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提是昭通古老的彝语地名

　　内容摘要：朱提(tū shī)银是彝族人民贡献于中华文明的璀璨瑰宝，本文从彝族语言、地理位置、文物、遗址、汉文献记载等等，多角度论证朱提(tū shī)是昭通古老的地名，朱提(tū shī)在古代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而蜚声中国。

　　关键词：朱提(tū shī)  昭通  彝语地名

 

　　朱提是汉字表示彝族语言的读音，在《辞海》p81中读作shú shí，并且有专门条目作注释。而在《彝汉字典》和彝族民间口语中读作tū shī，为了坚守少数民族语言的真实性，本文以下均把朱提读作tū shī。

 

　　朱提(tū shī)这个名词来自于彝语，是土著民族彝族语言音译而得来，朱提(tū shī)在汉语中只是表音记载，表示地名，而在彝族语言中不仅是表音，还是表意的读音，它在研究彝族的历史和文化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关键性作用，在《彝汉字典》朱提(tūshī)是这样写的“”（彝文字及读音图片）读作“tū shī”，在彝语中是金银的意思，朱提(tū shī)：金银，表示钱，朱(tū)：银子、白（色），(《彝汉字典》p99)。提(shī)：金子、金光闪闪(《彝汉字典》p125)。

 

　　朱提(tū shī),在（《辞海》p81）中注解为：“古县名，西汉置，境内有朱提山，产银多而美，后世因以‘朱提’为高质银的代称”。（《彝族史探》p50）“说明汉之设县，即本于彝语原有地名”。《华阳国志》刘琳校注说：“其产银之朱提山即今鲁甸县西南八十里的乐马厂”。近代学者方国瑜认为清代的乐马厂所在地应该是：“惟今鲁甸县三十五公里牛栏江边天生桥渡口至龙头山镇，为明、清时期产银最旺之乐马厂，汉时采银之朱提山，或在其处也”《朱提文化论》p36。以上证明三点：1、西汉设置县的时候这里的土著民族是彝族，2、朱提(tū shī)是彝族语言读音，彝族文化发达，地名使用彝族语言，3、朱提(tū shī)银在中原得到广泛使用，并且享有盛誉。传说中的金山、银山就在我们眼前，它的历史却是那么的古远。朱提(tū shī) 有座朱提(tū shī)山，富产朱提(tū shī)银，储量丰富、质量上乘，位居全国之首，因产优质银而闻名于世。朱提(tū shī)银的纯度较高，在市场流通中坚挺而稳定，在经济交往中处于主导地位。《汉书·食货志》说：“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汉代普通银，每两值125枚铜钱，朱提银每两值200枚铜钱；8两为一流，普通银1流值1000枚铜钱，朱提银1流值1580枚铜钱”。颜师古注说：“朱提善出银，故朱提银比它银昂二之一也”（《朱提文化论》p58）。昭通的美称很多，与金银有关的称呼也还有不少，例如，现在云、贵、川、桂、渝等很多地方的彝族仍然还在把昭通称作“局土姆古”， 意思是：正宗银子的故乡，或者是：典范银子的故乡，局：正宗、典范，（《彝汉字典》p131）。土：银子，（《彝汉字典》）p131。姆：天，一般用在地名前作修饰语，（《彝汉字典》p25）。古：院子（《彝汉字典》p170）。这些名字很有代表性，象征着这里是财富的家园，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地方。银的产量多，纯度高，货真价实，在流通中起着无形的经济杠杆作用，都是银子，但是在与铜钱的兑换过程中，朱提(tū shī)银的兑换率就高出普通银很多，在与铜钱的兑换中有着标杆的作用，体现出朱提(tū shī)银在市场上流通的坚挺度和稳定度。

 

　　朱提(tū shī)是较早在中国历史上展示彝族风采的名词，朱提(tū shī)时期奠定下彝人走向世界的基础，朱提(tū shī)展现了彝族的辉煌历程，名垂青史鼓舞后人。彝人带着朱提(tū shī)银走了出去，同其它地方的人们搞交易，然后带回盐巴、布匹和丝绸等货物，彝族首先让其它民族认识到朱提(tū shī)的产品是朱提(tū shī)银，人们在与彝族人进行商贸往来的时候，听到彝族人把作为商品中介的金银叫作：朱提(tū shī)，于是人们就把出产朱提(tū shī)银的地方叫作朱提(tū shī)，朱提(tū shī)银这种商品产量高、流通范围广、在商贸往来中稳定而坚挺，逐渐成为其它商品交易的中介商品，这就是货币。在彝族语言中“朱提”的意思是：金银，朱扯（tū chè）：银铜，扯（chè）：铜（《彝汉字典》p140，另外本人存有录音）朱提(tū shī)和朱扯都表示钱，现在昭通的彝族老人还在会用彝语说“朱扯（tū chè）白白”意思是：钱有没有？（本人存有录音）。朱提(tū shī)由产品形成商品，再由商品变成通用货币朱提(tū shī)银，最后用这种优质的通用货币的名字来作为出产地的名字，于是，朱提(tū shī)这个地名因为是朱提(tū shī)银的出产之地，名从物产有根有据，冠冕堂皇地成了昭通的地名——朱提(tū shī)。

 

　　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朱提(tū shī) 地区的商贸往来频繁，对货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因为朱提(tū shī)盛产金、银、铜、锡、铅等等，所以就地铸造铜钱，汉朝的货币五株钱已经在昭通市鲁甸县的普芝噜村驻地铸造，这里出土了钱范。“钱范是铸钱的模型。昭通出土‘大泉五十’钱范，背面有‘日利千万’四字，说明昭通当时已经有统一的钱局了”（《昭通史话》p24）。这里的货物交易量很大，又是货币的生产地，人们运送货物到朱提(tū shī)兑换成金、银和铜钱带回去，从昭通运输出去的商品中有绝大部分是铜钱，或者是经过粗加工后的各种矿料，从这方面可以反应出昭通商品繁多，经济发达，由此可见一斑，在当时也算是响当当的金融中心。三国时期诸葛亮叹息“南中所生产的‘汉嘉金，朱提银，采之已不足以自食’，朱提郡是进入南中的门户，是经营南中的战略支撑点，朱提银、铜更是汉蜀政权满足军需国用的一大支柱”（《昭通史话》p28）。

 

　　昭通冶炼金属的历史悠久。（《彝族史探》p44）说道：“昭通地区的冶金技术在中国冶金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且矿藏的开发较早”， 在昭通市鲁甸县普芝噜村的古遗址中就有很多青铜文物面世，在新石器晚期昭通已经能够完整的铸造铜剑和铜斧了，（《彝族史探》p33）中记载：“在马厂新石器遗址中还出土铜斧、铜剑各一件，器型古朴，制作粗放。揭示了昭通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生产铜器，出现了冶铜手工业”。铜的熔点1083℃、银的熔点962℃、锌的熔点420℃、铅的熔点327.502℃、锡的熔点231.9℃，高熔点的铜已经能够冶炼出来，如果我们向上追溯，那么昭通冶炼出低熔点的银、锡、铅、锌的历史就应该更加久远了，这些金属在昭通都是富矿区。首先人们是冶炼低熔点的矿物，把各种矿物分开冶炼，随着冶炼技术的改进和提高，逐步发展到冶炼高熔点的铜，人们发现在熔化的铜水里掺入一定比例冶炼好了的锡、铅，这样的金属做成刀剑等武器，硬度更强，韧性更好，刚柔相济的效果显著；于是这种技术很快就得到推广应用了，产品产量大增，风靡全国；把高熔点的铜和低熔点的锡、铅放在一起熔炼成合金是必然的事情，这是冷兵器时代对精良武器的需要，是冶炼业的进步，铜锡铅的合金就是现在的青铜。在铜锡铅三种金属混合融炼中，铜的比例多点，锡铅的比例少点，所做成的器物具有铜的光泽度，金光闪闪，光彩夺目，铜的比例少点，锡铅的比例多点，所做成的器物具有锡铅的润泽感，古朴、厚重、沉稳，锡多了，所得器物的颜色发白，铅多了，所得器物颜色为深黑色，这两种的合金延展性好，容易造型，但过于柔软，不利于制造兵器，适合制作容器。

 

　　仅仅在昭阳区境内就有很多个冶炼遗址。在此，略举一二，遗址之一：《南齐书·刘悛传》记载：“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并居宅处犹存”（《朱提文化论》p58）。挖地两尺就见矿，住房下面有宝藏，说明矿之丰富，冶炼的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冶炼遗址之二：“在朱提银挺出土后的几十年间，也在银挺出土的洒渔河，又先后发现了几处古矿坑和古冶炼遗址。其中一处冶炼遗址在一座山丘前面凹地中，因岁月浸淫、地表剥蚀而逐渐显露出来。遗址体积呈圆锥状，炉基周长20余米，炉顶距地表12-13米，炉口内径75厘米、外径110厘米，通体呈黑灰色。清理遗址，于附近泥土内采集到金属渣数块”。（《昭通史话》p21），朱提(tū shī)银产量高，质量好，散布广阔；有矿开的地方，就有冶炼矿的基地，必定有专业的采矿和物业运输人员，这些技术、运输人员不仅自己在这里开矿和运输，也带来了家眷和亲朋好友；人员往来频繁，商贾云集，从而引起大规模的人口对流，人们在这里要吃、要住宿，要马匹来运输，因此带动了客栈、餐饮、畜牧、房屋建筑等各行各业的发展，在当时，朱提(tū shī) 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工矿业区，各种金属产品蜚声中国，闻名于世。

 

　　朱提(tū shī)山的各种矿藏储量特别丰富，这里有座金山、银山名不虚传。金沙江富含金矿，在昭通境内水流缓和，滩涂较多，自古以来就有淘金者在此谋生。仅在昭通市巧家县国土面积3245平方千米的地方就有一千多个古老的矿硐，除了江水占用的面积，平均不足两平方千米就有一个矿硐。（《云南彝学研究》第八期p117 ）中记载：“马应富、徐有林《巧家堂狼山古代有色金属采炼遗址的初步调查报告》载：通过实地调查，全县传说共有有色金属采炼遗址矿硐1525个，其中古银矿硐339个，古铅矿硐492个，古铜矿硐694个，古代铜矿的开采规模大于铅矿。调查保存基本完好的古矿硐353个，其中银矿硐39个，铅矿硐170个，铜矿硐144个……”。不仅矿藏丰富，而且在古时候的矿渣中也还有数量可观的尾矿，（《朱提文化论》p36）“1986年，经地质部门在其地发现产于不同年代、不同层位的新型单银矿床及银铅锌铜矿床，矿区包括鹦哥嘴、老君山、香木山等矿点。三个矿体共探明银金属124.76吨。在老君山原来视做矿渣中采样化验，在地表堆积长500米，宽300米，平均厚3米的矿渣中，银平均品位212.91克／吨，探明银127.31吨。足以证明乐马厂就是朱提山所在地，其址位于龙头山，龙头山才是朱提山。因《汉书·地理志》载其产银，在昭通地区内最大的银矿就在其地，不论汉代，又或清代，以其技术当不如今日之先进，矿渣中还含有如此品位的银”。仅仅在一个古老矿点的残渣中还含有127.31吨的银子，一千多个矿点要出多少银、铜、铅等？各个矿点的残渣中还有多少尚不为人知的金、银、铜财富等待着人们的回收再利用。

 

　　在商周的时候，彝族已经把朱提(tū shī)的铜、锡、铅和青铜器大量运送到四川省、河南省、山东省一带，向世人展示着朱提(tū shī)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青铜文明。以下资料是国际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用“同位素示踪”法，研究得出殷商、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铜、锡、铅等等的矿料出自于云南省的巧家县和永善县。（《云南彝学研究》第八期p115）对这一研究进行了细致的说明：“镗狼山铜矿料铸就了三星堆等周边地区的青铜文明：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通过铅‘同位素示踪’方法进行青铜器原料的产地研究表明，堂狼山中的铜、铅矿在古代采冶后运送到成都三星堆、河南殷商等地创造了灿烂的古代青铜文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正耀、朱炳泉、李晓岑、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的Brill、日本山崎一雄教授等国内外专家学者通过铅‘同位素示踪’方法研究三星堆、殷商等青铜器物矿质来源。研究发现三星堆等周边地区青铜器物和中国古代铅钡玻璃中都含低比值高放射性异常铅，而且中国古代铅钡玻璃是由含低比值高放射性异常铅的铜矿碴经十多道工序研制而成，同时中国古代铅钡玻璃中含钴矿料，而含低比值高放射性异常铅的铜和钴矿料中国古代只有巧家开采过，研究结果表明巧家是三星堆、殷商等周边地区青铜器物铜铅矿料的来源地，是古代以含低比值高放射性异常铅的铜矿料的流向为主的中国青铜之路的起点和中国青铜文明的发祥地。金正耀等采用铅‘同位素示踪’方法进行青铜器原料的产地研究。青铜器在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斗争中占有中心地位。古代青铜生产所用的金属原料，主要有铜、锡和铅三种，它们都是经过冶炼从矿石提炼出来的，无论铜矿还是锡矿，或是自然界少量存在的天然铜金属，都含有微量的金属铅。这些杂质性质的铅同作为青铜生产原料之一的金属铅一样，都是由四种稳定的同位素204pb、206pb、207pb和208pb组成的，其中206pb、207pb和208pb分别是由238U、235U和232Th放射衰变形成的，三种同位素的含量随着时间增加而不断增加，因此被称为放射性铅同位素，属于这三种同位素的铅叫做放射成因铅。而204pb在古老的矿石和陨石中相对含量较高，在现代铅中含量较低，而且不随时间的流逝发生绝对含量的改变，所以在研究中常常将204pb作为基准，用206pb／204pb、207pb／204pb、208pb／204pb来进行研究。其中，由于206pb相对于207pb和208pb增长更多，所以用207pb／206pb和208pb／206pb这两对比值表示时，高放射成因铅比普通铅数值小。通过布里尔（R.H.Brill）、E.V.Sayre、金正耀、朱柄泉、山崎一雄、李晓岑、巴勒斯（Ｉ.Ｌ.Ｂarnes）等国际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发现永善、巧家的低比值高放射性异常铅的同位素比值（207pb／206pb为0.745、0.746、0.747）和我国三星堆、殷商等青铜器物，以及古代铅钡玻璃的低比值高放射性异常铅的范围相当接近，甚至重叠，变异系数＜2，他们认为从铅同位素地质分析，可视为这种低比值高放射性异常铅矿料来自于永善金沙厂、巧家老店镇一带矿山，而含这种低比值高放射性异常铅的铜矿料因只产于巧家老店一带的古堂狼山，所以认为中国古代含这种低比值高放射性异常铅的三星堆、殷商等青铜器物的铜矿料来自于巧家，含低比值高放射性异常铅的中国古代铅钡玻璃也来自于巧家”。

 

　　从以上资料可看出，青铜是彝族人民继朱提(tū shī)银之后贡献给中华文明的璀璨瑰宝。昭通运到中原一带的青铜器以及青铜矿料的数量之大、质量之好、历时之久，影响之大，可以当之无愧的把连接中原与西南之间的道路称之为“青铜之路”，这条大道是彝族人民往返运送金、银、铜、锡、铅等等商品，经过四川省的成都市到中原，又从中原和四川带回盐巴、布匹等等生活用品的经济大动脉，司马迁称之为“咽喉西蜀，锁钥南滇”，昭通作家邹长铭著的《昭通史话》p25称赞“朱提银、铜的大规模开采、冶炼，是朱提贡献于华夏文明的两件厚礼，飞金焕彩，光昌流丽。同时，……市场、集镇的建设，商品流通及文化交流日益繁荣，使朱提成为南夷地区首屈一指的中心城市”。

 

　　古老的中国有个富饶而美丽的地方叫朱提(tū shī) 。至今，云南省昭通称为“金银之都”，云南省东川称为“天然铜都”，云南省彝良称为“铅锌之都”，云南省鲁甸称为“银都”等等，这几个美称都和金、银、铜、铅、锌有关，人们把出产朱提(tū shī)银的山叫做朱提(tū shī)山。人们又把朱提(tū shī)这儿的江水叫作“涂水”，涂水的涂与朱提(tū shī) 的朱(tū)同音，应该是同一个意思，表示银子，涂水预示财源滚滚如水来。《汉书地理水道图说》陈澧说：“涂水为嵩明州车洪江，西北流至木期古（在巧家县）入金沙江”，《新校注地理志》钱坫释：“涂水为牛栏江”。（《朱提文化论》p36）。以上所说的这两条江水其实都是牛栏江，均穿插过朱提(tū shī)的核心区——曲靖市的会泽县、贵州省的威宁县、昭通市的鲁甸县和巧家县，最后从巧家县和昭阳区之间流入金沙江。根据彝族语言读音，出产金、银、铜、锡、铅的地理位置，还有各个专家的考证，再次说明：朱提(tū shī)是金银的意思，代表地名时的范围是以云南省的昭阳区、鲁甸县和巧家县，以及曲靖市会泽县、昆明市东川区、贵州省威宁县等连成一体的山地及坝子为核心的广大地区。（《云南彝学研究》第八期p3）中说：曲靖市“会泽1958年才从昭通分出去的”，时至今日，昭通市最北边的绥江县临近金沙江边还有座山叫作：金银山，其实是彝语朱提(tū shī)山的汉语称呼。（《朱提文化论》p2 ）对朱提的地理范围作了大致界定“朱提郡时，所辖范围包括今四川的筠连、高县，贵州的赫章、威宁，云南的今昭通地区、东川、会泽、宣威，土地面积广”。

 

　　综上所述：朱提(tū shī)是彝语读音，金银的意思。由产品在市场上交易，形成商品，这种商品在交易过程中稳定而坚挺，在交易过程中逐渐担当着中介商品的作用，人们把这种中介商品叫作朱提(tū shī)银，出产这种中介商品的地方人们就把它叫作朱提(tū shī)，这个地方特指以昭通市的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以及昆明市的东川区，曲靖市的会泽县、贵州省威宁县为核心的广大地区，朱提(tū shī) 银和普通银在与铜钱兑换过程中的差价，说明朱提(tū shī)在当时中国的金融市场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带动着滇、川、黔乌蒙地区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