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水西安氏彝族土司的历史贡献：促进贵州彝汉文化共融发展
“以土官制土民”的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地域实施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措施，以中国西南地区最为典型。西南地区的土司，以贵州水西安氏彝族土司最为典型。水西安氏彝族土司是贵州历史上与思州田氏、播州杨氏、水东宋氏并驾齐名的四大土司之一，因明朝贵州宣慰司以水西安氏为宣慰使，其地位“位居诸土司之上”，其创建的政治制度和彝汉文化共融发展模式泽被后世，对贵州社会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贵州鸭池河以西广大地区，包括今毕节市除威宁、赫章县以外的地域在明代被称为水西。水西地区由安氏彝族土司世掌其土，世管其民，因地制宜，创立政治制度，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展；以开放的思想，建立彝汉文化共融发展模式，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一、水西安氏彝族土司独创的“家支制度”、“则溪制度”和“九扯九纵”等政治制度，对贵州水西地区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水西安氏彝族土司的“家支制度”，是彝族古代社会的家族组织形式，水西安氏政权即是由“家支制度”发展而来的宗法政治制度。
家支制度其结构为十二宗亲，四十八目（部），一百二十祃裔，一千二百奕续（夜所）。——《大定府志》
根据史料及水西安氏彝族内部的分封情况来分析，这是一种和周朝天子分封诸侯的情况相类似的，家支内部以亲疏为原则进行裂土分封的一种政治管理制度，即由水西最大的统治者分封出十二宗亲，十二宗亲又根据亲疏程度分封出十四八目，四十八目又根据亲疏程度分封出一百二十祃裔，祃裔之下又分封出一千二百奕续（夜所），这样用血缘关系作为纽带来分割权利，以嫡长子继承制来稳定制度和传承政权的宗法政治制度，使水西彝族土司能够代代相传而成为著名的“千年土司”。
“则溪制度”是水西彝族最具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一种政治制度。水西彝族土司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对内加强管理，对外加强防御，建立起一套行政功能和军事功能兼而有之的“则溪制度”。
水西有13个则溪，“则溪”又作“宅溪”或“宅吉”，彝语的原意为“仓库”。——彝文《水西制度》
土司将其属地分为若干片区，每一片区设一中心地点驻兵屯粮，并建仓库彝以征钱粮，于是则溪就演变为行政区域，因此则溪其实是军事、行政的合二为一。则溪建立的初衷一是“兵马所出”，二是“钱粮所出”，负有掌管军事和征收赋税的任务。则溪的统治者“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一身兼有军民长官二任，有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两种职能两重身份，而则溪的平民也是农民和士兵两种职能两重身份，亦兵亦农，既要当兵也要纳粮，平时则输之粟，有急则助之兵。则溪之下，有部、祃裔、奕续，奕续为最基层的行政管理单位，隶属祃裔，祃裔又分属各部，以四十八部构成十三则溪，隶属于水西安氏土司，形成一个严密的政治统治系统。
“九扯九纵”是源于彝族古代的政治军事管理制度，由彝语演化而来，因此汉文史志记载语焉不详。事实上它是明代水西彝族土司地方政权的一种特殊的官僚制度，属于土官制度的范畴。九扯实际上是上下统属的九个等级品秩，而九纵是水西政权所分设的九个办事机构及其长官的统称。
“九扯九纵”就是九种不同官职按其地位而有九个品级。水西的最高统治者称为“苴穆”，明朝封为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其下有九种官职，分别有不同等级，总理行政的长官叫“更苴”，品级最高；“魁穆”、“濯魁”辅助“更苴”，参与军机大事，品级次之；“诚慕”掌祭祀，“白慕”掌丧葬，列为第三品级；“诺维”、“杩葩”执事左右，“慕史”司文书机要，是“苴穆”的近臣，列为第四品级；“骂初”、“骂写”掌军事，“弄余”掌宾礼，“崇闲”掌农耕，列为第五品级；“濯苴”、“拜苏”管接待，“释项管门禁，“扯墨”管祭祀牺牲，又为一等；最低等一品为“一切服役之人”。——《贵州通史·明代》
九种官职，自上而下分为九个品级，便是所谓的“九扯九纵”。它具有彝族森严的等级制度特点，又有政权结构中职能分工明晰的官僚机构特征，是水西彝族土司政权的一套独有的政治制度。
水西彝族土司在政治建设中将“家支制度”、“则溪制度”和“九扯九纵”政治制度相互配合，形成较为完备成熟的政权结构模式，用来管理水西地区，使得水西地区长期稳定，使彝族历史文化得到持续不断的传承和发展，既继承了彝族远古时期的政权模式，又根据社会的变迁作出适当的调整和改革，对水西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水西安氏彝族土司建立彝汉文化共融发展模式，促使贵州特别是水西地区文化呈现出以彝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彝汉文化交流和共融发展的局面。
水西彝族土司打开贵州对外开放大门，建立彝汉文化共融发展模式，引进科学技术，吸收外来文化。明初水西土司奢香摄政期间，倡导修建了包括永宁宣抚司九姓长官儒学、赤水宣抚司儒学、乌撒军民府儒学以及义学等地方性的汉文化教育学校，使这些地区的汉文化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培养出很多有识之士。如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终于培养出了贵州教育史上的第一个进士张谏。
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王阳明因得罪宦官而被贬至贵州龙场驿当驿臣，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对王阳明十分敬重，与王阳明互通三次书信，促使王阳明创办龙场书院，进行“讲学化夷”。后来王阳明又到贵阳书院讲学，首倡“知行合一”，悟出了“心即理也”，开辟了王学，成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历史上罕见地的大儒，他的成功与水西彝族土司建立的彝汉文化共融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关系。水西彝族土司奢香夫人、安国泰等带头学习汉文化，并有汉文诗歌传世，奢香还派儿子安的到南京国子监学习汉文化。
水西彝族土司在水西地区宣扬儒家思想，开设宣慰司学，从此水西地区汉学勃兴。水西彝族土司主动学习先进文化的开放精神，促使了水西地区乃至整个贵州的进步和发展，使水西彝族土司在中央王朝不断改朝换代的情况下，一直延续到清代的改土归流。彝汉文化共融发展模式的推动下，明代成为水西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和鼎盛阶段，也是水西文明成果积累最多的时代。出现了彝文典籍中集大成的巨著《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西南彝志》记叙了彝族先民对宇宙和人类起源的认识，描述了彝族各部落的古代社会面貌，反映了彝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源流，作者将水西地区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历史等内容用文学的语言，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在对彝族先民的宇宙认识论中，巧妙地运用了中国古代文化中道家的五方说进行对象的对比描述，首开了文化对比的先河。
彝汉文化共融发展模式促使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彝汉双文、双语并行的局面。如今存《成化钟铭》、《水西大渡河建桥碑记》、《千岁衢碑记》等都是彝汉文合璧的珍贵文物，水西《十二则溪制度》也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明代朝廷还编纂了汉文和彝文对照的工具书《华夷译语》。水西文化呈现出以彝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彝汉文化交流和共融发展的生动局面，这种共融是差异性的共融，也是对彝族文化的传承，对今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都是很好的注解。
水西彝族土司始于元代，完善于明代，终于清初的改土归流。其独创的“家支制度”、“则溪制度”和“九扯九纵”等政治制度和彝汉文化共融发展模式，对贵州特别是黔西北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在如何处理中央和少数民族地方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如何有效运转、如何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共融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也为我们今天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史料。
参考资料
[1] 黄宅中（主修），邹汉勋（总纂），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大定府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6月.
[2] 张廷玉等，明史[Z]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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