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论明、清以来凉山彝族族群认同的分期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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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分布广阔、支系庞杂的群体。而凉山则是彝族最大的聚居区，也是保持传统文化最完整的地区。历史上，凉山彝族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境中族群认同的内涵、认同的要素和表达方式及其特征是各不相同的。明代已降，中央王朝为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治理，采取军屯、民屯和商屯的方式大力开发西南边疆，同时先后采取“沿用”、“强化”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措施加强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控制，使得凉山彝族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彝、汉、藏等民族间文化及人口交流更加频繁。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实施民主改革、民族识别及民族区域自治等一些列民族政策，摧毁了原有的等级制度并建构了新的民族关系模式。这些因素不仅给凉山彝族传统的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而且形成了新的民族社会生态环境。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族群认同的历史差异。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总体上看，可以将明、清以来凉山彝族的族群认同大致划分为：“凸显与弥散”阶段——明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主改革和民族识别以前”；“嬗变与延迟”阶段——“民主改革”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和“重构与整合”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三个阶段。这三个历史时期彝族族群认同的内涵、动机和策略既有相似也有差异，从而表现出强烈的阶段性特征。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一、“凸显与弥散”阶段——明、清至民主改革和民族识别以前

明、清已降直至民主改革前，彝族虽然在语言上早已经形成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六大方言区，但各方言区内的结构松懈，整体性不强。凉山彝族是北部方言区的主体族群，内部由多个支系构成，其中尤以自称“诺苏”的支系地域分布最广，人口最多。总体来看，自明代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施民主改革和进行民族识别以前，由于大量外族人口的进入和传统的社会结构因黑彝集团实力的扩张和兹莫等级的衰弱而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对彝族的族群认同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影响。这个时期，凉山彝族的族群认同大致可概括为“凸显与弥散”的特征。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一）认同的凸显性

彝族认同的凸显性特征表现为以黑彝上层为核心，对“诺苏”的身份认同。正如族群性的原生主义所强调的那样，族群性作为亲属制度的延伸，“在血缘、语言、习俗等方面的一致性中，蕴涵着一种自在自束、难以名状，有时甚至是难以抗拒的强制力。把一个人与他的亲戚、近邻、宗教同伴等方面束绑在一起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个人的情感，实践中的必要性、共同的利益或由此招致的遗物决定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那种起因于原生纽带本身，但难以解释清楚的绝对意义决定的。”[1]这种认同一则主要基于黑彝集团对自身“血统高贵”、“天生贵族”的笃信和对家支、等级、谱系等传统观念和制度的遵循，并以此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另一则主要基于对历史上封建王朝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造成的彝汉民族间关系的紧张的回应：“汉人视他们固如蠢豚狞犬，他们视汉人如洪水猛兽，由隔阂而怀疑，由怀疑而互恶，由互恶而相斗杀”[2]。情景之下，催生出了一种的强烈自我保护意识，进而凸显了彝族的自我认同。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凉山彝族认同的凸显性表现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以力图保持等级制度的稳固性与血缘的纯正性为基本社会活动准则，各黑彝家支之间既讲求地位的平等、独立，而对非黑彝等级的白彝和阿加等级强烈排斥。与此同时，统治阶级严格实行等级内通婚，并围绕黑彝身份的尊贵，建构了黑彝血统高贵与生俱来之类的神话故事[3]；第二个层面表现为：黑彝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同化。尽管呷西和阿加不被看做真正的诺苏人，但他们也不是外族人。黑彝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给予白彝、阿加等级平等对待，并提供武力保护等。正如一些外国学者所指出：“在诺苏家庭里，奴隶和主人亲密相处，奴隶地位缺乏肉体标记，主人趋于把奴隶婚配出去。这些习俗都有助于奴隶和诺苏社会的同化。”[4]。在外敌入侵时又能领导、团结白彝、阿加等级的人一致对敌，并以强有力的手段不断掳掠、奴役、周边汉、藏等民族人口。第三个层面表现为：这一时期夷人的自我认同是以汉人和周边藏、纳西、苗等族群为对参照而形成的自我认同。其中尤其以与汉文化的接触形成的主、客观疆界作为自我认同的基本轮廓。从这三个层面，凉山黑彝在族群认同方面始终保持着对内的高度而顽强的自我认同与对外的同化。正如民国时期时任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给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作序是所写道的那样：“宁属罗罗……而数千年来，恃其强悍之性，深闭股拒，竟能不为汉族所同化。不第如此，且进而同化汉族，今所占其人口什九之白夷，其先皆汉族或藏族也。罗罗既具此特质，更有广土众民以济之，故最号难治”[5]。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二）认同的弥散性

弥散性相对于凸显性而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施民主改革和进行民族识别前彝族族群认同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它与前一个特征构成一种辩证统一关系。造成这种弥散性的原因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又相互联系：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一是由于元代以来彝与汉、藏等周边民族在人口交流上的频繁以及彝族社会中推行的等级制度造成的社会松散使然。二是由于凉山彝族历史上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对民族内部进行意识形态的整合，相反，黑彝统治集团长期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并依靠家支力量进行掠夺和征讨，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奴役。三是由于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生产力低下，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加之黑彝的总人口数量十分稀少，除了凉山腹心地带以外，凉山许多地区并未掌控在黑彝手中。从而形成了彝族认同上的“差序格局”。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自元代以降，汉文献中对彝族多以“罗罗”称之，但除此之外尚有“夷族”、“夷人”、“罗族”、“夷家”等等，称谓之杂乱自是不言而喻。特别是明清两代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西南边隅进行开发，对西南地区族群和人口构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彝族首当其冲。据统计，自明中期至清中叶，汉族在凉山的人口增长数十倍。根据嘉庆《四川通志》载：“嘉庆二十年统计，内地汉族劳动人民仅迁居今西昌地区垦种的‘汉佃’，达到42万人，在凉山东境的雷波，从雍正八年到乾隆五十二年，垦荒汉民由七百七十户增加到八千八百三十二户。近六十年间，增加十倍多。”[6]而同时期，整个凉山彝族大约只有7100户，按每户4人计算，也仅仅只有28万人左右。这些汉族的到来，为喜好掳掠人口为奴的彝族黑彝阶层提供了绝好的发财机会。“自咸丰以后，黑彝奴隶主更是大肆掳掠汉人为奴。据解放后的调查材料说明，凉山边缘各县的汉根白彝占白彝总人数的50%左右”[7]。而被识别为彝族的总人口在民改时已达到70万之众。人口数量增长之快，与汉人化为彝族直接相关。另一方面，明清以后，凉山地区战争频仍，致使夷人外逃至汉族地区的不下二十余万。这种状况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以至民主改革前，“彝变汉”与“汉变彝”的双向运动仍然是彝、汉族群互动的重要特征之一。汉族人口的大量流入直接影响了凉山彝族被统治阶层中汉根白彝数量的壮大。以至于直到解放初，凉山州边缘各县，如甘洛、马边、普格的“汉根白彝”，占白彝总人口的40—60%之多。而位于凉山南部边缘的布拖县，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布托县总人口七万多人，黑彝只有四千人，白彝共约六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85%强。其中，“汉根白彝”占大多数[8]。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在传统的彝族社会，家支制度、血缘观念和等级制度居于核心地位的状态，严重地割裂了社会的整体性。在彝族内部，黑彝一方面通过极力维护等级制度和血统的“纯正”来强化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对白彝内部极力分化，将白彝分为纯正白彝和汉根白彝。这些外来的、被视作“汉根”白彝深受社会歧视，地位十分低下，即使经过若干代后，仍被视为“根骨不正”者，而不是真正的“诺苏”。这就导致了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根”白彝在认同上的危机。兹莫、黑彝统治集团的这种行为遭到了包括许多“彝根”白彝在内的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从而成为彝族认同弥散性的另一个原因。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尽管自明代开始黑彝已取代兹莫在凉山的统治地位，但直至民主改革前，凉山除腹心地带外，黑彝并未实现对凉山全境的统治。因此，客观上在彝、汉族群结合的边缘地带形成了一些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例如，在彝、汉文化结合部的西昌、德昌、冕宁盐源等市、县，自清代雍正年间开始，一些原来居住在高山地区的彝族移居到这些地区，学习并接受汉族的耕作方式和文化，逐渐变为汉文化色彩很浓的“水田族”。尽管这部分成员在后来新中国的民族识别中被确认为彝族，但仍然自称水田族。直至现在西昌市高草乡的彝族大多数群众还自称“水田族”，当地汉、回等民众也以“水田族”称之。而部分地区（如甘洛县西南的越巂与普雄两县交界处）被黑彝征服也只是1930年代前后的事[9]。雷波县上田坝、甘洛县腴田乡等地则成为白彝的实际统辖之地。而对于居住在凉山腹心地带的彝族而言，民主改革前，因封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广大彝族族群社会成员没有机会与外族文化接触，因而尚未产生认同危机。民主改革前的调查结果表明：凉山腹心地带的曲诺等级与彝汉文化交汇地带的曲诺等级的数量成反比例：“越往中心区走，曲诺越少；越近边缘区，曲诺越多。”[10]在不同地域里，黑彝与曲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也大相径庭：在曲诺数量多和势力大的地区，曲诺对黑彝的依赖相对小，等级内部自我认同较高。反之则依赖性越强，对彝族的认同就越高。“在大约二百年前，布拖就暴发了“赤”黑奴隶的集体反抗。三、四百名奴隶群众集会示威，并向奴隶主提出：不准随意远卖他们的子女，不经他们子女的同意不准配婚，配婚后不再给主子背水；出嫁外村的女儿不再给主子服劳役等。他们宣布从此称为“赤黑"，不准称“朔’’(这是对奴隶主对汉根奴隶的贱称)[11]。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在长期的文化接触中，彝族内部对汉族地主经济和文化表现出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微妙变化。1914年，越巂、冕宁地区曲木等白彝家支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汉运动”，内容是：放弃对所述阿加、呷西的占有和奴役，提出呷西、阿加和曲诺一律平等，效仿汉族租佃制，向汉官纳租，联合推翻黑彝、土司的统治等。[12]而一些彝族接受汉族文化后，逐渐淡化自身的夷人身份而不断向汉族身份转变。通过读书考试，或经商等途径而最终融入到汉族群体之中[13]。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总体来看，明代已降直至民主改革前，对于凉山彝族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兹莫、诺合等级来说，其族群认同表现为既强烈地区别于汉、藏等民族，同时，在彝族内部黑彝贵族的血统论在凉山彝族认同中具有重要影响，族群原生论在这一阶段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但对于大多数被统治阶级来讲，族群认同的内容主要出于生存策略上的考量，具有相对的弥散性特征。而这种弥散性又具体表现为不同地域和境况中“彝族”认同上表现出的强烈的“差序格局”。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二、民族认同的嬗变与延迟阶段——“民主改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通过对彝族的亲属称谓、彝族的历史进行研究，稽考国内外学者的著述并对彝族社区进行长时间田野考察后所发现的那样：“彝族自己从未有过一个共同的自称，这一自称能够囊括被划归彝族或仅仅的所有人群。”“彝族这一范畴(包括从前的范畴仅仅)不是由彝族人自己创造的，而是管理他们，与他们争斗又与他们往来的汉族人创造的，是由中国和西方研究他们的学者们创造的”。[14]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地区封闭的地理环境被打破，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受到尊重。为了做好民族工作，确保少数民族群众实实在在地做到当家做主，政府加大民族地区文化和经济的建设，并在全国人大组织下，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作为指导，对中国境内的族群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将过去松懈的族群界定为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并给予很高的政治待遇和政策扶植，少数民族不仅当家做主，成为主人翁，而且国家在就业、提拔、升学等方面采取了优惠的民族政策，使得“民族身份”的拥有者得到了更多的实惠。除少部分黑彝以外，通过实施政策优惠，大批“非彝根族”的社会成员也得以融入进彝族的社会群体之中，共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使得原本弥散的族群意识迅速演化为政治色彩浓郁的“民族意识”。当然，由于社会生产的落后，许多优惠的民族政策不能充分地被广大民族同胞享受。但与民主改革前相比，彝族认同在凉山来讲是强烈的。这一时期可算作是彝族作为“民族”的族群认同的嬗变时期。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但另一方面，自进入1950年代后期，随着极左思潮的抬头并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种状态便很快结束了。本来就占人口比例极少数的黑彝，在民主改革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成为了“挨整”的对象。“所有带有民族性的表现都不会受到鼓励”，“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民族性本身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现象（在凉山则是奴隶社会的现象），那些被认为随着共产主义的到来最终将消失的东西，同时就是现在要积极消除的东西”[15]。甚至连“学校里的诺苏语文数学在后来被取消了，有机会能上学的孩子必须用汉语文来学习所有的课程”[16]。尤其是进入1960年代中后期，全社会忙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彝族传统的民族文化彻底被边缘化，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散居彝族之间的关联性被忽略了。毕摩经典、火把节、彝族新年庆典及彝族文字被禁止”[17]。因而微弱的民族文化上的认同并不构成族群认同的主要内容。国家权力的在场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彝族民族认同时隐时现的一大特色。“原生论”中无论是“历史文化原生论”所强调的文化历史的同源性，还是“社会生物性原生论”中强调的亲属制度的延伸性特征都明显地被“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大厦”的建设所淡化。这一时期，彝族的族群认同也因为国家政权的在场而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彝族身份建立起来了，但“民族作为历史想象必然消亡”的观念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族群性难以得到充分自由的彰显。族群认同的“原生主义”部分地被国家极左思潮所解构，认同的依据也由过去的血缘视角为主向民族性视角为主转变，族群的场景性认同具有相对的代表性。因而，这一阶段彝族的民族认同虽然强烈但又相对模糊，可以算是彝族族群认同的延迟期。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三、重构与整合阶段——“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记忆研究的开创者、法国学者哈布瓦赫认为，人们通常在社会的压力下重构其记忆。社会不仅时常迫使人们回忆起以往生活中的各类事件，而且也迫使他们去修饰、删减，甚或增益这些记忆，以至于不管我们认为自己的记忆有多么的准确，我们却总是赋予了它一种真实本身并不具有的魔力[18]。新中国成立后，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主流文化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的蓬勃开展在中国这块广袤大地上迅速生根并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象征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则又往往因为包含了大量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封建迷信”文化的因子而受到政策的冷遇，乃至被“革命”（这种革命尽管出自执政党对崇高的奋斗目标的追求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豪情）。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对极左思想路线的纠正，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受到应有的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被重新认识和定位，而不再被视为需要“被革命”的落后文化，人们有了保护、继承和充分发扬本民族文化的权利。但改革开放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民族传统文化受到更深刻、更广泛的影响。而改革开放的开启也使得全球化的浪潮迅速席卷全中国，对传统民族文化产生了空前的冲击。国际、国内的这种环境和形势的变化给少数民族造成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压力，也给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造成了空前的危机。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情形之下，为了化解这种危机，凉山彝族除了延续建国以来一以贯之的法律上、政策上民族身份的认同以外，文化的建构成为彰显族群认同、重设族群边界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大力推动下，族群文化的构建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彝族简史和“五套丛书”的编纂、彝族起源和迁徙问题的研究、各种彝文古籍的整理与出版、火把节的重新恢复与制度化、彝族达体舞的编排与推广、川滇黔彝族学者群的活跃……，等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活动的实施运作，对彝族（民族层面上）这个政治想象建构出来的群体的集体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在旅游业和市场经济的刺激下，传统民族文化也成为一种重要的运营资本而受到普遍重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彝族的族群认同经历了（并正在经历）一个从“有名无实”到“有名有实”的历史性迁跃——如果族群认同的本质是文化认同的话，也接受了一次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整合。自此，彝族的族群认同进入了整合阶段（这个过程还将继续下去）。这个时期，彝族的族群认同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性特征。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实施的一系列少数民族政策在不仅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民族隔阂与阶级压迫，同时在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因而，中国少数民族的对执政党的认同、国家的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本民族的认同常常相互交织。另一方面，彝族认同在文化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一些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们有意识的境遇性展演与操控，构成一种与国家的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对立统一”结构关系。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文化标识不仅在区分族群我与非我问题上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而且在维系、整合族群认同方面具有突出的作用。“民族认同的关键是一种感悟，即民族成员自己认为究竟是什么使他们内部具有一致性、相似性；究竟是什么使他们与别的民族不一样、相区别。对于大多数民族而言，生活的两个领域即文化和亲属关系在界定其内部的统一性与外部的区别方面最为重要。从文化方面来看，群体内部成员们具有什么样的共性特征，以及从文化上他们与其他的群体之间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往往并不重要。因为实际上，两个相邻的群体在文化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异。群体认同恰恰集中在其成员自己认为重要的那些特定的文化特征上，即使这些文化特征仅仅是其整个文化财富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19]，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建国后，各民族忙于重建和构拟自己民族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也是必然的。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自改革开放以来，彝族的族群认同尽管有原生论所强调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原生性与社会生物学上强调的基因遗传和同源性以外，总体上是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表现出来，以实实在在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为追逐对象的认同策略。文化的认同既是族群精英操纵的对象，也是经济精英资本运营的重要资源。情境论中所强调的资源的参与配置，更是这种认同策略和目的的集中体现。因而，这个时期的彝族族群认同是情境性与象征性的结合。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小结

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到，明清已降，凉山彝族的族群认同一直发生着阶段性的变化。这种认同在各个阶段上的时间跨度和认同的要素也各不相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各个阶段上凉山彝族族群认同受族群内、外因素的影响并不均衡。如果说凸显与弥散阶段，彝族的族群认同缘自等级制度和家支制度统摄下对“血统”在不同民族和等级中的自然差异的信仰，是族群“原生论”的集中体现，那么，在“嬗变与延迟”阶段、“重构与整合”期凉山彝族的族群认同，则主要是基于对国家在场所主导的境遇性的考量，是政策导向的结果。BVZ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