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香夫人研究:奢香贡马与明初贵州马政
奢香(公元1361~1396年),名舍兹,四川古蔺人。明朝贵州宣慰使霭翠妻,后援例赴阙任摄贵州宣慰使。本文就奢香贡马和明初(明太祖洪武年间)的贵州马政进行研究探索,以纪念中国明代贵州彝族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奢香逝世600周年。
(一)
贵州彝族主要分布在毕节、安顺、六盘水和黔西南等地区。黔西北的大方、毕节、黔西等县是彝族先民聚居的地区。彝文《西南彝志·六祖的起源》记载,源于彝族默系的阿者部主要居住在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故有“水西”之称。古代彝民多不署姓,故明太祖赐霭翠安氏。霭翠为阿者部水西安氏六十六世,元末被封为八番顺元沿边宣慰使。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兵威远振”,霭翠颇识时务,于洪武五年(1372年)归顺明朝,原官世袭。明初,贵州有四大宣慰司即思州、思南、播州和贵州宣慰司。明太祖鉴于贵州宣慰司在经略滇黔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六年(1373年)诏霭翠位各宣慰之上”[1]
,治所贵阳。水西安氏显赫一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出一位彝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奢香。
奢香于元至正二十年(1361年)出生于四川蔺州宣抚使奢氏豪门,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洪武八年(1375年),年仅十四岁的奢香与贵州宣慰使霭翠结婚。时霭翠体弱,奢香多辅其政。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霭翠病死,“其子阿期陇弟(安的)年幼,奢香代其职”[2]
。“二十九年(1396年),香卒,朝廷遣使祭之。”[3]
诰封顺德夫人,钦差择地葬于今大方县城北二里洗马塘。奢香享年仅三十五岁,先辅佐其夫后任摄贵州宣慰使,主要干了四件大事,第一,正确处理贵州都指挥使马烨激变事件,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表现出奢香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第二,率众在水西、水东开道立驿,“遂开偏桥(施秉)、水东(开阳)……诸境之道。立龙场(修文)等九驿于其境内……自是道大通而西南日益辟。”[4]
有利贵州及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第三,学习先进的文化,例如,“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己酉,香遣其子的朝京师,请入太学。上谕国子监官: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5]
第四,贡马,使马成为联系明廷与贵州土司的直接纽带。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侧,是一个湿润的亚热带岩溶化山原山区,广泛分布着各类草地,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贵州有许多地区均产马,周去非《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说:“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道、罗殿、毗那、罗孔、谢蕃、腾蕃等,”上述各处,除大理,特磨道在云南外,其余地区皆大致在贵州西北部,西部、西南部。
贵州西部向来产马,著名的有“水西马”和“乌蒙马”。田雯在《黔书》中专门记述说:“水西、乌蒙近于西,故多良马。上者可数百金,中亦半之,其鬻放外者凡马也。……水西之状甚美,前标鸡鸣,后瞰犬蹲,膈阔膊厚,腰平背圆,秣之以苦荞焉,啖之以姜盐焉,遇暑渴,又饮之以齑浆焉,体卑而力劲,质小而德全,登山逾岭,逐电歘云,鄙螳螂而笑蝘蜓也。龙髭凫臆,肉角兰筋,志倜傥而精权奇也。有马如此,不可谓非良矣。然而未若乌蒙之异也。乌蒙之马,体貌不逮水西而神骏过之,食筤之根,饮甘泉之水,首如確,足如盂,齿皆黄区,耳则桃记,以平途试之,坦然弗屑,反不善走,而志在千里,隐然有不受羁勒之意,所以英雄之才不易测,而君子之道贵养晦也。”[6]
唐宋以来,西南地区的川马、大理马、黔马和广马就齐名著称于世。贵州产的马,矮小精悍,体质结实,行动敏捷,驮载力强,善于爬山,素有“爬山虎”的美称。故贵州马成为明太祖在“经略南荒”高原山区的战事和驿传、交通运输中不可多得的良物。时至今日,《中国马品种志》仍将贵州马(黔西马)列为良种马之一。
由于贵州马的优良,唐宋以来一直作为进贡物品上贡封建中央朝廷,“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三十九部顺化王子若发等三百七十七人来贡马百六十匹。”[7]
在播州(遵义)地区,养马历史悠久,土司杨氏从明初至万历年间先后向明朝贡马102次,一次多达300匹。在水西(大方、毕节等地区,常以水西马进贡,仅洪武年间就贡马35次之多)。
贵州产马,且出良马、名马,为奢香贡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马源。奢香贡马,可谓秉承贵州土司进贡马匹的习常,恰投明太祖需大量用马“经略南荒”和回赠金银、锦绮以安抚贵州土司的时势。现将奢香贡马或遣人贡马情况分类叙述如下:
第一,邀宠贡马。贵州土司均看重皇帝赏赐物品与名号,并引以为荣。洪武十四年(1381年),贵州宣慰使同知宋钦死,其妻刘赎珠代袭,遂遣其子诚入朝,明太祖赏赐锦绮及米二十石,钞三百锭。这在贵州反响极大,“霭翠羡之,于其再朝,则遣奢香随赎珠后,率土酋十五人入贡方物马匹。太祖大悦,杂赐文绮、织锦、金环、绣衣等物。”[8]
这次邀宠贡马,影响了奢香以后的仕途,据《乾志》载,“遂于属翠之死奢香亦得循例赴阙,袭宣慰使。”奢香借皇帝赏赐来称誉地方,皇帝亦凭恩宠土司来安抚边疆,以致“报施之隆,亦非他土司所敢望也。”[9]
第二,按定制贡马,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升贵州宣抚司为宣慰司”,钦定“霭翠每年贡方物与马,”[10]
奢香在辅政、摄职时,都积极履行贡马之定制,洪武二十年(1387年)“贵州宣慰使霭翠妻奢香等进马二十三匹。”[11]
又据《明实录》和《大定府志》等籍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和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奢香均按定制贡马。
第三,贡名马。明朝初年,贵州养龙坑(息烽内)产名马。洪武十六年(1383年)奢香到应天府(南京)朝贡时,将所获的一匹名马进贡,明太祖视马极良,特赐名“飞越峰”,并命大学士宋廉作《天马赞》“西南自昔出良马,而产于罗鬼国者优良。”[12]
第四,供驿传之马。古代用马跑递文书、消息,驿传站称“马驿”,据邱禾实《新添马政记》新添驿初有马20匹,先为五土司及土民应役。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处理贵州都指挥使马烨激变事件,奢香告御状成功返回贵州后,履行诺言,“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云南昭通)乌撒(威宁)及容山(湄潭)、草塘(瓮安)”[13]
的大道,且“立龙场等九驿,于其境内岁供马及廪积。”[14]
这使贵州山区的交通面貌大为改观。
第五,谢恩贡马。帝王时代,所谓皇恩浩荡,德泽于民,民亦要感恩戴德。洪武二十年(1387年),太祖给奢香“每岁定输租三万石”,奢香“又使其子的贡马谢恩,上命礼部厚赏之。”[15]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奢香子安的从太学学成归来,朱元璋厚赏安的并赐三品服,“香感上厚待意。十月,遣子妇奢助及把事头目允则陇入贡,进马六十六匹。”[16]
洪武年间,奢香本人或遣人贡马共达10次之多,一次贡马多达66匹,有数可查的贡马共有155匹。
(二)
“国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马。”[17]
明朝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是非常重视马和马政的。明初重视经营马政原因,首先,元蒙残余势力梗绝了北方、东北方的马源。1368年明军占领元大都,元帝北遁上都、退守塞外和林;西南又有元梁王巴匝刺瓦尔密固守云南。元蒙残余势力一方面对明朝构成巨大军事压力,另一方面扼守产马之地,使明朝马源吃紧。其次,明朝统一天下,征战和巩固边防需用大量马匹。当时征战杀伐的战争,“自骑兵起,车制渐废。”[18]
骑兵在战争中常常大显身手。元蒙铁骑曾横扫欧亚,所向披靡。马为骑兵的支柱物。故明初要对付元蒙残余势力,巩固天下,不得不致力于马政。再次,用马于农业。明初,畜力耕田犁地,已是牛马皆役。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用马耕田。马因其军民两用价值增大而被严加保护,法律规定“盗马者死”[19]
明太祖初定天下,着力恢复农业生产,广兴军屯、民屯,畜力用马增加。最后,交通运输和驿传也需用马。强兵马,固内安边尤为至要。正如李学一《马政所碑记》中所说“贵州为西南重地而远在万里,‘夷酋’犹悍,觇我(明廷)强弱为顺逆,此势安能一日忘兵,又安能一日忘马。”这一切,使明初经营马政迫在眉睫。
贵州是明初重要的产马基地之一。明朝在贵州获取马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组织养马。明朝既有官府在西北、东北边疆直接经营的监苑马,又有责成民间喂养的民养官马,并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元朝在贵州水西地区就牧有国马,“亦奚不薛(水西)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20]
明袭元制,在水西牧国马。
第二,易马、市马。明初马匹不足用,通过与边疆少数民族茶马互易或市马,是获得马匹,保障马源的一条重要途径。《新唐书》载中国茶马互市始于唐朝开元十九年(731年)与西北地区的吐蕃茶马互易,地点为赤岭(今青海湖东岸日月山)。[21]
历代封建王朝均把产马的贵州作为茶马互易或马市的重要市场。北宋已在播州设立市马场。南宋偏安江南多次到西南地区市马为岳飞军补充军马。明太祖尽力与西北吐蕃及西南诸土司修好,以便开辟茶马互易市场。明朝在水西地区仅洪武十七年(1384年)换马和市马就达3次,共获马2200匹。
据《明实录》载,明朝在贵州经营马政,获取马匹的方式是:其一,明朝给贵州土司定下易马指标。洪武十七年(1384年)。“又定茶、盐、布匹易马之数,乌撒岁易六千五百匹,乌蒙、东川、芒部皆四千匹。凡马一匹给布三十匹或茶一百斤;盐如之。”[22]
其二,明朝委托贵州土司易马。洪武十七年(1384年)“诏户部以棉布往贵州,命宣慰霭翠易马,得马一千三百匹。”[23]
其三,明朝派人到贵州市马。洪武十七年(1384年)“宣宁侯曹泰自贵州水西市马还,得马五百匹。”[24]
洪武十九年(1386年)“赍白金两万两千六百五两往乌撒等处市马,得马七百五十五匹。”[25]
其四,明在贵州的都司、卫所直接出面易马、市马。洪武十八年(1385年)“贵州、乌撒、宁州、毕节等卫市马六千七百二十九匹。”[26]
明朝主要以茶、盐、棉布、白金等物在贵州易马和市马。
明朝将在贵州所得之马主要派作以下几种用途:
(1)调拨外地军队用。洪武十七年(1384年)景川侯曹震奏曰:“四川、贵州二都司于西番、建昌、罗罗之地易马四千二百五十匹,请分给陕西、河南都司将士。……从之”。[27]
直接送京师(南京)。洪武十七年(1384年)贵州都司送所市马四百匹至京师。[28]
洪武十八年(1385年)“四川,贵州二都司送所市马一万—千六百匹至京师。”[29]
给征战军队用。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命给钞价(赏)水西:金筑、乌蒙马直(值)。初,大军征云南,命水西、金筑、乌蒙出马以给军用,水西马一千余匹…”。[30]
(2)贡马。据《明实录》载,洪武年间,贵州的四大宣慰司及其他安抚司、土府、土州、长官司、土巡检,共向明朝贡马达110次,一次贡马多达300余匹。
(3)征马于土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太祖命傅友德取道贵州、乌撒征云南,又遣使谕播州宣慰使杨铿:“今大军南征,多用战骑,宜率兵二万马三千为先锋,庶表尔诚。”[31]
(4)俘马。洪武十五年(1882年)黔西北彝民“复叛”,“沐英自大理还军滇池,会傅友德兵进乌撒,大败其众,斩首三万级,获马牛羊万计。”[32]
明初在贵州经营马政成效显著,据统计,获马总数在50000匹以上。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贡马与马政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贵州各族人民的负担。
(三)
奢香贡马与明初贵州马政,二者在明朝统一版图、经略西南边疆的过程中可谓相得益彰。如何处理好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历代封建王朝一直处于一个探索的过程之中。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始于元、盛于明、衰于清,这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封建的大一统迈进的历史潮流是相合拍的。奢香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识大体、顾大局,维护民族团结,支持国家统一大业,当时的时势造就了奢香这样一位彝族的杰出人物。奢香贡马的客观作用恐怕不在于尽义务、邀宠、谢皇恩,而是通过贡马,使马成为联系明廷与贵州友好关系的使者,安定的环境有利贵州发展;贡马反映了彝族人民当时畜牧业发展的文明水平;开道立驿、供驿传之马,对贵州的交通及其开发产生了深远的进步的影响。当然,奢香只不过是贵州古代史上各少数民族中众多杰出女性的一员。奢香所处的时代过去了,历时600年后的今天,她的利国利民的精神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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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史·贵州土司》卷三一六,中华书局。
[2]《毕节地区志·人物志·奢香》,贵州人民出版社。
[3]《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
[4]《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
[5]《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
[6]《大定府志》卷四十二,《经政志·土物》四。
[7]《黔记》卷六十,明·郭子章。
[8]《贵州通志·前事志》二,任可澄等著。
[9]《贵州通志·前事志》二,任可澄等著。
[10]《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
[11]《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
[12]《黔南丛书》,集二,册三。
[13]《贵州通志·前事志》二,任可澄等著。
[14]《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
[15]《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
[16]《贵州通志·旧事志》三。
[17]《明经世文编》卷二0二,夏言《议处下场马匹疏》。
[18]《明史·兵》卷九十二,中华书局。
[19]《盐铁论·刑德》。
[20]《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
[21]《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22]《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23]《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24]《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25]《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26]《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27]《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28]《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29]《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30]《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31]《遵义府志》。
[32]《明史纪事本末·太祖平滇》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