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刘尧汉先生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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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岁高龄的刘尧汉教授在家中 
刘尧汉教授和夫人严洳娴教授与本文作者普驰达岭在他家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宣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学部委员增选和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结果，并为10名新增选学部委员和38名新增补荣誉学部委员颁发证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国际著名的民族学家刘尧汉先生当选为荣誉学部委员。
89岁高龄的刘尧汉教授在家中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奎元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增选工作于2010年11月1日启动，经提名、评审共产生14名候选人，进行公示、院外学术评鉴、学部委员大会审议和投票选举后，正式产生10名新增选学部委员。此次增选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学部以来的首次制度化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工作于同期进行，共选出38名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现共有6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荣誉学部委员。他们是：胡庆钧、杜荣坤、道布、照那斯图（已去世）、刘尧汉和孙宏开。
引深阅读：
一江三山在脚下，两洲五洋存胸中
——访新中国第一位彝族教授、中国彝学的开创者刘尧汉先生
普驰达岭/文
从云南楚雄的一个彝族娃子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并入主当代中国学者最高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用“著作等身，桃李天下”来形容刘尧汉，还不足以道出他的独特之处。1922年，刘尧汉出生于云南省南华县，但命运多蹇，庶出及“罗罗”的双重身份让他从小备受欺凌。就是在人生最初的逆境里,刘尧汉先生师从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先生,后师从费孝通先生,并得到一代史学泰斗范文澜、翦伯赞先生的悉心指点,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史学界里得窥堂奥,纵横睥睨,并由此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派——中华彝族文化学派,为古老神秘的彝族文化占得一席之地.刘尧汉60年潜心史海钩沉,其间数次大难不死,其人生不可谓不传奇……
刘尧汉教授和夫人严洳娴教授与本文作者普驰达岭在他家中
1922年7月7日(旧历),刘尧汉先生出生在云南省南华县马街乡沙坦郎彝族村一个地主家庭.知书达礼的母亲郭荫莱是本县晚清举人郭燮熙大女儿,不幸年轻守寡,改嫁做了偏房,他幼年因此遭受族人的歧视。母亲常教育他长大后“不要吃收租饭，要吃教书饭。”
六七岁时，刘尧汉在私塾里苦读古书，为适应时代，母亲另请来新学教师周仲麟讲授“五四”新学。少年时刘尧汉开始对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的学说发生了兴趣。后来，考进县城读初中。
记得进学校的当天，看见一群同学正在踢足球，刘尧汉好奇又羡慕地早一旁观看，正巧球出界到了他脚边，他便顺手捡起正准备抛回场内，一个踢球的同学气势汹汹地跑来，在他屁股上狠踢一脚，骂道：“死罗罗（旧社会对彝族的侮辱性称呼），有什么资格摸球。……”这一不期的刺激，使他发下“要争气读书”的誓言。（到他破格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后，有些知情的故旧，还开玩笑说：“想不到一脚踢出个教授，”）
1939年，刘尧汉升入楚雄中学。当时正值抗日关键时期，楚雄中学的师资力量很强，教师多从华北和沿海而来，其中历史教师濮清泉（陈独秀的表弟），学识渊博，曾留学日本和苏联，崇拜苏联的托洛茨基。刘尧汉从濮老师所讲的世界历史中受到民主进步思想影响，并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942年，刘尧汉考上了云南大学生物学系。1943年又考入由费孝通教授担任主任的社会学系，师从费老先生，潜心学习社会学。
1945年临近寒假时，费教授特意安排刘尧汉利用寒暑假返回家乡，对本家族的历史作全面的调查了解。他遵师嘱，从昆明乘车抵达南华县城，随即徒步返乡，开始踏上他学术生涯中第一次寻找“山野妙龄女郎”的征途。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他行至南华县沙桥镇3公里处（今毛板水库侧）路段时，两辆车从身后急驶而来的军用货车，因抢道相撞在他身边，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刘尧汉已经栽倒在路坎下失去知觉。当时正置上午9时左右。手臂关节脱位、脑震荡的他一直昏迷了八、九个小时。直到夕阳西下，一阵凉风吹来，在朦胧中他似乎听到有人在说：“把他装棺材算了”，另一个说：“再等等，这人还有点气呢。”当他微微睁开双眼时，一个农民惊喜地叫起来：“活过来了。”在两位农民的搀扶下，他勉强撑着站起来，四下一看，印入眼帘的情景使他不寒而栗。原来，三口棺材平行地放在他的身旁，已经丧生的两个司机被放入了棺内，剩下的那一口棺材不用说是为他准备的了。当他稍稍定下神来，才明白自己险些随死神而去。
但这飞来的横祸并没有阻止刘尧汉前行的脚步，他忍着巨痛艰难地向前走去，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沙桥镇，住进了一家小店。第二天拂晓，他又带着伤痛继续上路。由于手关节上的伤势越来越重，他不得不投宿于山村一个初中同学的家中。当晚由他的同学请来一位彝族草医，经复位包药后，翌日他又孤身一人，徒步三日回到家乡，认真完成了他的这次社会调查。
费孝通教授对他的调查十分满意，并鼓励他在原有基础上，再作补充调查，即可完成定名为《沙村社区研究》的毕业论文。在费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从自己的家庭、家族历史出发，剖析当地封建社会状况。
为了获取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1946年暑假，刘尧汉再次返乡作社会调查。在这次调查结束返回昆明的途中，他又一次死里逃生——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时日，他搭乘的货车盖着严密的防雨篷布，在风雨中摇晃着前行，车篷内共坐有六七个搭客，混浊沉闷的空气，加上浓烈的汽油味，使刘尧汉感到恶心欲吐，他便站立于车箱前端，掀开篷布，大口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当时，车子驶过一平浪（地名），在一斜坡处需拐急弯过桥时，车辆来不及刹车，直冲入滚滚山洪。就在这紧急关头，站在车箱前端的刘尧汉伸手抓住了从桥头侧伸出的一个树枝，这才幸免于葬身汹涌山洪。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他在学术生涯中的第二次遇险。
1947年，刘尧汉从云南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社会学系助教，实现了母亲盼子“吃教书饭”的夙愿。他在担任助教期间，在民族学家杨堃教授指导下，除在昆明东郊大麻苴村和西山区大、小墨雨等彝村坚持长期社会调查外，多次利用寒暑假，重返家乡作进一步深入调查。
到五十年代中期，刘尧汉根据对家乡彝村实地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写出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云南哀牢山彝族沙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至解放前的发展过程》这份手稿，寄请史学大家范文澜审阅。他与范老从未面识，但范老独具慧眼，为鼓励青年走出书斋，深入社会作实地调查，范老热情洋溢地为他写了《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1956年5月24日）“史学”专栏上，将此稿称许为“山野妙龄女郎”。范老在介绍文章里说：“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书经》、《诗经》等等中国名门老太婆或者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斜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刘尧汉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女郎之一，我愿意替他介绍一下，摘出‘历史轮廓’一项。借《史学》的地盘和吉士们会面。”
1953年，刘尧汉晋升为云南大学讲师。同年3月中旬，他接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西南民族研究所的调动通知。赴京报到前，刘尧汉收到了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翦伯赞教授的信函，信中说：“郭老、范老和我对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一直很重视，希望你去南诏辖境调查，留意此事”。当时，泰国在他们的教材中说南诏是泰国建立的，考虑到领土完整性，要去证实到底是哪个吗建立的。同年4月10日，刘尧汉肩负前辈的重托，为调查南诏历史及其族别，前往滇西巍山（南诏王故乡）走村串寨地作了大量实地调查，途经南涧、弥渡、南华、景东、双柏、新平、镇源、元江、黑江、红河、元阳等十余县。在南华县摩哈苴彝村调查时，刘尧汉借宿于一户鲁姓土彝族家里。晚上在火塘边与该家老人闲谈，老人边谈边不经意地将其磨损的背架包拿出来整理，准备拆换重新裹扎，老人拆去包于外部的破棕片，露出数层将毁坏的麻布，待再拆去麻布，里面是一包字纸。刘尧汉好奇地将字纸拿过来一看，竟是一份用江绵纸写就的《哀牢夷雄列传》手稿残本，系清代贡生夏正寅写于清咸同年间（公元1851—1874年）。该手稿末尚附有哀牢山区李文学起义时的副将军张兴癸、南都督杞彩顺、副参军杞绍兴三个彝汉文对应注音的父子连名宗谱。从这三份宗谱可看出他们三人都是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后裔，并均可上溯到南诏开国君主细奴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经过询问，原来土改时分得地主浮财，老人分得一口木板箱，箱里杂物中有这一卷字纸，不知上面写的是什么，因其柔软而不舍丢弃，便用来做背架垫包。刘尧汉当即用一个随身带的床单与老人换取了这份残稿。这意外的收获使他惊喜不已。
1953年9月的一天，刘尧汉从墨江县城前往该县坝溜区联珠乡彝村作调查，中途需淌水过河。去时河水刚及膝部。回来时天空晴朗，滴雨未下。当他涉水到河中心时，汹涌的洪水突然滔滔而来，顿时淹及胸膛。原来河下游天晴，上游却突降暴雨，山洪顺沟壑湍急而下。惶恐之中大声呼救，但四野无人，水还在涨。刘尧汉在洪水中奋力挣扎，幸好在洪水将他向岸边斜冲，在距岸约2米的时候，刘尧汉使尽全力抓住了一棵伸向河面的树枝，才爬上岸。这是刘尧汉田野调查中的第三次遇险了。
这次调查历时半年多，徒步行程600公里，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刘尧汉成了《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一文，发表于《历史研究》（双月刊）1954年第2期上。这一重大成果，澄清了涉及我国领土完整的重要史实，澄清了涉及我国领土完整的重要史实，证明了南诏确系彝族先民创立，世属中国。这一重大研究成果受到翦伯赞、范文澜等史学老前辈的赞誉。并写入大学历史教科书中一直沿用至今。
1979年秋，刘尧汉一人先行到四川凉山州盐源县（在泸沽湖畔）进行社会调查，对这个地区彝语支摩梭人的母系民族制度做了全面的了解。在这次调查中他又一次与死神相遇。那是个多雨的秋末，刘尧汉从木里县博瓦冒雨出发，步行三日，第三天夜幕降临时抵达乌角公社。由于雨天气温骤降，他穿着单薄又淋雨，冷得浑身发抖，于是找来栗炭升火取暖，疲惫不堪的他不知不觉中倒在火塘边进入梦乡。至半夜时分，门窗紧闭的屋内充满了二氧化碳，他感到呼吸困难，头晕目眩，手脚动弹不得。他试图逃离险境，但已无力起身，于是危急中顺势一滚，爬至门前，使尽力气将门推开，直到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才将他搀扶起来。稍作休息后，他又投入了调查工作。
1981年3月中旬，刘尧汉与夫人严汝娴同往四川木里县西南隅俄亚区调查结束，在转赴该县东南隅乌角区作再次调查的途中，行经云南宁蒗县境内，在越过海拔4000多米的雪覆山巅时，由于雪深难辨道路，路面又很滑，刘尧汉撞伤头颅，夫人严汝娴跌断右脚踝骨。在雪山荒野里，刘尧汉强忍着剧痛，蹒跚下山呼救，后经宁蒗县护送到渡口市乘火车到四川西昌住院治疗，夫人严汝娴则请人护送到成都，手拄双拐只身乘机返京继续治疗。几天后，刘尧汉从《人民日报》得知，他们出事的当天，正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院长彭加木在沙漠考察失踪之日，这种巧合，使他心绪万端，这真是科学之路无坦途！
但是生活终于给他丰厚的回报，从1953年——1980年，经过整整27年的史海钩沉，刘尧汉由讲师破格晋升为研究员。他说，那是他一生最难忘的时刻。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刘尧汉应家乡——楚雄州人民政府之邀，开始长达二十多年的智力支边工程，创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所——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同时创办了《彝族文化》刊物，主编了《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他的代表作《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和《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可以看作是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两块基石。
首先，对于彝族天文学的实地调查。他和另外两位学者（陈九金、卢央）1980年就已经到四川省凉山彝区着手进行调查，对于彝族的历法，我在上世纪中叶赴凉山调查时已开始留意，后陆续收集前人调查的资料。但觉得资料尚不扎实。1981年他们再次开展更深入的调查。同年4月26日，他们乘车赶赴雷波县卡哈罗区麦青地彝村，查实了当地行用彝族十月历的遗俗。然而，机遇与风险同在，当他们为获得新资料满怀喜悦心情返回途中，吉普车正在金沙江峡谷险恶陡岩上开凿出的公路上颠簸行进时，突然车前一闪，一块从悬崖上滚落直下的石头，撞在凸出的岩嘴上，碎石四溅；一块鸡蛋般大的碎石弹飞来，击穿吉普车前玻璃，不偏不倚地撞落在驾驶员与我座位之间的空隙处，车窗上留下了一个拳头大的洞眼。死神和他们开了个令人不寒而粟的玩笑。若碎石击中驾驶员，那一车四人都将葬身于滚滚的金沙江中。这是刘尧汉的第五次遇险。
在这样的苦与险中经多次调查，他们根据调查所获得的彝族传统的星座系统、星占法、十月太阳历等资料，写出了《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一书。其后，在云南小凉山宁蒗彝族自治县调查补充完整，与另一位学者卢央合作，出版了《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一书。
另外，在实地考察中，刘尧汉发现了历史学中的一些疑点。原云南大学方国喻教授的《彝族历稿》中说：彝族是从中国西北的甘肃、青海一带来的（即彝族从西北甘肃、青海的古羌戎或氏羌南迁与金沙江土著融合的遗裔）。然而，彝族是否就像方先生所说的是从甘、青一带来的呢？刘尧汉认为这不是彝族来源问题的最终结论。他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是这样认为的，楚雄彝州元谋县1965年发掘出距今170万年的猿人门齿化石，考古学家定名为“元谋猿人”(简名“元谋人”)，它是迄今所知的除印度之外的亚洲最早的人类祖先；彝族当是留居当地的“元谋人”遗裔之一。彝族原本就是金沙江南北两侧的土著元谋人，元谋人的子孙出来不会四面八方全都迁走，元谋人的子孙也会有留在当地的，（包括现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也都是从云南迁去的）。金沙江南北两侧土著彝族先民一部分向北迁达今青海、甘肃，为远古羌戎。其中一部分往西迁经新疆塔里木盆地跨越葱巅，融合于今阿富汗、土耳其先民。留居甘肃、陕西渭河(古称姜水，即羌水)者，与当地蓝田猿人遗裔融合，由之分衍为伏羲、炎帝、黄帝等等氏族部落，散布全国各地，复与北狄、东夷诸部落融合。炎帝部落往东迁达山东半岛，成为尔后受周所封的齐姜(羌)。炎、黄帝氏族部落中某些部分往东北迁徒，经西伯利亚、白令海峡人美洲大陆，成为当地的拓荒土著印第安诸氏族部落。
美洲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是不是从云南迁去的这个问题，他有一次去看望我导师费先生时，曾问过他能否可以写这方面的东西，费先生说是可以写的，但费先生对他的想法既没肯定也没有否定。刘尧汉认为美洲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就是从中国去的，是从中国的哪个地方去的呢？是从中国的云南去的，云南也不小啊，是从云南的哪个地方去的呢？就是从我们云南的楚雄州的元谋去的。他说：作这样的推测是因为元谋人是最古老的亚洲人。对于一向严谨的中国史学界，刘尧汉的的这个推断真是石破天惊。
但刘尧汉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美洲文明古国墨西哥土著印第安玛雅人，以其十八月历著称于世。玛雅人的历法与彝历同样是一年十八个月，一个月二十日，另加五天祭祀日，全年三百六十五日。玛雅十八月历产生于距今五千年左右，世界学术界多赞叹玛雅人在当时竟能创造如此准确的历法；有少数学者竟认为玛雅人的智慧高于地球人类，乃是“外星人”、是“地球上的外来户”。当地人还有说十八月历是神定的历法。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1991年之前，人们还不知道中国彝族还有用十八月历的情况。直到1991年我们在云南省大姚县昙华乡丫古埂彝族村（60多户彝族）这个地方的彝族巫师李家才那里发现彝族有十八月历。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这个地方还在用着十八月历。在没有完全查明彝族有十八月历之前，人们只知道地球上惟玛雅人有十八月历；由于它的惟一性，便被神秘化了。
可以比较一下，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昙华乡丫古埂彝族村用的十八月历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只能说是世世代代传承使用的。而墨西哥土著印第安玛雅人所使用的十八月历书上记载是距今5000年前产生的。那可以推断，产生于5000多年前的玛雅人所使用的十八月历是从哪儿传过去的呢？刘尧汉认为玛雅人所使用的十八月历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它的根在哪里呢？它的根就在云南省楚雄洲大姚县昙华乡的丫古埂彝族村发现的十八月历有关联。那里的十八月历很不准确，而十月历是很准确的，但两者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刘尧汉认为彝族十八月历是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前身。因为人类的祖先使用这些历法是经过上百代的使用，一代代地不断进行改进，最后才确定下来的。形态更原始的，也就可能是更古老的。彝族和玛雅人的十八月历，在今天已无实用价值；但彝族十八月历却有很重要的科学史价值，因为有它的存在，就否定了墨西哥玛雅人十八月历在世界历法史上的惟一性，从而消除了玛雅历的神秘性。打破了它的惟一性，也就扫除了它的神秘性。
玛雅文化与彝族文化有这些共性，并非偶然，有其远古历史渊源。所以美国学者说，美洲土著印第安人是从亚洲经白令海峡迁去，或说是从亚洲迁去的中国人。墨西哥有学者说，墨西哥古文化是中国文化。现既知墨西哥有玛雅十八月历等等文化与彝文化相同，我们便可进一步推断，包括玛雅人在内的美洲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是从中国金沙江土著彝族远古先民羌戎迁去的。这是过去谁都没有说过的东西，这是我的说法，也是我以后所要写的东西。过去认为元谋人是除印度之外的亚洲人类的祖先，但我要说，元谋人不仅是亚洲人类的祖先，也是亚、美两洲原始人类的祖先。如果我要写《中国古代史》，我就要写上这一点。因为，我们楚雄洲大姚县有十八月历，不能说这是从美洲的印第安部落的玛雅人传过来的。
玛雅文化与彝族文化具有这些共性，是由于两者的原始思维共性所致；但这决不意味着彝族古文明高于墨西哥古文明，墨西哥古建筑艺术就非彝族所居竹篱板屋所能企及。四川北部的羌族的碉楼（羌碉）也无法与之相比。
刘尧汉就是这样，对那些几成定论的史学问题一向坚持“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的科学态度。在他的辛勤耕耘下，一批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一个崭新的学派——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在中国学术界异军突起。这个以“把山野中采摘到的‘鲜果’与书斋中的‘干果’相结合，即用活史料给死史料注射新鲜血液，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为突出特点的彝族文化学派不仅体现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壮举，而且是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突出标志之一。
说到彝学的创举，不能不提到彝学的摇篮——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从成立伊始就得到了楚雄州历任领导的支持和关心。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老州长普联和，是他倡议并聘请刘尧汉教授去创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从而开始大力培养彝族青年学者。刘尧汉回忆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普联和州长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尽量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十多年后，在楚雄现任州长夜礼斌的一贯支持下，研究所出版了大量的彝族文化研究成果。由刘尧汉主编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作者按：至2001年，这套丛书已经公开出版了40部），还2001年7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暨研讨会，此举将彝学引入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从而兴起了彝学的热潮。同时，楚雄州领导听取了刘尧汉教授关于建造一座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的建议，建成了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这是楚雄州历任领导重视保存、发扬彝族传统文化的最好写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因为刘尧汉在开创彝学方面的独特建树，1992年9月在楚雄彝族自治州首届科技大会上将他作为有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之一，给予表彰和奖励；中央电视台、云南电视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以及《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海文艺报》、《云南日报》、《大公报》（香港），以及《民间文学论坛》、《书林》、《读书》等知名报刊，对他的研究成果作了多次报导和评论；1990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他选入《国际名人录》第十一卷；同年的10月国家民委授予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1997年9月9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东方之子”栏目对他的学术成就进行了专题报导；同年的10月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9年11月中央电视三台在《古老的村庄和今天的歌谣》专题片中，报导了他对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实地调查情况；2000年7月，中央电视四台在《走进文明源头》专题中，报导了他对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研究成果；由他主编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正在源源不断的出版。在他精心培育下，一批彝族青年学者迅速成长，壮大了彝族研究队伍，给彝族文化研究带来了蓬勃朝气和百花争妍局面。在谈到培养彝族中青年学者问题时，刘尧汉情不自禁地说：“我热爱自己的民族，更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不是为培养龙家、普家、阿候家、曲木家等等某一姓某一家的儿女，而是要培养彝族的儿女即中华民族的儿女，要这些儿女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人们称我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彝族教授，但我希望“第一”不要成为“惟一”，我在彝族文化研究所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为培养一批教授打下基础，将来在他们中间涌现出更多的副教授、教授！”
“一江三山在脚下，两洲五洋存胸中”是刘尧汉先生为鼓励彝族中青年学者，希望他们立足金沙江、哀牢山、乌蒙山、凉山，树立从微观人手、宏观着眼的整体观，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瞻望未来而特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题写的两句气势磅礴的诗词。可以说，这也是以刘尧汉为旗手的中华彝族文化学派“从微观入手、宏观着眼，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科学的研究观和发展观的高度概括和写照。
冬去春来，几度花开花落。如今，刘尧汉先生已是白发皓首，步如了耄耋之年。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已89岁高龄，但他为科学事业锲而不舍的拼搏精神仍不减当年，并坚持严谨治学的初衷，继续指导彝族中青年学者进行实地调查。在彝区山巅深谷中寻求“山野妙龄女郎”。看来，刘尧汉先生与“山野妙龄女郎”是缘定今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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