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凉山彝族家支功能的嬗变及其因应
摘要：城镇化背景下，凉山彝族家支存在的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家支的社会功能也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嬗变。这些嬗变反映了其社会转型的过程。社会体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调控和社会发展的重任，但家支还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凉山彝族地区相关部门需要与时俱进、因势利导，使家支力量更好地为凉山彝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关键词：城镇化；凉山彝族；家支协会；社会体制；社会教育
（蒋志聪摄）
引言
家支问题是凉山社会组织的核心问题。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从1943年至1984年先后三次深入凉山彝族地区，进行实地社会调查研究，撰写了《凉山彝家》《三上凉山——探索凉山彝族现代化中的新课题及展望》《凉山彝家的巨变》等巨著，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耀华运用社会功能学方法研究凉山家支社会结构，目的就是想促进“社会文化调整”。那么，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凉山彝族地区家支功能发生了哪些嬗变，其嬗变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让家支力量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牵系着凉山彝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因此，本文从文化社会学视角，探讨城镇化背景下凉山彝族家支的嬗变情况及其因应，以更好地促进凉山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一、凉山彝族家支功能的嬗变
家支，是凉山彝族社会“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家族联合体”[1]。在凉山彝族传统社会，家支是彝族传统社会的保障系统。彝族传统习惯法中最严厉的惩罚之一，就是开除家支。对家族成员而言，开除家支无异于“判死刑”。然而，当前在城镇化进程中，凉山彝区家支的功能发生了一些嬗变，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出现了具有现代性的“家支协会”。“家支协会”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在沿袭和传承“家支”合理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从以传统家支“德古”为中心转变为以家支协会“会长”为轴心,以“尔普”为维系情感的经济纽带转变为以“会费”为强化互助的责任义务等方面的转变[2]。具体来看，凉山彝族家支的嬗变是凉山社会转型的基层面，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从“血缘性”到“社团性”
典型的凉山彝族家支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网络获得了社会的意义，成为了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依据。目前家支共同体的人际关系依然是血缘型的，但血缘关系的社会意义已经基本丧失，不再构成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依据。与此同时，以社会团体关系为依据的新的家支组织模式“家支协会”已经形成。
2.从“地缘性”到“流动性”
凉山彝族家支这种网络铺张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血缘关系的定格构成了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融为一体成为凉山彝族家支的基础。目前地缘关系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群聚性与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和杂居性并存，人口的流动性正在扩展，妇女外流现象严重，性别比例失调。
3.从“等级性”到“平等性”
血缘群体和亲属群体内按生物学等级梯度形成社会等级，人们在群体中的地位由出生决定，而不是有个人后天的努力和功绩决定。目前按血缘等级划分的社会等级已经不再成为正式的体制，人们的社会地位由社会体制和法律赋予，明显的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已经被打破，血缘等级成为某种潜在的因素，时而发挥作用。
4.从“礼俗性”到“法治性”
家族中的人际关系依据约定俗成的礼俗进行调节，没有正式的明文规定的现代法律规范，情感的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正所谓“血浓于水”。目前社会的法律规范和政治规范渗入到家支共同体内，传统的礼俗在大多数场合降低到次要的地位，法理的因素在凉山彝族家支乡村生活中明显上升。
5.从“耕牧性”到“工业性”
一般认为，凉山彝族先民是氐羌的后裔，崇虎尚黑，属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但后来迁徙定居下来，尝试耕种，在山地过着半耕半牧的生活。他们基本上依靠土地获得生存资源，没有其他的手段保证族员获得必要的资源，因而族员对土地有依附性。目前凉山彝族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单一的农田劳作和放牧为生的劳动方式，以耕牧为主以外，副业、乡镇工业、商业等等已经成为生产活动的不可忽略的部分，这些活动改变了凉山彝族人民的活动范围和劳动方式。
6.从“自给性”到“交易性”
凉山彝族传统社会以耕牧为主的生产基本上是自给自足，没有多余的富余。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体制的调控，生产的富余越来越多，富余进入社会交易和消费体系的份额越来越大，家族群体对社会的需要也越来越多。
7.从“封闭性”到“开放性”
血缘群体由血缘认同同类，因而本身就含有封闭性的逻辑，加之社会的、地理的、文化的屏障，凉山彝族家支共同体具有较大的封闭性。目前凉山彝族家支共同体的封闭性也被打破了，一是家支共同体的内部力量的积蕴，比如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富余交易的需要，观念的变化，冲破了原先封闭的格局；二是社会环境的冲击，比如社会体制的建立，法律规范的普及，传播媒介的影响，经济力量的延伸，突破了原先的封闭的格局，逐渐形成了开放的生活方式。
8.从“稳定性”到“创新性”
解放前传统凉山彝族社会长期处于奴隶社会，处于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状态。但长期的稳定性也由上述种种原因发生了变化，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要求不断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
9.从“小秩序性”到“大秩序性”
长期的相同模式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造成了人们思想、心态、活动和体制的稳定性，家支共同体的生活历经多载，可能不发生变化。但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体制以前所未有的能量渗透进家支共同体，建立广泛的基层组织，大秩序即社会秩序占据统治地位。
10.从“家支共同体性”到“社会体制性”
传统凉山彝族家支共同体之所以存在,因为它发挥了维持家支存在的必要功能，而社会环境无力包揽这些功能，功能的执行成为凉山彝族家支存在的理由。
目前，社会体制承担了原由家支共同体承担的一些基本功能，而且更有力地执行了这些基本功能，家支执行这些功能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被生活变革剔除。所以，凉山彝族家支还执行一定的功能，但已经不是主体功能。
以上所有的变化均是对总体而言的，不排斥一定数量的凉山彝族家支共同体并没有发生这样大的转化。凉山彝族地区地形复杂，崇山峻岭，家支林立，信息封闭。特别是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地区家支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复苏现象。这说明虽然已经降至次要地位，家支还有其存在的功能。凉山彝族家支的这些转变反映了其社会的转型过程。这种嬗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就对其嬗变原因进行简要的分析。
二、凉山彝族家支功能嬗变的原因探析
凉山彝族家支功能的嬗变与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密不可分。这场社会转型的过程从表面形态来看，有时是剧烈的和彻底的，但其内在的过程却是缓慢的和渐进的。文化的变化只是整个社会转型过程的一部分。促进社会转型的因素是多元的，但其根本的动力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对于这个转型的过程，毛泽东有过简练的归纳，他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萌芽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的这种发展。”[3]伴随着物质生产力缓慢但不折不挠的演进,社会转型时而是流水潺潺般的,时而是疾风骤雨般的。
根据一般的现代化理论，社会转型意味着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根据英国学者安德鲁·韦伯斯特的归纳，传统社会具有三个方面特征：传统的价值观、世袭的等级制度、听天由命的社会成员；而现代社会具有与之截然不同的三种特征：保留传统的东西却不做传统的奴隶，地位由个人努力和进取心获得而不取决于出身门第，社会成员富有革新的精神而不听天由命[4]。所谓社会转型,就是从前三个特征转向后三个特征。
在当今城镇化条件下，特别是在精准扶贫战略背景下，凉山彝族地区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进入广大农村，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彝族家支组织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功能必然发生变化。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正视这些彝族家支的客观存在，利用这一历史遗存，在当今社会进程中引导、发挥其积极作用，削弊强利，使家支组织为彝区经济、文化发展服务。
由于整个中国社会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巨大洪流之中，所以彝族家支发生以上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具体来说，就是家支存在的理由发生了变化：生产水平进一步增长，资源总量进一步扩大，自然屏障有了较大的突破，社会调控有了明显的强化，文化因子有了显著的更新，生育制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中家庭文化的变迁是凉山彝族家支嬗变的基础。社会体制承担起社会调控和社会发展的重责，这是凉山彝族家支嬗变的重要推动因素。
这种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按照阿尔温·托夫勒较为技术化的分类，属于“第一次浪潮”向“第二次浪潮”转化。托夫勒认为，由于进入“第二次浪潮”，社会就需要完全革新其社会组织形式。在“第一次浪潮”期间，在农业占优势的地方，人们一般都生活在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中，组成了一个共同劳动的经济单位，家庭都是定居的，以土地为生。但“第二次浪潮”来临时，在每一个家庭的内部，受浪潮的冲击形成的新旧之间的矛盾，打击了家长的权威，改变了亲属的关系，促成了新的礼仪观念。社会体制承担起社会的调控和发展责任，成为了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因素。“为了给工厂提供不受约束的自由劳动力，家庭的一些重要职能开始转移到一些专门的机构中去：儿童教育交给了学校，老人的抚养交给了养老院等。人们因移居城市而分居，为经济浪潮所打散，家庭本身改变了，越变越小，富有流动性。小家庭的出现是第二次浪潮的特征，正如化石燃料，炼钢厂和商店联店的涌现一模一样。”[5]
从凉山社会转型的情况来看,总体上的运动方向是一致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文化必然受到冲击，而且大体上走向一种较为相同的模式。前面提到的“家支协会”，一方面，基于彝族传统家支组织结构特点，另一方面，在与主流文化不断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借鉴现代社会科层制的管理模式,不断调适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所以“家支协会”是传统家支组织文化的继承和创造，是封闭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产物。
三、凉山彝族家支功能嬗变之因应
家支作为一种血缘关系网络，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未达到一定高度以前，必然有存在理由并发挥着其作用。家支聚会是彝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是彝族人民在集体所有制解体后的一种社会需求和心理需求。家支聚会既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也存在一些消极的影响[6]。与其让它自然流变，不如引导其转变，以趋利避弊，充分发挥其独特的积极作用。我们相关部门要与时俱进、因势利导，使家支力量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具体来说：
1.发挥彝族家支社会规范功能
何景熙通过对大量来自彝族地区卫生统计资料和经验性案例分析,发现非常规因素——毒品及其诱发的艾滋病、性病是形成近年来彝族人口死亡模式特殊变动的主要因素[7]。所以，在国家权力与社区权威之间仍需要进一步沟通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发挥传统社区家族权威与习惯法实施的社会运作功能，来制止毒品贩卖人员利用这种权力交叉点乘虚而人[8]。探索和利用彝族家支的某些规范,动员民间社会力量，抑制毒品在凉山的蔓延。
2.利用家支团结合作精神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原子化”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冷淡。凉山彝族也在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进行大规模易地搬迁。在这样的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社区的营造和共同体的构建，就显得十分重要。社区营造和共同体的建构，需要民族成员之间的“合作”，而这种民族成员之间“合作”，在凉山彝族家支内部是与生俱来就存在的。所以，应该基于彝民族的情感意识和民族心理，利用家支合作精神，树立荣辱与共的新集体荣誉感。使这种新的集体荣誉感在新时期凉山彝族地区乡村振兴中成为民族成员互帮互助、共同繁荣进步的磅礴精神动力。
3.依靠家支头人
按照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说法，凉山彝族社会是前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那些神情矍烁的长者人数很少，但他们的文化阅历最深，公认的生活方式体现在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举手投足之中。正是如此，他们成了年轻一代的行为楷模。他们敏锐的目光、健壮的四肢、以及永不倦怠的勤勉，既延续了生命也维系了文化。要使这样一种文化生息不灭，就不能缺少年长的一辈，他们不仅能在饥荒的年代引导同族同舟共济，而且他们本身也就提供了一种完整的生活模式。”[9]在凉山彝族社会，前喻文化的体现者是“德古”（调解人）和“苏依”（长者）。前者是家支头人，后者是年长而有威望者。由于人们对这些“长者”具有尊重与服从的文化心态，在凉山彝族地区执行政策时，依靠家支头人进行宣传、带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
4.以法制为主，以家支习惯法为辅
彝区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政府对家支的引导，加强政策法制的教育，制定一系列法令和政策，明确家支活动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把家支功能纳入社会主义政策法令之下，形成以“法制为主，以家支习惯法为辅”的司法体制。针对家支功能的正负面影响，采取控制加引导的方法，习惯法只能协助、配合法令的执行，而不能凌驾于政策、法令之上，或与政策、法令对垒[10]。
5.推进和发展彝区社会教育
作为制度的家支包括观念、习惯、心理等多个层面，这些精神性的成份也是家支文化不可分离的部分。家支作为一种实体存在，同时它也是一套观念形态的东西。随着家支体制的运转，观念形态的东西在不断传播。这套观念形态的东西通过口传传播开来，成为维持和巩固家支文化的重要条件。所以，观念形态的东西虽然不具有根本的意义，但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会起到推波助调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而观念形态的改变根本出路在于教育。家支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教育。凉山彝族家支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编修家谱。编修家谱，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传统习俗的当代社会教育实践[11]。家谱有其产生的社会结构，这也意味着编修家谱的意义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我们需要通过推进和发展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在内的“大教育”，尽可能让家支成员有目的有意识地“做一个幸福的现代彝人”。
结语
当前在城镇化背景下，凉山彝族家支功能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嬗变：从“血缘性”到“社团性”，从“地缘性”到“流动性”，从“等级性”到“平等性”，从“礼俗性”到“法治性”，从“耕牧性”到“工业性”，从“自给性”到“交易性”，从“封闭性”到“开放性”，从“稳定性”到“创新性”，从“小秩序性”到“大秩序性”，从“家支共同体性”到“社会体制性”。这些嬗变反映了城镇化背景下社会的转型过程。社会体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调控和社会发展的重任，但家支还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凉山彝族地区相关部门需要与时俱进、因势利导，使家支力量更好地为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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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蔡富莲.当代凉山彝族家支聚会及其作用[J].民族研究.2008,(1).DOI:10.3969/j.issn.0256-1891.2008.01.006 .
[2]何景熙,王娟.非常规因素影响下彝族人口死亡模式变动探析--兼论毒品对彝族人口的影响[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9).DOI:10.3969/j.issn.1004-3926.2005.09.007 .
[3]庄孔韶,杨洪林,富晓星.小凉山彝族"虎日"民间戒毒行动和人类学的应用实践[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DOI:10.3969/j.issn.1673-8179.2005.02.006 .
[4]冯敏,伍精忠.凉山彝族传统家支功能的现代调适[J].民族学研究.1998,(0).29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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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泽东 著.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M].人民出版社,1992.
[8]（美）玛格丽特·米德；周晓虹，周怡. 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 [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9]（英）安德鲁·韦伯斯特（Andrew Webster）；陈一筠. 发展社会学 [M].华夏出版社,1987.
[10](美)阿尔温·托夫勒(A.Toffler)著 朱志焱译. 第三次浪潮 [M].三联书店,1983.
原载：《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1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彝族人网，摄影：蒋智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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