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绍举：彝族是黔西北的土著居民
黔西北地处乌蒙山区腹地，位于云贵川三省交汇地带。早在旧石器时期，这里就与巴蜀、滇、百越以及北方产生了联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这里又是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群活动的交集地带，是多元文化汇集区。由于黔西北处于多元文化的交汇地带，各种文化相互包容、吸收，形成了特殊的群体。考古资料和文献证实，彝族是黔西北的土著居民。
一、彝族称谓的发展变化
由于各种原因，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彝族的认识不同，因而对彝族的称谓也各不相同。
商周时期，人们对彝族先民称为“小蛮夷”。
《汉书》：“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蛮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这一记载反映的时间为商周时期，鬼方指西方，小蛮夷指西方的氐羌系统民族，表面当时称彝族先民的氐羌系统民族为小蛮夷。
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对彝族先民称为“蛮夷”。
《史记》：“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至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
这一记载是公元前135年，唐蒙入使夜郎，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并在秦修五尺道的基础上，对僰道（今四川宜宾）经过汉阳（今贵州赫章可乐）至云南曲靖的路段进行整治。这一路段都是乌蒙山区，地势艰险，气候恶劣，当地居民均为彝族先民。由于修路时间之长，粮草供应跟不上，工作十分艰苦，死伤者甚众，激起了彝族先民的反抗，王朝调遣军队前往镇压。记载中的蛮夷，系指彝族先民，表面当时对彝族先民的称谓为蛮夷。
《史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雟、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雟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迁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徼外蛮夷也。”
这一记载最后的蛮夷，指蜀郡徼外的西夷、南夷，包括夜郎、滇、冉駹、白马等地居民，而西夷是彝族先民集中的地区，南夷主要是彝族先民。可以看出，记载中所指的蛮夷，主要是指彝族先民。
《汉书》：“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粤之害，即位数年……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时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饟，率十余钟至一石，散币于邛僰以辑之，数岁而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吏发兵诛之。”
这一记载与开始的那一记载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反映南夷道修建过程中的矛盾，其中的蛮夷均指彝族先民。
唐宋时期，彝族先民被称为“爨蛮”、“乌蛮”。
自唐朝开始，大姓（爨氏）统治南中地区，当时的南中地区包括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这一区域内都是以彝族先民为主体，人们称彝族先民为爨蛮。后来，不在爨地的彝族先民也被称为爨蛮。
元明清时期，彝族先民被称为“罗罗。”
彝族是一个从尚虎图腾的民族，虎在彝族语言中为罗，罗罗是彝族的自称，意为“虎族”。
《玉溪编事》说：“云南蛮人称虎为罗罗，老则化为虎，有罗藏山。”
《云南图经志书》卷二《曲靖志》说：“罗罗，一名爨，而有黑白之分”。“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人们对彝族的称谓任然是“罗罗”。
建国以后，彝族人民根据自己的民族意愿，采用礼器之“彝”作为本民族的族称。
二、彝族的形成
彝族是目前西南地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据上个世纪抽样调查，全国彝族总人口已近800万，其中云南340万，四川150万，贵州60万，广西2万。彝族的居住状况是大分散、小聚居。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和红河尼族彝族自治州是彝族最集中的地区。 云南路南、南涧、峨山、漾濞、宁蒗等彝族自治县，以及巍山、新平、寻甸、沅江、墨江、江城、景东等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广西隆林彝族和各族群众联合自治县，彝族人口也比较集中。
《彝族指路经》是彝族老人去世后为其指路的经书，所指路径即沿着逝世的老人所属家支迁徙路线，一站一站地指向起祖（发源）地。通过 《彝族指路经》，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彝族各个支系起源的地点。 贵州大部分地方的彝族老人去世，指路的最终点是云南昆明、大理、东川、昭通，而云南一些地方的老人去世，所指的最终点则是贵州威宁、赫章可乐。至于四川凉山、宜宾，目前还没有发现彝族老人去世后，指路终点是到这两个地方的。但是，四川凉山彝族人口聚集，其前提肯定是古代有相当厚重的彝族文化，且凉山又是远古时期甘青高原氐羌人口，向云南迁徙的主要通道；宜宾是秦汉时期僰族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僰族是氐羌系统的民族，是古蜀地通往云南、贵州的要道，现在宜宾彝族人口也不少。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彝族老人去世后，指路的终点是到凉山、宜宾，但两地在远古时期的交通地位，可以断定凉山、宜宾也是彝族的发源地。综合这些分析，四川凉山、宜宾，云南的昭通、昆明、楚雄、大理，贵州毕节，是彝族的发源地。
云南的昭通、曲靖、昆明、东川、楚雄、大理， 四川凉山、宜宾，贵州毕节，这一连片地区，属于典型的石灰岩溶地带，山高谷深，溶洞、河流遍布，特有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食物来源，独具特色的各种洞穴，能够帮助古人类躲避猛兽的侵袭，是生产力低下的早期人类生存繁衍的伊甸园。考古资料证实，这一地区史前文化极为丰富，有著名的云南元谋猿人遗址、贵州观音洞文化遗址等，还有众多的新时期时代遗址。从文化层面上看，这些遗址从早期到晚期，后者继承前者，将这一地区的历史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金沙江上游的“元谋猿人”，所处位置在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金沙江支流龙川江畔发现两枚牙齿化石。经科学鉴定，这两枚上中门牙石化程度很深，比北京猿人牙齿硕大粗壮，体质特征比北京猿人更原始，具有从南方古猿纤细种向直立人过渡的特征。1973年冬，考古学家又在“元谋猿人”化石出土地点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出土了17件旧石器、大量的炭屑和几块经火烧过的骨头。这些出土物表明，“元谋猿人”已经学会制造工具和使用火。制造工具标志着人类真正劳动的开始。使用火则可扩大居住范围和把兽肉、鱼肉烧熟作为食物。这些对于“元谋猿人”自身社会的发展，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元谋猿人所处的时代，据古地磁法测定，距今170万年，比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约早100万年。
与元谋猿人相联系，贵州有位于毕节地区黔西县城西南30公里处，距今30万年以上的“观音洞文化遗址”；有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特区珠东乡十里村，距今20万年左右的“盘县大洞遗址”；有位于毕节县城东北约13公里的海子街乡周家桥，距今10万年的“毕节扁扁洞遗址”；有位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东山乡王家院子，距今1万多年的“威宁草海遗址”。
进入新石器时代，云南和贵州遍布许多氏族、部落。从目前发现的新石器遗址看，云南有滇池周围的官渡遗址、晋宁遗址、海原寺遗址、大理点苍山麓遗址、维西戈豋村遗址、剑川海门口遗址、元谋大墩子遗址、昭通扎心肠遗址、巧家县城新石器遗址，贵州有威宁中水遗址，毕节青场遗址等。这些遗址既有不少共同之处，又有区域性的不同特点。云南点苍山麓新石器遗址发现的“断线压纹陶”，在西北和华北都存在，说明洱海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西北和华北都有联系。元谋大墩子新石器遗址出土小孩瓮棺葬，因此类葬式是西安半坡村的新石器文化，说明了元谋大墩子一带的局面在新石器时代就与西北发生了联系。滇池地区发现了“有肩石斧”，这种石斧是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两广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产物，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滇池地区就和东南沿海发生了联系。位于川、滇、黔三省交集地区的云南省巧家县城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28座石棺墓1件石虎，因石棺葬和石虎都是氐羌文化遗物，说明新石器时期氐羌文化已经扩张到云南巧家县城一带。昭通扎心场遗址出土的陶器，有较为明显的氐羌因素，说明新石器时期氐羌文化就渗透到这一地区。贵州省威宁县中水鸡公山遗址发现众多祭祀坑，与四川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发现的祭祀坑时代相当，说明此时的威宁中水就受古蜀文化明显影响。鸡公山遗址还发现大量的稻谷遗存，因稻作文化是百越地区古老文化，说明百越文化此时就渗透到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器，同样有较为明显的氐羌因素，同样说明新石器时期氐羌文化就渗透到这一地区。毕节青场遗址出土的陶器，也有较为明显的氐羌因素，也说明新石器时期氐羌文化就渗透到这一地区。
云南昭通、曲靖、昆明、东川、楚雄、大理，四川凉山、宜宾，贵州毕节，从新石器末期开始，在地势低矮的平坝地区，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以农业为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部落。随州生产力的发展，一些部落内部的生产逐渐发展，开始有了较多的产品，为了互通有无，部落之间开始出现了商业交往。这种交往首先是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随着交往的扩大，部落贵族们在对外交往中，渐渐地积累和掌握了很多的财富，并用于对本部落一般成员进行剥削，使这些部落成员沦为奴隶。为了掌握更多的财富，实力较强的部落通过战争，将弱小部落的土地、山林等生产资料和人口占为己有，这些被俘获的人口则变成了奴隶。随着青铜器的使用，身居平坝地区，特别是滇池、大理、昭通至鲁甸方圆数十公里至数百公里的大坝子，被开垦为耕地，少数大部落逐步发展成为国家，形成了“君长以什数”的西南夷民族群体。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夜郎、滇、邛都则是西南夷地区国家的典型代表。
由于商业交往扩大，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形成了成都至宜宾、赫章、昭通、昆明、楚雄、大理，直至印度、阿富汗的“西南古丝绸之路”。赫章可乐遗址出土蜀式柳叶形铜剑11件，时代为战国中期至晚期，部分可早至战国早期。威水出土的Ⅰ、Ⅱ型青铜戈与四川彭县出土的Ⅰ、Ⅱ型青铜戈颇为相似。威宁还出土了数件扁茎无格柳叶形青铜剑，此种剑系“巴蜀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由此可见，夜郎地区发现的巴蜀式兵器，“石寨型”铜鼓等成品或者铸造技术，则是通过这条商道进入这一地区；巴蜀需要的僰族人口也是通过这条商道引去的。
随着奴隶制度的深入，云南的楚雄、大理、昆明、东川、曲靖连、昭通，四川凉山、宜宾，贵州毕节这一连片地区，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在“西南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平坝地区，受到氐羌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强烈，出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僰，羌之别种”的古僰族。而在距交通要道较远的边远山区，直到秦汉时期，其居民还处在“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阶段，这类人口也是司马迁所说的“皆氐类也”的昆明族、叟族。
古僰族是西南夷地区生产力最发达，最早进入农耕社会的民族，因而《水经·江水注》引《地理风俗记》说：“夷中最人，有人道，故字从人。”今四川宜宾，是古僰族的主要聚居区。从四川宜宾，到贵州毕节、云南昭通、曲靖、楚雄、大理，也是古僰族的聚居区。到了秦汉时期，在古僰族居住的地区，农业生产则比较发达。《云南民族史》说：“朱提郡，治朱提县，川（平坝）中纵横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口，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与僰道（今四川宜宾）接。”在滇池周围，则是“地广千里”，说明土地面积很广，农业生产相当发达。在比较落后的边远山区，人们任然还在从事狩猎和采集，如昆明、叟等，则被成为“夷”和“蛮”。
位于云南、贵州、四川交汇地带的云南省昭通地区，从春秋开始，就是古蜀国的后花园。《史记·三代世表》《索隐》所引《蜀王本纪》：“朱提有男子杜字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 《华阳国志·蜀志》：“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为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这两则记载，第一则证实了杜宇确实是古蜀国的国王，也证实了杜宇与朱提的关系；第二则证实了古蜀国的势力范围延伸到了南中地区。
杜宇当政时期，因蜀地突发大水，引起了古蜀国的政治动荡，杜宇将王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丞相。为了解决婚配问题，杜宇隐退到今云南昭通娶了3位“仙女”为妻，生了六个儿子，即彝族六祖，僰额伍吐生了长子武祖（慕雅苦）、乍祖（慕雅且），能额咪冬生了次子糯祖（慕雅热）、恒祖（慕雅卧），尼额咪补生了幼子布祖（慕克克）、默祖（慕齐齐）。之后，杜宇将六个儿子分到川南、滇中以东、黔中以西的广大地区，史称六祖分封。后来，六祖的势力逐步发展起来，推翻了原来的统治阶级，成为这些地区的主要统治者，并一直延伸到清代改土归流。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将云南的楚雄、大理、昆明、东川、曲靖连、昭通，四川凉山、宜宾，贵州毕节这一连片地区，纳入统治范围，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民间商道基础上，派常頞接下李冰的未尽事业，续修“五尺道”，将其从四川宜宾修往云南曲靖。在秦朝的统治区，为了加强统治，消除异己文化，王朝强力推向“书同文，车并轨”的政策，由于秦朝统治时间相当短，其势力还没有真正伸向这一连片地区就被推翻了。这一连片地区没有实行，书同文，车并轨”的政策，因而保留了传统文化，彝族传统文化免遭劫难。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唐蒙入使夜郎，与夜郎侯多同达成设置郡县的协议，唐蒙约请多同儿子出任县令，随即在夜郎地区设立犍为郡。接着，唐蒙又“发巴、蜀卒治道”，修通了从今四川宜宾入贵州赫章可乐、云南曲靖的“南夷道”。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军队征服南越，接着讨平了且兰，又在夜郎地区设置牂牁郡。同时征服了邛都和莋都，分别设置了越嶲郡和沈黎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发动巴蜀军队，击灭劳侵、靡莫，设置了益州郡。
云南的楚雄、大理、昆明、东川、曲靖连、昭通，四川凉山、宜宾，贵州毕节这一连片地区，全部纳入了两汉王朝的统治。然而，由于这一连片地区部族林立，各个部族经济文化发展又不平衡；加上这些部族的文化、风俗习惯与中原和巴蜀地区大相径庭，王朝只是形式上将这一连片地区纳入统治，其统治的方式还是“以夷制夷，”利用当地土著民族首领进行统治。这种以夷制夷的方式，被称之为“羁縻”。在“羁縻”制度下，王朝一方面要让当地土著贵族保持他们原来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经济地位，保持国名、领地封号等；另一方面，王朝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派驻郡县首领，并通过地方土著贵族，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
两汉王朝统一云南的楚雄、大理、昆明、东川、曲靖连、昭通，四川凉山、宜宾，贵州毕节这一连片地区后，大量的汉族人口进驻这一地区进行开发。这些汉族人口所在的地点，都是郡县治所周围的平坝地区，他们与原来就居住在这里的古僰族共同相处，成为这一连片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汉族进入这一地区后，便入乡随俗，基本上行当地土著居民的风俗习惯；当地的土著民族，直接受到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生产不断发展，汉族文化也逐步被当地土著居民所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迁到这一地区的汉族人口，除了回到原籍的部分以外，大部分定居下来，融入了古僰族。
到了东汉末期，在今云南昆明、曲靖、昭通，贵州毕节等地，巴蜀地区前往这一地区的汉族大姓，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支配地位，他们和土著居民中的贵族分子，结成了地方势力。大姓势力所直接支配的范围，只是郡县周围的平坝地区，另一部分平坝地区和全部山区则是全部土著居民居住。在大姓未能支配的地方，土族贵族势力发展起来。这些土著贵族控制的族群，基本上还是以原始部落为界限，即便此时生产有所发展，其原始部落的界限还是未曾打破。这些部落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其内部的团结还是比较严密的。这些闭关自守的部落，便于土著贵族巩固自己的势力。在这些部落中，土著贵族既是“君长”，又是军事首领。他们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能够得到更多的牛、马、羊、猪、粮等。诸葛亮在平定南中之后，对于这一部分土著贵族，首先加以承认，颁给他们“土官”凭证，令其将从地方土著民族中剥削到的牲畜等上交蜀汉官吏。蜀汉建兴三年十二月，诸葛亮在评定南中返回成都，在汉阳（贵州赫章可乐）过春节，封彝族首领济济火为王。这样一来，土平族便从其内部和外部取得了较为牢固的统治地位。到西晋末年，土著贵族统治的区域，在南中地区就有五十八部。
在云南的楚雄、大理、昆明、东川、曲靖连、昭通，四川凉山、宜宾，贵州毕节这一连片地区，僰族与昆明、叟族既各有自己的一片聚居区，又相互杂居。南北朝以后至唐朝初年，僰族中的大部分，在吸收汉文化和汉族人口的情况下，变成了白蛮（白族）。昆明族、叟族逐步分化出乌蛮、施蛮、顺蛮、和蛮等，乌蛮所居住的区域，与汉晋时期的昆明族、叟族基本一致，这时的乌蛮，也就是黑蛮，即彝族的前身。
到了唐朝中后期，由于南诏的统治，云南大理一带的乌蛮基本上被统一，各个乌蛮部落的界限基本上被打破，但白蛮和乌蛮居住区域未曾改变，两者还是有各自的聚居区而又相互交错。在今四川凉山、云南昭通、曲靖北部与贵州西部的连片地区，情况与大理有所不同，由于山区多，坝子少，乌蛮部落内部是白蛮与乌蛮共存，乌蛮贵族占统治地位，白蛮已置于乌蛮贵族的统治之下。在今滇中地区，楚雄州东部，曲靖市中部以南，红河州以北，文山州西部一带，白蛮贵族和南诏统治时期的白蛮亲兵迁走之后，一部分居住在山区的乌蛮迁入平坝地区，与原来就居住在这里的白蛮杂居。在这里，不是部落之间互相兼并，而是一个部落分离出另一个部落来，到南诏时期出现了三十七部落。
到了元朝初期，因乌蛮崇拜虎，虎在彝族语言里成为罗罗，所以称乌蛮都叫罗罗。在今四川凉山、云南昭通、曲靖北部与贵州西部的连片地区，乌蛮是统治阶级，白蛮置于乌蛮的统治之下，两者语言、生活习惯五多大差别，连白蛮也称为罗罗。直到现在，这一连片地区的彝族，还有白彝、黑彝的意识。今滇中地区，楚雄州东部曲靖市中部以南、红河州以北、文山州西部一带，基本上以乌蛮为主，白蛮也被乌蛮同化，因而都称为罗罗。在今云南大理州一带，白蛮与乌蛮互不包容，各自成为一个独立单元，直到现在白蛮是白族，乌蛮是彝族。
继蜀汉之后，明朝也在云南楚雄、大理、昆明、东川、曲靖连、昭通，四川凉山、宜宾，贵州毕节这一连片地区建立土司制度。明朝的土司制度，相比较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更进一步把这一连片地区纳入了朝廷的管理。与“羁縻”制度不同，在土司制度下，虽然还是“以夷制夷”，但取消了方国国名、领地封号等，但土司制度任然的土官可以世袭。由于蜀汉以后王朝在这一地区实行长达一千多年的是族土司统治，使彝族成为这一地区最强势的民族，彝族文化成为这一地区最强势的文化，致使两汉时期到达这一地区的汉族、不是氐羌系统的土著民族，都被融入彝族。
综上所述，云南楚雄、大理、昆明、东川、曲靖连、昭通，四川凉山、宜宾，贵州毕节这一连片地区，分布着大量的史前文化遗址，这些遗址是这一地区的土著文化。这一连片地区，还有较为明显的氐羌文化、巴蜀文化、汉文化、百越文化因素，这些文化与土著文化互相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就是彝族文化。由此可见，彝族是一个以土著文化为基础，相融了氐羌文化、巴蜀文化、汉文化、百越文化而形成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躲过了秦朝对异己文化大肆绞杀的劫难，经过一千多年土司统治的发展，形成了今天的彝族族群。
三、彝族是黔西北的土著居民
进入新石器时代，我国甘青高原的氐羌人口就向东、向南迁徙。向东迁徙的部分，因秦岭相隔，分为两路：一路往中原地区，与当地的古老居民交往、融合，成为夏族的一部分，后来成为汉族；一路往古蜀地，到了古蜀地，大部分席地而居，在辽阔而又肥沃的成都平原，披荆斩棘，开荒种地，创建了古蜀国的灿烂文化。向南迁徙的部分，沿横断山区和雅砻江，先到达邛都一带，然后继续南下，跨过金沙江，到达云南大理、楚雄、昆明、东川一带；有的沿金沙江向东迁徙，到达今云南省巧家县，然后继续迁徙，到达今云南昭通、曲靖等。
黔西北地区与云南昭通等，属于同一彝族文化区，因而当甘青高原的氐羌人口深入到云南昭通时，部分向东继续前进，到达与云南昭通山水相连的黔西北地区，并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遗迹。据本世纪考古资料证实，威宁中水遗址和毕节青场遗址出土文物均有氐羌文化因素，证实了早在商周时期，氐羌文化业渗透到这一地区。既然氐羌文化都渗透到这一地区，说明了氐羌人也在这里活动。氐羌人口到达黔西北地区后，与当地的土著居民朝夕相处，披荆斩棘，开荒种田，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
威宁中水虽然属于贵州省管辖，但只距离云南省昭通市中心20公里。中水遗址出土的陶器，文化内涵与昭通扎心场遗址出土的陶器如出一辙，两个遗址应属于同一文化单元，远古时期的人群应是同一系统。昭通在战国至秦汉时期，是僰族的聚居地，云南大理的僰族演变为白族，云南昭通、曲靖北部与贵州西部的连片地区，僰族则融入彝族，成为彝族的白彝支系。根据威宁鸡公山遗址考古资料，居住在鸡公山的这个部落，最迟不过商周时期，就进入了农耕社会，就生产稻谷、高粱、小米等粮食作物，就行经常性的祭祀活动。毕节青场遗址同为商周时期，有明显的氐羌文化因素，发掘出土了柱洞、则所等遗迹，证明这一带的居民已经定居，从事农业生产。为此，威宁中水鸡公山和毕节青场遗址的这二部落，应该是司马迁所说的“羌之别种”的古僰族。
古僰族在彝族文献里，称为前武支系，建立夜郎国的是前武支系的武僰支。彝族文献《彝那悲歌》载：“武僰的一支，往水边发展。僰雅夜这人，与恒米祖之女，叫恒米诺斯，在竹林边，恋爱了一场。事情发生后，恒米诺斯她，就上天去了，僰雅夜本人，孤身留凡尘。满了一年时，在竹林中，日有婴儿哭，夜有婴儿啼，声大应苍天。僰雅夜他，使用银斧头，使用金砍刀，循声去伐竹，又迅疾剖开，见一男婴儿，在竹筒里面。左眼生日像，右眼生月像，僰雅夜认为，这是怪异儿，这是怪异子，非传宗之子。于是将竹儿，丢进大河中，就像这样子。毕待鲁阿买，嫁到阁沓谷姆。有一天，毕待鲁阿买，到阁沓大河，一心去洗线，在那里浣纱；在那洗绸线。就在大河中，把竹儿救起，取名僰雅蒙（即僰阿蒙 ）。而同书记载的夜郎王族谱牒，僰雅蒙是夜郎二十七代国王的开山始祖。
夜郎王兴起的地点是豚水。《华阳国志》：“有竹王者，兴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于女子足问，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濮。氏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与从人尝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水出，今竹水是也。破竹存焉。后渐娇恣。”《后汉书》：“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逐水，有三节大竹流人足问，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牁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三子为侯。”
彝文古籍经书
彝族文献证实了建立夜郎国的民族的古僰族，夜郎竹王兴起于一条大 河边；汉文献证实了夜郎兴起于豚水。然而，这条大江边或者豚水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山海经》已有郁水、豚水之名。《汉书·地理志》说：“郁水首受夜郎豚水，东至四会入海，过郡四，行四千三十里。因为豚水都注入南、北盘江， 对于夜郎豚水，就产生了两种看法：一是认为豚水是北盘江上游，一是认为南盘江上游。认为豚水是北盘江者，是因为贵州个别地方的志书有北盘江即豚水的记载；认为南盘江即豚水者， 因为《梁书·地理志》叙述广州时说：“有西南二江，川源深远。” 这说明西江的名称在梁朝已出现。明清时代的诗人把西江指作牂牁江，如梁首龄诗：“云开华表巢归鹤，日落荒祠有暮鸦。终古牂牁西下水，淙淙流泽到天涯。”林之枚诗：“华表千山绕，牂牁一水长。”王国宾诗：“霸气消残石径荒，牂牁山色白苍苍，东风步障空荒草，春日楼船下夕阳。……”
西江上源南盘江出云南省马雄山，在黔桂边境和北盘江汇合称红水河，东南流到象州县石龙附近纳入柳江后称黔江,到桂平市纳入郁江后称浔江，到梧州纳入桂江（又名抚河），入广东省境称西江，纳入贺江、南江、新兴江，经过肇庆羚羊峡，在三水市同北江相通，汇入珠江三角洲，经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及崖门等八大口门汇入南海，构成珠江独特的“三江汇集，八口分流”的水系特征。
彝族文献记载的夜郎的开山始祖在豚水诞生，三代后兴起君长制，十四代后建立完整的国家。按照彝族文献的记载，夜郎的开山始祖叫僰雅蒙，诞生时还没有兴起君长制，应该理解为父系氏族的出现，父权制的产生。三代兴起君长制，应该理解为阶级社会的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还没有出现。对照考古资料，第三代至第十四代应是鸡公山遗址的时代，即商周时期。如果豚水是南盘江，而威宁中水之河即牛栏江，注入南盘江，为南盘江之源头，为夜郎兴起的豚水，那么汉文献记载的夜郎兴于豚水，就在今威宁中水了。
据《云南民族史》介绍，今四川宜宾、云南昭通、贵州赫章可乐等地，在战国至秦汉时期，都是古僰族的聚居地。而云南的一些地方，彝族老人去世后，指路的终点是贵州威宁、赫章可乐，证实这两地是云南一些地方彝族家支的起祖地。
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地区的彝族包括两个成分，一是过去的乌蛮，即黑彝；二是白蛮，成为白彝，即古僰族。显然，在昭通、威宁中水这一带的古僰族就成为彝族了。战国以后，虽然后来又有彝族六祖的乍支系、恒支系、支系进入黔西北地区，但彝族六祖分支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乍支系是分支后的第十代才经过可渡河进入可乐，恒支系、默支系进入黔西北的时间是更加晚了。从考古学方面看，昭通和威宁中水是同一文化单元，是古僰族的聚居地；黔西北也是古僰族的聚居地。昭通、威宁、赫章可乐是彝族的发源地，为此应该认定：彝族是黔西北的土著居民。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作者：陈绍举，贵州省赫章县文体广播电视旅游局。
原载：《乌蒙论坛》2011年 第4期；图文来源：行艺行，编辑：阿帝鲁义。
所属专题：
毕节彝学
/ Recommendation
/ Reading list
- 1 人类学研究的种种困惑
- 2 毕摩文化与国际彝学
- 3 谈“彝学”的研究
- 4 族史追忆
- 5 塔米的中国脚步——德国学者塔马拉...
- 6 “边疆人文”六十年
- 7 把凉山民族文化资源转变为民族文化...
- 8 论中国彝学的学科建设
- 9 朱文旭彝语言学术研究访谈
- 10 凉山州毒品问题的现状、趋势及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