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婺彝族凤氏土司的演变
土司是中国古代中央王朝任命和分封的地方官。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为稳定边疆的发展和疆域的形成,而册封边疆民族地区的首领为世袭地方官,通过他们对当地各族人民进行管理,以达到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凤氏土司作为西南地区众多彝族土司之一,其统治对云南乃至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凤氏土司是西南少数民族史和地方史、边疆史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
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凤氏土司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不断涌现出新的论述。相关的学术著作有学者朱宪荣编著的《罗婺历史与文化》,这是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武定历史及民族文化的书籍,文章第一节叙述汉文史籍、彝文典籍、遗迹中的罗婺先民,进而考证罗婺先民的源流;第二节介绍罗婺部落的兴起及其发展,凤英执政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至此奠定了罗婺部落的早期疆域;第三节讲述武定土官因中央王朝施行改土归流政策,土官余势与新兴地主阶级彼此博弈。
学者张方玉编著的《寻觅千年罗婺》,第三章节作者从镌刻在悬崖峭壁上的碑文石刻中,阐述了凤氏先祖罗婺部的鼎盛时期曾雄冠三十七部,一度钳制全滇,是稳定云南的重要势力。第四章节作者着重强调了女土官知府在凤氏土司执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而说明女性土司的出现,与该地区土司制度的实施,以及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的特点密切相关。
另一部专著则是由楚雄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武定县宣传部编纂的《滇中文化论·武定彝族土司文化研究》一书,书中阐述了历代凤氏土司兴衰演变的史实和治政业绩,是一部较完整记录彝族土司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著作。
笔者认为,以上几部专著虽然篇幅较短,却系统地概括了武定凤氏土司的兴衰发展历程,对研究武定凤氏土司有借鉴作用。专著之外,还有许多研究论文值得参考。
云南大学邹俊艳的硕士论文《明代云南武定府改土归流研究》,文章以明代云南武定府改土归流为研究对象,对明代云南武定府土司的设置、改土归流的原因、特点、措施及其影响作了较全面系统的分析。作者认为,明代云南武定府改土归流虽然存在某些问题,例如改流不够彻底,仍然保留一些小土官;汉族流官不顾民族特殊性的治政方式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但是,改流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不能作为武定府改流是否成功的评判标准,而应该看改流后这一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否进步,是否促进了社会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客观来说,明代武定府改土归流,为武定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为清代武定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也为明代云南改土归流积累了宝贵经验。
云南大学秦斌的硕士论文《武定凤氏土司研究》,作者以武定凤氏土司为对象,探讨土司制度在不同时空背景下表现的差异性以及适应性,通过关注和研究土司制度的实施对武定凤氏土司以及地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深刻认识和理解土司制度。
作者认为,土司制度的施行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在西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真正实现大一统进程的重要过渡阶段,对维持边疆地区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对促进土司地区的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这种间接统治的方式极大地尊重了土司地区的社会原貌,为和谐友好的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但是,土司制度的实施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尤其是改土归流时期,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战争不仅破坏了和谐的民族关系,而且造成了地方社会的动荡不安和人员伤亡以及经济损失。
学者祁建华的论文《略论武定凤氏、那氏土司兴起的历史背景》,作者首先指出武定特殊的地理位置,位于云南省北部偏东,东邻禄劝县,南与禄丰县、富民县毗邻,西与元谋县接壤,北与四川会理县隔金沙江相望,自元代起,便是昆明通往成都的滇北干道要冲。又因境内地表崎岖,群山连绵,地势险要,中央朝廷往往不能深入治理。尽管该地为“蛮居”之地,风土人情迥异,但又毗邻汉地,处于彝汉文化边缘的缓冲地带,因此,中央王朝对其施行间接的制约。
其次,作者从彝族文献、宗教典籍、官修史籍等考证“武定”一名的由来与“罗婺”有关,是“罗婺”先民的繁衍地之一。最后,作者依次分析了秦汉至明清以来封建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和控制。对于武定这样处于流官与土官统治的中间地带,封建王朝一开始实行的是土流并行,汉彝交错分治,到明末清初,直接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但流官治理成本太高且治理措施不易开展,便扶植一些势力相对较弱小的土司,以令他们互相牵制,稳定边疆局势。
学者杨甫旺的论文《论彝族土司的承袭——以云南武定凤氏、那氏土司为例》,作者认为,武定凤、那土司的兴起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背景,但地理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武定地处川、滇交界,控制着由滇入川的金沙江渡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省会之藩篱,滇西之右臂”的美誉。
笔者认为,由于史籍对凤氏土司的记载较少,学者们对于凤氏土司的起源和发展研究主要根据民间彝族文献、官修史籍等文献资料,因此,学者们所介绍的情况和初步研究的结论与笔者所了解的关于凤氏土司的起源传说大致相同,基本无疑义。
学者廖丽的论文《从女性土司的设置及承袭看明代土司制度——以商胜、奢香、秦良玉为例》,作者以女性土司为视角,深入剖析了中央王朝对女性土司的设置、承袭及管理情况、女性土司与明中央的关系等。通过“云南武定军民府土知府世袭表”和“武定女性土司在职时间统计表”得出结论,在凤氏的承袭中,以父死子继为主要形式,而女性土司通过袭夫职获得职位的比例高于其他方式。女性土司的存在并不是少数,她们通过土司承袭获得土司权力,而且女性土司的在职时间一般都比较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女土司的领导才能和过人智慧,中央政府对她们的认可度。
西南政法大学曾浩的硕士论文《试论清朝对云南武定土司的法律控制》,作者以《明史》《清史稿》为基础,结合《土官底簿》和云南及武定地方志,梳理了中央王朝在武定地区设置土司的相关情况。并梳理了清朝对武定土司法律控制的具体措施,尤以承袭、奖惩、司法、统治疆域方面的控制为重,并以武定境内各土司的相关史实予以佐证,揭示了土司制度走向衰落的事实。从而概括了清朝对武定土司法律控制的特点和评价。主要特点为:坚持剿扶并用的指导思想;不断削弱土司实权;注重法制统一。作者认为,清政府控制土司有利也有弊,并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制度实施的缺陷性、制度实施的积极意义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
云南大学梁媛的硕士论文《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云桥社区的个案研究》,作者以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的云桥社区为案例,引出该社区的发展历程。指出南诏时期禄劝的罗婺部兼并了其相邻的洪农碌券部、掌鸠法块部,史称“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其统治初期,禄劝彝族社会形态发生了转变,由奴隶社会、氏族公社社会过渡到了封建领主制社会,生计方式由传统的游耕、游猎为主逐渐转向以农耕业为主,畜牧业为辅。最后,进一步阐述元明时期,在凤英执政期间,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凤氏家族成为西南历史上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
学者杨甫旺的论文《论彝族土司的承袭——以云南武定凤氏、那氏土司为例》,作者认为土司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承袭。明廷既要利用土司土官来间接统治边疆地区,又须示以“驾驭之权”,因此制定了“土司袭替禁例法”。实际上,土司后代是否能够承袭以及承袭什么职位,必须经过朝廷的批准认可。作者指出立嗣是土司承袭的关键。一般来说,有子立嗣不会发生因争袭而内乱,但一旦无嗣,则有可能因争袭而内讧。作者表明清朝廷给土司颁发印信和号纸,才能使土司承袭合法化、正规化和制度化。这些措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以致在毗邻汉地的彝族地区,由流官来处理彝人的矛盾时,标准几乎全是汉人的观念,不再考虑“妻承夫职”的传统制度。
学者沈乾芳的论文《明清时期彝族土司凤(那)氏联姻关系研究》,作者阐述了学术界关于那氏与凤氏关系的不同看法,其后表明观点:从调查的碑文、家谱、传说来看,那氏与凤氏在族源上的渊源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凤氏在改土归流后势力衰弱,但不至于灭绝,为了避免朝廷屠杀,才不得不改名换姓。作者分别介绍了凤(那)氏土司的联姻对象,依次是与水西宣慰司和建昌府安氏的联姻、乌撒军民府安氏的联姻、东川军民府禄氏的联姻、会川地区彝族上层的联姻、贵州普安龙氏的联姻、丽江土司木氏的联姻、环州土司李氏的联姻等。
作者分析了凤(那)氏联姻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姻亲联盟既相互依靠、一荣俱荣,也相互牵连、一损俱损;在凤(那)氏联姻关系中,女性扮演着重要角色;族际间的联姻,有利于彼此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稳定;等级内婚制观念使人身依附关系长期存在。
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刘砚月的论文《“内在边陲”与权利博弈:十六世纪贵州土司的变迁研究——以贵州宣慰使安国亨为中心》,作者在第四章第一节跨省牵连:斩不断的土司族亲网中特意讲述了云南武定凤氏土司事件。该事件起因是土司的继承权问题。作者得出结论称:云贵川交界处的彝族土官,“境土相连,世戚亲厚,既而以各私所亲,彼此构祸,奏讦纷纭”,“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与为援”。这些跨省牵连的土司族亲网,给地方官员的治理带来很大麻烦。地方官员屡次依照当地习俗进行处罚,但“终不能靖也”。
学者杨甫旺的论文《试论云南武定彝族李氏土司的来源与发展》,作者先表明观点,即元明以来彝族土司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南诏大理国时期就是部落首领或贵族,封建王朝更迭时主动投诚或归附,被朝廷授以土司世职,如武定凤氏土司;而另一种则是祖先并不显赫,被朝廷调遣参与平叛立有军功而被授以土司或土官之世职,武定环州李氏土司就是这样的典型。然后,作者分析了环州李氏土司和武定凤氏土司二者的关系,认为李氏土司的先祖在明嘉靖年间,因从寻甸调征武定彝族罗婺部凤氏而“功授总管”,得以镇守大、小环州,在环州世袭了前后十六代土官。
笔者认为,土司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彼此之间既存在博弈,又在某些时刻存在相互扶持,中央王朝权威深入到当地政治事务中时,可能会逐步影响土司间关系的抉择。以上所述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观点。
目前学術界对凤氏土司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包括凤氏土司的兴衰发展历程、政治、教育等多方面,总体上,研究成果已经逐渐起步,但相关的专题研究较少,相关论著也比较少。对于凤氏土司的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土司的家国观、国家认同、碑刻等方面的研究还较缺乏。
随着区域社会史、地方史、边疆史等工作的逐步推进,特别是配合田野调查的方法,将极大推动凤氏土司研究滞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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