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墙裂痕》的地域文化精神
几年前，当令人目眩神迷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涌进中国大地，象强劲的旋风一样袭击着新时期文坛时，一些青年作家曾经提出了一个与之相悖逆的“寻根”文学的主张。“寻根”派的作家们立足于开掘脚下的古老文化岩层，从民族历史文化中寻找地域文化与现实生活相通的渊源，创作一种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韵味的文学作品。他们那种以弘扬民族历史文化、发展民族化，以社会主义文学为宗旨的精神是值得赞美的。
从文学的发展史来看，那些对人民有益，因而被后世所肯定并且被视为各个时代的文学主流的作用，都是作家继承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相结合的产物。而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又是由诸多的在政治、经济、地理自然条件、生产状况、风俗民情等因素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文化所构成。这样，作为民族历史文化继承者的各个时代的文学，便总是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独特的地域色彩和韵味，从而呈现出绚丽多姿的风采。这正是各自接受了地域性历史文化的气韵所致。马德清的长篇历史小说《厚墙裂痕》也以他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为彝族文化增添了缤纷的色彩。
所谓地域文化特征，是指人类活动与地形、气候、水文、土壤等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影响下人类行为的表现方式，包括特定地理环境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居室、服饰、食物、生活习俗、性格、信仰、价值观念等。
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指出，地域文化“正像某一地方的动植物种类一览表给予我们该地动植物界的一个概念一样，构成某一民族一般生活属性的现象总录。”它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的重要条件，自然也是文学艺术的民族特征形成的重要条件。
地域文化不同于自然地理环境，也就是说，它也具备了促使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人们审美意识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种种因素，比如政治、经济、风俗、性格、信仰等等，但这些因素中，生产力的制约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程度与生产力的高低成正比。生产力水平越低，人类对气候、土壤、河流、湖泽、森林的依赖就愈多，人类精神生活中的自然崇拜意识和自然审美观念就越强烈，在审美创造和欣赏中的地域文化观念也就愈明显。《厚墙裂痕》无疑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精神。
《厚墙裂痕》的地域文化特征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它是一幅彝族奴隶社会变革的历史画卷。２０世纪是一个充满重大变革的世纪，人类创造力空前高涨与迸发，是人类科学文化突飞猛进的世纪。不过，毋须否认，也是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局部战争，人类蒙受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和牺牲的世纪。在这样一个充满动荡和激变的世纪中，人们从自然观、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伦理观、审美观到生存方式、行为、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也必须反映在作家的文学创作上。《厚墙裂痕》真实地揭示了奴隶制社会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再现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从盛到衰的历史过程。这曾是一个落后封闭的世界，山里的这些彝人，占山为王，“从来不出山门，夜郎自大。因为他们看不到山外的世界，也不想去看外面是个什么样子。”奴隶主就是至高无上不可一世的“皇帝”。奴隶主财富的显赫富有和权威大小的标志是地盘大小和奴隶的多少。小说以黑彝家支头人施拉为主线，在比牛拉达山区展开了八支黑彝家族为抢占地盘，抢夺奴隶、财产和牛羊而冤家迭起，战火不断的斗争。
几千年的传统观念，让这里的彝族人自造人为的隔阂，扭曲了人与人的关系，封闭了本来就有限的天地，让家支这条顽固的纽带十分吃力地拉扯着彝族人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也是一幅残酷的阶级压迫图画：奴隶生来就没有人生自由，任人宰割。施拉“裹牛皮”活埋奴隶阿力，把与小老婆通奸的奴隶火布宣布为哑巴而出卖他乡，烧死了哈马毕摩的老婆娃儿。他们盲从主子，固执、愚昧、野蛮。为了黑彝头人的尊严与利益参与家支械斗，为主子赴汤蹈火、流血奋战。在婚姻上也无自主权，成年了的男女奴隶，都由主子做主婚配，升迁为安家娃子。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奴隶，把命运交给奴隶主，固守着旧的思想观念与陋习。
然而，在作家笔下，这更是一个血与火交织的变革的时代，在时代的启迪下，世代为奴的被损害与被侮辱者也起来奋争，策划了奴隶起义。“我们要起来造反，造那些头人的反，走自己的路，把他们的房子烧了，把他们的枪和子弹抢了，把他们的碉楼烧了，把他们的牛羊、土地、玛瑙、银子、粮食分了，因为那些都是我们创造的财富。”他们终于打垮奴隶主的威风，产生了象阿且这样的带领奴隶起义的新英雄。更可喜的是，新时代的风暴也洗刷着施拉这样顽固的奴隶主的灵魂。施拉发现，一种新的看不顺眼的东西在冲击着他的灵魂，冲击着他的顽固不化的奴隶制意识，动摇了黑彝统治的根基。他感谢郭昌达、阿且，否则自己要成为历史的罪人，并赞美阿且：“你是能伸能屈的男子汉。你的心上有一个跑马场，能容纳千军万马，你的眼里有一个新世界，装了好多智慧和希望，你是我们彝族人的英雄”，“我听你们的，你们说咋干就咋干。”“我们要走出黑白这个圈子，这个圈子把彝族人箍死了”……
当国民党邓秀廷派兵围剿杀戮，他们奋起杀敌，再现了同仇敌忾的大无畏精神：“八支黑彝的头人们都裹着蓝色的披毡在大坎上蹲着，等待着盟誓仪式的开始。”他们穿着黑色的衣裤，上身佩带着英雄结、佩着长刀、腰间插着匕首，“深沉、庄严、高贵、严肃。他们蹲在一起，从远处看，活象一群凶恶的秃鹰，随时都有可能扑向目标。”
其次，在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中再现人物复杂的心灵世界。文学是人学。“发掘人心”，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使之具有永不衰败的艺术生命力是作家最高的艺术追求。高尔基强调：“小说需要人物，需要具有其心理底一切错综的人。”作家必须把兴趣集中在内心的矛盾冲突上面，这是“当代最典型的思想和独特的精神活动。”它包括人物关系上的二元对立和人物内在精神的二元对立。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同时开掘，既为读者展示确定的社会内容，又为读者提供深层的人性思索。作家不仅写人物做什么，而且要展示他怎样做，强调从主体、理性、个体出发表现人物的认识、探索、感情、命运乃至情绪、感受、憧憬、梦幻、追求，把“内心的真实”当作更高也更理想的美。
对地域小说来说，仅写出地域的外在风貌特色，奇异独特的风俗习惯，是不能成其大气象的。只有在时代发展中，努力去开掘特定的地域人心，写出构成特定时代地域文化特色的人的精神、灵魂和人格，也就是说，要去发掘民族文化精神的时代性地域表现，思考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对于人的精神影响，并进而努力去开启能照亮人类心智的紧随时代发展的灵光。这样的作品，其主题内涵的开发，方能进入较高的文化品位。
无疑，有志于从事地域小说创作的写作人，不管是深入历史，还是审视现实，大都能以上述要求来作为自己的写作目标，以此去显示小说独到的精神文化追求。尤其是当这种独特视角的文化选择，一旦成为当代写作人有意为之的一种小说的精神意蕴的指向的时候，他们的笔触显然早已不满足于仅仅局限在对于政治、经济等社会文化学层面的思考，而常常是自觉去尝试从文化哲学、生命哲学，或人本哲学等新视角去观察和把握生活，创作中已明显地渗透着写作人自身的哲学观念和美学理想。这种特定内涵归向的文化开掘，在审美追求上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更为深广的审美领域。
从某种角度看《厚墙裂痕》的域精神文化主题的开掘，主要是侧重在反映这一方域由古老的农业文明向先进的现代文明转化、融合、蜕变过程之中的种种人生情状，以及对于这种生存状态从各个角度的审视和反思。黑彝头人施拉是一个性格比较复杂、血肉较丰满的艺术形象。作为黑彝头人、奴隶主阶层的统治者，他有着极其残忍、自私的一面。狂妄自大、固执野蛮、贪婪卑劣、残酷地剥削压迫奴隶：活埋阿力，象贩卖牲口一样贩卖奴隶哑巴，烧死哈马毕摩的婆娘娃儿、把掠夺来的外族人为奴隶娃子。但出于维护自己的财产利益，也保护着他管辖中的乡民利益。另一方面，他内心也有内疚、自责。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飞扬跋扈、烧杀掠夺已经失去人心，他“杀牛办招待，这不仅只是为了打仗的事，他要让大家重新认识他这个黑彝奴隶主。”他放下头上的架子，对大家说：“朋友们，乡亲们，过去我对不起你们大家，是我的过错……是阿力和火布他们把我逮到了吉礼朽玛淄洞，他们该来逮我，该来杀我，因为我失去人性，把他们置于死地，他们有冤仇。但是，他们知道拉波卧宙那边要来兵打我们阿都人，并没有去考虑他们对我的仇恨。”此刻，他“话哽住了，鼻子一发酸，眼睛潮湿了”。在民主改革的春风吹拂下，新的看不见和看不顺眼的东西在冲击着他的灵魂，冲击他顽固不化的奴隶制意识。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感叹过关于黑彝和白彝的等级观念带来的许多麻烦，相互间的不信任和歧视、不少的猜疑和仇恨。黑彝之间，打不完的冤家；白彝和黑彝之间，扯不完的皮，解不完的矛盾。总之，山里的彝族人一年四季都在搞内耗。施拉回过头来一想，真是痛心疾首。十分自卑、万分惭愧，认识到这是充满黑暗充满愚昧充满冷酷的世界。他感谢郭易达、阿且，没有他们的指点他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他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欢迎人人平等，没有主子，没有奴隶，大家一样劳动吃饭，谁也不吃谁的新世界。“我施拉今后一定会好好待大家”，他的话使奴隶们兴奋了，站在他们面前的施拉头人变了。施拉积极配合人民政府，迎接新的政策。施拉当了彝务队长，四处调解处理彝族人的杂七杂八的琐事，山中的彝族人开始接触汉族人，互通有无，象火把节一样热闹。汉人工作队给奴隶娃子检查身体，包伤口，打针吃药。施拉也在民主改革的浪潮中获得了新生。也完成了作家对施拉形象的塑造。
第三，浓郁的地域文化精神也渗透在作家的乡土情结中。毋庸讳言，每一个作家在创作中都有理由可以去作各个方面的自由选择，但是，从文化生成的角度去看，他们的选择范围实在是有限的，受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文化氛围的熏陶，不仅很大程度地限制着作家创作中对文化视野的选择（不仅是题材），而且还总是反过来在影响和改造、补充着他们的文化结构、感觉结构和语言结构。在文化杂交中，本土文化的影响必然占着绝对的优势地位的，描摹展示本土文化的深层文化内蕴，出生于密西西比州奥尔巴的威廉?福克纳，曾以描写他的“象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本土”而被称为美国的莎士比亚，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他所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使人们透过美国南方的沼泽、河流、荒野、森林、乡村、城镇和密西西比的洪水，看到了生于斯的人民的追求、渴望和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福克纳经常讲：“我不是文人，我是个农民”。生于湘西凤凰镇，以其沉重而浪漫的笔触描写故乡本土而饮誉世界的沈从文终生说自己是个“乡下人”，而这个“乡下人”的代表作品“是世界上好多文学者永远要看，而且要给自己的子女看的。”
人之于土地的联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难以明言、藤蔓交结、撕扯不断的精神纠葛。怀乡，是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现象，对于“乡村”的眷顾，对于“故土”的怀恋，对于“土地”的亲和，乡思、乡愁、乡恋，成为作家激情的源泉。在古代作家那里，多是一种羁旅的怅惘，返乡的渴望，一种对于故园乡土的依恋与热爱，一种长久漂泊后的精神依托与慰藉，现代作家更有一种“精神返乡”。现代作家“怀乡”情绪，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山海阻隔的地理位置。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大陆农耕的文化土壤，以及普遍而又强烈的乡土民俗风情，都是造成现代作家乡土情结的文化渊源。土地，给了华夏远祖一种生命的固执。同时这种“固执”又逐渐化为一种强固的思乡恋旧的社会文化心理。在《厚墙裂痕》作家的笔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有神奇勇敢的红骏马，“有人说，那马有四只眼睛，有四只眼睛是藏在眼睛里的，能看到山外的人；有的还说，那马有六只飞蹄”，它通人性，懂感情，多次救主人于危难之中。这里有悠扬婉转、发自心底、传达心中渴盼的口弦声，“这是心灵的沟通和爱情的神交”。这里有独一无二的火把节的壮美景观：“草坪上，上百支火把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火圈。在阿且的指挥下，那火把一会插成一条长长的火龙，一会儿变为几个火圈圈，一会儿又汇集在一起变成各种形状。人们不停地吼着，‘哦哦哦哦’的喊声犹如金沙江的波浪，一浪盖过一浪，真是激荡不停。站在草坪上举目张望，整个比牛拉达大大小小的寨子都是火的世界。”这里更有奇异的战争和女人。在“一个家支就是一片天地，一个山头就是一个顽固封闭的世界，一根血缘就是一股势力”的冤家激战中，一个女人冒死出现在战场上，她“不停地舞动着手中的那条红色百褶裙。”“象一面红色的旗帜，在山上迎风飘扬。”战火在红色舞裙的飘扬中停息了，人们信守着千百年的古训：“女人是生命的起源，是人类的希望”。显示着先贤们的愚昧与无知、智慧与人性、纯朴与善良，在作家笔下，不仅风俗、习俗是原汁原味的，更主要的是人情世态、人格精神等均可还原成具有淳厚地域意味的原生状态。对于“历史文化”视角的确定，是作家借此描摹，思索文化变异的一种必要手段。接受了现代文化教育的作家，从理性上对于传统文化中那种酸腐、悖时、尴尬、错位的文化生存状态是有着颇为清醒的批判意识的。他清醒地看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异，这种令人难堪的文化生态、心态，已一步步地趋于终结，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可是，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文化之子，又是从传统文化的薰陶、教育中“过渡”过来的“文明人”，在他的血液中也是浸润着不少本土传统文化因子的。对此，难免不流露出某些留恋、缅怀的情绪，这是难以言说得清楚的深沉的依怀之情，也表现作家所面临的理性与感情，情感和观念之间的两难尴尬处境，一种独特的文化展示，但并没有妨碍他以清醒的现代理性目光去审视和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作家是从一种新的特定的立场对彝族文化传统的一种回视和审察。其中所透发的精神意蕴，常常是在对于理想家园的怀恋和追索，对于传统演化的情感态度，和对于人格精神的自豪自审之中得以曲折地传递出来，这是一种通过写作人之笔的曲折传递，因而，在发掘、思索和评价彝族人的人生情状和精神归趋之时，也流露出彝族写作人自身的精神归向和文化心态。
/ Recommendation
/ Reading 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