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文县大石布依族乡大屯村安氏古代墓考释
在距修文县城附近40公里的大石布依族乡大屯村，有一古墓，当地人称“倮倮坟”、“倮烧灰”、“安家坟”、“宣慰坟”。
民国九年(1910年)倡修，民国37年(1948年)竣稿成书的《修文县志·古迹志》载：“在城北七十里手把岩地方，有明代安氏古墓一壕，碑碣所刊姓氏因年久字没，无从分晓。”
经实地考察，大屯村地处大石乡西部，与黔西县素朴镇屯江村隔六广河相望，现有村民157户，除12户汉族以外，余者皆为布依族，总人口707人。该村三面由山和崖环抱，前面正对六广河，安氏古墓就在该村中部。
关于安氏古墓，当地长者陈国军(80岁，布依族，原村党支部书记)回忆说，此坟现已毁，原为一方形古墓，名叫安家坟，又叫宣慰坟，还叫倮倮坟、倮烧灰等。此墓为地上墓，墓底有基石一层，基石均为长一米，宽尺许，厚尺许的石料砌就。墓地(石坝子)横竖直径约20米，前边和左右两边有乱石砌就的石围墙，墙高1米多，围墙留有门，门正对六广河。墓后为一巨型大石包，该石包直径约50米，周长约200米。在石坝子之上砌就的墓塜为矩形，前后长5米多，左右宽3米多，墓身前、后、左、右均由长1米多、宽尺许、厚尺许的石料砌就。石与石之间均有凹凸槽相衔接，墓中所用的泥均为黄泥，附近无此种泥，估计是从远处运来的。墓顶也是石料砌就，状似轿顶。在石料砌成的石坝子与墓身之间，还有一层墓基，墓基高约0.3米。墓的前边有墓檐，前伸约0.2米，在宽约3米多的墓檐下，有石室3间，此三间石室与墓塜共为一体，两个边室每间左右宽约3.5米，中间室左右宽约2.3米，三间石室前后宽约1.7米。三间石室之间石壁上凿有圆孔，圆孔直径约0.4米左右的石板，三间石室的前沿有打造精致的石柱，石柱向里有凹槽，每间石壁均为厚约0.4米的石板，石板就镶衔在柱石的凹槽中。
三间石室后面有前后宽近1米，左右长约3米的墓道(廊)。过道后才是真正的墓壁，墓壁正中有一圆孔，圆孔直径也是0.4米左右，人的手和拳头可以伸进去。据班武光(约50岁，现大屯村党支部书记)讲，他十来岁的时候，常去墓中的石室和过道里玩，经常用眼睛从圆孔往墓中看，记得墓中有一似石制作的小箱，没有盖子，估计盖子已被前人或盗墓者掀掉，箱中有半箱似泥非泥的东西，而且他(班武光)本人就亲自伸手进去抓出来过，后来才慢慢地想到那可能就是骨灰和柴灰。
此坟之所以叫“倮烧灰”，是因为在办丧事的时候，吊丧者每家(每人)都要带一捆柴，用于尸体火化，火化后再用罐箱之类的器皿装好存放或掩埋。彝族火化之俗从古代一直保留到明末清初。关于安氏古墓的骨灰箱，班武光和其他人都说，骨灰箱可能是用糯米饭与熟石灰搅拌后制成，据说如此制作的器皿，既坚实又有香味，特别经久耐用。
据陈国军说，记得墓前三间石室左右壁上还有一些似(汉)字非(汉)字、弯弯拐拐的一些符号，没有人能认得出，自墓被毁后再也找不到那几块石板了。此墓原是封死的，估计有人认为墓中有金银珠宝，砸毁了三间石室前壁之后才出现的三间石室，破墓时间当在清中叶到民国初年。安氏古墓彻底被毁是在60年代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当时的人们为了在大片的乱石山上造出田和土来，除了拆去整个古墓之外，连石坝子也掀翻并把石头抬走了，又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泥土(论斤计公分)，使之变成了现在的土和田。整个古墓的石料和石坝子的石料用来做了长为7间大房的基石和砌了一块近一亩地面积的晒坝边沿。
关于安家坟，陈国军和班武光等又说，在大屯方圆还有不少，但数这一塜修得最好，所以又叫做“宣慰坟”。
根据《修文县志》记载和当地民间传说，此墓虽在现布依族寨子中，但已是彝族人之墓无疑，而且根据墓的规模和关于宣慰坟的传说，我们还可以肯定，此墓主人不是一般老百姓，也不是一般土目，而是一塜土司墓，所谓土司，也就是自明朝初年霭翠以来代代沿袭，且位在贵州宣慰之上的贵州宣慰司宣慰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此墓正如民间传说一样是一塜“宣慰墓”。
水西彝族从明初到清初，宣慰代代沿袭，火化火葬习俗也代代沿袭，但由于汉文化的不断传人，沿袭了几千年的葬埋之时不造坟、不修墓更不树碑的习俗却已有了变化，一是开始出现了坟和墓、二是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墓碑，在众多宣慰使中，有坟墓的不多，有碑刻者更少，偶尔有之，多在明中叶之后。现就有墓有碑之宣慰列举于后：
明宣慰使霭翠墓，在(大方)城东火滔山下，已无碑可考，俗称太子坟(见《大方县志}483页)。
明顺德夫人奢香墓，在(大方)城北云龙山下。清道光十八(1838)年，黔西知州吴嵩梁为之立碑，碑上书“明顺德夫人摄贵州宣慰使奢香墓”(见《大方县志))483页)。
明宣慰使安万镒墓，在(大方)城东25里凰山下，有碑。(见《大方县志}48 1页)。
明宣慰使安万铨墓，在(大方)城东25里凰山下，有碑。(见《大方县志))481页)。
明宣慰使安国亨墓，在(大方)城东25里凰山下，有碑。(见《大方县志))48 1页)。
明宣慰使安疆臣墓，在(大方)城北螺蛳塘，有碑。(见《大方县志))482页)。
上述墓葬中霭翠墓无碑。奢香墓虽有碑，却是清中叶道光年间才由后人立的。仅安万镒、安万铨、安国亨、安疆臣4人墓有碑并相当考究。尽管现在所知明、清之前在水西地区也有不少碑刻、而且是用彝文书写，但多为封山、建桥、修路等方面的记事、记功碑。彝族人虽在亡后通过火化也再埋，但一般没有建墓树碑的习惯，特别是在明代之前是这样，建墓树碑多在明、清汉文化大量传人之后。这一现象正好印证了安氏古墓无碑刻的情况，彝语中没有“碑”一词，对此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由此看来，《修文县志》关于安氏古墓“碑刻所刊姓氏因年久字没，无从分晓”一说，纯属讹写，因为安氏古墓本来就无碑，这在当地老百姓的民间传说中也可得到佐证。
我们肯定“安氏古墓”是彝族人的坟，而且还是一塜宣慰坟。既然如此，那么这个坟又是何人的坟呢?按明代古墓之说，除去清代宣慰之外，明代宣慰已知6人有墓，余下还有安的、安卜葩、安中、安聚、安陇富、安观、安贵荣、安万钟、安仁、安尧臣、安位等11位宣慰使之坟无可考。今大石乡大屯村“安氏古墓”既然是宣慰坟，就只有在无坟墓可考的11位宣慰使中排查寻找了。
“安氏古墓”所在之修文县大石乡大屯村，明初属水西“于的”则溪地，系水西四十八目之水外六目中的“底飞”(六广)土目所辖，它与“龙尔”(龙场)土目为贵州宣慰使霭翠亲领。也就是说，水西四十八土目中，有六目在今修文县和清镇县境内，俗称水外(指鸭池河、六广河外)六目。而修文县境内的底飞、龙尔二目则系水西安氏亲自管辖。为何水外六目中会有二目为水西安氏亲自管辖呢?我认为地处修文县境内的底飞、龙尔二目地系水西安氏自任贵州宣慰使后往返贵阳(贵州城)宣慰司治所的必经之道，系龙场九驿之驿道和要冲。虽有六广河之隔，管理应说不甚方便，但因是自己经常往返贵阳的必经之道，经过自己亲管之地显然要比经过别人管辖之地要方便得多。因此，也就出现了亲领二目之事。
大屯村相距六广驿(现六广镇侧)约5公里，隔六广河的对岸为屯江村，系黔西县素朴镇所辖。翻过屯后山崖侧近十里即为素朴所辖之朴后。朴后，明初为龙场九驿通道和要冲，系军事要地，筑有古胜城。据当地长者陈国军介绍：“老一辈的人们都说，当地之所以叫手把岩，是因为安贵荣从朵朵坝(今素朴)经大屯到龙场时，曾亲自攀崖而上，故得名手把岩。”虽然仅仅是民间传说，但它却可以说明当年曾任贵州宣慰使，诰封昭勇将军加右参政的安贵荣曾经到过手把岩，而且还可能经常经过这里，因为这里是除六广驿外从水西到水东的又一条直道、要道、险道。特别是手把岩，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作为贵州宣慰使的安贵荣，在历代宣慰使中，可以算是骁勇善战之人，修文(龙场)是安贵荣常去贵阳宣慰司治所必经之地，特别是在明王朝令安氏“非有公事，不得擅还水西”的情况下，作为骄蹇，不受节制的安贵荣并非不擅还水西，而是常还水西。由于是抗旨行事，其中不少次还水西时为避开中央王朝在驿站的耳目而未经过龙场驿站和六广驿站，走的是我们所说的直道、险道大屯手把岩这条路。安贵荣乞减龙场驿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关于安贵荣，《大方县志》说“骄蹇，不受节制，即听调从征，非邀重赏不赴。且藐视官军，尝睥睨贵州城日：是直水西毡衫叠塞耳。”武宗正德初年，贵荣以从征香炉功加贵州布政司参政。《明史概》也说“贵荣多智略，善用兵，以从征香炉山有功加参政。”正德三年，安贵荣乞减龙场驿，驿丞王守仁(阳明)素为贵荣所礼敬，闻之，贻书止之。是年，乖西苗阿贾、阿札作乱，当事令贵荣讨之，三檄始出。败贼于红边，馘贼帅阿麻献之，遂阴撤兵归，守仁复贻书陈利害，且言朝廷威命，乃复出兵，然亦不能破贼也。加之王阳明(守仁)初来龙场为驿丞时，因安贵荣使廪人馈粟、庖人馈肉、圉人代薪水之劳，金帛鞍马，鸡鹅柴炭、照顾甚周。故先有王阳明“谢安宣慰(贵荣)书”，后才有“贻安贵荣书”和“又与贵荣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王阳明“三与安贵荣书”。
安贵荣自明宪宗成化十年六月二十四(公元1474年7月7日)代父(安观)职任贵州宣慰使至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六月死时，共在位整40年。其间17次派人遣使到京朝贡，正德二年三月(公元1507年4月)，安贵荣以普安功和从征香炉山有功封昭勇将军加贵州布政司右参政。曾于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4月)铸成化钟于大方城内永兴寺，该钟体全高135厘米，口径110厘米，厚1厘米，重约300公斤，钟顶部有36厘米高的挂耳，形状奇特。钟面四周各有一幅八卦，八卦四周的云、雷纹夹有两对“日”、“月”图案。有彝汉铭文八幅，每幅高19厘米，长54厘米。此钟现存于大方县奢香博物馆内。明武帝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安贵荣为水西境内彝苗人修复象祠于灵博山(今黔西县牛场乡九龙山)作记，并转请被贬为龙场驿丞的王阳明作《象祠记》。明武宗正德五年(公元15 10年)铸铁钟一口置于水西城(今黔西)东郊观音阁内。(见《黔西县志))625页)。在奢香开通龙场九驿的基础上，安贵荣等宣慰使又沿着驿道修建了蜈蚣、麦稼等10座桥，对此，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赐进士周(期雍)所撰《建十桥记》和明万历庶吉士李(腾芳)等所撰《重建十桥记》均有记载。另蜈蚣桥彝文碑(修文县文管所存有临摹原样，据闻省博物馆存有该彝文碑拓片)亦对安贵荣父子建桥事有记载。龙场九驿与水西十桥的建设使水西及黔西北地区的交通状况有了较大发展。交通的发展又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集贸市场的兴起，牛马市场的出现，畜牧业、铸造业、运输业(主要是运盐)等行业的发展都是水西乃至黔西北地区因交通状况的改善而使经济得到了发展的真实写照。
上述情况说明，作为贵州宣慰使、昭勇将军、贵州布政司右参政(见《明实录))627页)的安贵荣，在位期间，对贵州及黔西北地区，特别是水西地区和修文(龙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作出了贡献的。另从王阳明与安贵荣的书信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安贵荣不仅和王阳明关系密切，而且对明王朝委派的地方官员和汉文化也比较重视。这无疑对地方社会稳定以及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关于安氏古墓，前面已经说过，它是一塜彝族墓，而且是一塜宣慰墓，经过实地调查和史料排查分析，笔者认为，它应是贵州宣慰使、从三品、封昭勇将军加贵州布政司右参政的彝族土司安贵荣墓。具体理由如下：
(1)根据民间传说，手把岩是因安贵荣亲自由此把岩而过才得名。史书及志书都记载安贵荣多智略，善用兵和骁勇善战。这样的人，对于军事、军事地理；对于水西至贵阳宣慰司治所的必经之地；对于自己亲辖之地；对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手把岩这样的险道、要道，不会不加以关注，更何况安贵荣对手把岩及大屯一带应是很熟悉的。而且，手把岩(大屯)三面环山，并且是悬崖峭壁，前面临水(六广河)，这样的地方在风水先生眼中也是埋坟造墓的首选之地，作为墓地，安贵荣恐怕也早就心有所属。
(2)大石乡大屯村，明代属于水西“于的”则溪地，由水西四十八目之水外六目之一的“底飞”土目所管，并与“龙尔”(龙场)为贵州宣慰使亲辖，安贵荣把自己的墓地选在大垄，在他看来，和埋在水西无异，也算是埋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不是抛尸异乡。更何况大屯还有不少的安家坟，因此，安贵荣把墓地选在大屯并不是偶然。
(3)在11位无墓可考的明代贵州宣慰使中，较有名的且和龙场(修文)息息相关的主要是安观和安贵荣父子及安国亨，特别是安贵荣。安观，安贵荣之父，任贵州宣慰使(1460～1474)15年，曾因与安贵荣平西堡、狮子孔之乱于成化十五年(1480年)被明王朝赐正三品昭勇将军诰命(见《明史》和《明实录》)。但在诰封的同时也说“贵州宣慰史安观致仕，家居不至城市(指贵阳)，近因用师，臣(巡抚贵州右副都御使陈俨)等以观所治水西与西堡接壤，且老于事体，夷人畏服，令守水西后路，观初称疾退避，已而幡然思效，亲率其子宣慰贵荣等，统所部卒二万进攻白石崖，四旬而克c其所辖士卒，家自馈饷，不劳官司，及班师径归卧于家。”(见《明史》和《明实录》)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安观应是老于水西(大方)，逝于水西，也埋于水西。安国亨墓在大方凤凰山(见《大定县志》)，而修文县大石乡大屯村的安氏古墓应是安贵荣墓。
(4)《明史》载：“……先是宋然(贵州宣慰使，位在安贵荣之下)贪淫，所管陈湖等十二马头，科害苗民致激变，而贵荣欲并然地，诱其众作乱，于是阿杂等聚众二万余，署立名号，攻陷寨堡，袭据然所居大羊场，然仅以身免。……官军进讨，贵荣惧，乃自率所部为助，乃贼平，贵荣已死，坐追夺，然坐斩。”《明实录》和《大定县志》也都有同样记载。通过史书和地方志，我们发现，安贵荣的死是在平乱之中或平乱结束之时，也就是说，安贵荣死得比较突然，要么是战死，要么是急病死。不仅死得突然，而且死的地方离大方很远，离修文大屯村也不近。因为史书中说的十二马头是在今开阳县境内，大羊场(宋然居所)也应是今开阳羊场区(现为龙岗镇)，就算安贵荣是死在贵阳城治所内，离修文大屯也不近，离大方更远。在人死之后将遗体运到大屯埋葬，显然要比运到大方(水西中心、安氏老家)埋葬省事得多，加之安贵荣死的时间是农历六月暑天，炎热难挡，人死后更不能久放，因此，不论是战死，还是劳累病死，不管是从陈湖十二马头及大羊场，还是从贵州宣慰司治所贵阳。把死后的遗体运到修文大屯埋葬，无论在时间上、在距离上、在人力上、在物力财力上都要比运到水西安氏老家(大方)埋葬省时、省事、省力。加之大屯作为风水宝地早就被安贵荣看中，故安贵荣死后，其家属及下属就按他生前的意愿将他运送到大屯火化并埋葬在他自己选定的地方。
至于安氏古墓为什么有墓无碑，一是因为彝族无论是官还是民在明代之前都少墓更少碑，在安贵荣之前的宣慰使中，霭翠(奢香之夫)有墓无碑，奢香夫人有墓有碑，但碑却是清代道光年间由后人立的。因此，根据当时的民族习惯，安氏古墓无碑很正常。二是因为安贵荣死得比较仓促，加之他因诱阿杂等作乱及出兵助讨较晚一事有罪被迫夺职封。故，其墓未树碑记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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