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翼新作《逃亡的䝚貀》：彝族文化视域下的抗疫叙事
吕翼是一位70后彝族作家，也是一位有着深厚创作功力、创作成就相当突出的少数民族作家，是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得者。他的中篇小说新作《逃亡的䝚貀》不仅再次证明了他的强劲笔力，而且为当下不断壮大的抗疫文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种独特的贡献在于以一个彝族作家的眼光或通过彝族文化的视域，对抗击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给予了热切的现实关注与深层次的文化反思，并产生出别具一格的艺术效果。仅就小说题名《逃亡的䝚貀》来看，就给读者营造了一种新颖别致的意象，呈现出一种发人深省的文化意味。
《逃亡的䝚貀》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书写的是一个与彝族生活相关的抗疫故事，或者说这个抗疫故事有着深厚的彝族色彩。众所周知，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突如其来与危害之剧，给全人类敲响了深远警钟。以此为契机，在全力抗疫的同时，深刻反思人类此前的行为过失，重新思考与估价生命的意义，重新考量未来的命运，已成为全人类的紧迫任务，也历史性地成为了文学的庄严使命。当下中国的抗疫文学，已形成了较为浩大的声势，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特别是许多报道、讴歌抗疫英雄们高尚奉献与牺牲精神、突出业绩的作品很好地发挥出了鼓舞人与教育人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些抗疫书写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吕翼有着自觉的民族意识，这便决定了他选择以个性化或民族化的书写方式进行抗疫书写。对他而言，写一个彝族的抗疫故事，不仅是他作为彝族作家的本分，而且为他提供了理想的发挥空间，有效地规避了随大流的创作风险。他笔下的这个彝族抗疫故事也并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故事，而是充分显示出彝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也就是说，抗疫既是中国其他各民族的责任和世界各国的责任，也是彝族的责任，与彝族生活和生存命运息息相关。也许正因为如此，镶嵌在《逃亡的䝚貀》抗疫故事外壳中间的，是一个以彝族人生活为主线的故事——甚至小说故事的叙述便是由彝族中年男子乌斯都的口吻加以讲述的。根据乌斯都的讲述，他从金沙江边、乌蒙山区的偏僻彝族村落——马腹村，千里迢迢来到了长江边的大都市——沙城定居，以走私野生动物为主业，然后由穷变富，娶妻生女，却又卷入非法融资，身背巨额债务而难以偿还，乃至在债主们追杀之下，仓惶逃回故乡，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乌斯都的靠山与上司贾二哥，翻云覆雨，神通广大，勾结官员，道德沦丧，要么走私野生动物，要么非法融资，肆意赚取昧心钱与黑心钱，生活上挥金如土……小说的故事虽为虚构，看起来却生动有趣、曲折离奇，宛如身边的真实现实生活。
小说特别令人称道的地方，是通过彝族文化的视域来检讨人类的行为，从而对疫情的发生或人类的过失乃至罪孽作出深刻的文化反思。一方面，作为彝族作家，吕翼非常熟悉彝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彝族的民间传说、生活习俗熟稔于心。他深深地懂得，彝族的许多民间传说与生活习俗里包含着非常严肃而神圣的生活价值准则与道德伦理观念。比如，在马腹村彝族人的传说里，䝚貀是一种“长着四个脑袋十六只眼睛三十六只脚”的怪物，或者说“是个奇形怪状的物种”，它“带有一种怪病，横行人间，祸害无穷。所到之处，遇水水污，逢人人病。”总是，总之，它是一种祸害人间、极其邪恶的妖魔。马腹村彝族人认为，人如果恶事做多了，就会遭䝚貀缠身，不仅祸己而且害人，以致身上的罪孽无以洗清。而一旦有人遭䝚貀缠身，毕摩（巫师）将做法驱怪除妖。再如，在马腹村每家彝族人正堂屋的上方，都供有祖灵玛都。而“祖灵面前，不可有污脏的行为，也不可有污脏的物体。”任何人不得违反，不然便会给全村带来厄运。若有人违反，轻者受全村人唾弃，重者被开除家族。而在外做了坏事或品质败坏的人，回到家中不允许进正屋，否则就是亵渎祖灵，罪不容赦。而在彝族的一些生活谚语或格言中，也无不包含着为人处世的深刻道理。像“米黑吃得，钱黑吃不得。脸黑要得，心黑要不得”等就是。从彝族的传说、习俗或生活语言中不难看出，彝族是一个追求真理、扬善去恶、爱憎分明的民族，特别强调为人处世的良知和道德底线。许多生活准则与道德伦理观念，已经通过具体的生活习俗或仪式，化为了彝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并构成了彝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吉萨老爹作为彝族毕摩和中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彝族传统文化的化身，也是彝族传统文化的自觉守护者。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彝族传统文化对于为人处世法则的严格道德规约与神性召唤以及对作恶者的严厉惩戒，才决定了乌斯都的返乡之旅必然是接受民族道德审判的旅程。对他这个民族不肖之子来说，这种道德审判无从逃避，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诚然，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极其复杂，其发生的根源目前尽管有着种种猜测（如有人认为来源于野生动物），却仍然处于不明确的探索状态，乌斯都走私、残害野生动物因此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这场疫情和灾难的罪魁祸首。就他走出大山、进入城市与追求脱贫致富的个人生活梦想来说，实属正当，无可厚非，也是政府特别鼓励的。然而，他不能像他父亲吉萨老爹与母亲那样依靠诚实劳动获得经济回报，而是不惜以身试法，通过不正当乃至伤天害理的行为获取暴利。依靠自己对本地野生动物穿山甲生活习性的熟悉，他从成人开始就干起了偷猎、非法贩卖穿山甲等野生动物的勾当，虽然遭到法律惩处仍不思悔改。进入沙城之后，他更是出于所谓江湖哥们儿义气，甘愿充当不法商人贾二哥的帮凶，变本加厉地把出自西南彝族山区的穿山甲等珍贵野生动物偷猎、贩卖到沙城等大城市，分享厚利，十余年不间断。贾二哥以高额利润为诱饵搞非法融资，他充当得力干将，骗取亲朋好友巨资并导致其血本无归。他还把阿搏等纯朴的乡友变成自己不法行为的同伙，与妻子貌合神离，个人生活也放荡不检点……这些不端或恶劣的行为，不仅让野生动物惨遭灭顶之灾，濒临灭绝，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为某些疫情的侵袭留下了隐患，而且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良后果。甚至乌斯都自己，也不得不自食恶果——滥吃野生动物，导致他全身长满疮疔，痛苦不堪。至于贾二哥、莎拉等人，则或许因为恶人恶报，均染上新冠肺炎，有的甚至挣扎在生死线上。就道德层面看，乌斯都这些行为不仅逾越了做人的底线，更是完全悖离了彝族的文化传统，即使侥幸逃脱了法律的惩处，也不能逃脱彝族民族文化的道德审判与严厉处罚。当然，法律制裁对乌斯都、贾二哥之流虽然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正因为如此，乌斯都在疫情暴发初期狼狈逃回马腹村家中之后，他的父母亲不仅不准他进正屋，罚他睡猪圈，而且对他严加斥责，认为他的恶行遭来了䝚貀缠身，并给全村人造成了巨大危害。为了挽救他及他的同伴，也为了使全村人免去灾祸，吉萨老爹不是上山采药为他们治病，就是祭神做法为他们驱赶身上的䝚貀。乌斯都及其同伴的人性迷失，表征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大潮冲击下彝族传统文化的某种断裂。吉萨老爹对儿子及民族下一代的拯救，与其说是仪式性的，不如说是神圣性的，体现出彝族传统文化对现代彝族人的心灵疗救功能，同时也昭示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不容忽略的积极作用。作品也在告诉读者：守护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在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是在守护人的纯洁的心灵与高尚的情操，同时是保护生态家园、爱护野生动物、珍惜生命、消除疫情隐患的坚固文化基础。作品的思想意义在这些方面得到了有效凸显。
小说在艺术上颇多可称道之处。一是乌斯都自叙这一叙述视角的设置较为巧妙，不仅显示出第一人物有限叙事的现身说法等优势，而且有效地帮助了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或者说，乌斯都对自己人生历程和不义行为的回顾，也是在坦露自己的丑陋灵魂，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忏悔。或许这种反省或忏悔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所促成的。二是儿童视角的有效参与。乌斯都和莎拉的十岁的女儿丹丹是小说中的一个纯朴的小女孩，也是小说所有意设置的一种补充视角或暗视角。她的视角，闪现着童真的光辉，不仅见证了乌斯都夫妇违背道德良知乃至违法犯罪的举动（如乌斯都残忍宰杀穿山甲母子），而且烛照了成人世界灵魂的锈损和道德的坍塌，或者反衬了成人被金钱和欲望造成的人性异化。她的纯朴善良与亲情的力量，也有力地召唤着作为父母的乌斯都夫妇人性的复归，昭示着未来的希望。三是开放式结局的设置，显示出观照生活的洞明或通达。小说结局没有陷入传统小说善恶昭彰、善恶必报的窠臼——罪孽深重的贾二哥虽然感染了新冠肺炎，毕竟依然逍遥法外，其社会危害仍未消除；乌斯都被父母送上了彝族的道德审判台，却没有就此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而是趁防疫队员来临之际，与接受吉萨老爹治疗的阿搏等人一起落荒而逃——小说题名《逃亡的䝚貀》正是作者对他们一伙人的隐喻。逃亡的他们如同䝚貀一样，还会继续作孽，贻害人类与社会。这些都显示出生活的复杂性与极其严峻的一面。小说结尾表明，新冠肺炎给人类反思或检讨自己提供了一次契机，但并非一切问题就此简单化解，前方依然任重而道远。它同时提醒大家，为实现平安、健康、公正、有序的美好生活，有效消除疫情隐患，消除疫情灾难，对于贾二哥、乌斯都之流的违法犯罪、害人害己行径，各民族、社会各界有必要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严加防范，严肃惩处。
2001年，正是互联网兴起的年代，彝-人-网团队便确立了构建彝族文化数据库的宏远目标，初心不改，坚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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