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莫曲布嫫：全方位映射新时代中国文化政策转型的路线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辞典》述评
步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以积极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这一新型遗产概念为先导，从立法、技术、行政和财政等政策渠道多方面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治理新时代。这一进程与中国于200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非遗公约》）的国际合作机制以来积极推动地方、国家的制度化建设交相同步。因而，我们可以在整体上将这二十多年的历程理解为新时代中国文化政策朝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简称“两创”）的关键时期。《管子·轻重己篇》有云，“夏至而麦熟，秋始而黍熟。”近日，崇文书局正式发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正是实践这一政策转型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也是长期耕耘于非遗保护领域的多元行动方向即将在金秋十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的一项郑重献礼。
《大辞典》由前言、凡例、目录、正文、索引和附录六部分组成，共计6636个条目，320万字。从编纂体例上看，正文分为基本理论、制度机制、实践活动、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五大部分。这一依类结构的内容安排从整体上“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构思”，举凡概念术语之阐释，制度机制之解说，实践行动之概总，代表性项目之撮要，传承人事迹之叙讲，皆体现了“科学性、权威性、专业性、实用性”并重的编纂方针。这里，我们仅结合“前言”中反复强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这个关键定位来理解这部工具书之于中国文化政策制定和文化治理的当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以政策为导向提供非遗本体知识体系的概念工具
尽管非遗这一新概念的普及和推广仅有不到20年的时间，但非遗保护乃是一个立足当下、连接过去并朝向未来的动态过程。“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此乃非遗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协同发展的必然趋势。《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一方面需要对接非遗保护这一国际化的多学科互涉领域，另一方面也要体现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默会知识及其多层面的文化义理，从词目厘定到词条释文，汇总、规范并丰富了在这一政策领域激增的概念、术语和专用语汇，可谓集大成之作。这部辞书始终以立足于传统而致用于当今为目标，在编纂工作启动之初就以自觉担承起阐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目标为己任，举六年集体协作攻关之努力，不仅彰显了中国56个民族的非遗实践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生性联系，也从人类性的宏阔视野展现了保护存续于主权国家领土上的各种非遗项目对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间对话和激发人类文化创造力的政策框架和知识图景。
以文治化，天下文明。“基本理论”部分基于文化研究的概念或术语解释，对充满活力且不断扩展的遗产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性指南。这个部分共收入188个词条，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一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为指引，从国际与国内的双重互补视角考察了若干遗产概念缘起的文化政策背景，归总了中文语境中特定术语及其语用迻译或曰本地化表述的学理依据，进而通过对举遗产领域的关键概念，对与非遗保护事业密切相关的核心术语进行了系统化归集和定向清理。编委会精心挑选的基本概念，从文明、文化、文化认同到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地域文化等，这些概念主要源于文化研究这一学科互涉领域，既有全球范围使用的概念工具，也有中国特色的自主性术语，但都与非遗保护工作中普遍使用的关键词、核心术语、知识单元密切相关，有助于形塑相关行动方共同遵循的话语系统和工作语汇。
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以来的五十年间，有关“遗产”的各种定义层出不穷，这种表述上的繁盛实质上遮蔽了概念之间的种种颉颃，也极大地影响了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社会乃至主权国家对遗产的分类、认知、保护和管理方式。《大辞典》采用文化政策领域的循证方法来统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定义的国内法与国际法，同时通过交互参证相关的国内外法律法规、公共政策、制度机制和行动领域，力图同时解释这一全球现象，由此引导读者从不同的文化公约进入遗产分类的国际承认和国际理解进程。比如说主编王文章撰写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词条，依据国际法的界定进行了对举，以法律文书为依循，从概念上厘清了“文化遗产”的政策语境及其广义与狭义之分。与此同时，该工具书还分列了由相关政府间国际组织或专业委员会主导的其他遗产保护计划或工程，涉及文献遗产、农业遗产、工业遗产等行动领域，由此也在不同的政策对比和法律矩阵中彰显了非遗保护的循证知证决策过程，同时阐明了结合中国自身国情发展自主性概念工具以统摄非遗本体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
尽管人们对这些概念、术语和语汇的理解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但《大辞典》力图完成的中心任务是在学理层面聚焦使用既符合国内法又向国际法看齐的核心概念和政策语汇，理解并传达如何确保非遗这宗活态遗产的存续力，这一基本向度事关老百姓的生活世界和代代相传的默会知识和本地实践，而如何界定并描述“不可触摸的”非遗实践，则须结合国情并立足当下，做到深入浅出、化繁为简。诚然，有的概念超越了辞典体的简短定义，或对每个概念进行了扩展式讨论，但将其置于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和理论方法论背景之中，有利于探索非遗保护及其政策语境中的专门化语用含义，亦实属必要。因而，大辞典列出的基本概念和专用术语概括了诸多关键词的基本定义，为从事非遗保护的专业人员和热爱非遗实践的普通读者提供了必备的理论常识和非遗知识。
——以中国当代文化治理的基线行动建立自主性话语体系
从“如何申遗”回归“如何保护”的话语实践，立足于文化政策和遗产管理的立场处理保护与“两创”的关系，同时基于建设新时代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的知识生产、管理和服务等多重诉求，从文化政策切入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的一般性保护措施到将非遗保护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主流，成为《大辞典》编纂工作的一个基本导向。
《大辞典》第二部分“制度机制”共收入99个词条，从国际法到国内法，从机构组织到名录体系，从分级管理到制度化建设，将非遗保护的基线行动即以遗产项目的确认和界定为始端，延展至符合中国自身国情的多重保护举措，彰显了政策、法律和法规之间的层级关系，以及在不同行动方之间建立起来的功能互补型协作网络。因而《大辞典》从国际、国家和地方层面提供了有关制度机制的连贯性和多样化的分层描述，集中对国际法和国内法采取了沟通并联的多重叙事方法，有助于廓清非遗领域的法律、政策、制度和基线行动的循证路线和知识生产进路。基于阐明文化政策制定的编纂理念，2003年通过的《非遗公约》和201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遗法》）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被理解为规范性文本和通约性话语，还可以从中抽绎出中国特色的制度化建设方略（如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及传承与传播制度），赋予文化治理过程和结果的循证知证决策及其实践涵义，有助于阐明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互动意义、运作机制和影响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的各种制度化措施。因而，这部分的词条对任何从文化政策视野进入非遗保护的行动者来说都是举重若轻的一个“路线图”，有助于理解“非遗中国”之于“文化中国”的内生性叙事关联。
非遗世代相传，且始终处于不断再创造的演进过程之中。有关非遗及其保护的认识和实践亦须与时俱进，且因地制宜。当今中国，在非遗保护的实践上既是多样化的，也是在地化的，不仅涵盖了广泛的行动领域，还创制和应用了符合多民族中国文化现实的保护方略。“实践活动”部分共收入72个词条，覆盖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两大基地”（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保护研究基地）、“四大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行动方式、实践范型和重大事件，包括对非遗研究产生过重要助益作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系列专题论坛，以及重要的节会、展会及标志性出版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非遗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考察调研时，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有效实施《非遗法》和《公约》，则依赖于对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理念、措施和机制的深刻认识和会通理解；与此同时，随着非遗保护这一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各利益攸关方或称多元行动方的网络不断扩大，非遗本体知识的系统化梳理、规范化传播和服务型管理越来越不可或缺。因而，《大辞典》的编纂以政策导引和能力建设为优先考量，为建构中国非遗本体知识体系并提升其管理服务的可得性、可用性和功能性作出了积极探索，功莫大焉。
——以释解活态性传承强化以人为本的过程性保护
2006年以来，国务院前后公布了五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尚无专书汇以释之。今有《大辞典》出版，庶以“引词”方式包举国家级代表性项目（含扩展项目），共计3102条，占全书词目总量的46.75%。《非遗公约》将非遗领域分列为五大领域，而国家级名录则按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大类别进行词目归集，体现了符合中国自身国情的非遗本体知识分类策略与叙事方法；每一类别的词目以时间为序，词条的释文则以条目界定、入选国家级名录的批次、分布区域、历史沿革、技艺特点、主要价值、传承情况等维度加以高度概括，呈现了全国各地、各民族活态遗产的流布格局，可为归类不同却有互涉关联的保护行动形成交互参考。
这部分的词条同样基于循证依据，且不拘辞书类旧格，从知识汇集到分类编排，从词目厘定到定性叙述，将存续于全国各地的代表性活态遗产呈现于以遗产项目引词的编纂模式之中，而非遗保护之深意也通过遗产项目的代表性、当下性、共享性、实践性和多样性加以界定、表述和阐扬，便与主要以释“名”或释“物”的《辞源》《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综合性辞书区别开来（比如从词条的定性语看，《辞海》第七版的“剪纸”“刺绣”等落到了“工艺品”上，而“史诗”“阿诗玛”等则落到了“文学作品”上），凸显了这部工具书旨在强调非遗作为活态遗产及其基本属性的指南性参考价值——正是从过程性实践特征入手，在词典学编纂工作中超越了“名—物”的传统释文模式，亦属首创之举。更为重要的是，沿着这些词条进入保护行动的落地实施，便为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形成共同保护的国内合作机制，超越遗产项目的属地管理和资源竞争，切实开展经验交流以回应问题和挑战创造了更多的相关性和可能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则“取决于那些一代又一代将其传统、技能和习俗的知识传递给社区其他成员或其他社区的人”，也就是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一则取决于“过程”，即“保护的重点在于世代传承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过程”，而非作为结果的“产物”（教科文组织《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中国特色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一直是非遗保护领域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大辞典》收录了五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尽可能地增补了部分传承人代表，包括工艺美术大师、民间艺术创作研究员、省级传承人，共计3175条，约占词目总量的47.85%。作为人物类词条，不饰华言，不骋繁文，大多仅以数百字的释文便为读者摹绘出鲜活的当代人物群像，而从传承人基本信息展开其师承谱系、传承实践、主要成就和生平事迹，也颇有“讲故事”的言语风格，与一般辞书中的人物类词条及其释文也有截然不同的旨趣。
今天看似突然激增的非遗“新知识”，实际上源于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力。传承人始终是非遗保护进程中最为活跃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名字背后承载着各民族世代相传的默会知识，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像谭振山、桑珠这样的口头文学演述大师，既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讲述家，也是社区教育和生活实践的精神导师，更是整个社会的榜样。在这个快节奏的信息时代，如何让国人走近、了解并尊重传承人及其所在的社区和群体，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资源库来型塑文化对话的人物、时空、实践和事件。《大辞典》收录的传承人词条，将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宝贵资源：沿着大师们的脚步，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点燃精神世界的火花，将传统实践的当代意义注入到非遗保护事业的进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保护理念。
翻查《大辞典》的最大收获或许并不是直接去查找核心概念或关键术语，而是一册在手便有机会接触到以前并不熟悉的非遗实践及其照亮的知识“盲区”，尤其是那些至今依然鲜为人知的代表性传承人会引领着我们进入非遗领域的诸多“陌生地带”。就笔者的初步检得而言，就有许多的新知识、新发现和新体认：随着一个个页面的打开，便会在字里行间延展开来的“文化旅行”中生出“学问在民间”的自反性思考。通过对全国各地、各民族非遗实践及其传承人的横断面扫描，这部辞书阐明了无论我们源自哪里，我们世代传承的非遗实践是如何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交错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同时也印证了国家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贡献。
——为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再上新台阶提供专业支持
当前，中国非遗保护工作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今年8月召开的2022年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期间，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遗保护传承工作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推进《“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落地见效，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再上新台阶。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在文化政策领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提供多学科乃至跨学科专业支持尤显重要。
自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2007年首版，2013年修订）问世以来的15年间，国内非遗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类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相关学科变得比以前更加互联。从2018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改版上线，到2021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创刊和教育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相关高校本科招生专业目录及研究生学位教育自主招生范围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话语系统正在走向成熟阶段。《大辞典》的编纂和出版，在全面继承《概论》的理论框架和学术思考的同时，从理论到方法论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尤其是汇集了国内外非遗保护领域的概念术语、制度机制、行动方略，从话语、文本、过程、实践、研究等多个向度为全面建构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案例。
《大辞典》的出版对日趋国际化的“遗产研究”作为一个多学科互涉领域的兴起提供了一种临界性的知识谱型。这是对非遗保护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意义、赋值进行广泛涉猎的一次总结和概括，特别是关注到了21世纪以来遗产全球化带来的国家文化政策演进和本地化实践的转型。围绕“非遗”和“保护”两个核心定义而发展起来的以人为本的过程性实践，为中国非遗保护锻造了一个逐步丰富的“工具箱”。因而，这部结构有序、界定清晰、释文简明、查阅方便的专科辞典得以面世，可谓正逢其时，这与主编王文章领衔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非遗研究团队2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不可或分，也有赖于国家社科基金和崇文书局的鼎力支助。
综上所述，这部全新的辞书资料丰赡，从多方面实践了文化政策领域的循证知证研究方法，多有创获之见，倘若发现有若干遗珠也在所难免。例如，在“基本理论”和“制度机制”部分，多处述及文化或文化多样性，但未能纳入国际文化政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文献，如《墨西哥城文化政策宣言》（1982年）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在“保护”所涉词目中分列了《非遗公约》提出的九项具体措施，却忽略了与“保护”这一概念密切相关的“存续力”及其面临的“风险”和“威胁”等关键词。这些术语在晚近的非遗保护领域被越来越多地使用。总之，瑕不掩瑜，《大辞典》堪称映射新时代中国文化政策转型的重要坐标，也是全面记录中国非遗保护实绩的里程碑，当在非遗保护各行动方的书架上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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