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辉发《文艺报》的文论:片面追捧“叙事”而忽略“抒情”要不得
诗歌是人类纯粹精神追求的产物,因而,几千年来,抒情性是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而综观当下中国诗歌,在“及物”观念和写实思潮的影响下,对“叙事化”一边倒地“追捧”,对抒情性的重视和探索却“知音稀少”。笔者认为,这非但不是中国诗歌的“正道”、出路,而长此以往,将会把中国诗歌引入死胡同。
我觉得,中国新诗百年来,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探索进程之中,并没有真正地走向成熟。就拿抒情化和叙事化来说,过去是抒情化的天下,现在是叙事化的时代。在我看来,叙事化固然有利于回避“假大空”,回避空洞和滥情,但是,一旦叙事化泛滥以后也成灾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诗歌缺失了“精神性”和“神性”。诗歌的首要任务是表情达意,表现人的精神感受,所以完全离开了精神性(升华一点就是神性),那怎么行呢?诗歌写作应该带有一点精神性,否则一味地“面无表情”、无动于衷地追求干巴巴的叙事,我认为不仅没有回归诗歌的本真性,反而是把诗歌拖向了“僵尸化”。诗歌应该是有情感温度的。这个“情感温度”,不一定非要在诗歌文本里“抒情”出来,但是创作者绝对要“有情”,创作时他的内心一定要有情感温度。诗歌之“美”,包括了文字之美、韵律之美、思想之美等多个方面。所以,中国新诗叙事化追求,不应该只是简单化的叙事,同时应该注意内在的抒情。
有学者这样给叙事诗下定义:“叙事诗的内容本质是抒情性。离开这一点,叙事诗的内容就会同其他不是诗的叙事作品划不清界限。”“叙事诗当然要叙事,要合适地处理好事与情的关系,要在抒情中叙事,叙事中抒情,具有分明的抒情气质。”“叙事诗的抒情性表现为它以诗的抒情原则统驭叙事而不是相反。”这些观点试图表明,即使是“叙事诗”,也应当包含一定的抒情性。可是,你看当下的一些诗人,他们还在对“叙事”和“抒情”采用一定的平衡术吗?他们玩的似乎只是“叙事”了,比的只是谁的叙事技术和手段要高明一些,至于抒情,对不起,那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甚至有人认为,抒情是陈旧、老套、过时的传统写法,是不及物的、凌空蹈虚的。可是,他们忘记了,离开“抒情”,叙事诗就会同其他不是诗的叙事作品划不清界限。难怪现在说到诗歌,有人会说:“诗歌嘛,就是分行文字。把随便一段话拿来用回车键分一下行就是诗了呗!”
对抒情的忽视是一个总体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中国诗人都完全舍弃了诗歌的抒情性。事实上,还是有不少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一直保持着极其浓厚的抒情色彩。另外,还有很多诗人,他们虽然也在自觉地向诗歌的叙事化靠拢,但是始终把抒情性作为诗歌的底色和基座。诗人安琪就对笔者坦言,她曾经写作过一段口语诗,“发现不行,自己还是比较擅长抒情诗,所以又回到了抒情的路子”。她说:“口语的现场感就有叙事的元素,就是截取生活的某件事入诗,但中间还得有巧妙的迂回,如果只是单纯把事情用口语形式写成诗,就显得浅白。我在迂回上不擅长,总觉得浅白了。”安琪的这段话,表明了“叙事”的难度,简单直白的罗列不是真正的“叙事”。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抒情”就比“叙事”容易,关键是适合诗人自己,而且两者之间是相互融合的关系,而非“非此即彼”。
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下的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在题目里标明是“抒情”,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也是现代诗人不乐于见到的“大抒特抒”的“抒情”,而是在叙事化中达到叙事与抒情间的水乳交融。同时,它们也不是被我辈所诟病的干巴巴的“为了叙事而叙事”,而是在叙事的形式下,带着情感的温度,并且保持了诗歌的思想和语言追求,也保持了诗歌精神和诗歌的尊严。这些作品是及物的诗歌,又是从及物中升华至不及物之境,是既形而下又形而上、“物”“神”俱备的好诗作。这些可贵的尝试,为抒情与叙事的融合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们也乐于见到类似的作品,能够更好地处理时代的大题材,成为真正的时代性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