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胡.阿莎《我要做我想做的一切》连载三
二、长江漂流记
有人死了，我活了下来，我的生命必然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1、就因为那一条广播
我当了警察，爸爸妈妈自然也很高兴，而且他们特别希望我能在公安系统待下去，也走一条从先进到入党，从普通公安到刑警队队长、再到公安局长的路子，但这种“顺理成章”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分到西昌市公安局的时候，我也就18岁，因为单纯，所以也做出了不少令人觉得“幼稚”的事。公安人员不能烫头，可是我老是要烫，即使有明令禁止，我也要让自己的头发“洋气”起来。以前在警校生活的时候，我也是个让领导挠头的“反骨”，学校不准女生留长发、烫头、化妆、穿牛仔……可是我从来是我行我素。
我的做法确实有破坏纪律之嫌，但这种叛逆却防止了我像别人一样做“乖孩子”，对于我的天性没有被压抑，我真要谢谢当时还能看到我的优点从而容忍我任性的老师们。我喜欢画眉毛“臭美”，四川警校校长一次跟我偶遇后就微笑着对我说：“哎呀，这个阿莎，你看你的眉毛长的就好像画的一样。”——其实它本来就是画过的。不管校长是讽刺还是鞭策，反正他没有恶狠狠地让我失去画眉的自由。不过，即使他恶狠狠，我也一样喜欢画眉、喜欢打口红、喜欢穿得漂亮……我是警校学生，我是刑警，但我更是一个女人，何况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又不影响工作。
从警校到公安局，我离不开统一的着装，我喜欢警服，也喜欢便装，但最喜欢的还是我自己综合了的“特警服装”——一件小号的上衣、特大号的掉裆男裤、配一双黑色的半高跟靴子、一副墨镜，骑在摩托车上——这难道不像特务阿兰吗，或者更像骑着马的真由美？到了工作单位，我非常卖力，可是作为女孩，怎么可能舍得放弃漂亮呢？我喜欢骑着摩托在西昌的街道以及邛海边溜一圈，那时候的机动车本来就少，所以很多西昌朋友总是会发感叹说：“那个吉胡阿莎，那一身打扮，还戴一副墨镜，哇塞！”
生活的节奏在一个平常的清晨里被打破，随着每天六点准点播放的高音喇叭，我照常在操场中一边跑步一边听着喇叭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这时有条新闻吸引了我：“中国‘长漂’第一人饶茂书在通天河牺牲了，现在中科院四川分院准备组织一支漂流队，组委会已经在成都建立。”
就是这么一条消息，我心里一动：这个事真好，挺有刺激性的。也没搞清楚究竟人家要不要人，自己合不合适，对于“长江”这个概念，只是在地理书上学过，有个基本概念，但并没有具体的感觉。金沙江由于在家的附近，倒是很熟悉，虽然没有小河那样的“哗啦啦”，但给人的感觉却有移山动石的力量，船要划到对岸都很难——她没有瀑布的威风、没有溪水的喧闹，平静的表面下反而藏着更大的能量。“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反正，一种坚信自己就应该属于这种活动的念头就树立了。于是我向自己的直接领导口头请示了一下：“头儿，我能不能请假去趟成都？”
领导说：“干什么去啊？”
“就是买点衣服嘛。”
就这样，我就到了成都。
到了“成都省”，也不管人生地不熟，一个人直接找到了中科院四川分院，一打听，漂流队刚开始进行集训和筛选工作。于是我赶紧要求报名，人家要求还挺严格：首先要你自愿，一切后果自负；其次需要得到单位的批准。
对着考核的人，我当然吹开了：“要漂流首先要会游泳，我游泳肯定不错啦，从小就在金沙江边长大的。我还能代表公安系统、代表彝族同胞、代表妇女群体，这些还不算政治优势么？而且，你去我单位打听打听，问问四川警校、问问西昌公安局，看看他们怎么评价阿莎的。而且你们不也有筛选吗，我要是不合格走人就是了。”就这样，人家对我这个“自来熟”的家伙点头同意了。
报名以后，应该还要进行关于基本的体检，由于我中途报名，又有当刑警的“前科”，所以得以直接跟随筛选过的那批人直接进入培训阶段：高原训练与河上训练。
对我来说，高原不是问题，这得益于大凉山以及彝族祖先的赐予，到了高原，我身上一点异常都没有。有人说在高原身体特别沉，连运动都成问题，可对于我来说恰恰相反，越到高处，我越是兴奋、身轻如燕，即使在海拔七千多米的高度，我简直就要飞了起来。
高原反应和个人高矮壮弱无关，很多在平原待久了的健壮男人一上高原便蔫了下来，我还记得在当时有个美国队员就是因高原反应缺氧得了感冒而牺牲，而我们这边的一个副头儿因为没有及时下高原，从一个活泼的武警参谋成为了傻乎乎的痴呆。在高原，一旦患了感冒、发烧，如不及时下来，无异于自寻死路。
就在这样的高度面前，很大一批的应征者因为身体的不适应而放弃了，我相信这肯定不是畏惧——年轻人有的是勇气。
河上训练就在泸州的大渡河上，内容很多，主要还是掌舵技巧以及遇险救急之类，不过，在大渡河或许还能掌握方向，可是一到金沙江，你就知道什么叫渺小了。这样的训练，其意义也许就在于让将要参加漂流的队员懂得最基本的生存手段，最起码在心理层面能做到心中有底。
毫无疑问，训练与测试都成为我淘汰别人的关口。在雷波中学的时光，除了读书，最好玩的事情就是运动会，我曾代表雷波县参加凉山州举办的田径、排球、篮球比赛，还代表凉山州参加了省里的游泳、体操比赛。不过，我就像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里的一个龙套演员——随着紧密的锣鼓声，一窝蜂跟着主角举着旗子“呼呼呼”地翻腾或者小碎步跑上来，最后的定音锣一响，主角动作一定，来个“出场亮相”的pose，而我们的任务就是等待主角耍够威风再转一圈，不明主题地又“呼呼呼”地跑下场，同一种服装，同一种面具，有哪个能记得我呢？混个脸熟，只不过从来没有得奖。或许那个时候，参加任何运动的动力就是青春的好玩，能够和充满活力的同龄人在一起吃喝快乐，得不得奖又有什么关系呢？
参加了那么多的运动，却从未得奖的我成为一个江湖笑话“十处打锣，九处有你还不要紧，可是那个阿莎跑步还要闭着眼睛从1道跑到5道去，真是个滥竽充数的家伙。”可是现在想一想，要不是各种运动我都积极参加，从而锻炼了自己的反应、耐力，到后来，能得到“长漂第一女勇士”的巨大奖项么？这不是比几块金牌更值得让人回味么？
在孩子的时候，也许我们都拥有同样的梦想，但当一个人到了自己可以选择的时候还不敢于承担，走出一片天地，那就会失去神给你的“A计划”，如果继续畏首畏脚，接下来的“B计划”或者“C计划”都不会垂青你的命运。就好像这条广播，也许在别人的心目中不过是条新闻，而在我的眼中却拥有无限遐想的前景。如果我没有那种选择，那么就会像很多人一样，茶余饭后和朋友们谈笑风生：“你们知道么？有这么一个人居然还要漂长江，死了真可惜……”
2、踏上征途
早在1984年，美国最著名的急流探险家肯•沃伦就申请到我国首漂长江，他以85万美金向我国购买首漂权。但由于尧茂书抢在前面，特别是尧茂书遇难的消息报道出去后，肯•沃伦在香港的两个华人赞助者撤销了赞助，致使他1984年“扬子江探险”没有实现。
1985年，肯•沃沦又召集了世界第一流的急流探险家20人再次以35万美元向我国购买首漂权，并和国家体委组成“中美长江联合漂流探险队”，在美国集训了一年，雄心勃勃地要完成“地球上最后的征服”。
首漂长江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完成！这是我们这群血气方刚者最坚定的信念，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急流探险的经验，经费也困难——当时只有“攀钢”赞助的五万元钱，但是我们必须抢在技术、装备都胜过我们的外国人前面，只有抢在前面，才能实现首漂！
我所在的队伍包括科考与探险两支队伍。探险队自然是在水上漂流的人员，而科考队则依靠我们采集的标本进行研究。
《四川日报》的记者曾经记录下队伍中的每一个队员：“1986年4月21日，‘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在成都成立，并受到了四川省委、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这是一支来自川、黔、鄂、京、津、沪、甘、吉、皖、解放军十方，包含藏、羌、彝、汉、回等5个民族，老幼妇孺皆备，长者50岁、少者18岁的50余人的队伍。其中，漂流队员、公安武警人员、随队记者各10余名，科考队员6名，来自4所研究所。他们是全国数百报名者中的幸运儿。”
我现在还能记得当年的朋友们：《人民画报》的刘启俊，《川报》的奉友湘、赵坚，上海《文学报》的周桦，四川电视台的姚遥、秦军，贵州电影摄制组的沙颖，武警参谋余成，中坚队员杨斌、宋元清、许端祥、王琦、颜可、杨欣、冯春、王岩……
征途的起点还是比较惬意的，因为我们首先飞进西藏，那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一路上我就没有离开过窗户，外面的世界就像我的梦境。我想起小时候在雷波的山坡上和小伙伴们向天空的飞机打招呼，所以也试图向下张望，看看能否看到一两个向我们招手的人影，但能看到的除了雪山，就是云层。
西藏自然不同于内地，下了飞机，就会觉得空气特别的纯净，在这样的气息中，我不由得兴奋，不停地找别人说东谈西，可我的很多同伴们却昏昏欲睡。好在拉萨有很多印度风情的丝巾与饰品吸引着我，充满神秘的气氛冲淡了从盆地初上高原的陌生。对于布达拉宫，我也许只会感动于它前面的蓝天，人工的建筑物包括以后看到的金字塔或者巴黎埃菲尔铁塔，我会惊叹人的创造力，但却从没有从心底感动过。当然，为了给漂流讨一个好兆头，我们全体都进入了布达拉宫祈祷，只不过，转经、磕头以及点香更多带有拍照“做秀”的意思。
当我到了唐古拉山，到了高原的雪线，感受的就是彻底的震撼，心头只剩想哭的感觉，这种感受就和以后我走到希腊海边的时候是一样的。以后漂流的日子里，当我透过帐篷的窗口看到满天的星斗或者清泉洗过的月亮，也会被深深地感动。
唐古拉山的跋涉并不如常人想象的那么危险，高原的难度在于海拔的递增和空气的稀薄，路面相对平缓的，远不是凉山地势那样的险峻。那时候，青藏公路已经到了唐古拉山兵站，而现在，我倒是很想坐着火车再去看看那里的风情。
3、从长江源头出发
我们乘车，骑马，走路来到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在燕石坪，我们欢送洛阳8名队员上源头，同时我们雇了一批耗牛驮上物品，队员步行，10天后到达长江发源地——格拉丹冬雪山的姜吉迪茹冰川，在尧茂书遗留草帽之地立下了“长江之源”这块纪念牌。长江的源头我没有机会看到，也没有太想去看，因为冰川太多，任何一滴水都可能是长江的起源。从源头下来的水很浅，船根本不能漂流，只有到了通天河，万流汇集的长江才显出庞大的气势。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需要光着双脚拖着船只移动。
6月6日我们在沱沱河举行了正式漂流仪式，没有过多的语言，只是插上象征性的国旗，队员们做出自己的承诺，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直播，我们面对前方的征途，也没有那么多“做秀”的机会。
长江全长6300多公里，落差6500米，金沙江段的落差高达600多米，特大甲等、乙等险滩700多个，只有将这些险滩一个个漂过才能打破日本著名探险家植村木一在世界第一大 河——亚马逊河创造的世界纪录。
在沱沱河流经的区域，相当一部分是泥泽，我们从第一天起每天需要在冰雪中光脚拖船十多个小时，没有雨鞋，没有防冻霜，刺骨的疼痛融化在汗水的滋味之中，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脚指甲渐渐地被泡软、泡脱。
长江上游的气温变化很大，夹杂着冰雹的倾盆大雪成为了家常变饭，这个时候，人和船上的行李只有湿透的下场，没办法，为了保护队里的照相机，我们都不得不奉献出自己仅有的雨衣。
到了黄昏，终于能够靠岸搭起帐篷，一碗汤、一块压缩饼干，就是一天唯一的食物，带的食品有限，给养一天天消耗，无法补充，要维持到下一站就得时刻算计，800里无人区中，任何货币都成了废纸。其实，谁又在乎吃什么呢？边嚼饼干，心里已经边在忙着想睡觉了。把打湿的“鸭绒被”用力拧，等到基本上拧不出水来时，把雨衣盖在里层，鸭绒被搭在外面，浑浑沌沌地也就对付过去一晚上。
两天过去了，终于到了每一个队员的情绪都很高的一天，这是因为我们真正见识到长江源头的迷人风光，这种美丽，简直令人发狂：湛蓝得令人泪下的天空，童话般的雪山和冰川如同梦幻的境界。那成群的牦牛、野马、白唇鹿悄悄在河边吮吸，上万头羚羊奔跑不息，那种静谧，那种野性，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漂流队里拍电影的、拍电视的、拍照片的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文人们更是动情，每天在船上划了一阵后，就拿出自己的得意作品朗诵一番，别人卖力气，他们就供大家消遣（也乘机偷懒）。业余歌手就更多了，大家最喜爱“伏尔加船歌”，那悠扬，深沉的弦律始终回荡在沱沱河的上空，惬意极了。
好景总不会太长，到了第四天，我们就陷进了被称为“死湖”的一片水域，其实地图上没有这个概念，河水本来的宽度是一定，可到了这样一个地方，人的眼前顿时出现了一大片水域，连应该往哪里去的感觉都找不到了。
这里根本不能划船，只能靠我们赤脚下船拖着走，“死湖”真大啊！整整拖了一天，我们的船才得以靠岸。“死湖”也真凶险，到了晚上，狼和熊就在帐篷周围从晚叫到天亮，害得我们时刻提防着，本来困乏的身体更加劳累。
从“死湖”出来，我们总算在第五天连拖带拽地“漂”到了长江第一滩“烟帐挂”。船队刚一拐弯，突然两只黑熊从山上跑下来向船直冲而来。我们大吃一惊，但随即却有了兴致，居然不怕死地纷纷拿起随手携带的照相机一顿猛拍。
四川电视台的记者姚遥一人驾一条橡皮船壮着胆子还朝老熊划去，正在独自拍摄时，透过相机镜头，眼看老熊就要扑过来了，“啊——”他吓得大吼一声，丢开相机操浆就想逃命，幸好，队里的武警三朗鸣响了手枪，关键时刻，还是武警战士比秀才管用，那两只知道了厉害的黑熊呆头呆脑地调过头向山上逃了。
我们正在互相取笑，“哗”，船突然下了滩，落差之大，我们连回过神来的时间都没有，一阵猛烈的倾斜，船上仅剩的四箱食品罐头全部倒入江中。等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把船靠岸后，一小时前还兴高采烈的我们就乐不起来了——口粮只有一小口袋白面了。
开饭了，清汤寡水的面糊糊一锅，半饥不饱的每人一瓢，再加上如狼似虎的队员们，没有一分钟，每一个人三两下就吃完了自己的一份。队员们拿着空碗你望我，我望你，男人们特别希望我们几个女的能发扬一点风格，但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男女是绝对平等的，同样劳累，同样饥饿。就连平时最怕身体发胖的卫生员小田，她也舔着嘴巴不停的回味刚才面糊糊的滋味，还不断唠叨：“只要能吃一顿饱饭，再长50斤也不在乎了，还参加啥子健美比赛哦！”
“ 瞧，地主让老熊吓惨了”，为了转移肚子的注意力，我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壮如公牛，很有城府的肉头“地主”——姚遥，他正端着碗坐在河边发呆。听到这句话大吼一声：“是老子把老熊吓跑了”，说完将碗狠狠摔在河里，转身向帐篷走去。
没想到，这顿面糊糊竟是我们“最后的晚餐。”
4、忍饥挨饿的岁月
两天，两天没有吃什么东西，大家都感到恐慌了，到马场还有十天左右的路程，能活着回去吗?有些队员后悔地说：“早晓得是这个样子，连饭都吃不上，老子肯定不会来。”
然而，后悔也罢，骂娘也罢，都要漂下去，没有多余的选择。在这与世隔绝的无人区，没有人烟的另一个世界，什么高雅情趣，文明人的教养统统荡然无存，一个个变得粗鲁不堪，船上再听不到抒情诗，谁也无心欣赏高原奇景，吃饱饭、睡好觉就是最大的的满足。
又是黄昏，大家再也没有前几天的兴奋，搭好帐篷，蒙头大睡。可我肚儿空空，饿得心慌实在难以入睡。我在半夜爬起来，围着帐篷转来转去，希望能找点吃的。到了河边，从船上拽出防水袋，翻遍了，只找到一点饼干渣渣，趴在河边喝一肚子水，又回去昏睡。好不容易朦胧入睡，梦中出现的全是关于吃的场面，好多精美的食品，可老吃不到嘴，一急又醒了，想着梦境直吞口水，巴不得又赶快回到梦中去，可是再也睡不着，胃猛烈地抽动。
透过小小的帆布窗口，仰望寒冷的高原天空，无数的星星挂在天上好不自在，我的妈妈也会看到这些星星吧，她不会想到自己的女儿居然还饿肚子的，我好想家！
白天，永远是单调的，枯燥无味的漂流。队员们一边懒洋洋地划桨，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各自家乡的特产。成都的杨斌大吹他们成都名小吃如何香飘四海，重庆的李大放摆出山城的火锅，“京油子”王琦大肆宣扬北京烤鸭如何驰名中外，我就大吹而特吹凉山老彝胞实实在在的“砣砣肉”。大家听得直舔嘴巴，好像真的一碗“砣砣肉”吃下去了一样，画饼充饥，只能是越想越饿，越饿就越想，干脆睡在船上，骂骂咧咧地任其漂流。
抽烟，成了我们的安慰。武警参谋于诚心眼极小，什么东西都藏得很深。一天，和他一条船上的小田因为没分到一颗“大白兔”糖，向全体透露说，于诚还藏有一条“阿诗玛”，这一爆炸新闻使全队热情起来，尤其是烟民们。每个人一见到于诚就大声喊道“阿诗玛，你在哪里?”
野生动物很多，却不敢轻意招惹，并非因为保护珍奇动物，而是枪法不准。幸而是这样，否则野牦牛发怒向我们扑来，我们是招架不住的。因此，“和平共处，互不侵犯”是维护安定局势的唯一办法，只能眼睁睁望着它们肥美的身躯，在心中动一动吃的念头。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6月21日，一早漂出去，河水好像干净多了，没有死牛烂马腐尸，远处传来声声鸟叫声。
啊！鸟!快看，是个鸟岛!
成千上万的鸟儿在上空盘旋，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全队立即亢奋起来，一个个涨红了脸，强烈的食欲驱动大家，“弱肉强食”的心理油然而生，心想野牛不敢碰，鸟儿总敢整几只来吃，于是士气大振，奋力划船赶到鸟岛上。我的天！整个岛上全是一层白花花的鸟蛋，一个个都有拳头那么大，所有的人都拿着能装东西的桶呀，盆呀，什么的，争先抢着向岛上冲去，个个埋头苦干，喘着粗气，手忙脚乱，拾蛋、拍照，疯了一般。
这群“疯子”当中，就有《人民画报》社的摄影记者刘老头，作为全国第一画报的大记者，他在国内外采访时候，每到一地都受到较高待遇，根本想不到在这个漂流队连饭都吃不上。对于一个老头，实在有点残忍。他很勤奋，心眼极好，大家都叫他“刘大叔”。他从不偷懒，也最爱发火，有一次和贵州摄制组徐老头为争抢一个镜头差点打起来。
特别是他的唯一的一双雨鞋，在前一天晚上，因为臭气冲天，污染了帐篷里的空气，被杨斌于凌晨四点召开的“公判会”上判处“死刑”，由杨辉执行，甩在江中后，大叔就只有光脚套一双袜子当鞋穿，他能不发火吗?但他看到这么美的鸟岛，布满皱纹的脸上终于舒展了，他虽长得又矮又胖，腿又短，却跑得像鸭子一样飞快，在一窝鸟蛋旁一坐，调焦、定位准备拍照。那些鸟，有的已破壳而出，有的已将脑袋伸出蛋壳外睁着一双眼睛惊奇顾盼，这些鹅黄色的小鸟儿真是漂亮极了，刘老头等不得它们慢慢出来，就帮忙把蛋壳剥开，把小鸟儿一只只弄出来，选择每个角度，拍摄它们的憨态。
至于其他队员，不仅捡蛋，在过程中还不小心踩坏了很多蛋；上海《文学报》记者周桦，感情丰富，细赋，目睹这伙人的“暴行”，简直像强盗将鸟岛洗劫一空，眼泪都快流下来，他站在那里又跳又叫，大声抗议：“我一定要向国家生态平衡委员会控告你们残杀弱小动物的行为，特别要控告刘老头！”听他大喊大叫，大家只木然地望他一眼又埋头忙着拾蛋，再也没有理他。斑头雁声声凄厉的哀鸣，听来令人心碎，深深地打动丁我，心中悲楚无比，为了活下去，我们的理性没有了，同情心没有了，更没有想到什么一级珍奇保护动物，只知道要特级保护自己。
一大锅香喷喷的鸟蛋汤煮好后，大家都挤在灶边，争着和掌瓢的汉布攀谈着，要他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希望他给自己多分一点。那知汉布居然不买帐，算了，每人能分得一大碗，这也很不错了，端起来忘情地喝下去，绝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好吃的了！我用心看了一下周桦，他正吃得津津有味，还厚着脸皮找汉布希望再添一点。
把剩下的孵化过的鸟蛋煮好后，剥出壳内的小鸟，将身上绒毛扯掉就吃，就这样维持了接下来的生活。
曾记得父母、老师从小就教育要珍惜粮食，遗憾过去这一观点在头脑中仅仅是抽象的概念，而现在，短短的几天就让我尝尽了滋味，刻骨铭心地记住了。
到了下午，跟我同船的电影摄影师沙颖很诡秘的告诉我“我还有一块巧克力……”，“什么?你还有巧克力?”我简直高兴坏了，马上在他耳边说：“千万别告诉别人。”
哪知，不一会儿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平时队员们各漂各的，有的在前，有的落后，但这天大家的感情似乎很好，都不愿离开，相互“依偎”着一直漂到下午，沙颖见人多也就没有拿出来的意思，可有几个队员终于忍不住，高叫着让他把巧克力贡献出来。无奈，只好分了，不小心刀子把手也戳破了，由于大家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巧克力，见分好了，每人抢一块就跑，我更是眼明手快，拣一块最大的就往嘴里塞。回头看看沙颖，他居然低头不语，“这个人也太小气了吧？”我顺手推了他一下，他却倒在船上，手在不停地流血。糟了！我赶快叫来卫生员杨一兰给他包扎，然后招呼别的队员“哪个还没吃的把巧克力拿来还给他”，晚了，大家早已吞到肚子里。
沙颖是由于饥饿，低血糖又加上流血昏过去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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