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胡.阿莎《我要做我想做的一切》连载九
五、新的漂流
1、法兰西，我来了
因为皮尔必须留在中国工作，我独自坐上飞往巴黎的航班，既兴奋又不安，未来的路既清晰又模糊。生命中出现这个法国人实质性地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不知道听从他的安排到底是对是错，但无疑的，对我而言，一次新的冒险又开始了。
在巴黎戴高乐机场等候我的，是他的爸爸——克罗德先生，一位非常有绅士风度、热情又善良的退休外交官，随即我被安置在皮尔爸爸的家。
到了这里，我才知道皮尔父母的关系非常微妙。他的爸爸住在巴黎，陪伴左右的是一位名叫维维安的法籍犹太女人，妈妈苏菲则独自住在澳尔良的乡下别墅里。维维安曾经是苏菲最好的朋友，现在却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到我去的时候，三个人的格局已经维持了十年。奇怪的是，皮尔对此似乎并不在意，而我却为这种“第三者插足”的行为感到忿忿不平。
维维安长得并不漂亮，高耸的大鼻子，一双深不可测的黑眼睛，看上去忧郁而神秘，不过她的声音听上去非常温柔。维维安和克罗德相差30多岁，依然保持着年轻恋人之间才有的亲热：一个人出门买点东西，另一个不停叮嘱小心。五分钟后回来，两个人又是亲吻又是问候，像有说不完的话。
这种热情与民族、年龄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也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而应该包含着真情实感吧。但按照当时我的思维习惯，我认为他们在一起十分不道德，简直就是“非法同居”，所以始终都不喜欢维维安。后来维维安生了一场大病，只能靠轮椅度日。本来她的职责是照顾克罗德，现在反而需要克罗德来照顾她。
在克罗德家里，我能吃到地道的法国菜，有时他们也带我到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品尝中国菜。在那些所谓的中国菜中，他们最喜欢的是咕佬肉——又甜又咸、不中不西的广东菜，这让我这样一个从凉山来、吃惯了麻辣的人很难认同。有一天我去中国城买了一斤猪肉和一把青蒜，虽然没有“郫县”豆瓣，但“陶大”豆瓣也能将就，亲自做了一顿回锅肉招待他们，结果得到了一通法国式的“赞不绝口”。实际上，我在国内的时候很少做饭，全凭记忆中的味道“自学成才”，却成了他们眼中的“大厨”。从那儿以后，我真的开始喜欢做菜了——这就是表扬的动力。
半个月后的一天，苏菲一大早从乡下开车来到巴黎，要把我从克洛德家接到她在乡间的别墅里。六十多岁的女人，顶着一头红发，还开着一辆红色跑车。她和克罗德亲切自然地拥抱，也平静地和维维安打招呼。尽管她竭力掩饰，还是看得出来，多少年过去了，她的内心还是没有平复。如所罗门说的“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决不留情。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干休”。为了自尊，苏菲要努力保持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实际上，这种表面的坚强更让人难受。
车子刚驶出街口，这位要强的妈妈已经忍不住泪流满面，她尴尬地冲我摆了摆手。车子中的我看到她的眼泪，也忍不住掉下泪来，只好转过脸看着车窗外的街道。
苏菲把车开得飞快，仿佛这样可以摆脱痛苦，结果横冲直撞了几圈也没找对离开巴黎的方向，只好不停的找人问路。我永远记得她停下车，然后狠狠地把车门摔上的样子，嘴里大声喊着“miarde”（狗屎），红色的头发居然从左边甩到右边，我才知道她原来戴的是假发。那一瞬间，我喜欢上了这位差一点成为我亲爱婆婆的“红发”女人。
苏菲的别墅坐落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中，不远处还有一片自己家的树林。离家还有半公里的时候，苏菲养的两只猎狗已经跑过来，围着车欢快地跳啊叫啊，一直把我们护送到家门口。到了家里更热闹，一只年老的哈巴狗、两只像《丁丁历险记》里的小白狗，还有八只猫一起跑过来迎接她。苏菲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喊着每只猫狗的名字，把巧克力当作礼物分给它们。
在这里的第一天，我就犯了一个错误。屋子里有很多名贵的古董家具，有一些还是从中国运过去的。我顺手把喝水的杯子放在家具上，苏菲“啊”地大叫了一声——原来杯子沾的水在家具表面留下擦不掉的痕迹，也在我的心底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属于这里，皮尔的妈妈也不是我的妈妈。我开始想家了。
天气好的时候，苏菲、我和“多罗德”、“刚帝德”（两条猎狗）经常到林子里去玩。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野生的蘑菇，好像进入了童话世界里。我们采很多蘑菇回来，交给厨子变着花样地吃，味道鲜美极了。我最喜欢的是把蘑菇、黄油、大蒜和羊排混在一起煎，配上一杯红葡萄酒，那美味好像现在还留在我的舌尖上。
丈夫形同虚设，苏菲每天就花很多的时间看电视。她最爱看的是情感系列故事，经常看着看着，自己就泪流满面。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一样精心打扮，涂着红色的指甲油，一手拿着女式香烟，一手端着盛着自家农庄里酿的梅子酒的高脚酒杯。
除了用电话和外界交流，剩下的就是和她的猫猫狗狗说话。一大群宠物躺在她的身边，她每天都会点评：“你今天淘气，你不乖，今晚不能睡在我房间”，原来她每天都要根据宠物们的表现，指定不同的猫狗陪她睡觉。苏菲很喜欢开Party，喜欢家里有一堆人一起吃饭，但她一般只邀请女性朋友。她最好的一位女朋友，名字和皮尔的爸爸一样，也叫克罗德。
最初的新鲜劲儿过去了，我开始想念国内的亲朋好友。当时凉山的家里没有电话，写信要辗转一个月才能寄到。那段时期，写信成了我最大的乐趣和安慰，我向家人描述新鲜的生活和感受，还有对未来的憧憬。
由于语言不通，我和苏菲的交流并不多，虽然我和她的猫猫们没有感觉，倒是和她的狗狗们成了好朋友。苏菲是比较少见的那种既爱猫又爱狗的人，而一般养猫的人不养狗，养狗的人不喜欢猫。皮尔的哥哥一家常来别墅度周末，他6岁的小儿子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之一。
法国乡村再舒适，终究不是我追求目标的地方。我想到巴黎去，开始一种我认为正常并且丰富多彩的生活。
很快，皮尔结束了在中国的工作，回到了澳尔良和我一起住。我以为我们能像以前一样快乐生活，没想到苏菲总是要插在我们中间。那个时候的我年轻气盛又自私，一心想独占皮尔的注意力。有一次我还没起床，苏菲不敲门就进到屋里来。我很生气，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不等她开口，我顺口就是一句“川骂”——“龟儿老妖婆”。他们虽没听懂，见到我生气的样子，大家都有些尴尬。
现在想想，也不能全怪苏菲。生活在仇恨中的人难免精神脆弱、心胸狭隘。站在她的角度，她认定外面的女人都是来与她相争的，先是她的丈夫，然后是她的儿子，最后是她的家产。
从苏菲那里，我学到了人千万不能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因为所有的快乐都源自我们的内心，而不是别人对待我们的态度，还记得在北京香格里拉法国餐厅的饭桌上，当皮尔告诉他的妈妈我们有结婚的打算时，苏菲竟然哭了起来。我非常意外，皮尔说她是因为激动，但我感觉更多的是嫉妒和失落。
2、我要去巴黎
苏菲的住所与其说是别墅，不如说是城堡——在里面还有干活的工人，酿酒的作坊。在乡村中，这里到别的村庄都很远，还别说别的人家，有朋友开车都要一阵子才能达到这里。突然间我来到了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伴随而来的只是一阵远离故乡的哀愁。我跟苏菲语言不通，皮尔也没有来，两个女人简直也没有交流。没有朋友，没有报纸，连电视都看不懂，我能做的也就是谢谢日记，写写信。
苏菲活在一阵怨气中，心情很不好；而我在这种状态中生活了几个月，更难受，我巴不得皮尔早点回来，然后带我去巴黎，去学习法语。
终于，他回来了，可他告诉我们他将要被派往里斯本，而我却非常向往巴黎，在乡下是不可能的——我难道天天跟狗玩？好在皮尔回来了，我想自己或许会轻松一些了吧。
可是，我想错了，在法国的皮尔跟在中国的完全不一样，吃饭玩耍他都很随意，就是看电视也是自得其乐，而我，总不能每一句话都要找他翻译吧？我没有得到期盼中的快乐。
终于，吵架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苏菲和皮尔都不同意我去巴黎，而是希望我跟皮尔结婚，然后去里斯本，可我执意要去巴黎，我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而且去里斯本能干什么？而且我从来没有读过葡萄牙任何的名著，在法国我还觉得自己有几个“亲戚”——比如基督山伯爵、茶花女和高老头之类，巴黎还不那么陌生，可是去里斯本，我就完全进入了异乡。最重要的，我不想当一辈子的外交官全职太太，我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绝不能容忍自己丢脸——在自己尚没有本事的时候嫁给老外，我真的丢不起我这个人！于是，我们这“一家人”最后不欢而散。
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辗转难眠，第一次，我为自己因逃避国内的事情而仓促出国而感到后悔，但事已至此，后悔又有什么办法呢？
年轻的女人喜欢为自己编织一件衣服，然后把理想中的衣服穿在一个男子身上，就把这个男子当作自己的理想，可当这个男人穿上衣服以后，她才发现原来男子与衣服根本就不合身。我的青春也是这样的心境，当我执迷于文学中的达西、罗切斯特甚至少年维特的时候，我也会偷偷织出他们“款式”的衣服，但当我将衣服送给心中的男子时，却发现这件衣服同样容易破裂，而当衣服破裂的时候，也就少女从单纯走向了成熟。
在我的坚持下，皮尔最终做出了让步，还是带我到了巴黎，可在我心里，对他的信心已经有些动摇了。
3、咖啡馆“坐家”
1990年9月，皮尔到里斯本任职，我独自留在巴黎。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有种突然失去主心骨的感觉。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语言不通，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我不知道。我没有食欲，体重从100多斤降到只有90斤，心事太多的人是吃不胖的。常常是一阵心慌、头晕过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一天没吃什么东西。
皮尔在巴黎的拉丁区为我租了一间公寓，房子不大，带着小小的厨房和淋浴间。那栋楼的门口挂着一个牌子，标明著名雕塑家罗丹曾经住过这儿。有一次我打电话到中央民院的9号楼105——我出国前住的宿舍，向同学们炫耀我住在罗丹曾经住过的地方，她们发出的惊叹声让我很高兴，但并不能弥补内心的失落。我安慰自己：上帝也许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磨练我，让我自己摸索出一条路，艰苦奋斗，先苦后甜。
尽管想努力维持，我和皮尔的关系还是慢慢疏远了。眼看几年的感情就要烟消云散，我除了痛心，也没有别的办法。我来法国并不全是为了他，我有自己的梦想，我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抱着这样的信念，我尝试着去做了一件在别人看来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把自己漂流长江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在法国出版。
当我和在中国结识的法新社驻中国的记者朋友在咖啡吧里聊天时，我说出了自己的念头。他们对此付之一笑，摇头晃脑的还加重语气说着：“这绝对不可能！”其中一位操着中国话劝我：“阿莎，你想全世界有多少人想在法国成为作家出名？作家就是他们的梦！”言外之意或许是：连我们都没有成为法国的作家，就凭你？
他不说我还就是有个念头而已，可他这么说，我就来劲了，感谢他的冷水，更加坚定了一定要“涅磐”一次。“是吗？”我也就这么的反应，就好像对着当年妈妈的朋友怀疑我要当“外国留学生”的梦想一样，心里想着，我也不和你们废话，反正你们也不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是我极少知道的几句古话之一。
“好吧，我继续好好学习法语就是了。”我这么打发着他们。
“是啊，那你就好好学习。”他们也这么打发着我，在他们的眼里我或许就是个来到巴黎，来到他们祖国还想撒野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跟旁人谈我的理想了，干起来再说，法文写作肯定是没戏的，先用中文吧。我当时想上午学习法语，然后下午当作家，可事实证明我这样不行，我没有办法一心二用，于是我退出了学习班。
从何入手呢？“长漂”离我最近，那种鲜活、那样的刻骨铭心，记得有一个熟识的朋友还提醒我：“你就先把你的漂流写下来，先来个故事梗概，再找人翻译。”于是，有了这样的事业支持，我仿佛找回了自己，很快就融入巴黎的潮流。我走在街上，不仅能引来热情的法国小伙高倍的回头率，而且他们的招呼、口哨此消彼长，女人的虚荣也许就在别人殷勤之中得到了满足。虽然我知道人家在看我，只是在心中感到一种虚荣的快乐，尤其是我在牵着小狗、穿着高跟鞋在香榭丽舍大道散步时，只觉得一个词语能形容：酷毙了！
刚来巴黎时，我喜欢在咖啡馆看着来往的行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坐着看人，看他们的行色匆匆，看他们的眼神迷惑，一会儿黑的进来，一会儿白的出去，特别是刚到巴黎的时候，在咖啡馆里我就能体验《情人》里马格丽特•杜拉斯著名的那段“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的风情，也想找到萨特与波伏娃的爱情烙印。
别人成为我的风景，而且我也成为别人的一道风景线，不过我还没有想到能在咖啡馆里成为作家。
确定写作后的六个月，每一天我都在巴黎第五区蒙福达街一间 “Cafe de l’Arbalette”里度过。开始的时候我试图去图书馆写作，但面对排山倒海的书和无边的寂静时，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相反在这个水果市场旁、天天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带露天座位的咖啡馆里，我更容易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找回真实的自己。
那时的我常常狂妄的思想：把阿莎变成敌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我会决战到底，成为我的朋友必有祝福与好运，就像我的姓名一样，本来应该叫“吉福”——“吉祥幸福”，可四川话“fu”、“hu”不分，在普通话里就成了现在的“吉胡”，不过也好，我把它理解为“吉祥与古代明月”，“阿莎”来自“阿诗玛”的故乡，想拥有聪明与智慧，就是“莎士比亚”的“莎”；想留有想象的余地时，就是“蒙娜丽莎”的“莎”。命运奇妙的是，2005年牛津博物馆收藏了中国画家《林海雪原》作者曲波之子曲磊磊的肖像画《阿莎》，画家在揭幕典礼上对大家说：“这就是我的蒙娜丽莎。”
夏天来了，天气很热，大部分巴黎人去海边或国外度假，在街上遛达的几乎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其实我也是这座“浪漫之都”的过客，但我打定主意要在这里留下自己的痕迹。正是这个强烈的目标支撑着我，每天坐在咖啡馆的一个角落里，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我仿佛回到了在“卡哈洛”山区的吃饭作息时间，像上班一样准时地从事着我的“创作大计”。没有多余的钱，我只能装作没看见老板娘的冷眼，叫上10法郎一杯的柠檬茶。我故意把信箱里那些没用的传单、广告当作我的稿纸，我就在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的背面清理我的过去，像整理一个行囊——只有把那些多余的东西丢掉，才能轻装上路。
“长漂”对我个人而言，它是我生命中的奇迹。开始我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曾想要去征服自然，后来数次与死亡的擦肩而过，我开始真实地相信有一种超人的力量存在。在最危险的“老君滩”，再好的游泳技术、再先进的救生设备都派不上用场。只有在这种绝境中，人才能真切体会到自身的渺小。我坐的船翻了，同伴们瞬间失去了踪影，我毫无招架之力地被卷进一个个漩涡，已经感受到了死亡的冰冷。出于对生的渴望，我本能的向上帝求救。“神迹”发生了，我明显感到有一股力托着我逆流而上，再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被“送到”露出水面的一大块岩石旁边，随后，我抓住岸上扔来的一根绳子——我得救了！
还有一次，我们在无人区漂流了15天，“弹尽粮绝”的时候，我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分给大家吃，却发现有些年长的队员把饼干、巧克力之类的偷偷藏起来，顿时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面对危机，人性中最真实丑陋的一面会被暴露出来，而当时的我，却认为自己是个“例外”，不解甚至愤恨其他人的“不义”行径。
其实我能够活下来，还怀有这样的“良心”，现在想来，实际上都是老天的怜悯和恩典。
我通过写作发泄着心中的不平、不满甚至怨恨，不加任何修饰。人性是相同的，都有对自然的膜拜，对真诚感情的追求，对勇气和力量的肯定，对善与美的向往，同时不可否认“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相信真实本身就有一种力量，一定有人欣赏我的书。
我用中文写作，但这个过程一点也不轻松，经常是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笔尖的移动跟不上我的思维速度，恨不得把铅笔变成长江的河道，让所有的文字奔腾而出。感觉疲惫的时候，我喜欢卷烟。15法郎一袋的烟丝，够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卷烟对我而言是一种放松，卷完了，点上吸一口，放到一边，埋头接着写，等我再想起来时，烟通常已经快燃尽了。初稿完成时，我的卷烟技术已经达到一流，随手就能卷出极细的女士香烟，一点不比机器卷出来的差。
最后一个月要定稿了，我来到阿尔卑斯山的圣马丁村，那个山村只有一家药店、一个小邮局、一家商店、两三家咖啡馆。我每天早晨起床，步行到半山的咖啡馆，因为不是滑雪季节，几乎没什么人。我晒着太阳，一个人坐在那里修改我的稿件。对面山顶的雪还没有融化，我像坐在旷野里，除了远处的牛走动、吃草时铃铛作响，周围一片寂静。然而在我的内心，书中的人物开始对话、争吵、哭泣、欢笑，嫉妒、仇恨、做生与死的选择……过去发生的事情彷佛又在眼前一样。
下午4点多，太阳下山，我回到住的地方，抱一堆柴火进屋，把壁炉里的火生起来。我喜欢看木头燃烧的颜色。我通常会炖上一锅由牛肉、土豆、胡萝卜、洋葱混在一起的汤，切一片厚厚的乡村面包，听着南非歌手MIRIAM MAKEBA的歌，享受我的晚餐。然后，我会躺在毛毯上，用当地的毛线给织袜子和围巾——这是我放松的方法之一。
一个月以后，我收拾好手稿，坐火车回了巴黎。
4、扬子江的女儿
中文书稿完成以后，接下来就是翻译的问题，我就通过黄页开始查在巴黎的中法文翻译家。就这样，我找到了“李志华”这个名字，并且知道他现在在里昂，我拿上书稿直接冒昧地登门拜访。
李志华先生已经是位70多岁的老人了，他21岁到法国，毕业于巴黎高师，法文版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是经他翻译的，功力可见一斑。不过越是高深的人，越是谦卑，一位我想象中那高不可攀的大师，对待我这个无名小辈却像慈祥的妈妈一样，我没有想到自己的事情会这么顺利。他对我说：“你真是勇敢，我帮你这个忙吧。”很奇妙，他居然没有跟我提费用的事情，他是真正被我的勇气和真诚打动了吧。
过了几天，李先生到了他在巴黎的房子，给我一个电话让我拿稿子。当我拿到稿子以后，发现除了翻译工作以外，我在文学上所显露出来的不成熟，诸如主观、偏激什么的，他都一一认真进行了修改。我一直很荣幸能够得到李志华先生的帮助，直到结婚，我还请他们夫妇作为嘉宾参加。我这个一般的人，却能和翻译《红楼梦》的专家大师一起工作，这样的滋味难道不美妙吗？
按照李志华大师的手笔，我把这十几页稿子按照黄页上的地址寄给了法国几乎所有的出版社。过了一段时间，陆续收到了一堆礼貌拒绝的回信，我并没有放弃希望，但等待让我变得烦躁和不安起来。谁知一天下午，我竟然同时收到了两家出版社的好消息。其中一家是著名的卡尔曼•拉（CALMANN-LEVY）出版社，它在法国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商务印书馆，巴尔扎克等许多著名作家的品作都是由他们出版的。能在这样的出版社出书，是很多职业作家梦寐以求的事情。他们竟然看上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外国人！
1992年10月，我的第一本书、法语版的《扬子江的女儿》终于出版。写书的时候，我把自己沉浸到回忆里，情绪大起大落，做的梦都是关于“长漂”的。多少次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一身冷汗，好一阵子才能反应过来自己正身在巴黎。
《扬子江的女儿》上市的那天，我和朋友专门到海明威常去的那家位于拉丁区的咖啡馆，开香槟庆祝了一番，我还第一次尝到了哈瓦那雪茄的味道，吸了一口，我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根本站不起来了。到巴黎一年多，我终于有了彻底放松的感觉，好像到了一个驿站，疲惫的旅人终于可以放下行囊，歇一口气了。
书稿出版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于漂流有关的梦，我与过去有了一个了断，我暂时平静了下来。
我的体重很快恢复到出国前的100斤左右。虽然还是住在那间皮尔租来的小公寓里，常常拿罗丹来安慰自己，但是这本书确实让我在异国他乡找到了自信。后来，我特意送了一本书给当“坐”家时常光顾的咖啡馆老板娘，告诉她这本书就是在她的咖啡馆里写成的，我想对她说：“老板娘同志，你当初可有眼不识泰山，这一下你终于知道我是谁了吧。”法国人还比较尊重作家，看到她有些吃惊的表情，我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据说老板娘从此就把这本书摆在收藏架上。
我还时常猜想皮尔看到这本书的心情，这个他带到法国来，本是要做他妻子的女人，做了一件他预料不到的事情，他会后悔我们的分手吗？不过一切并不重要了，过去的已经过去，生活还在继续，如果有一天我们再次相遇，希望能像朋友一样真诚而平静地一声“珍重”、一声“再见”。如果拥抱是为了分离，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告别的拥抱？
《扬子江的女儿》的稿费是十万法郎，那年我26岁，第一次拥有这么多钱。最早在公安局上班时，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00元。拿到钱后，我全部寄回家里，让父母在西昌盖了一栋三层的房子，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全家人和和美美地住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让更多的法国人认识了我。一瞬间，巴黎的时尚杂志、电台、电视，甚至周边的法语国家瑞士、比利时都出现了我这个中国彝族女子的身影，甚至很多安排我都顾不上，不过还好，我只管抛头露面就可以了，具体的安排都是出版社的事情了。通过我写书以及与出版社在推广书籍活动中的交流，我发现自己的法语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跟那些采访、提问的法国记者们的法语对话非常流利。这其中当然也有好老师凯文的作用。
很快，我的书在各大书店面世，我在戴高乐机场专机时候，猛然发现我的书挂着红丝带摆在书摊中最显眼的位置，于是我故意在我的书堆周围晃来晃去，希望被别人认出来找我签字，结果，每一个人都在埋头为飞行旅途选书，哪有心思看我这个“大作家”哟！真是枉费心机。
著名的时尚杂志《她》（《ELLE》）、《费加罗夫人》对这本书有图文并茂的介绍。法国电视二台的《读书》栏目为我做了专访。在《玛丽•嘉尔》（《MARIE CLAIRE》）杂志中，关于《扬子江的女儿》的文章和当时畅销的《里根自传》、《伊丽莎白一世》评论排在了一起。
命运就是这样，在经过最初的彷徨与无奈后，我在法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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