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汉杂居村落彝族通婚圈变迁研究
【摘要】云南漾濞水竹坪村属于彝汉杂居村落，在我国经济体制急剧变化的60年里，其通婚圈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迁。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该村以村内婚和族内婚为主；改革开放后，该村出现了跨省通婚和族际通婚，通婚的区域和民族逐步多元化，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关键词】当代；彝族村落；通婚；通婚；民族变迁
【中图分类号】H217；H1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2-0088-03
通婚圈即婚姻的选择范围。它包括某一婚姻个体在择偶时可能选择的地域范围或群体范围。通婚的地域范围主要是指通婚的地理范围。例如杜赞奇对20世纪前期河北良乡县吴店村和栾城县寺北柴村通婚圈进行的研究认为。“从村庄距市场远近的资料来看。新娘所在村庄多散布于以市场为中心的方圆10里以内，由此看来，两村（新郎及新娘所在村庄）均位于同一市场之内，他们很可能是因为集市中介而相互认识最后联姻的。”同时又认为“我们对以上材料亦可作另一种解释。即出嫁闺女的村庄坐落于结婚娶媳妇的村庄的‘联姻范围之内。这一范围可能独立于集市圈之外，其辐射半径可能以一定时间内步行可到的距离为准，亦可以原有联姻范围为准”。通婚的群体范围主要是指通婚的等级或族群等文化与社会范围。婚姻的本质是文化的、社会性的制度。婚姻的缔结不是生理本能的驱使，而是“文化引诱的结果”，直接受到各种社会习俗、道德、规范和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如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印第安人波洛洛（族）村落归根结底可以看做是分成三个族群，每个族群均内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婚圈受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故对一个民族的通婚圈变迁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这个民族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要对村落社会进行深入研究，通婚圈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关注点，我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模式。还可以在动态中认识社会变迁的轨迹。文章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县龙潭乡水竹坪村彝族腊罗支系为例。通过对其当代通婚地域和通婚族群变迁的研究。得以了解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彝族村落婚姻变迁的轨迹。
一、水竹坪村概况
水竹坪村属于山地型村落，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县龙潭乡。漾濞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中部，总人口为104602人，其中彝族人口为52159人，占总人口的49.9%，分别属于腊罗、罗武和诺苏三个支系，其中腊罗支系人口就达4万多，主要分布在该县中部和南部山区，包括鸡街、瓦厂、龙潭、顺濞、太平、平坡6个乡（镇），其他乡镇间有分布。口碑中，腊罗支系的好几个姓氏都记述自己与南诏王室有渊源关系。龙潭乡位于漾濞县南部山区，东抵瓦厂乡，南至鸡街乡，西连永平县龙街乡，北靠顺濞、太平二乡，乡政府驻地龙潭村，距县城85公里。水竹坪村村委会位于龙潭乡西北，距龙潭乡政府所在地12公里。到乡道路为土路。交通不方便，距县城上街镇66公里。下辖小新村、河边、赶马腊、大浪潭、大堆子、大伙房、中村、对门等8个村民小组；人口以彝族为主，除了大伙房是汉族聚居的自然村落外，其他7个都是彝族聚居的自然村。现有总户数234户，总人口717人，彝族人口592人，占总人口的82.6%，为彝汉杂居的行政村。水竹坪村的彝族自称“腊罗巴”，属于我国彝族的腊罗支系。腊罗支系是我国彝族的一个重要支系，主要分布于滇西的大理、保山、临沧、普洱等地，自称“倮颇”“罗罗”“纳罗”“腊罗”“鲁泼”，使用彝语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人口占彝族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腊罗”是该支系彝族的自称，男女称谓又有所区别，男性自称为“腊罗巴”，女性自称为“腊罗嫫”，在彝语中“腊”是老虎的意思，“罗”是龙的意思，“巴”具有“人”和“公、雄性”的意思，“嫫”具“母、雌性”的意思。故“臘罗巴”在支系内部专指男性。在支系外部则是对该支系人口的总称。
20世纪80年代以前。水竹坪村的彝族以山地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村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围绕农业生产开展的，经济收入也绝大部分来自农业。除大面积种植玉米和种植少量水稻外，还种植豌豆、蚕豆、蔬菜等，大多数人家饲养牛、山羊、猪、鸡等畜禽。总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这一时期当地村民生产活动的真实写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市场经济逐步打破，外出务工、种植烤烟、栽培核桃、种植土豆、蔬菜、养羊、养鸡等都成为村民的重要经济来源。伴随着水竹坪村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该村彝族的通婚圈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二、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通婚圈
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水竹坪村彝族通婚的地域范围十分狭小。在这一时期，村民的主要婚配对象来自本村或邻近自然村。其通婚地理范围大致都以当地自然村落为中心。以25公里为半径的区域内，并且90%以上集中在10公里以内的地域范围内。也就是村民步行三四个小时能够到达的地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村民的活动和交际范围较窄。因为该行政村的各个自然村都分别分布于云贵高原崎岖丘陵的大山山顶以及半山腰上。村民居住格局十分分散，加之地形复杂多样交通闭塞、出行困难，年轻人相互接触的机会不多，主要是在婚丧嫁娶、共同劳动、赶集、春节庙会、放牛以及走亲戚等场合才有所接触.而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是在上学、打工的过程中认识的。虽然，这一时期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到外地去就业，但是其通婚的范围还是没有跨出本村。例如，建国后先后有几个村里的男性成为国家干部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离开村子到乡镇或县城工作，但他们并没有在工作地择偶，而是全都回村娶了本村的姑娘。这些人有的将妻子留在村中生儿育女、从事农业生产、照顾老人，有的把妻儿带到工作地去生活。再如，1964年昆明有些军工厂曾到漾濞招工，当时水竹坪村有两名女子被招收。后来其中一人放弃工人的工作岗位，回到村里嫁给了本村的男子。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一般情况下，现年55岁以上的女性外嫁的都不多。由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水竹坪村的村民社交范围较窄，所以导致了其通婚的地理范围较小。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水竹坪村，应当在当时的广大农村都是比较普遍的。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在广大农村推行集体经济制度的结果。
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水竹坪村彝族几乎不与外族通婚。这一时期，与外族通婚的仅有两例。一例是20世纪50年代，本乡密古村的一名白族离婚妇女嫁到本村，据其家人讲，这名妇女的丈夫在建国前娶有两位妻子，她是其中之一，建国后推行的《婚姻法》要求全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她的丈夫必须与他的一名妻子离婚，她没有生育儿女，便主动提出离婚。退出这个家庭。后经亲戚介绍就嫁到了水竹坪村。然而，虽说是和白族通婚，但实际上与彝族通婚差别不大，因为本乡密古村的白族早在明朝时就迁入该地生活，在周围彝族的影响下，生产、生活和语言等已与当地腊罗人无异，只是其有相关的族谱等证明其是白族罢了，所以本人认为婚姻的缔结是以同质性为基础的，人们乐于同与自己有相同文化生活、经历的人缔结婚姻。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当地人口较少的民族。在周边人口比例占绝对优势的强势民族文化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文化的自然涵化。另外一例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本村的彝族男子娶了本村的汉族女子为妻。这是本村彝汉通婚的第一例，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村里至今也很少有当地彝族与汉族通婚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彝族与汉族之间在文化生活方面的差异。因为该行政村的汉族都是从四川搬来不足百年，他们在生活习惯和丧葬仪式等方面都和周边彝族有很大的差异，口音也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所以当地的彝族都叫他们客家人。其在水竹坪村全部聚居于大伙房村民小组，与村里的河边村民小组直接接壤。当然，在漾濞县，像这样彝汉杂居的村落很多，很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在建国很长一段时间，两族互相都有一定的敌意，彝族认为汉族说话口音难听、做人过于小气，蔑称他们为“耗子”；而汉族也觉得彝族霸道蛮横不讲道理、不讲卫生，叫他们“土罗罗”。在那个时期，村里的彝族和汉族都不愿互相通婚。仅有的这一例主要是因为彝族男子上过中学、参加过红卫兵小将到北京的参观活动，而该汉族女子也于16岁就因招工到州府军工厂工作，与上海等地的人有所接触，两人都算是见过世面，思想都比较开放，能够冲破世俗的偏见而最终结婚（他们相识在1968年，于1974年结婚）。
由此看来。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水竹坪村彝族的通婚空间范围相对狭小，多集中于本村和临近村落，并且主要实行的是族内婚。
三、改革开放后的通婚圈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水竹坪村彝族的通婚地理范围有所扩大。但在2000年后又呈缩小的趋势。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水竹坪村彝族的通婚空间范围扩大。主要源于数十名河南平顶山未婚大龄男子与当地彝族女性通婚。这一时期，河南平顶山未婚男子的介入，解决了当地大龄未婚女性（这些女性主要因为有生理缺陷而在当地受到婚姻挤压）的婚姻问题，这些男子绝大多数也是由于家庭贫困和自身缺陷在当地找不到媳妇的结婚“困难户”，他们中的90%以入赘的形式在当地定居下来，生儿育女，耕作山地。当然，同时也有几名才貌出众的年轻女性。怀着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嫁给了河南人：同时。还有部分智力低下的女性被拐卖到外地去，但是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自由婚姻引起的通婚圈变迁。故对这些被迫引起的婚姻变迁因素暂不做考虑。水竹坪村彝族女子与河南男子缔结的婚姻很快就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两地生产、生活的差异较大，这些夫妇的家庭生活条件往往都比当地人差很多，原因是河南男性不适应高原艰辛的农耕生活，无法养家，而回到河南，水竹坪村的这些彝族女性又适应不了那里的生活习惯，所以这样的家庭会在两地交叉着各生活几年。无论在水竹坪村还是河南都无法扎下根来好好生活。鉴于村中女性与河南人通婚的种种问题。从2000年以后村里只有个别女性嫁给河南人。再没出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大批外嫁的现象。这一时期，除了与河南人通婚外，村里一些外出工作、打工的青年男女也扩大了其通婚范围，本村女性与山東、四川男子通婚的各有一例。
这一时期，水竹坪村彝族通婚的族群范围也有所扩大。与白族、纳西族和汉族都出现了通婚的现象。村中有两名女子与白族通婚。一例是本村女子财校毕业后在县城的工商银行工作，和本单位大理白族男子结婚，婚后在县城买房生活。另外一例是本村女子在医学院毕业后到本乡医院工作，她的丈夫是邻县（洱源县）白族，他们在毕业实习时认识（当时都在漾濞县第一人民医院实习），她丈夫后来到大理市中医院就业，他们在毕业两年后正式结婚。村中有一名男子与丽江纳西族女子通婚。这名男子是部队转业后到丽江林业局当司机，与水竹坪村的女朋友分手后，到丽江当地纳西族女子家去上门（入赘）。这一时期，一名本村大伙房社的汉族女子嫁给了本村中村社的彝族男子（两人在上学时认识），并于2011年结婚。村中有两位女性与山东和四川汉族结婚。改革开放以来，水竹坪村的族际通婚范围在逐步扩大。
综上所述，由于上学、就业等原因引起水竹坪村人口的流动，扩大了该村通婚的空间范围和族群范围。
四、结语
综上所述，水竹坪村彝族通婚圈由小到大的变迁过程，反映了当地彝族社会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以及与外界社会联系的状况。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水竹坪村通婚圈。呈现出同村婚与族内婚的形态结构。“同村婚”与“族内婚”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表现出了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密切关联性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稳定性。在水竹坪村，通婚圈成为村落之间互相联系的重要纽带，在本村和相邻村落亲戚多成为村中人夸耀的资本，因为小农经济在遇到问题或出现麻烦时需要亲戚的帮助。在遇到天灾人祸时更需要亲戚的资助才能渡过难关。在商品经济极端落后的社会，农业是村民生存的根本，在生产工具极为落后的时期，劳动力是家庭兴旺发达的基础，所以绝大多数村民愿意与本村或附近村落通婚，以便在特殊情况下相互帮助与扶持。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水竹坪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步被市场经济所打破。人们不再仅仅以农业为生。人们的谋生手段逐步多元化。所以交往方式和交往对象不断扩大。人们可以通过农业以外的生计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故传统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就近通婚规则被打破。因而，水竹坪村彝族的通婚圈在当代呈扩大化的趋势。并随着村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而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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