消逝和消亡的危机，亟须抢救和保护。欣慰的是，随着保护和弘扬人类传统文化遗产的意识和举动日渐深入人心，彝族口传文献的整理工作已引起较大关注并取得颇丰成果。
1. 贵州彝族口传文献整理
贵州有18个世居民族，每个民族均在其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积淀了载体多样、种类繁多的古籍文献。其中苗族、布依族、侗族和彝族等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口传古籍。如苗族古籍几乎都以口传形式存在，苗族史诗《亚鲁王》《板东辰》《天灵相公》《阿贵与雅莲》以及苗族民间季节歌、生产劳动歌、民间故事、迁徙古歌和丧仪唱词等数量丰厚的古籍文献都以口传形式传承与存在，布依族有口传古籍《布依族古歌》《安王与祖王》等，侗族有口传古籍《祖公之歌》等，仡佬族有口传古籍《仡佬族古歌》《叙根由》等，土家族有口传古籍《哭嫁歌》《打闹歌》等，水族有口传古籍《开天地造人烟》《简大王之歌》等散文神话传说与诗歌，而贵州彝族口传古籍主要有故事、传说、歌谣等类。[15]
“贵州少数民族口传古籍活态传承保护规范”项目4，是贵州省关注其境内少数民族口传古籍较大规模的文化保护行为，是具有全省性的包括彝文口传古籍在内的贵州少数民族口传古籍传承、保护和抢救的项目，为贵州彝族口传古籍及贵州少数民族口传古籍系统、深入的整理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贵州彝文古籍在全国彝文古籍中极具影响力。贵州彝文古籍不仅有物质载体形式的数量浩繁的文字文献，而且有以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丰富多样的口传文献。贵州彝族口传文献主要以传统歌舞形式演述于诞生礼、婚礼、葬礼等人生过渡礼仪，如迎接新生者的《吉录谷》(祈子歌)，为儿童、情人、恋人等歌唱的《嗡诺咪》《曲谷》《阿买恳》《曲姐》《诺沤》《陆外》等，以及为吊唁逝者而唱诵的《恳洪》《摩史苏》《恳咪》《细沓把》等，这些都是文艺价值很高的贵州彝族口传文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贵州先后编译出版一系列彝族口传文献——贵州彝族咪谷丛书《曲谷走谷选》[16]《阿买恳》[17]《益那悲歌》（彝汉对照）[18]《曲谷精选》[19]《乌鲁诺纪》[20]等。当然，这些口传文献中也夹杂着部分以口头和书面形式交叉传承的半口传半文传的文献，但这也是一种具有独特学术价值的口传文献。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贵州彝族卷》中“丙编讲唱类”收录了彝族口传文献573个条目及其内容提要，其内容主要分为史诗歌谣、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三大类，其中史诗歌谣类有371个条目，民间故事类有106个条目，神话传说类有96个条目。[21]全书整理、编目、撰写的彝族讲唱类文献条目及其提要，是贵州彝族口传文献整理成果的全面搜罗、集中呈现、重要构成，为彝族口传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
2. 四川彝族口传文献整理
四川少数民族口传文献的整理主要是对羌族口头艺术5和彝族传世（口传）经典的整理和编译。在四川55个少数民族和14个世居少数民族中，彝族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四川大小凉山彝族地区流传着有关文学艺术和历史文化的底蕴深厚的彝族口传文献。四川彝族口传文献的整理主要体现在对《克智》《玛牧》《勒俄》《尔比》《波帕》等口传诗体韵文古籍文献的编译、出版。其中，彝族克智作为彝族民间一种语言美妙、比喻生动、想象丰富、艺术色彩浓厚的诗体口传说唱文学，在彝族口传艺术领域地位较高，引起了彝学界的极大关注。目前彝族口传文献《克智》的整理编译出版成果已达十多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彝族克智译注》[22]和《彝族克智》[23]两部著作。
201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策划申报立项的以彝族口头经典为核心内容的国家民族文字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彝族传世经典》（共50部），修订了再版了《克智》《玛牧》《勒俄》《尔比》《波帕》《故事》等彝族传统口传经典。此项目作为一项彝族口头经典的抢救和保护工程，收集了以四川彝区为主并涵盖云、贵、川三省彝区的彝族传世口传文学经典，内容涉及民歌、谚语、故事、史诗、长诗等极具思想性、艺术性、教育性和娱乐性的彝族口传经典名篇文献，目前已陆续推出一系列文学体裁类的彝族口传经典，为彝族口传文献的编译、整理、抢救和保护做出实质性的工作，为彝族口传文献和口头传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厚实的文献资料。
3. 云南彝族口传文献整理
云南是全国彝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彝族是云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云南彝族支系和方言众多，古籍文献丰富多样。云南省十分重视彝文古籍及少数民族古籍的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价值，目前已整理出版许多相关成果。据统计，云南省各民族文献古籍达10余万卷，其中口传古籍达4万余种，有1万余种口传古籍已得到系统性保护，12种口传古籍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4]收录有26个云南少数民族代表性口传文献、共计600余万字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云南卷》(上、下)[25]、《中国歌谣集成·云南卷》(上、下)[26]、《中国谚语集成·云南卷》[27]，是云南地区较早收集整理编译的影响较广泛的民族口传文献整理成果，其中不乏含有彝族口传文献收集整理内容。
《江川彝族口传文学集》，是云南省江川县对彝族传统口传文献进行抢救性保护而整理编译出版的成果，内容分为民间故事、歌谣和谚语三大部分，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口传文献搜集整理成果。[28]中华彝学文库·当代彝学研究丛书《彝族口述文学研究》和《彝族挽歌》是楚雄彝族口传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彝族口述文学研究》是一部以民间文艺学的视野关注彝族口传文献的著作，具体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对彝族民间文学话语中的口传文本的思想意义、文化价值、内涵、主题和艺术特征等进行分析讨论，具体就楚雄彝族口传文献中的“爱情故事”“创世神话”“信仰文化”“伦理道德”“审美价值”“女性形象”“艺术特点”“现实价值”等进行整体观照，文中还附有口传故事文本，为彝族口传文献研究提供了原始佐证材料。[29]《彝族挽歌》是一部收集整理彝族鲁氏毕摩口述史和口传丧葬祭经的成果，其中就云南省楚雄市鲁氏毕摩口传的五十三段丧葬祭经进行考察，着重对鲁氏毕摩在丧葬仪式中五十多个法事场上咏、吟、诵、唱的口传经文进行翻译整理和学理阐释，并将毕摩法事仪轨与毕摩口传经文相结合进行研究。[30]
4. 跨区域的彝族口传文献整理
口耳相传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方式，在多民族一统的中国，许多民族历史上没有文字或有文字但因各种原因被中断使用，仅以世代口传的方式传承其历史文化；另有许多民族既有书写文明又有口头传统，即以口传和书写两者方式同时传承其历史文化。世居于广袤西南大地的彝族属于后者。西南彝族不仅以文字记载了浩繁的书写文献，还以口头传承了浩海的口传文献。口传是整个西南彝族重要而独特的文化传承方式。即使是善于书写，拥有灿如星海、广博深邃的书写文献的毕摩，其每一仪式、仪程、仪规和仪轨等都有相应的口传经文。目前，学界已把口传文献视为西南彝族的一种重要而独特的文化遗产进行关注，并出现了许多跨越西南各地彝区的口头文献收集、整理和编译成果。其中，《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共106卷）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讲唱类(1-2)》，是跨区域整理彝族口传文献的代表性成果。
《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共106卷），按其来源载体，总体上可以分为彝文文献和彝族口碑文献两大类，主要收录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族代表性的文字经典和口传经书。其中，口传文献20卷，是收集整理编译彝文口传经典的系统工程和系列成果的体现，以国际音标记音、汉文直译、汉文意译即三行对译的形式呈现。按彝族居住区域划分，这20卷毕摩口碑文献有广西彝族毕摩口碑文献1部，云南楚雄彝族口碑文献和南华彝族口碑文献各3卷，大姚彝族口碑文献、漾濞彝族口碑文献、弥勒彝族口碑文献、永仁彝族口碑文献和姚安彝族口碑文献各2卷，禄丰彝族口碑文献、牟定彝族口碑文献、巍山南涧彝族口碑文献各1卷。按彝语方言划分，这20卷毕摩口传文献，由彝语中部方言区14卷、西部方言区和东南部方言区各3部构成，而彝语东部方言区、北部方言区和南部方言区的毕摩口传经都未被收录。彝语东部方言区、北部方言区、南部方言区的彝族更习惯用文字记录经文，使其毕摩文献主要以书面文献形式传承、传播，而彝族中部和西部方言区彝族习惯用口头传承文化和文献，使其毕摩文献都以口传形式传承、传播。这与以毕摩文字经为主的《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经籍汇编·毕摩卷》中收录的经籍文献均为北部方言区、东部方言区、南部方言区和东南部方言区的毕摩文献，而没有中部方言区和西部方言区毕摩口传经收录情况形成一定的互补现象。根据经文内容性质分类，这20卷毕摩口传经中有祭祀类17部，文学类3部。在这17部祭祀类文献中，除丧祭经有11部外，其余的有祭祀经、祭祖经、指路经、祭神祈福经、母虎神祭辞、颂魂经各1部。总之，《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共106卷），是由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投入1000万元组织编译出版的，全书规模较大，内容包括彝族的历史、哲学、经济、军事、政治、医药、宗教、语言文字、天文地理、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第一部彝族毕摩文化遗产巨著，是首次对中国彝族毕摩传统文化遗产的一次大盘点和大展示”[31]，也是彝族毕摩口传文献整理成果的集中展现。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讲唱类(1-2)》，是一部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彝族口传文献编目集成，全书共收录了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族古籍讲唱类条目4000条，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由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三辑构成，下卷由长诗、歌谣两辑形成，其中“神话”有五个部分（1000多个条目），“传说”有五个部分（600多个条目），“民间故事”有六个部分（1000多个条目），“长诗”有两个部分（100多个条目），“歌谣”有九个部分（2000多个条目）。[32]
可见，《彝族毕摩经典译注》（20卷口传文献）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讲唱类(1-2)》，是整个西南地区彝族口传文献整理成果的集大成，也是研究西南民族历史文化及古籍文献的翔实资料和珍贵资源。
（三）彝族口传文献研究的现状
人类口传文化的丰富性、广博性、普遍性、厚重程度及其重要价值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口头文化语境正在面临巨大变迁，年老的民间知识分子逐渐离世，精通口头文明的智者逐渐减少，口头文明的传承问题面临危机，广博厚重的人类口传文献传承正在面临濒危，亟需抢救性保护、搜集整理和研究。在此背景下，抢救、保护、记录、研究彝族口头文化及口传文献逐渐成为彝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一种学术自觉，而相继有学者深入彝区考察，聚焦彝族口头文化和口头诗学等口传文献相关的学术研究。相较于彝族口传文献颇丰的整理成果，彝族口传文献的研究相对较弱。概括而言，彝族口传文献的整理研究主要总结为口头文论背景下的口传文献研究、口头文化和文学人类学视阈下的口传文献研究等。
1. 口头文论背景下的口传文献研究
新时期以来，中国相关学界积极引介西方口头诗学理论，充分关注彝族口头史诗、口头论辩等口头传统，论及并促进彝族口传文献研究，出现了许多标志性的的学者及成果。巴莫曲布嫫教授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借鉴20世纪下半叶以来风靡西方学界的口头传统理论，观照彝族口头传统文献克智和史诗，对彝族口头传统的口头论辩和史诗演述及其交互联系、学术话语和运作机制等进行学理阐释和理论探讨。并就彝族口传文献“克智”和“勒俄”及其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度探讨：一是根据田野实践，从概念上对彝族口头论辩的地方语汇“克智”及其本土专用术语“克斯哈举”“克格哈查”“克波哈险”“克波哈里”进行界定，并探寻彝族口头论辩的方法程式、话语风格、竞争性质以及不同表演情境中“克智”论辩传统及论辩双方对话关系中的史诗演述和运作方式等；[33]二是基于田野考察，解析彝族口头论辩过程的嘎基（路下方）和嘎哈（路上方）两个表演阶段中即兴辞辩（格比）与史诗演述（玛子）的交互联系及其学术话语，并根据论辩话语的内涵与外延，比较口头论辩和史诗演述，揭示其运作机制，廓清口头论辩和史诗演述传统的内在联系与外在界分及其话语风格；[34]三是关注口头史诗表演传统、演述人及文本背后的活形态史诗传统，凸显史诗演述群体（创造性主体）的地位，关注两代史诗演述群体的主体性、历史性和现实状况，并结合口头史诗表演过程，讨论史诗演述人的传承与史诗异文的关联问题。[35]同时，在回顾国内外彝族口头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与评述的基础上，反观彝族史诗的文本阐释、学理规范、田野实践，反思史诗文本从本土社会的口传文化语境中被追译为汉文阅读和学术阐释的“民俗学过程”（folklore process），检讨史诗文本及其相关的文本制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理论及其主要弊端和相关学术批评尺度。[36]总之，巴莫曲布嫫先生基于田野实践经历和田野考察资料，运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特别是口头传统理论，研究彝族口头本文背后的表演程式、演述人和听众及其文化背景，阐释彝族口头传统的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反思和超越忽略口头本文的学术传统，在口头传统与口头诗学研究领域引起了较大反响，特别是其口头史诗田野研究的“五个在场”理论在国内外民俗学和史诗研究界颇有影响。
此后，不断有学者以口头传统理论与方法，关注彝族口传文献和本文在内的口头传统。罗庆春教授运用彝族口头诗学理论，分析彝族口头传统文本从诗的形式、内容和思维等方面对当代彝族文学及文化建设产生的影响，[37]探讨彝族口头文献与书面文学创作之间的深层关系。[38]李世武教授以艺术人类学学视野，观照彝族口头文本《梅葛：丧葬祭辞》的分类法，[39]以及彝族罗罗颇仪式歌手毕颇念诵于丧葬仪式的口头史诗文本《教路·分家》。[40]沙马打各教授以彝族口传文献“克智”为个案，分析彝族口传文体在口头语境中的特点。[41]鲜益博士借鉴口头诗学理论，考证彝族口传史诗文本《勒俄特依》的史诗演述、文本流播、主题叙述及其口承韵文的程式特征、语词范型及叙事模式等。[42]同时，先后有学者就凉山彝族民间口传叙事文本《妈妈的女儿》的主题程式、片语程式等口头程式进行解读，[43]阐释彝族葛泼人祭祖场域叙述的口头文本叙事及其维系的族群历史记忆，[44]比较研究彝族口传叙事长诗《阿嫫妮惹》的口传文本与书写文本以及彝族口传文本书面化过程及其内容和结构等，[45]分析彝族口传文献《阿齐吉克坡》《阿莫尼惹》《依米阿芝》《亚勒黑》《色齐洼布谷》等哭嫁歌及其演唱人和传唱状态。[46]
整体而言，以彝族口头文论和口头史诗为研究对象，引介口头诗学和口头程式理论与方法，关注彝族民间口头文本和口头文献的口传性、文学性和艺术性，这是彝族口头文献文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动态和成果标志。
2. 口头文化视阈下的口传文献研究
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传统文化面临消逝和濒危的现代社会，以保护传统优秀文化为主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越来越引起重视。在此背景下，以彝族口传文献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彝族口头文化研究成为有关学者的学术自觉和研究志趣。特别是近年来，有学者纷纷撰文，探讨彝族口传文献和口头文化的特点、价值及传承、保护等问题，探寻彝族优秀口传文化的包容性发展与传承保护路径，[47]关注全球化语境下彝族口传文化传承、保护和发展，以全球视野从文化保护角度运用文化包容性发展理念，讨论彝族口传文化数字化传承保护问题，[48]研究彝族有声语言与与口传文化数字化保护和传承及其基础理论，[49]分析彝族口传文化的发展困境并提出对策建议，[50]以非遗研究视角考察彝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存状态，探讨彝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利用问题。[51]
民族口传文献作为现存民间古籍的补充和完善，是民族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和百科全书。分布在不同民族地区且主要依靠口授传承的民族口传文献，是现代社会中极易流失的文化现象，其内涵价值高，普查整理和抢救保护难度大。随着口头程式理论的引入和口头文化研究的深入，以文献学和古籍学的视野和方法关注彝族口传文献的成果逐渐出现。这些成果的特点在于聚焦区域性彝族口传文献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关注黔西北毕节彝族口传文献的价值、种类及保护现状与问题；[52]梳理贵州六盘水境内民间文学范式下的彝族口传文献及其形成和面临的形势和抢救保护等问题；[53]探究贵州彝族口碑古籍抢救、保护和开发现象；[54]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视野，阐释桂西边山彝族腊摩口传经诗及其艺术手法以及面临的濒危状况与保护措施；[55]以语言信息处理技术手段和构建数据库形式，收集、整理凉山州木里县屋脚乡的彝族口传经典，以保护和传承当地彝族口传经典；[56]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阐释凉山彝族口头文献博葩的抢救、保护、研究现状及其意义和价值，分析彝族口头文献博葩的含义、内容、特征及其文化空间与生存现状，以及彝族口头文献博葩在传承过程中的困境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57]
概括而言，口头文化视阈下的彝族口传文献研究成果主要均从彝族口传文化及口传文献的存在状态、价值意义和传承保护等方面进行考察和探索。
3. 文学人类学视阈下的彝族口传文献研究
文学人类学是以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注重原住民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民间口头文艺形式，以及仪式、巫术等民间文化活动中包括祝语、咒词、颂辞在内的民间口头艺术文本，把研究视野拓展到未经文字叙事的口头叙事领域和口头传统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文学研究开始在中国崛起并在文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蓬勃发展。在此背景下，相关学者相继以文学人类学的方法关注彝族史诗、神话、传说等民间文艺和口头传统。其中，王明贵教授在此领域颇有造诣和影响。他以文学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彝族口传文献，开拓了彝族文学和彝族古籍文献研究的新方法、新理论和新领域。他在研究彝族传统经籍过程中，对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中的口传经籍部分进行学术阐释，并以文学人类学理论关注民间口头文艺文本。具体通过考察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都有从口头到书写的发展历程的案例，论证彝族文学从口头传承到文字传承以及口传文本和书写文本并存的彝族经籍文学的历史现象和现存状态。同时，以至今还盛行彝族民间的为幼孩招魂和治疗腿病“烧腿胖”等仪式中丰富翔实的田野材料（如口诵辞）呈现彝族口头文本的活态传承，重申彝族经籍有笔传和口传并行的历史与现实。[58]还对彝族民间仪式活动中口碑经籍文献进行调查研究，[58]27并结合已出版的彝族口碑文献和个人研究实践，论证彝族口碑经籍文献的历史古老性。[58]75-76
王明贵教授等涉及彝族口传文献研究的著作《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研究》，以文学人类学的视野来观照内容丰赡的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既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前沿的理论借鉴又有丰富的文献考察和深入的田野实践，是一部在彝族信仰文化研究、传统文学研究、古籍文献研究等领域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佳作，为彝族传统文学研究及彝学研究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三、结语
口头传承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化传播形式和最重要的文明传承方式，不论在书写文明之前的漫长岁月里，还是在书写文明出现后的千年历史上，口传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口头传承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如在西方文化及世界文坛上有巨大影响的文学巨著《荷马史诗》是古希腊的口头传统文本。中国的口头传统与口传经典历史久远、内蕴丰饶，是人类口头艺术宝库中的靓丽风光，被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都是以口头形式世代传承的享誉世界的口头经典。
口传是西南彝族历史文化与社会文明的重要传承方式。彝族不仅以文字记载了浩繁的书写文献，还以口头传承了浩海的口传文献。历史上，彝族社会虽然有古老的文字，但彝族民众更善于用口头方式来传承其文明传统。相较于中原发达的汉文书写文明传统，西南边疆彝族社会更倾向对文化的口传心授。“汉族照书念，罗罗靠心授”。[59]即使是掌握着卷帙浩繁的书写文献的彝族传统知识分子毕摩，也以口头方式传承了灿如星海的口传文献遗产。“彝族毕摩文献长期以来一直在历时性的书写传承与现时性的口头演述中发展”。[60]作为一种文化价值不菲的人类精神财富，彝族口传文献是彝族文字文献的补充和佐证，更是一种亟需抢救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口传文献的整理研究历史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受口头程式理论、民间文艺学、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文学人类等新兴学科的影响，云贵川各彝族地区积极开展包括彝族口传文献在内的少数民族口传古籍的整理研究，不断有学者借鉴各种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进行彝族口传文献的采录、收集、整理与学术研究。
彝族口传文献整理研究成果颇丰，但还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和空白领域。在彝族口传文献整理领域，学界更多的是对彝族民间口头艺术文本的收集整理，主要体现为民间文学视野下的口传文本的整理编译。实际上，除了文艺类的口传文献外，彝族民间还散存着有关文化类、历史类、哲学类、医药类等丰富多样、价值巨大的口传文献。同样，彝族口传文献的研究大都局限于文学研究视域下的民间文学的口传性研究。近年来，虽然出现了以口头文化保护的视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理论关注彝族口传文献的学者，但数量较少，形不成研究规模。概括而言，彝族口传文献整理与研究情况目前已表现出良好态势，但与其实际存在的浩海状态还不相匹配，许多领域尚待深入挖掘和耕耘。在丰裕厚实的彝族口传古籍文献整理研究成果中，不乏以口头诗学理论、民间文艺学、口头文化研究、文学人类学等视野进行关注的成果，但缺乏以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和文献学等多学科视野整体性探讨和思考的成果。因此，学界仍需以多学科视野和多元理论方法观照彝族口传文献的特质、价值及其文化性、思想性、人文性，探讨其历史意义、文化内涵、科技知识、哲学思想等价值和功用，进而对彝族口传文献进行科学保护、有效整理和学术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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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巳格”“克葛”“牛牛合”“牧莫杜惹佐”，均为彝语，系彝族婚礼上主客双方互相辩论口头知识的文化演绎。其中，“巳格”是指彝族民间相互口头问候和口头交流经典；“克葛”是口头知识辩论；“牛牛合”是口头演绎民歌；“牧莫杜惹佐”是一种婚礼上边歌边舞的口头知识竞赛活动。
2. “阿古格”“瓦子咧”“阿合阿格拉”，均为彝语，是彝族葬礼上边歌边舞表演的口头艺术展演；其中，“阿古格”和“阿合阿格拉”由女性唱诵，瓦子咧由男性表演。
3. 这两个方言区的彝族文本化的口头文献大都已收录于丛书《彝族毕摩百部经典（1-106卷）》（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的毕摩口碑文献系列类。
4. 据多彩贵州网报道，2016年3月，为了对少数民族口传古籍进行科学、规范、有效地分类保护、传承和利用，贵州省民族古籍办组织“贵州少数民族口传古籍活态传承保护规范”项目立项，请专家调研撰写文本，项目内容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口传古籍的概念与基本内容、口传古籍的管理、少数民族口传古籍民族语言活态传承保护、少数民族口传古籍普查(搜查)与整理、少数民族口传古籍定级、建立《贵州省少数民族珍贵口传古籍名录》、命名贵州省少数民族口传古籍重点保护村寨(含社区)、少数民族口传古籍传承人的认定与活态传承保护、少数民族口传古籍的传播与利用、权利保障与知识产权保护”等。项目的实施，对民族口传古籍的理论政策依据、基本方针、范畴界定等提出可行的方案，为贵州少数民族口传古籍传承、保护和研究提供了规范、科学的实施依据，对保护和传承贵州少数民族口传古籍具有重要的作用。
5. 2008年汶川地震后，羌族文化的抢救保护被引起广泛关注，羌族没有文字，故对羌族文化的保护就成为了对其口头艺术与文献的保护。这方面成果较多，先后出版了《羌族口头遗产集成》（四卷本）《羌族释比经典》《羌族释比唱经》《西羌古唱经》《羌族口头文化遗产集成》等。
作者：张德华（1978-），男（彝族），四川凉山人，哲学博士，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彝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彝学、民族学。;姜黎（1999-），女（彝族），贵州大方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民族学。
原载：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21年6期；文字来源：微信公众号-少数民族研究；图片来源：彝族人网，蒋志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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