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香夫人的和谐思想与水西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浅议
一、奢香夫人基本概况
奢香夫人是明朝初年彝族著名的女政治家，水西彝族的杰出领袖。在支持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贵州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面起过巨大作用。奢香夫人系元末明初四川永宁宣抚使之女，明洪武八年（1375年），年方14的奢香远嫁贵州水西，为贵州宣慰使霭翠之妻（有清道光十年（1382年）黔西知州吴嵩梁所题《明顺德夫人奢香夫人墓诗》“华年十四嫁通侯，二十孀闺守孤子”见《大定县志》为证）。霭翠死后，奢香摄贵州宣慰使。恰逢明王朝国舅马烨任贵州都指挥使，马因系皇亲国戚，擅自放弃初定天下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的政治安抚策略，在贵州独自推行残暴的“政治威严”政策，有意制造民族隔阂，妄图挑起事端，再以明王朝重兵镇压和血洗贵州各少数民族势力。当时贵州以水西彝族势力最大，故马烨认为只要制服水西彝族土司势力，其他各地各民族土司必然惧怕而献土归顺。如若不服，则奏请朝廷增兵，以达其“尽灭诸罗（包括贵州其他各少数民族势力）”的目的。于是马烨将奢香传至其在贵阳的都指挥使治所，威逼利诱，奢香不服，便用彝族最忌讳的“裸体鞭打”手段对奢香进行侮辱，以便引起事端而后进行镇压。面对明王朝强大的势力，奢香忍辱负重，向贵州诸土司及所属“四十八土目”表明“反非吾愿”，并与水东土司（宣慰使同知）刘淑珠（一说‘贞’）共赴明京都南京告御状，陈诉贵州政事及马烨诸暴政，并言明归顺和修龙场九驿以通川、滇之意，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考虑到朝廷利益允之，并召回马烨问罪。一场“灭族”之战乱就这样在奢香的远见卓识和宽宏大度下化解于无形。
据《明史·土司传》记载：“（奢香）开偏桥（今施秉县境内）、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今瓮安县境内）诸境，立龙场九驿”。
为此，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袁枚在其所著《随园诗话》中载：“洪武时，贵州宣慰使霭翠妻奢香，为都督马烨所鞭笞，乃走朔京师，太祖问：‘朕为汝报仇，何以报我？’曰‘愿立龙场九驿，通黔蜀之道。’后果如其言。”吴明卿诗云：“君不见蜀道之辟五丁神，健为万卒迷无津，帐中坐叱山河走，谁道奢香一妇人。”
贵州师范大学周春元等教授编著《贵州古代史》记载：“奢香向皇帝告状维持了贵州境内的安定，是有见识的。奢香主持开辟了贵州与云南、四川的道路，便利了各族人民的交往，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朱元璋为了肯定奢香维护祖国统一的贡献，除给以各种赏赐外，进封加爵，封顺德夫人，给以很高的荣誉。”
二、奢香夫人的和谐思想
奢香夫人为保水西地区及整个贵州各地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平安，忍辱负重对明中央王朝和明王朝在贵州的代言人马烨进行了让步，使整个贵州特别是水西地区的各族人民避免了一场兵灾战祸，并因此而开通了“龙场九驿”，此举不仅解决了贵州交通闭塞的问题，还因此而促进了贵州各地的经济发展。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应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用今天的话来说奢香夫人在当时的一系列行为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奢香夫人作为水西各族人民的领袖和贵州宣慰使，面对强大的明王朝大军压境和贵州都指挥使马烨的凌辱，置个人的生死而不顾，为水西地区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贵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忍辱负重，赴京告御状，其行为得到了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认同和赞扬。奢香夫人的胜利可以说是水西乃至贵州各族人民的胜利，同时，奢香夫人的行为也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作为身处边荒闭塞的贵州的一个女人，在当时能为地方社会的安全稳定、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国家的团结统一，作出个人的让步和牺牲，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因此，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及以后的很多文人学者对奢香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奢香墓也因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奢香博物馆也因此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见，奢香夫人这种以大局为重、以人为本的和谐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值得我们后人认真仿效。
三、奢香夫人和谐思想对水西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奢香夫人在其摄贵州宣慰使期间，力排众议，用自己的言行将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化解于无形，并因此而开通了龙场九驿。奢香的所作所为一方面避免了在贵州境内的战乱，二是使贵州境内特别是水西境内的交通条件有了较大发展，另外，奢香的和谐理念对贵州后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奢香夫人和谐思想对其后的诸多宣慰使治政的影响
明太祖洪武六年八月，升贵州宣抚司为宣慰司，以霭翠为宣慰使，宋钦为宣慰同知（宣慰副使），令霭翠位在贵州各宣慰之上，设治所于贵州（今贵阳）城内。自霭翠于洪武六年八月任贵州宣慰使后，先后有奢香（摄）、安的（霭翠子）、卜葩（安的子）、安中（卜葩子）、白则、安聚（一名裸至、安中之从子）、（安）陇富、安观（陇富子、谱作“祚”）、安贵荣（安观子）、安万钟（佐）、安万益（万钟三弟）、安万铨（借袭）、安国亨（万益之孙）、安疆臣（国亨子）、安尧臣、奢社辉（尧臣妻摄事）、安位、安世（万全孙）、安承宗、安坤、安胜祖等21人任过或代摄、代袭过贵州宣慰使一职。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霭翠死，奢香袭职。在奢香袭职后的20位贵州宣慰使中，较有影响的是安陇富、安观、安贵荣、安万铨、安国亨、安疆臣、安尧臣、等7人，他们在任（袭、代）贵州宣慰使期间，都为贵州（包括水西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例如：安陇富、安观、安贵荣祖孙三代为贵州境内的稳定，配合朝廷有功而被明王朝加封；安贵荣与王阳明的交往和文化交流，（关照王阳明的衣食住行、请王阳明为象祠作记、铸成化钟、与王阳明的书信往来，为驿道畅通而建修文县洒坪乡蜈蚣桥并为此作彝文碑记等）；安万铨在治政期间以其私资修城（大方）西阿东巨之路，司人名之为“千岁衢”，至今尚存“千岁衢彝文碑”，因其善战使播州杨氏畏之而不敢作乱；安国亨与安智、奢效忠战时使水西驿、谷里驿、水西驿、奢香驿（又叫西溪驿）、六广驿、金鸡驿等六个驿站间之道路皆不通，战后安国亨对各驿站重新安置驿守，修通驿道、驿桥（修文县境内的龙源桥，前身为蜈蚣桥，安国亨号“安龙源”，故在蜈蚣桥因战祸被毁后安国亨将该桥重建并更名为龙源桥），于是，六驿皆复。安国亨还主持修建了水西大渡河桥等十余桥，同时，安国亨又令各地彝族土目劝民辟地，整草务农桑，察瞻穷困，彝民流而复返者，千三百十八人，境内大治（见大定县志）。在修文阳明洞，还有安国亨题写的“阳明先生遗爱处”字迹，从安国亨所写的汉文看，其汉文化水平不会很低；安疆臣、安尧臣两弟兄也因为贵州境内的稳定而积极配合朝廷被明王朝加封；上述这些宣慰使的治政理念和言行是接受奢香夫人以人为本、安定团结的和谐思想影响，是与奢香夫人的思想、理念分不开的。
2.奢香夫人的和谐思想对水西地区人口发展的影响
在霭翠任贵州宣慰使和奢香夫人摄贵州宣慰使期间，由于避免了战争特别是避免了与强大的明王朝的军事冲突，使水西地区各民族人民能因此而不受战祸疾苦，安居乐业。从某种意义上讲，奢香的举措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使水西地区各族人民免遭了灭族灭门之祸，反过来说是使水西各族人民得到了稳定和发展，在元末明初的水西地区，生产力极为落后，医疗条件也很差，人口的稳步增长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旦战争爆发后战火蔓延，当地人民群众就会遭受杀戮，很多人则要逃亡他乡，变服从俗，甚至会导致灭族灭门之祸，如果真是这样，水西地区就可能再没有彝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了，就算有也是很少很少了，水西地区的社会经济会因此倒退，也不可能再有什么“龙场九驿”了。所以，我认为正是奢香夫人的“保境安民”的和谐思想使水西地区乃至贵州各族人民在明初得到了休养生息，使水西地区和贵州各族人民的人口得到了稳步增长，同时也使水西地区乃至贵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可持续发展。
3.奢香夫人和谐思想对水西地区交通发展的影响
奢香夫人于南京许诺朱元璋在贵州境内（主要在黔西北）开通“龙场九驿”之后，返回贵州即立即付诸行动，“开偏桥（施秉县境内）、水东以达乌蒙、乌撒、草塘（瓮安县境内）诸境，立龙场九驿”，“龙场九驿”及贵州境内其他驿站和驿道的开通，既促进了彝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增进了贵州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又打通了明王朝往云南和四川进军的道路，同时也使贵州境内的交通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明朝初年，从贵阳（当时叫贵州）到水西腹地和到瓮安县境内及施秉县境内，可以说是山高水险，交通极为不便，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要奢香夫人开通“龙场九驿”（龙场驿、六广驿、谷里驿、水西驿、奢香驿、金鸡驿、阁垭驿、归化驿、毕节驿），其真正目的是方便进军云南和四川，达到一统河山。而奢香开通龙场九驿则一是遂了朝廷之意，二是使水西地区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对后来的贵州主要是水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受其影响，后来的贵州宣慰使安观、安贵荣、安国亨等在不同时期对各驿站间的驿道、桥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维修和拓展，特别是安观、安贵荣在位期间修建的水西前十桥和安国亨在位时所修的水西后十桥（“前十桥多在水外，后十桥多在水内。前十桥代表为蜈蚣桥，后十桥代表为大渡河桥，这二十余座桥的修建大都龙场九驿之驿道有关”，引自“龙场九驿、水西十桥”史继忠先生语）。使得水西地区到贵阳乃至周边的交通极为方便。而交通的方便又促使了水西地区和贵阳及周边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奢香夫人发展道路交通的理念，在水西地区渗透到每一个老百姓的意识之中，并且还把修桥修路作为一种好人好事和善事来加以弘扬，不仅如此，老百姓还把修桥修路的行为神化和迷信化，导致民间普遍都会说“修桥补路，养儿无数”。可见奢香夫人发展道路交通的思想理念在水西地区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4.奢香夫人和谐思想对水西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奢香夫人的和谐思想不仅对贵州特别是水西地区的治政、人口、交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还对贵州乃至水西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到建国前和建国初外省人仍形容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种看法无疑是把外省较好的自然环境和客观条件与贵州相对较差的条件相比较所得。我们相信，历史上的贵州和省外许多富庶的地方（如人们经常爱说的鱼米之乡）比较，肯定相差甚大。但就贵州本土而言，在没有发展交通意识之前和在没有市场意识和商品意识之前，老百姓的经济主要是狩猎经济、采集经济和游牧经济，就连农业经济也还不是那么普遍和发达，整个经济形态仍处于封建领主制下的游牧经济，而农业经济推广和普及则应是在元末明初大量的汉族军队和汉族进入贵州并实行军屯、民屯之后（方国瑜在其《彝族史稿》一书中说，在彝族地区“开设军屯后，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关系也逐渐改变，大部分地区（‘的经济’、笔者注）由领主经济为主的情况，进入了以地主经济为主”），也就是说贵州的农业经济的大量推广和普及应是在明初奢香夫人为明王朝军队能顺利入滇和入川而开通“龙场九驿”之后。在“龙场九驿”未修建之前，贵州的水西地区和其他各少数民族地区应该已有简易的交易市场。在水西及周边地区，特别是彝族聚居的地方，这些集市彝语称为[tɕ’i33]，每个场圩、集市、街道都以彝语的十二属相命名，如猫场叫[lU55tɕ’i33]（大方县有猫场镇），彝语[lU55]的意思是‘虎’而不是‘猫’；兔场叫[t’a21ɬU21tɕ’i33]（纳雍有大兔场和小兔场）；龙场叫[lU33tɕ’i33]（威宁县有龙场、龙街，毕节市有龙场、修文县有龙场镇）；蛇场叫[ʕe33ʨ’i33]；马场叫[mu33ʨ’i33]（大方县有马场）；羊场叫[ho21ʨ’i33]（大方县有羊场、威宁县有羊街）；猴场叫[no13ʨ’i55]（威宁县有猴场、大方县的锅厂也有猴场）；鸡场叫[γa33ʨ’i33]（大方县有鸡场、盘县有鸡场）；狗场叫[ʨ’y33ʨ’i33]（黔西县有狗场、威宁县有狗街）；猪场叫[Va13ʨ’i33]（大方县有猪场、纳雍县有猪场）；鼠场叫[ha33ʨ’i33]（大方县有鼠场）；牛场叫[ʨ[33ʨi33]（大方县有牛场）。在贵州省的毕节地区、六盘水市、安顺市、黔西南州的部分地区、遵义市的部分地区、贵阳市的部分地区，凡是明朝及明朝以前彝族聚居过和彝族势力覆盖过的地方及周边地区，都有以十二属相命名的集市或场圩。因此，我以为，在明朝之前，贵州特别是水西地区已经有了简易的集市贸易。这些集市主要是牛马市场、农产品贸易市场，交易的方式主要是以物易物。在龙场九驿的驿站和驿道开通之后，特别是贵州地区的屯垦大量出现之后，屯垦出来的粮食除自给自足外，多余的部分垦农（民）们需要拿到市场去兑换自己生活中所需的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这就增加了市场和市场的商品流通量，同时也扩大了市场的规模。而当地的各少数民族群众也因此而在这种频繁的市场贸易中满足了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并且不断地在贸易中学会了贸易，丰富了自己的商品意识。从而使贵州的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贵州特别是水西地区的市场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是与奢香夫人安定团结、发展交通、引进先进文化的和谐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
5.奢香夫人和谐思想对水西地区文化发展的影响
《幼学琼林》说“贵州省近蛮方，自古名为黔地”。可见历史上的贵州是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生产方式是“刀耕火种”，较中原汉人而言，世居贵州的各少数民族（元末明初之前，贵州境内的汉人极少或没有）是愚昧、落后、野蛮，只是在明朝奢香夫人送其子安的到南京入国子监学习汉语文，同时在贵州境内兴办汉学，这样，在奢香夫人的带领下，贵州的其他彝族土司和土目以及贵州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土司和土目都纷纷仿效奢香送子入国子监学习汉语文，同时也在自己的辖区内办起了汉学。所以，到了明末和清代，贵州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已有不少的人参加了明王朝和清王朝组织的科举考试，并有一些人因此中了举而做了朝廷的知府、知州、知县，如现大方县的黄姓彝族就有黄思永老人于清道光5年（1825年）间通过科举考试中举，咸丰10年（1860年）京选到福建永春直隶州任州同，官正五品，次年兼理德化县知县，著有《慎轩诗文集》。此外，据《大定县志》记载，著名的彝族文士和遗著，还有安吉士著有《竹林山房集》一卷；安家元著有《凯楼集》一卷；黄琮著有《凤山文稿》二卷；《凤山诗稿》八卷；《杂记》二卷；安永松著有《腾溪咏稿》二卷。奢香夫人在引进汉学的同时，也使彝族语言和彝文登上了朝廷的大雅之堂，有现存于北京故宫的《国子监彝文》（笔者手里就有一份《国子监彝文》手抄本）为证。该书内容涉及天文门、地理门、时令门、人物门、身体门、宫室门、器用门、饮食门、衣服门、声色门、经部门、文史门、方隅门、花木门、鸟兽门、珍宝门、香药门、数目门、人事门、通用门等20个门类，彝族语言文字涉及建昌府、大定府、楚雄州、永宁府和东川府等5个地区的彝语。就水西地区乃至贵州而言，至今仍在有关部门和民间存有数以万计本（册、部）的彝文古籍文献及几百块彝文碑刻和金石铭文，较有影响的如《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爨文丛刻》、《彝族创世志》、《彝族源流》、《彝族诗文论》、“明成化钟”、“水西大渡河桥碑”、“千岁衢碑”、“拦龙桥碑”等，这些浩繁的彝文典籍和众多的彝文碑刻以及金石铭文传承了几千年来悠久的彝族文化。先进的汉文化的传入既提高了本土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汉文化水平，又为当地培养了不少的汉文化知识分子。奢香夫人引进汉学的和谐思想同时也对其后贵州各民族的汉文化发展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奢香夫人作为贵州宣慰使，在其任（摄）职期间，为国家、为地方、为民族的安定团结、社会稳定和谐、为地方经济、文化、交通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缅怀奢香夫人的历史功绩，研究和弘扬奢香夫人的和谐思想理念，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原载：禄文斌著，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年1月1出版，《彝学弘论》；文字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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