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与城镇——一个新建城镇的彝汉族群关系研究
一、绪 论
本研究结合历史文献和民族志的方法，以中国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县城所在地新市坝镇的情况为例，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来探讨新市坝镇彝族和汉族之间的族群关系，讨论彝汉之间的族群冲突原因与现状，总结彝汉两个族群的文化融合与发展，揭示彝汉两族杂居和聚居地区的社会转型现象。
在二十世纪中以前，在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城镇主要分布在汉人聚居的富饶之地，如西昌、越西、冕宁等地，在甘洛县有两个小型的小城镇，也是汉人的聚居地。在那个时候，在这些城镇居住的彝人主要是一些达官贵人，比如甘洛县著名的彝族土司岭邦正在西昌就有衙门。总的来说，凉山彝族是一个山地族群，彝族地区没有形成城镇，甚至有了汉人政府建立的城镇后，彝人将汉人官吏赶跑，赶跑了汉人官吏后，彝人不是住进城镇作城镇主人，而是破坏了城镇，很快城区恢复为农田。昭觉县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清末？？年间，清政府在昭觉置县，建县城池，不久彝族巴且家族赶走了昭觉县令，占领了县城范围，但不善修城墙，到？？时候，昭觉城墙已经基本成为废墟。不仅如此，昭觉彝人还破坏了汉人的水磨等用于农田的灌溉技术和农具，不接受汉人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凉山彝族是一个没有城镇概念的族群，没有形成过以市场为标志的中心城镇，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彝族在二十世纪中以前都是“农业人口”。传统彝族不同支系以占有一定的区域，互不归属，商品交易是到汉人的市场或等待汉人商人将生活急需商品带进彝区。按照威廉姆·斯甘纳（Skinner）的区域市场理论，彝族的聚居的区域是实际上是在汉区市场的扩散地而已。现在的甘洛县区域自古以来就是族群交往频繁的区域，是彝族和汉族先民交往密切的地区，从历史文献看，唐宋以前甘洛县的居民主要是彝族先民居住。唐朝时期甘洛县属于南诏国，以境内的大渡河为界与大唐相邻。宋朝时属于大理国，宋朝皇帝自己在地图上界定大渡河以南不属于大宋国土。自从元朝灭了大理国统一了中国以后，甘洛县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元政府在凉山彝区设立“罗罗斯宣慰司”，鼓励军屯和民屯，汉民始开始逐渐移民凉山。明清时期仍然执行元朝土官政策。清末土司势力减弱，凉山腹地彝族家支势力强大，土司被逼到凉山边缘地区。甘洛县正是凉山边缘地带，与汉区相邻，成为土司势力的最后阵地，在这里，土司势力需要汉族势力的支持，同时，汉族势力也需要土司的保护。因此，甘洛县的田坝区和海棠区成为两个汉族聚居地。甘洛县的汉族成份，有政府鼓励的移民，也有军队掩护下的军屯，还有其它突发事件流落到甘洛的汉人。比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边被甘洛彝族土司岭成恩的彝军和清军剿灭，石达开的军队被打散后，许多人逃入甘洛的彝区和汉区。到1990年中国全国人口普查时，甘洛县全县有148,008人，其中汉族为54, 269人，彝族为99,262人，汉族的人口比例已经很大了。
甘洛县一直处于“彝族自治”状况，以前中央政府采用了土司政策，让彝族土官治理甘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甘洛县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县，县领导按《民族区域自治法》要由彝族担任。在政治上，汉族和彝族似乎“不平等”，这种政治上的“不平等”是否造成族群的冲突？是如何冲突的，这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经济上，汉族善于经商，在经济上处于絶对优势，而彝族在传统中很少经商，贫与富均有家族亲友共担与共享。经济上，彝汉也很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背后是否存在族群的冲突因素和隐患？这是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彝汉文化有差异，在两族长期交往过程中，两族文化是怎样相互适应、相互磨合、相互融合的？两个民族之间，一旦发生文化的变迁，自然会伴随这该族群的社会变迁，这种变迁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这是本研究的另一个内容。
甘洛县本来就没有县城，在1949年或晚一些共产党的势力进入凉山以前，现在的甘洛县整个区域都属于当时的越巂县管辖之内，而县城所在地是一片荒凉之地，听老人说那是一片青冈树林，还时常有狼出现。直到19xx年，
二、文献回顾
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在政治、经济、教育方面都占有絶对的优势。历史上，汉民族和周边民族的族群关系的记载，汉文文献是非常丰富的。只是，中原汉人历来以帝国中心自居，称自己的国家叫“中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汉族文人笔下的其它周边民族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的人。他们区分周边民族为东夷、北狄、西羌、南蛮，后来区分西南地区的民族为“西南夷”。对于彝族的先民，较早较全面的文字记载要属汉朝司马迁关于“西南夷”的描述。在凉山地区，这两个族群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关系。那时候凉山地区的住着邛、笮等族群，司马迁的《史记》将他们记载为“西南夷”之分支。那时候这个地区的族群关系就是中原汉人与“西南夷”族群之间的关系。汉朝以后，在中国西南地区，“汉人”和“夷人”两个族群即已经开始了文化交流和融合。
中国的历史，是不同族群不断融合的历史。上面所说的东夷已经全部融入汉族中，现在找不到东夷的影子了，北狄后裔除部分还是蒙古族及其周围的民族外，也多数融入了汉族中，南蛮也没有了“后人”，西羌也只有人数不多的几个民族了。所以费孝通教授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费孝通1989）是有道理的。很多少数民族曾经入主中原，统治整个中国，如蒙古人的元朝，满族的清朝等。每次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就是一次大规模的族群融合的过程。内蒙古现在只有15％的蒙古族，这一方面说明汉人移民进入蒙古草原人数的增多，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蒙古人已经融入了汉族中。清朝最为明显，满族统治中国三百多年后，文化上几乎完全接受了汉族文化，很多满族人分散到全国各地做官，现在也都融进了当地汉民族和其它民族中了。
虽然汉文文献记载了很多汉族与各地民族之间的关系，但从平等客观的角度来描述的族群关系的论着还很少，至于用现代人类学理论来写汉族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文章却少之又少。很多情况下是汉族学者站在老大哥的角度来写的，甚至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的。他们在描述汉族和周边民族的关系时，往往会以汉民族为中心，主观地边缘化了周边民族。中国古代的皇帝的意识形态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并以此在处理族群关系时，往往考虑的要么是“武伐”，要么是“文化”，目的是让蛮荒之地的“蛮夷”早日走向同汉民族相同的文明之路。
对于彝汉族群关系的探讨，有站在汉族老大哥的立场想帮助彝族的，比如文超的“汉族同胞对复兴倮罗应有的态度”（1936）；有站在国防的角度考虑彝汉族群关系的，如曲木藏尧讲述，高伯琛记録的“西南国防与倮夷民族”（1934），有从经济贸易的角度来考察彝汉族群关系的，如任映的“雷马峨屏与大小凉山夷汉间之交易”（194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宣传汉族和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如沈石的“彝汉新关系的开始”（1951）。也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检讨彝汉族群关系的，如王文华的“张维品被卖入凉山的生活简史”（1956），也有彝族人自己站在民族团结的角度来表达彝汉族群关系的，如原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瓦渣木基的“我国民族团结不容破坏――瓦渣木基代表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痛斥外国干涉者”（1959），还有以民族学的资料来考察彝汉族群历史上渊源关系的，如刘尧汉的“从民族学资料试探彝族与羌、夏、汉的历史渊源”（1979）；有纯粹从历史角度来研究的，如何耀华的“凉山彝族与汉族的历史关系”（1980）；还有从神话传说方面来看彝汉族群关系的，如马学良的“从罗罗神话中所见的倮汉同源说”（1946）。
上述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彝汉族群关系，给我们提供了资料，开阔了眼界，但是，我们可以遗憾地看到，这些文章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的局限性，都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缺乏详细的民族志的研究，对彝汉族群关系的深入了解缺乏深度。
三、研究地点与范围
甘洛县位于凉山州的北部，是凉山的北大门。甘洛县地理位置特殊，北部隔大渡河与汉族地区接壤，南部被彝族聚居的马边县、美姑县、越西县和冕宁县等县包围。相对于汉族地区来讲，甘洛县是进入凉山彝区的第一道大门，对于彝族地区来讲，甘洛是彝族的“边缘地带”。凉山彝区腹地的彝族形容一个人很有名，是说这个人的名声连甘洛都知道了。甘洛县境内有两条河穿过，一条是甘洛河，一条是尔足河，两河在县城交汇后称为尼日河。尼日河在甘洛县苏雄镇尼日乡汇入大渡河，正式进入汉区，是为彝汉传统交界线。
本研究选取甘洛县作为研究点是因为甘洛县复杂多样的彝汉族群关系决定的。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和《甘洛县志》的统计，甘洛县共有36个乡镇，从各民族在各地居住分布来看，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彝族聚居区，汉人很少甚至没有汉人，比如阿尔乡只有38名汉人，石海乡只有19名汉人，海马乡只有13名汉人，沙岱乡只有3名汉人，波波乡汉人和藏族加起来只有3人，阿嘎乡4人，格古乡没有汉人。一种类型是彝汉杂居，比如田坝区和玉田区的部分乡的情况；另一种类型基本上是汉族聚居区，汉人占多数，彝人占少数，比如田坝镇，启明乡，埃波洛乡，两河乡等。（详见附録：甘洛县各乡镇民族人口统计表）。在这样一个地方，有三种民族分布类型，适合比较不同的族群关系，有利于总结出不同的族群关系类型。
四、研究问题及族群关系理论
族群关系的研究，可以从社会竞争(social competition)或竞争性自利(competitive self-interest)来考察，代表性的理论是Muzafer sherif提出的真实的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这个理论强调社会竞争引发的团体冲突，从而导致不同团体成员对本团体表现出偏爱，对外团体表现出敌意。族群关系研究的另一种考察出发点是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其代表性理论是Henri Tajfel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这样，可以看出社会分类，导致族群成员对本族群的偏爱。还有一种分析族群关系的方式是采取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ative)的方法, 这是介于上述两种方式的方法，主要理论包括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以及族群关系的五阶段论(a five-stage model of intergroup relations)（陈丽华2000：25-26）。
（一）政治与彝汉族群关系
甘洛县属于彝族自治地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甘洛县的各级领导原则上由彝族来担任，少数由汉族和藏族担任。因此汉族和藏族从政的机会少于彝族。由于有这种政策，接受了相同的教育的彝族、汉族从政的机会就不同。以官位来看，彝族多于汉族。在这种情况下，渴望“当官”的彝族可能多于汉族。从汉族来看，他们当官的机会相对地被剥夺了。S.A. Stouffer和他的同事曾对美国的士兵进行研究，提出了“相对剥夺理论”，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军空军对升迁的抱怨比军警强烈，因为空军有很多下士和士官的军阶，而絶大多数军警没有官阶。空军里大多数人获得升迁，相对比较之下，没有获得升迁的人会感觉到受迫害，在军警里只有少数人获升迁，相对比较之下，没有获得升迁的人，并没有感觉到被剥夺，也因此不感觉到被迫害(Taylor & Moghaddam 1987；陈丽华2000：35)。甘洛县的彝汉两个族群的情况相仿，汉族因为很少有当官的机会，因此即使是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也并不感觉到在政治待遇和权利上受到剥夺，而一个上了大学回到甘洛的彝族，如果几年后没有获得一官半职，就会觉得被剥夺权利，政治上受到了迫害。Runciman(1966)最先探讨族群团体里的相对剥夺现象，提出了本族剥夺和他族剥夺的概念。前者指一个人在本族群中有被剥夺的感觉，后一个概念指相对于社会中其它族群而言，一个人对他所属的族群不满意。 彝族和汉族的被剥夺感觉是不同的，同样是高学历的两个人，彝族高学历的人，如果当官显得很正常，如果不能当官，就会有被本族群人剥夺了权利的感觉。而彝族中学历低的人，同时感觉到彝族和汉族剥夺了他的当官权利的感觉。汉族则有所不同，高学历的汉族，如果当官也正常，但如果不能当官。则有被彝族剥夺了权利的感觉，如果学历低，则同时有被本族群人和彝族剥夺了权利的感觉，因此，会很多人发出“我如果是彝族早就当官了”的感叹，言外之意，是对所属的汉人团体表示不满。笔者的一个汉族朋友曾感慨地说：“我从小生在甘洛，周围环境和受教育内容跟彝族是一样的，我应该享受和彝族相同的待遇。你看某某彝族学习成绩不如我，办事能力也不如我，他就是因为是彝族当了官。我很想娶一个彝族妻子，生了孩子报彝族，让他享受彝族的优待。”我这个朋友在甘洛很有怀才不遇的感觉，最近调回了他的汉区老家。对于政治原因造成彝汉两族群关系的一些特殊现象，是甘洛县彝汉族群关系的重要内容，需要进一步的仔细探讨研究。
另外，从阶级分类的眼光看，我打算研究彝族人在接受汉文化后，在与汉族的关系方面，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Taylor 和 McKirnan(1984) 提出的族群团体关系五阶段论正好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族群关系的五阶段论包括1）阶级严明的族群团体关系；2）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3)个人的社会流动；4)唤醒意识；5)集体行动。甘洛县在1949年以前只有汉族聚居区田坝是城镇，其它彝族地区没有形成市场和城镇。彝汉之间的商品交换，临近田坝的彝人都会到田坝去赶集，但离田坝远的彝区，主要是靠汉族货郎挑着担子到彝族地区售货收货。按照William Skinner (1964-65)的观点，甘洛县是以田坝为中心的一个市场经济区域。在彝族的观念里汉族是会做生意的人，是有钱的人。而且在1949年后，参加政府工作的人，很多是汉人，如果彝人能向汉人一样，会说汉语会写汉文，也可以当“干部”，这种干部是不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因此，在彝族的潜意识里，“干部”成为一种不用劳动还可以那国家工资的令人羡慕的阶级。现在甘洛的“干部”虽然有很多彝族了，但在农村彝族的概念里，干部还是一个汉人的职业，经常可以听到农村的彝人说：“某某当干部去了，成‘汉人’了”之类的话。因此，按照上述五阶段论的理论，对于一个彝族青年来讲，他的第一个阶段是追求成为一个“干部”，努力学习的最终目标是进去“干部阶级”。因为干部阶级和彝族农民阶级之间的界限是很明显的。彝族农民阶级处于弱势状况。一个人通过努力不能成为干部的话，会把自己的居于弱势的地位归因于自己的彝族农民身份。第二阶段是当一个彝族青年摆脱了彝族农民身份，挤入“干部阶级”里面后，仍然还有优势阶级和弱势阶级的区分，此时的区分主要看个人成就，“个人能力和努力决定他的社会地位”，是以个人成就来划分阶级的。第三个阶段是弱势团体成员试图加入优势团体。一种方法是弱势团体成员完全改变自己的特征，以通过优势团体的检核，成为其中的一员，第二种是弱势团体成员接受足够的优势团体特征，以便被接纳为其中的一员。一个当了干部的彝族，要么是改变自己彝族的特征，比如不说彝语，改说汉语，希望成为“汉族干部阶级”的一员，另一方面是彝族干部努力学习汉族各种特征，最后希望融进汉族干部阶级里面，被接纳为其中的一员。第四个阶段表明并不是想往优势族群优势阶级靠拢的做法都能成功，但是成功者会以自己的成功为傲，更认同优势团体的意识形态，给原有的社会体系一个公平的证据，使优势团体的地位更巩固，弱势团体的力量更削弱。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干部的彝族，回到家乡彝族村子里后会强调自己的光荣，强调干部阶级优势的意识形态，让还在农村里做体力劳动的彝族青少年感觉到努力就可以当干部，是公平的，同时，让农村里的彝族自己感觉到自己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第五个阶段，是弱势团体采取集体行动来挑战优势团体，以求争取改善地位，寻求心理平衡。在甘洛县沿铁路的彝族村子，出现了全村青年集体盗窃铁路运输物的现象，他们集体爬上运货的火车，将火车上的物品从上面推下来，有人在下面接应，最后将赃物卖掉后共同分赃。他们的这种行为，一方面是因为法制观念淡薄，另一方面，我认为是与“富有的汉人”对着干的潜意识形态在作怪。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去采访一个铁路边偷盗火车货物很有名的村子，发现全村的青壮年人都出门干这行，全村家里只有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农活都由妇女承担。他问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你家里现在有电视机了吗？”那妇女用嘴唇指着怀里的孩子说：“现在还没有电视机，但等他（指怀里的小孩）长大以后，成都有很多，他能拿回来”。意思是说孩子长大后可以到成都去偷盗，换来电视机。集体行动本来可以包括集体竞争、重新评估本族群的特征、重新进行社会创造，但是如果文化教育跟不上，法制观念不普及，就会出现这种畸形的集体行动。我的研究，希望能为甘洛县当权者提供一些参考。
（二）经济与彝汉族群关系
甘洛县的经济，传统上是以农业为主的，高山地区除了农业外，畜牧业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1949年以前，甘洛县没有任何工业经济，后来有了水泥厂、砖瓦厂等少数企业。甘洛县属于经济贫困县，直到八十年代开始，甘洛县发现了铅锌矿，政府组织的企业和一批私营的企业投产开采铅锌矿，出现了一批富翁――“铅老板”。其中有上千万元人民币的铅锌矿老板（在1999年时有4位彝族千万富翁），也有几十万元的铅锌矿洞尖子老板。甘洛县因为有铅锌矿而闻名四川，其原矿和部分粗加工产品运往全国各地的铅锌矿冶炼厂。甘洛县的铅锌矿的开采，吸引了本地和外地的大量民工，其中包括内地的汉人和外县的彝人。铅锌矿区成为彝汉藏等族群交杂相处的地方。这是研究族群关系的一个典型区域。甘洛县铅锌矿区主要分布在城关镇岩润乡的阿加依、赤普和比市村。这三个村为纯彝族聚居区。位于甘洛县以北约5公里处，隔甘洛河于甘洛县城遥相相望。站在矿区可以看到甘洛县城全景，在甘洛县城也能看到挖矿后被露在地表的矿区。
在这个研究中，我将把彝族和汉族区分为本地和外地两种类型，因为在研究探讨目前甘洛的族群关系时，本地的和外地的两个概念的区分很重要。本地和外地的人意味着他们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比如甘洛汉族和成都汉族在性格上会有些差异，长期在甘洛定居的汉族，会在生活上与彝族有一定的影响。外地彝族是指定居甘洛以外的彝族，他们的妻子儿女还在原籍，多数只身来到甘洛寻找工作机会，特别是在甘洛县铅锌矿区做采矿工作。同理，本地汉人是指已经在甘洛落户的汉人，如果按户口制度来划分，主要指户口已经在甘洛县的汉人。而外地汉族是指暂时到甘洛寻找工作的民工。
在甘洛县铅锌矿区，彝汉矿主倾向于愿意雇佣外地彝族和汉族民工，不愿意雇佣本地民工，特别是本地的彝族民工。族群关系的角度来看，据我了解，汉族矿主多愿意雇佣外地彝族民工，但要一定会寻找一个本地彝族作为工头来管理他们。外地彝族民工的组织形式，主要是以家族或地域等形式集体出来打工，如果管理得当，他们具有很高的工作效率，而汉族民工则可能缺乏宗族或地域概念。他们可能会根据工资的多少而变换其雇主。
描述族群团体关系的经济学理论，有Mazafer Sherif提出的真实的冲突理论。它假设了三个前提：1）族群团体成员是自私的，都会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酬赏。2）当族群团体间的利益无法协调兼容的时候，便引发了族群之间的冲突，即冲突是团体间利益无法兼容的结果。3）族群团体间的利益能否兼容决定了族群团体间的社会心理关系。(Tayor & Moghaddam 1987)。
功能性任务需要人际合作，人际的合作往往以族群团体的形式出现，当族群团体形成之时，团体的“文化”就产生了。以甘洛县铅锌矿的开采为例，当开采矿产需要人际合作时，彝族和汉族作为两个族群团体，往往首先考虑的是寻找本族群的人来合作。铅锌矿的开采，利润很大，如果成功开采一个矿井，一个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成为百万富翁。因此，争夺铅矿的开采成为彝族和汉族两个族群团体发生冲突的因素之一。在争夺过程中，各个族群会产生偏差的知觉，彝族和汉族都会对对方有负面的态度，比如，彝族认为汉人善于经商，会打小算盘，会算计人，和汉人合作会吃亏。而汉人则认为彝人不讲道理，感情用事，亲戚关系复杂，一旦彝族的亲戚插手矿业管理，事情就会变得很难处理。因此，彝族开矿往往只和彝人合作或单干，汉人也不会和彝人合作开矿。但是，很多事情则需要两个族群的人共同处理，比如架设电线到矿区，修建汽车路到矿区等，单是某一个族群团体不能完成，于是需要两个族群的合作，这种合作又促进了两个族群的敌意逐渐减少，形成趋于和谐的关系。另外，矿区流动人口很多，治安是一个牵涉到两个族群切身利益的事情，因为甘洛县的铅锌矿位于三个彝族聚居的村子，彝汉两个族群需要合作。彝族容易找到合作伙伴，他们往往通过亲戚关系或朋友关系，在那三个村里寻找人来管理和维持矿区的安全生产。汉族矿主也会千方百计制造条件，有些汉族矿主和那三个村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拜为“干亲家”1，关系亲密，请他们帮助维持矿区安全。这种从冲突到合作的关系，Muzafer Sherif（1966）称为“上位目标”(superordinate goal)，即指把敌对的关系转换为合作关系。
另外，Donnerstein, Simion, 和 Ditrichs(1972)研究的公平理论也可以解释甘洛县彝汉族群关系。公平理论是指某个族群成员努力追求和另一个族群成员平等的公平关系，这是因为他们察觉到不公平待遇是有挫折感。公平理论是以投入和收入作为平衡杠杆的。最理想的情况是两个族群的成员都觉得自己的投入和收入是公平的，这样双方都满意。但是，如果投入和收入因为族群不同而不同的时候，就需要双方来重建公平的。以甘洛县铅锌矿矿工为例，同样是矿工，如果彝族矿工的收入没有汉族矿工高，就会隐藏着族群冲突的可能。在甘洛县，根据我1999年的了解，甘洛县矿区的矿工和矿主之间有一份“意外伤亡赔偿合同”，该合同写明如果一个矿工因为意外死亡，矿主只需要给死者家属八千元人民币的抚恤金。但是，如果遇上本地人的死亡，会有更多的麻烦。外地人没有亲友在甘洛，通知死者家属后依合同付给抚恤金就可以了，可是本地人的话，还会有更多的开销，比如买一付棺材，如果是彝族死亡，矿主又是彝族，则可能会按照彝族习惯，在给死者送葬时，矿主还要额外买牺牲来给死者家属来“驱鬼”。因此，矿主们多不愿请本地矿工。
（三）族群关系与社会转型
在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样两家人，一家是汉族，另一家是彝族。他们都居住在彝族聚居的斯觉区，奇怪的是，彝族那家的孩子都不会说彝语，或者讲彝语不标准，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一个彝族男孩不能用彝语区分太阳和月亮两个词，然而他们的母亲却是汉语中的姐姐和妹妹都会混淆的人，因为在彝语里，如果从男性的角度看，姐姐和妹妹都是同一个词，都叫“妮嫫”，因此影响了他们的母亲在用汉语分辨姐姐和妹妹两词时的混淆。而另一家汉族的孩子却是满口的彝语，从彝语口音上不能区分他和彝族孩子的区别。他们的父母都是从外地来甘洛工作的人，不怎么精通彝语，平时主要还是以汉语来沟通。这个汉族孩子彝语说的很好，甚至他在说汉语时反而好象拗口，带有很浓的彝语腔调。这是跟父母的教导有关系的。
彝族人脱离了农村生活的主要方式是参加政府部门的工作，而参加工作对很多以彝语为母语的人来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起码必须先过汉语关，进过汉语学校，考取学校或招工或当兵等方式，才能成为一个国家干部。他们的这些经历会使他们感觉到汉语的重要，希望不让孩子重复他们的的艰辛历程，企图从小就教育他们掌握汉语。因此在家里他们不同孩子讲彝语，即使自己很难用汉语沟通。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以后，逐渐脱离了彝语的影响，转用了汉语。现在甘洛县城里的彝族小孩，有很大一部分已经不会说彝语了。他们逐渐转用了汉语，在生活上也采用了汉族习惯。
在语言等文化内容上，这些彝族孩子转用了汉族文化，接受了汉文化，而且觉得不习惯彝族的传统文化。在文化上，他们认同了汉族文化。但是，在族群认同方面，这些孩子仍然认同彝族文化。因为他们处于彝族家支制度和宗族体系的包围之中。农村里的亲戚也原谅这些孩子转用汉语和汉族文化，但是时时强调这些孩子的族群身份。鼓励他们参加一系列的彝族宗教仪式以及其它传统文化内容。
这就牵涉到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转型的问题，Henri Tajfel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试图回答以下五个问题（Taylor & Moghaddam 1987）：
1）为什么个人想当高地位团体的成员？2）为什么个人想要归属于能显著识别的团体？3)在什么条件下团体成员会采取集体行动，来改变他们不满意的处境？4）团体成员会采取什么策略，来改进其所属团体的地位？5）在什么条件下以及透过什么策略，团体成员会采取个别行动来改善自己地位。而不是采取团体行动策略来改进整个团体的地位？（陈丽华2000：30）
社会认同的前提是族群中的个人想归属于一个正面的族群，这个族群在任何地方都很容易被别人知道，有显著的容易识别的特点。以甘洛县为例，假如一个彝族人，接受了汉文教育，掌握了汉族文化，是彝汉双文化人。这样，他会进行彝族和汉族社会的比较，看自己是否获得了自己满意的社会认同。也就是说他的身份，可否得到满意的社会承认。如果他作为彝族的身份，可以有很好的职业和收入，到各种场合时能得到彝族或汉族的承认，即社会认同。他就会试图维持他通过彝汉比较后所获得的优势，而且会试图扩大这种优势。比如，假如这个人会彝文，会唱彝族的民间歌謡。那么，他想维持或扩大自己的优势的方法，可能会是鼓励和提倡彝文教学，主张兴办彝族民间歌謡传播机构等。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彝族身份，通过和汉族相比，得不到满意的社会认同，他就会寻求改变的方式。这种改变的方式，要看他能否察觉到改变族群之间不同处境的可能性。比如一个彝族男子，娶了一个汉族女子，这个男子要按照彝族习惯，在客人到来时要买酒招待客人，而且也陪着喝酒，久之自然得不到汉族妻子和汉族亲戚的认同。这时候，如果他没有察觉到改变彝汉两个族群间处境的可能性，他就会继续和彝族族群内部比较，继续保持他的习俗。但是，如果他察觉到彝汉族群之间的处境是可以改变的，他就会做出相应的改变。其中一种就是融入汉族习俗中：家中来客人时，不再先倒酒或买酒招待，而是像汉族那样先倒茶。另一种是重新界定彝族习俗，强调彝族社会中酒的重要性，说没有酒不能和彝族交往等等。还有一种是创造，创造一种新的比较模式，比如他可能会说彝族吃菜不喝酒，喝酒了菜就不香，汉族则边吃菜边喝酒，那样菜里有酒味，酒里有菜味，什么味道都不纯。最少见的一种就是直接挑战，我行我素，家中来客人，是彝族也先倒酒招待，来汉族也强调自己的是彝族，要按彝族习惯来，必须要汉族客人也喝不下菜的“寡酒”（注2）。
（四）文化交流与彝汉族群关系
1，文化磨合与族群冲突
如果我们在北京街上看见一辆车缓慢地行驶，后窗上写着“磨合”二字，则表示这辆车是新车，内部零件正在相互适应，还不能放开车速快跑。如果一旦放开车速就会损坏零件。借用这个词来比喻目前甘洛的彝汉族群关系是比较恰当的。彝汉关系到了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民族平等政策的推动下，两族文化正处于相互磨合的阶段。一方面，中国政府鼓励发展民族区域自治下的彝族文化教育事业，鼓励当地汉族干部群众改变传统的对彝族文化的鄙视态度，尊重彝族发展本民族的文化，鼓励到凉山工作的外地汉族干部要学习和了解彝族的语言文化。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占优势的汉族文化正在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彝族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彝族马上采用汉族文化的做法没有取得成功，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过渡理论的失败就是例子。同时让汉族人学习和掌握彝族文化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彝汉文化处于磨合阶段。文化的磨合暗示的是文化的冲突，是彝汉关系的重要内容。
2，文化融合与族群和平共处
1）彝汉双重族群认同的“凉山汉家”与彝汉族群关系
彝语称汉族叫“汉家”（hie ga），单独说时泛指所有汉人， 但是前面加了修饰词就有了一些特殊含义。“外地汉家”（hie die hie ga ）意为外地汉人，多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入凉山的新移 民。“凉山汉家”（nie sha hie ga ）则指老移民，特定的情况下指被卖 入凉山的汉根奴隶，是指1958年凉山进行民主改革以前被卖入彝族地区的人，也即奴隶。凉山奴隶的来源有多种多样：有本民族内没有势力没有家支保护被任意买卖的人，有被掳来的其它少数民族，最多的来源是周边的汉人。这里说的“凉山汉家”是专门指最后一种。甘洛彝族炫耀财富和地位的方式是计算骏马和奴隶的多少，有一句口头禅说：“我走不了路了就买马骑，做不了活了就买‘汉家’来做。”甘洛的山高水险，地形复杂，奴隶一旦被卖入甘洛就很难逃出去。彝语谚语说：“石头掉进水里就浮不起来了，人被卖进甘洛就逃不出去了。”甘洛又是一个很适合种植鸦片的地方，彝族因为种植鸦片而有钱购买奴隶。奴隶的来源有多种：一是彝人对汉族地区的武装掳掠；一是有军事势力汉人直接贩卖人口，如一个叫汪正清的甘洛田坝镇汉人，1936年当上国民党军队的中队长后，从邻县以招新兵为名把人骗来卖到彝族地区。他每年要卖90到100人，持续卖了五、六年时间，别人责问他时，他争辩说：“上面不发饷，我没有办法，只得卖兵来养兵。”还有古诚斋、宋克明、王贺氏、钱国安等田坝汉人以雇用力夫为名，骗来力夫卖进彝族地区。还有一些人因为欠债，抽鸦片破产等原因，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卖进彝族地区为奴。由于这些原因，“汉家”在彝族地区的人数不断增加。据曾被卖进吉米镇的李清全说，仅现在的阿嘎乡、波波乡、吉米镇三个地区就有300多个单身“汉家”以及300多户成家的“汉家”。这些人已经全部“彝化”，有些人的祖父母是被卖进彝族地区的汉人，自己又干起贩卖奴隶的勾当。如阿尔乡的白助尔哈和卡别日卡的曾祖父和祖父就是汉人奴隶，自己后来成为有名的奴隶主。3“凉山汉家”们现在在70岁左右，必须尽快去做一系列的访谈，除了做族群关系的研究外，还可以做一些口述史式的记录。过几年这些人会相继去世，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凉山汉家”现在已经“彝化”，多数跟从他们主子的姓，报的民族成份也都是彝族。自从1958年民主改革后，他们获得了人身自由。他们对于族群的认同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已经认同为彝族，彝族和当地汉族也认为他们是彝族，另一方面，他们也认同汉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汉人，血统是汉族。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地汉族和彝族还认为他们是汉族。“凉山汉家”拥有两种认同的同时，却处于两重歧视的位置。当地汉族称他们是“蛮汉人”，因为当地汉人对彝族的一种蔑称是“蛮子”。彝族也歧视他们，很多自认为等级高的彝族不愿意和他们通婚。
目前，汉民族不管从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各方面都是在中国占绝对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凉山汉家”的族群认同取向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的认同过程是怎样的呢？通过研究他们的族群认同，揭示族群认同的变迁过程，特别是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族群如何认同一个相对弱小的族群，这种现像是比较特殊的，揭示产生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可以为族群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概念。同时，这是一个特殊的彝汉族群关系，彝汉文化的相互适应，造就一种新型的族群关系，值得我们进行详尽的研究。 2）认同汉族的“彝族”与彝汉族群关系
由于有中国政府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保障，中国少数民族在升学、招工、计划生育等各方面有了一定的优惠政策，因此导致部分人改报民族成分。改报民族的政策一般规定要有彝族“血缘” 的人，至少在三代之内有一位亲人是彝族。但是，另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在1949年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被卖进彝族地区七年以上的人也能报彝族。 正象前文所说，一个人如果从小被买进彝族地区，已经获得了彝族的姓氏，成家立业，融入到了彝族社会中去，这种人多半是彝汉双向认同的。但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纯粹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自己能获得政府政策的好处，改报了民族成分，但在心目中只认同汉族，并不认同彝族。笔者认识的一个人，姓王。汉人和彝人都认为他是汉族，但后来我才知道，王某和他的10岁的女儿都报了彝族。我问他如何能报成彝族，他说他的父亲有一个彝族干妈（义母），每年在彝族年的时候，他们都给她拜年。到他的父亲去世后，他仍然在每年彝族年的时候去给他的干奶奶拜年，所以他报了彝族。但是，周围的人，谁都知道王家住在田坝，父母都是汉人，根本没有一点彝族的“血缘”。王某内心其实并不认同彝族。
这也是一种新型的彝汉族群关系，不同文化的取向并不影响族群关系。文化差异本身并未造成彝族和汉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是集中在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切身利益上。因为当彝族在甘洛县有很多好处。这和陈志明教授研究的马来西亚华人和马来人的关系类似，在马来西亚，经济竞争是华裔和土著之间紧张关系的潜因，而不是文化（陈志明1990：2）。要考察甘洛县彝汉族群关系，就要从政治经济各方面考查入手，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化的差异。
五、研究方法
甘洛县彝汉族群关系历史久远，历史上的两个族群的关系也较为复杂多变，在目前的形势下，彝汉族群关系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转型和文化交流各方面。甘洛县的这种历史状况，最适合进行族群关系的研究。我的研究将结合历史资料再加上详尽的民族志方法来进行研究。我首先要收集详尽的甘洛县族群关系方面的历史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和民间口头传说资料。文献除汉文献外，还要参考彝文文献，以及彝族民间歌謡民歌等资料。做好理论准备和历史文献资料的准备后，我将赴甘洛县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民族志调查，通过彝汉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了解，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例子，结合甘洛县的彝汉族群关系史，做出个人的见解。我的研究放眼甘洛县全县，但会着重注意四个民族居住类型，即彝族聚居区，汉族聚居区和彝汉杂居区，外加甘洛县铅锌矿区。尽量全面详尽地描述甘洛县全县的彝汉族群关系，以期提出一种适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族群关系的理论。
本研究结果将以中文完成，同时，依中文版本将其翻译成英文，用中英两个版本公布最后研究结果。
六、研究贡献
本研究计划用历史文献资料和民族志相结合的方法完成，避免只看文献历史或只做当前的民族志的做法。从历史来看，考察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如何处理汉族移民的关系，彝族怎么样看待汉人进入这个区域，汉族又如何适应这样的新环境。考察彝族和汉族两个族群有什么冲突，冲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两个族群最终如何解决这些冲突。在彝族聚居区还要考察汉族如何在彝族地区涵化于彝族中，汉族聚居区的彝族是如何融入汉族社会的，彝族社会是如何转型的，彝汉杂居区的两族成员如何相互磨合，最终的发展走向是怎样的。通过这个研究，可以提供在甘洛县这个区域里，在历史上强势的彝族如何转为弱势，而一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处于强势的汉族，在甘洛县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如何一直处于弱势角色，最后又走向强势。这个研究可以涵盖族群关系中的冲突、文化融合和社会转型诸多内容。本研究可以填补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汉族和彝族之间族群关系的空白，为研究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族群关系提供参考，还旨在对人类学族群关系理论进行实践和补充，希望充实社会科学中的族群社团冲突、族群和平共处及社会文化转型等理论。
参考文献
陈志明
1990 “华裔和族群关系的研究――从若干族群关系的经济理论谈起”，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69期抽印本。
文超
1936 “同胞对复兴倮罗应有的态度”，载《新夷族》第1期。
曲木藏尧讲述，高伯琛记録
1934 “西南国防与倮夷民族”，载《方志月刊》第7期。
任映苍
1946 “雷马峨屏于大小凉山夷汉间之交易”，《四川经济季刊》第3期。
沈石
1951 “彝汉新关系的开始”，《人民日报》1951年3月20日。
王文华
1956 “张维品被卖入凉山的生活简史”，《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4日。
瓦渣木基
1959 “我国民族团结不容破坏――瓦渣木基代表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痛斥外国干涉者”，《人民日报》1959年5月7日。
刘尧汉
1979 “从民族学资料试探彝族与羌、夏、汉的历史渊源”，载《思想战线》第5期。
何耀华
1980 “凉山彝族与汉族的历史关系”，《思想战线》第3期。
马学良
1946 “从罗罗神话中所见的倮汉同源说”，载《经世日报禹贡周刊》第11期。
四川民族调查组阿尔小组
1957 “甘洛县阿尔乡社会调查”，载《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出版。
四川省甘洛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1996 《甘洛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陈丽华
2000 《族群关系课程发展研究》，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费孝通
1989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
黄鑫 隆风
2000 “非洲还是中国--学者关注中国人来自何方”，载《北京青年报》2000年12月13日，新浪网有转载（http://www.sina.com.cn） 2000/12/13 08:12。
刘尧汉
1985 “彝族文化对国内外宗教、哲学、科学和文学的影响”，载刘尧汉《彝族文化研究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Donnerstein, E., Donnerstein, M., Simon, S., & Ditrichs, R.,
1972 Variables in interracial aggression: Anonymity, expected retaliation, and a rio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2, pp. 236-245.
Runciman, W. G.
1966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erif, M.
1966 Group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eir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Tajfel, H.
1969 Cognitive aspects of prejudi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5, 79-97.
Taylor, D.M. & Moghaddam, F.M.
1987 Theories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NY: Praeger.
Tan, Chee-Beng
1995 The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and Ethnic Rel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ome Economic Explanations, in Dimensions of 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eds., Rokiah Talib and Tan Chee-Beng, Pelanduk Publications.
Skinner, G. William
1964-65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964, 1965): Part 1:2-43, Part 2:195-228, Part 3:363-339.
注：
1、幹亲家：亲家是指双方子女有婚姻关係的两家人，他们称对方为“亲家”，而幹亲家的子女則没有婚姻关係。
2 、寡酒：四川汉话，指光喝酒，没有下酒的菜。
3、以上關於甘洛奴隸買賣的材料來自：四川民族調查阿爾小組的《甘洛縣阿爾鄉社會調查》，載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一、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四川省涼山彝族社會調查資料選輯》。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所属专题：
彝族学者巫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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