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文献分类研究
【摘要】进入19世纪后，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彝族文化，并有不少著述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彝族文献的搜集、翻译、整理、出版成就卓著。尤其是106部①《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出版发行后，社会反响很大。但是毕摩文献仅仅是彝族文献中的一部分，在包括译著、彝族文化人用汉语文及其他语种撰著的作品、彝文文献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有相当规模的语境下，应当树立“彝族文献”的概念，并对之进行科学分类。分类是对事物从具体到一般的认识，所以对彝族文献分类的研究关系到彝族文献价值的实现。本文从《彝族毕摩文献经典译注》说起，对彝族文献的分类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
【关键词】彝族；毕摩经典；彝族文献；分类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1-0065-06
一、《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外国传教士和部分国内学者关注彝文文献，并有成果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贵州毕节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建立了毕摩文献翻译机构，翻译了《西南彝志》等毕摩文献。20世纪80年代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了彝族文化研究所，把毕摩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翻译作为重要任务。2005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府投资1000多万元人民币，组织云、贵、川、桂等地彝文文献专家，启动了系统搜集、整理、编译出版《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彝族文化工程，对于彝文文献采取彝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汉文意译，即四行对译式方法呈现最终成果；口碑文献采取国际音标记音、汉文直译、汉文意译，即三行对译的形式呈现最终成果。从2007年开始陆续出版成果，经过7年的艰苦努力，《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于2012年10月完成编译及出版工作，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共106部， 7200多万字，印数达92800册。《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是迄今为止，由搜集、翻译、整理者翻译出版的内容最为丰富、涵括面最广的一套彝族文化遗产巨著，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的出版面世，从大的方面说，作为有史以来彝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硕果。从具体的方面说，楚雄彝族自治州党政在对待民族文化事业上，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卓有成效。在社会上盛行追求“经济效益”的语境下，为了弘扬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克服本身财政比较紧张的状况，为天下先，投入巨资，组织人力、物力，实施毕摩文献搜集、翻译、整理、出版工程，不仅是对彝族文化积累和发展的贡献，也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丰富做出了积极贡献。
正因为《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的出版面世是有史以来彝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丰富，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所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以 “云贵川百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研究”为题，作为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第二批）向社会发布，意在使学界对彝族毕摩文献这一宝贵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研究。
《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所选文本，以行政区域看，云南省的93部、四川省的5部、贵州省的7部、广西的1部。从传承记录方式看。彝文文献84部，由收集者搜集整理的口碑文献22部。从内容看，祭祀类43部，文学类27部，天文历法类13部，历史类7部，医药类6部，教育类5部，语言类2部，军事类2部，账簿文书1部。
从106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文本源”上看，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以云南彝区为主，在云南彝区源自武定、禄劝、双柏三地的文献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左右。从文本提供者看，一是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收藏的文本，二是云南省古籍办收藏的文本，三是在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工作的学者、专家采风搜集、翻译和整理的成果，四是云南红河彝区提供的文本。除这四个来源之处外，才是其他彝区的。客观地说，《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因为是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投资实施的彝族文化工程，立足云南彝区，在云南彝区立足楚雄，面向全国，这是很自然、无可非议的。同时，检阅106部毕摩文献，还发现一个现象：除文本源的地域性外，那就是106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中，每一部文献的提供者或者是某一人，或者是某几位搜集翻译的。
《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文本源的地域性特点和收藏、提供者的特点，映射了彝族毕摩文献的一种重要历史文化现象：即从文本源上看，彝文虽然使用较早，几乎所有彝区都有毕摩文献，但大致而言，过去存在过彝族地方政权之地的毕摩文献最丰富。比如武定、禄劝等地过去是凤氏土司地方政权存在之地，所以毕摩文献丰富，因而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中所占比例最大。这种现象，为学界研究彝族毕摩文献的收藏、传播特点，尤其是研究毕摩文献历史上与彝族政治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现实的素材。
但是，如果从文献分类学的角度检阅106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给人的强烈感觉就是很有必要按现代文献分类学对之进行分类。前述将106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分为祭祀经文、文学、天文历法、历史、医药、教育、语言、军事、账簿文书9类，这是本文针对这106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就事论事的做法。虽然毕摩文献中肯定有这9类内容，但也不排除在这9类之外还会发现其他内容的文本。《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的总序将毕摩文献分为原始宗教、历史、谱牒、哲学、伦理、天文律历、地理、文学、艺术、医药、农牧生产、军事、译著、文书及文告、文字等15类，因此从总序看，在实施《彝族毕摩经典译注》这个重大文化工程时，在其规划中是分了类的。但是，在具体展现在读者手中的出版成果中，并不是以总序划分的15个类别展开的，而是106部，每部往往又包括了若干篇目（卷），而且有的“部”中所包含的（卷）篇目，存在学科的跨度。例如：第106部，封面题名为《太上感应篇》，但其文本中除了《太上感应篇》外，还有《毕摩绘画》。第77部封面标题是“彝族神座布局图”，但所包括的文本除了“彝族神座布局图”外，还有“城域金沙江”、“君长阿基史”等篇，虽然都属于毕摩文献领域，但与总标题“彝族神座布局图”不属一个类别。总之，仅从文本形式而言，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书中文本篇目与封面的“题名”有属种不分、外延处于相异关系等情况。当然，这样的现象与这个文化工程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过也多少影响查阅和检索研究的方便。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毕摩文献搜集、翻译、出版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科学的分类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二、毕摩文献分类的意义
对具体事物抽象到类的认识，反映了社会发展程度。在彝族传统社会中，四川彝族把事物分为根类、掌类、翅类、蹄类，把文献分为“毕摩特依”（毕摩文献）和“佐佐特依”（大众文献）两大类。清代彝族文化人安国泰在道光年间编撰的《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水西安氏本末》附录《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中对彝族文献的类别有如是说法：“书籍有曰命理，言性理者也；有曰苴载，记世系事迹者也；曰补书，巫视书也；曰弄恩，颂雅也；曰怯杰，风歌也；又有堪与禄命书。[1]（P.142）”由此可见，彝族历史上是重视对彝族文献的分类的。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具体到毕摩文献，人们除了视相关仪式而对所用经书称谓和仪式称谓的不同外，没有进行学科的分类。
对毕摩文献进行文献学的分类，对毕摩文献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从逻辑学的角度看，类是指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个别事物的集合。分类是指以事物的本质属性或其他显著特征为根据，把各种事物集合成类的过程，是人们认识事物、区分事物、组织事物的一种逻辑方法。文献的分类就是以文献分类法理论为工具，根据文献所反映的学科知识内容与其他显著属性特征，分门别类地、系统地组织与揭示文献的内容属性。其目的，一是按学科知识的系统组织文献，二是按学科知识体系揭示文献内容特征。最终，使文献在传播环节中，即在图书馆、文献信息机构、图书营销中，便于组织分类排架，建立分类检索系统，有利于查阅、研究和管理。所以，要使毕摩文献进入传播渠道，以更好地体现其价值，便于研究，必须以文献分类学的理论对其进行符合逻辑的分类。
作为一种认知，对文献进行分类十分重要，所以中外历史上很早就开始了对文献的分类研究和实践。据资料记载，西方文献分类法萌芽于公元前250年左右，卡利马科斯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主编解题书目，将该馆所藏图书分为诗歌、哲学、法律、历史等类，这是世界早期的文献分类雏形之一。在中国历史上，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至汉成帝时藏书量激增。公元前26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校理，汉成帝命刘向负责总编审定。刘向将各书的叙录汇辑为《别录》，这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书目提要汇编。刘歆在《别录》基础上，形成我国第一部有严密分类体系的图书目录《七略》，把图书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每个大“略”下又分为若干“小略”，观其构架有点类似后来文献分类学中的“分面分类法”。据《隋书·经籍志》载，随着图书在量和种类上的进一步丰富，魏秘书郎郑默编制《魏中经簿》，西晋统一后荀勖在《魏中经簿》基础上著《中经新簿》，首创图书“四部分类法”，将图书分为甲部、乙部、丙部、丁部，各部之下又分为若干类。但是，《中经新簿》未继承刘向写叙录的传统，局限明显。后来出现过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对文献的七分法，影响不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文献分类是《隋书·经籍志》，该书把文献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四大类，再附道、佛二部。20世纪70-90年代，中国文献学界出现过对古籍分为经、史、子、集、丛的五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在图书文献分类方面，影响最大的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中国档案分类法》。从标记系统看，这几种分类法的标记各不相同。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的分类，朱崇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一书中，分别以藏族、彝族、纳西族、傣族、壮族的古典文献，回鹘古典文献为例进行了分类研究。具体而言，该著先是分别据这几个民族的古典文献的内容不同而分别将其分为若干类别，最后概括地把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分为宗教、历史、文学艺术、政治、法律、军事、文化教育、语言文字、天文历法、医药、农业、牧业、水利、工业等十四个类别。每个类别包括若干个小类，比如文学艺术类包括神话、史诗、诗歌、散文、小说、传说、故事、戏曲、音乐、舞蹈、美术等十一个小类[2]（P.161-162）。这种分类是对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文学分类的有效探索，值得肯定。但是，涉及具体的少数民族的古典文献，有可斟酌之处。诸如就彝族古籍文献而言，是有文艺理论著述的，但这个分类体系中没有文艺理论项。另外，彝文文献中的尔比尔吉放入诗歌类是否很恰当？而且这个分类体系中没有经济、哲学、建筑类别，但不是每个少数民族的古典文献里都没有经济类、哲学类、建筑类的文献。比如在前述的《彝族毕摩文献译注》第101部，就是出自云南武定、禄劝的彝文账簿文书。如果按学科特性，就应当是经济文献类，但在这个分类体系中没有经济文献的类别。
另外，在这种分类中如果把“文学艺术”作为“属”，那么所包括的“种” ，即神话、史诗、诗歌、散文、小说、传说、故事、戏曲、音乐、舞蹈、美术十一个小类中，针对彝族文献就不好办。因为彝族的神话、史诗、传说甚至包括童话故事，过去都是以诗的形式表现的，而且有的神话、传说、史诗在过去的传播中也是“唱”或“唱诵”的，甚至用彝文翻译自外民族中流传的散文作品时，多数文本也是用彝语五言诗体形式翻译的。所以从逻辑上看，这种分类如果没有特别的注释说明，就容易使人对以诗体形式表现的彝族神话、传说、史诗文体的归属上产生疑惑：即遇到具体作品时，不清楚是归入诗歌还是神话或者传说、史诗。
联系到上述的《彝族毕摩文献译注》所存在分类问题，笔者以为，用彝族母语形成的古籍文献主要是毕摩文献，所以彝族古籍文献中毕摩文献的内容最为丰富，因此对之进行科学分类有很实在的意义。
前述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对文献的四分法、七分法，以及20世纪学界出现的五分法，在历史上曾经是有其价值的，但现看来局限性很大。所以对毕摩文献应当以现代文献分类学进行分类，才便于检索、研究，才能更好地使毕摩文献这宗文化遗产，进入现代文献分类系统，更好的发挥“文化力”的作用。从实践过程看，现代文献分类学中有体系分类法、分面分类法、网络信息分类法。其中的网络信息分类法，是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后各种文献在分类上面临的共同问题。
我国现在的图书文献分类主要是采用的体系分类法，国外的《杜威十进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也是采用的体系分类法。体系分类法是以科学分类为基础，依据概念的划分与概括原理，把概括文献内容与事物的各种类目组成一个层层隶属、详细列举的等级结构体系，有的称为列举式分类法、枚举式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由主表、标记符号、复分表、说明和类目注释、索引等五个部分构成。其中的主表是由基本部类、基本大类、简表和详表逐级展开而形成的类目表。很显然，这种分类方法对于毕摩文献的分类也是适用的。
三、彝族文献的分类建议
其实，在彝学领域不仅是应当加强毕摩文献的分类研究，还应从毕摩文献的分类研究加以拓展：一是拓展到彝文文献的分类研究，二是拓展到“彝族文献”的分类研究。
彝族历来是一个开放的民族，所以其文化也显示出开放性，因而表现出丰富性。因此，彝族的古籍文献除了用彝语文书写的以毕摩文献内容为主的彝文文献以外，还有历史上有汉文化素养的彝族知识分子用汉文书写的文本，比如贵州彝族先贤余家驹的《通雍余氏宗谱》就是一例。除此之外，还有彝族历史上的文化人对异民族文献的翻译，而且有的翻译文本附载于毕摩文献之中。所以，现在对彝族“文献文化”的认识或研究，不能再局限于毕摩文献，应当立足于所有的彝文文献、彝族知识分子用汉语文书写的文本、彝族知识分子用彝语文对其他语种的翻译文本，在分类上应立足于包含这三种文献内容的“彝族文献”。
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的照耀下，彝族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比如在彝族文献方面，已经有相当种类和数量的文本或内部刊印传播于一定的学术圈内，或公开出版面世。面对众多的彝族文献，没有进行科学的分类，给检索运用、全面认识彝族文献带来极大的不便。所以，作为一种“彝族文献文化”或彝族文化的载体，对彝族文献进行科学的分类研究已经是当务之急了。
据相关文献所载，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天主教神甫保罗·维亚尔于1898年在上海出版的《罗罗》一书中，把彝文文献分为六类， 但从现在的分类法看这六类其实就是一类。法国探险者多隆将彝文文献分为六类，其实可归为三类。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杨成志先生将彝文文献分为“献祭类”、“祈祷类”、“酬愿类”、“做斋类”、“禳祓类”、“自然物经咒”、“咒术技法类”、“婚姻和生产类”“丧葬及祭祖类”、“农业类”、“火神类”、“雷神类”、“龙王类”、“李老君类”、“占卜类”、“历史与传说类”。因为杨先生搜集的文献数量和种类较过去丰富多，所以划分的类别也多出法国人的，但从现代文献分类学看，仍可归并为几个类别。著名民族学家马学良先生据所搜集的大量彝文文献的梳理，将彝文文献分为9类， 20世纪80年代，马先生据所掌握的最新材料，将彝文文献分为祭经、占卜、律历、谱牒、诗文、伦理、历史、神话、译著等9个大类，若干小类。马先生的这个分类，较过去的分类要客观实际得多了。《彝文文献学概论》一书，在黄建民先生于1993年出版的《彝族古籍文献概要》的分类基础上，从载体、版本和年代、地域几个角度对彝文文献进行分类后，在以文献内容为分类依据的分类中，将彝文文献分为宗教、历史、天文律历、军事战争、文学艺术、医药病理、地理、伦理道德教育、农牧生产、工艺技术、哲学、字书、译著等十三类。[3]（P.103-123），很显然，这个分类已经体现了现代图书文献分类学理论，值得肯定，但其范围局限于彝文文献。彝学专家朱崇先先生于2008年在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文古籍整理与研究》一书中关于彝文文献的分类，在前人的分类上有所充实，但因为研究对象仍然限于“彝文古籍”，分类也止于彝文古籍文献，而且受当时面世的彝文文献在种类和数量的影响。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公开或内部刊印面世于读者的彝族文献而言，已经相当丰富，比如历史上彝族文化人用汉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方面有《时园诗草》、《大山诗草》、《慎轩诗文集》、《云南彝族古代诗选注》等等，至于内部刊印或公开出版面世的彝文文献的种类和数量就更多了。总之，包括历史上彝族文化人用汉语文撰写的文本和彝族文化人用彝语文撰写的文本或翻译的文本所构成的“彝族文献”，面世的种类和数量已经有相当的规模，有必要对之进行科学分类，以便运用。与此同时，进入信息社会后面临现代传媒，对彝族文献的信息化处理方面，西南民族大学的沙马拉毅教授早在上个世纪就发明了“沙马拉毅彝文输入法”，并由其主持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彝文古籍文献整理保护及其数字化建设”（13&ZD142;）。所以，正视“彝族文献”的客观事实和彝族文献面临的信息社会事实，以现代文献分类学对彝族文献进行科学分类的研究或实践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很有必要。
在此，笔者参照现代文献分类法中的体系分类法，据彝族文献实际把彝族文献分为以下几个“基本大类”：
1.彝文文献
作为一级目录，本基本大类中包括这样两个二级目录：（一）古代彝文文献，（二）现当代彝文文献。考虑到彝族历史上有彝族文化人用彝文留下的文献，所以作为三级目录，古代彝文文献分为毕摩文献和大众彝文文献即四川彝语所称谓的“佐佐特依”。接下来以现代学科把毕摩文献和大众彝文文献，按属种关系再依次进行划分。
2.彝族文化人用其他语种撰著的文献②
这里之所以不限定为汉语而是其他语种，是考虑到有彝族文化人用英文及其他外语进行撰著的情况存在。
作为一级目录，本基本大类中也包括两个二级目录：（一）古代文献，（二）现当代文献。接下来按现代学科把彝族文化人用其他语种撰著的文献，按属种关系依次进行划分。
3.译著
为了查阅和研究方便，作为一级目录，本基本大类中包括这样两个二级目录：（一）古代译著文献，（二）现当代译著文献。接下来再按现代学科把这两类译著按属种关系依次进行划分。比如现代译著，就可以分为政治、科技、文学等，其中的文学又可以分为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家文学又可分为诗歌、散文、小说，等等；民间文学又可分为寓言、神话、传说、民歌，等等。所谓政治类，比如现代翻译的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等即如是。
之所以在此专门列一个古代译著，是因为据相关文献记载，历史上彝族文化人有翻译实践存在，如清代彝族学者安国泰在道光年间编撰的《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水西安氏本末》附录有《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之说就是一例。虽然现在对这种文献发掘极少，但不能定论今后不会发现这类作品，所以预留目录位置很有必要。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毕摩文献中有大量的翻译作品，对这类作品归入这里的译著基本大类，还是归入彝文文献基本大类中的古代彝文文献里的毕摩文献，需要学界深入研究。
有了这样的体系分类框架，就可以按体系分类法，编制主表、简表、标记符号、复分表、说明和类目注释、索引，从而大大方便彝族文献的终端运用，特别是可以此为基础，尝试对彝族文献的网络信息分类。网络信息分类法具有满足对互联网上各种类型信息组织的需要，满足对互联网上各个知识领域信息组织的需要，具有科学、实用性，能满足各类用户浏览查询的动态分类体系；能充分揭示信息知识内容的相关性，对搜索的信息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过滤；面向最终用户，能与主题检索相互配合，有丰富的信息输出等功能[4]（P.84-86）。与此同时，出现了文献的联机检索系统和光盘检索系统。因此，从宏观或顶层层面树立彝族文献大概念，并进行科学的分类很有必要。
注释：
①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是以“卷”的顺序出现的。笔者在本文中之所以用“106部”之说，是因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的重大招标课题的题名为 “云贵川百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研究”。
②笔者之所以在此将“彝族文化人用其他语种撰著的文献”作为“彝族文献”的基本大类之一，是有其现实基础的，比如文学界早就将彝族作家用汉语文创作的作品视为彝族文学。
参考文献：
[1]朱崇先.彝文古籍整理与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2]朱崇先.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3]中央民族大学彝文文献编译室.彝文文献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4]俞君立，陈树年.文献分类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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