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彝族腊罗伯的生态文化初探

　　摘要：人类离不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因而任何文化都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每个群体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主要居住于哀牢山北段山区的腊罗伯，在适应、利用和改造其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生态文化，其内涵体现了腊罗伯对这一生态环境的适应。笔者将这一文化体系分成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展示了腊罗伯的生态文化，并进一步探索了其特点及其作用。在物质层面上的生态文化，主要从农事历、传统生计方式和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调查材料展示了物质层面上的生态文化，以此为切入点来探索其特点及其对生态环境的作用。在制度层面上的生态文化，主要从节庆活动、人生礼仪和村规民约等方面的调查材料探索制度层面上的生态文化，说明对生态环境起到的积极的保护作用。在精神层面上的生态文化，主要从生态观、祭仪和崇拜体系三个极具特色的调查材料探析了精神层面上的生态文化，并试图探讨生态理念的内涵及其作用。最后概括总结了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并提出发展文化生态经济是腊罗伯可持续发展的理想选择。

 

　　关键词：大理彝族，生存环境，生态文化

 

 

　　一、前言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既受环境的影响，又对环境施以影响，并能通过文化改变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环境，人类的进化就是不断适应的结果。从总体上看，生态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生态环境成为了全世界都日益关注的一个问题。而且随着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尤其是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以来的一百年，人类活动施加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可以说是亘古未有，使人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以至未来的命运。生态环境恶化影响深远，日益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引起了人们的焦虑和关注。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在可以享受越来越充足的物质文明，同时导致生态环境被无情地摧残、污染和破坏。直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危及人类生存之时，人们才渐渐觉醒。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人类的生存繁荣要依赖于自然。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族群，氏族，村寨和个人的生死存亡，环境和发展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课题。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就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适应体系。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H•Steward）强调环境与社会文化系统（socio－cultural systems）的关系，提出“文化即适应”（Culture is adaptive）的观点。文化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协调着二者的关系和平衡，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契约和相互关系的准则。人类在某一生态环境中生存，就需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展文化，制造工具，发展技艺，来适应环境进而控制环境，使生态环境又朝着有利于自己文化的方向发展。民族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一种动力，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倡导，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研究一个民族支系的生态文化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可以弥补和拓宽生态文化的含意，在现实意义可以给人们以思考和指导，推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综合发展。

 

　　居住在哀牢山北段山区的腊罗伯属于典型的农耕民族，普遍留给人们一种破坏森林，破坏生态环境的印象。然而笔者在研究其民族文化的时候，却发现腊罗伯创造的独特的生态文化，其文化核心是提倡保护生态环境、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观。腊罗伯在适应、利用和改造其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民族生态文化，因此在他们的文化深深的印上生态环境的痕迹，其独具的生态内涵体现了人类对这一独特生态环境的适应，区别于其他生态环境下形成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和作用。笔者试图以大理市凤仪镇后山村为例，用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来探索腊罗伯的生态文化。本文通过田野调查，进行一个个案分析，说明了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二者之间的相互发展、相互制约的关系。

 

　　众所周知泰勒为“文化”所下的古典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到一切的能力与习惯。” 在中国民族学界，对“文化”的解释是这样的：文化是人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们所具有的各种生产技能、社会经验、知识、风俗习惯等。 

 

　　美国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图尔德把主要研究生物有机体和它们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生态学引入人类学，考察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以及人类如何认识、利用与改变环境，确立了“文化生态”这一范畴，创立了文化－生态适应的理论体系 。关于什么是生态文化，任永堂先生也认为：“如果我们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尺度考察人类文化史，那么人类文化可以划分为历时态的三种类型：（1）、自然中心为核心的“原始文化”；（2）、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人本文化”；（3）、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为核心的“生态文化”。这三种类型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依次出现和规律性展开的”。 笔者在本文中将要探索的就是“生态文化”即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文化。生态文化是指人类社会所形成的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技术手段、制度措施、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总和。按照文化学的内容分类，生态文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的技术手段和消费方式，换言之，是既实现社会价值为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又保护自然、保证人与自然“双赢”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第二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社会归约和社会制度；第三是尊重自然、爱好自然、亲近自然的思想情感和价值体系。 笔者按照文化的三元结构说，将生态文化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物质属于表层，精神属于深层，中间还有一个属于中层的制度层，这三方面构成了一个民族对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环境的适应性的体系。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民族文化对生态保护具有一定的作用，并兴起了民族生态学，即研究各民族（特别的后进民族）对自己生态环境的认识、调节和适应的学科。民族生态学是一门介于民族学和生态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研究生态环境与族群生产生活的相互影响，以及人类和生态环境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民族生态文化。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对主体所造成的影响，在其主体生存的生态环境中发挥着作用。

 

　　笔者出生于大理市凤仪镇后山村，母语为彝语。为完成本论文，在2002年7－8月、2003年7月至8月和2004年1月至2月三次共六个月到后山村进行田野调查。本文以深度的田野调查中的参与观察为主，以个别访谈、问卷法、谱系调查法为辅，笔者既使用了研究异文化（other culture）的方法，即笔者所接受的知识，用外来文化的观点去观察和思考当地的民族文化，同时又站在“局内”（insight）的看法来观察和思考问题，主位（etic）和客位（emic）交替换位，并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