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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州彝族志》概述

作者：《红河州彝族志》主编 发布时间：2022-02-28 原出处：《红河州彝族志》点赞+（）

前言：《红河州彝族志》共24章80万字，2020年申报列入云南省民族文化精品工程出版补助项目，是云南省政府惠民文化工程项目之一。经多方努力，本书于2021年12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出版。为提供了解本书内容，现将“概述”介绍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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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简称红河州）位于云南省南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因红河贯穿全境而得名。红河州的地理构造奇特，区位优势明显，东接文山州、西连玉溪和普洱，北临省会昆明，南与越南接壤。国境线长848千米。境内最高海拔是金平县西隆山3074.3米，最低海拔在河口县的红河与南溪河汇合处，有76.4米。红河州是云南人文资源的缩影，是云南近代工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走向东盟的陆路通道和向南亚社会经济文化辐射的国门窗口。

红河州国土面积3.293万平方千米，辖4市9县，有11个世居民族。全州有10个世居少数民族，据2015年公安报表户籍人口统计数，全州4545769人，其中汉族180万人，少数民族274.6万。哈尼族85.6万，主要分布在元阳、红河、绿春、金平、建水。彝族113万，全州13个市县有分布。其中，石屏17.7万、建水17.5万、弥勒17万、蒙自12万、开远11万，元阳、个旧各10万。彝族占全州总人口的25%，占全州少数民族人口的41%。

红河州的彝族呈大聚居小分散，红河北岸和南盘江流域居住的多于红河南岸和藤条江及李仙江流域的人口，内地市县多于边疆，山区多于坝区，农村多于城镇，在红河以北及南盘江流域形成网型连片分布状态。上世纪90年代，在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系列丛书·彝族卷》的带动下，《红河彝族辞典》编纂工作专家组把红河州彝族归类为13个支系，暨尼苏颇（他称花腰、三道红、母基）、仆拉颇、阿细颇、阿哲颇、撒尼颇、阿务颇、诺苏颇（他称大黑彝）、斯期颇（他称小黑彝）、葛颇（他称白彝）、腊鲁颇（他称香堂）、倮倮颇、阿普颇、勒苏颇（他称山苏）。

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名称的来源

1949年12月23日在建水成立滇南人民行政公署，至1950年2月下辖元江、石屏、建水、曲溪（曲江）、龙武、个旧、屏边、新民（元阳）、金平和红河县人民政府筹备处。1950年1月蒙自、开远解放，分别建立军事代表办事处，直属人民解放军系统。1950年2月经中共云南省委决定，改滇南人民行政公署为蒙自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3月迁蒙自；11月正式改名为“云南省人民政府蒙自区专员公署”，简称“蒙自专区”。蒙自专区辖蒙自、屏边、开远、建水、龙武、曲溪（曲江）、石屏、河口九县。

其间，1953年1月（会议于1952年12月召开代表大会，故有些史料记为1952年12月）成立弥勒县彝族自治区(含泸西），属于红河州境内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隶属宜良专区，1954年7月划归蒙自专区。1956年12月泸西从弥勒分设县，弥勒县彝族自治区改为弥勒彝族自治县。1957年11月18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成立后，复称弥勒县，2005年以前一直享受自治县待遇，县长由彝族公民担任。

1953年在元阳成立红河哈尼族自治区，辖金平、元阳、红河三县及六村办事处（相当于县一级机构）。1957年11月18日经政务院批准，蒙自专区与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合并成立自治州，1958年7月“中共蒙自地委”改称“中共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简称“中共红河州委”，8月份迁个旧。1951年1月10日，政务院批准撤销个旧县设立个旧市，属云南省政府直辖，1958年9月16日，个旧市划归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自治州人民委员会驻地由蒙自迁至个旧。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按政府机构设置变更的顺序，实际上是蒙自专区、弥勒县彝族自治区、红河哈尼族自治区、个旧市四区一市逐步合并而成。1963年7月1日成立屏边苗族自治县，河口同年也成立瑶族自治县。1985年12月11日成立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州级自治民族2个，县级自治民族3个，形成多民族共同自治的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在筹备自治州的时候，由于彝族人口多，自治民族按人口排名顺序问题，19573年5月22日中国共产党蒙自地方委员会向省委的汇报材料中说：蒙自专区与红河哈尼族自治区系多民族地区，总人口1364244人，其中汉族565262人，占总人口41.44%，少数民族798982人，占总人口58.56%，内彝族355369人，占总人口26.05%（包括卜拉、三苏、母仉、相堂、花腰、阿细、阿哲、撒尼等支系）主要分布在龙武（27000人，占全县人口65%），石屏（46000人，占全县人口40%），建水（40687人，占全县人口23.3%）,弥勒（59795人，占全县人口29%），开远（49466人，占全县人口38.4人），蒙自（42776人，占全县人口的30%左右），元阳（40208人，占全县人口40%左右），哈尼族253258人，占总人口18.56%（包括苦聪、西莫洛、其弟、布孔、老乌、布都、碧约、堕尼等支系），主要分布在红河哈尼族自治区（212980人，占自治区总人口50%），苗族81773人，主要分布在金平县二区及元阳三、四区（25760人），屏边二、四区（24906人），瑶族23487人，主要分布在屏边县瑶山自治区（约5000人），金平（约11000人），傣族33975人，主要分布在金平（5796人），元阳（7324人），红河（3406人），石屏（2938人），其余散居各县，僮族39267人（包括沙、侬青、土佬等支系），主要分布在蒙自（20010人），开远（13215人）、河口（3993人），其余散居金平、元阳等县，回族22174人，主要分布在弥勒、建水、蒙自、开远、曲溪等县的交通沿线。此外，尚有白族3483人，纳西族117人（包括摩西支系）、蒙古族54人、满族12人、藏族8人、卡瓦族3人，栗粟族、拉祜族各1人、西香族（人口不详），均散居各地，初步识别共17种民族，包括40个支系。

在两个自治民族排名方面，“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名称问题”中建议：拟为“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因红河流经区内，几遍各县，两岸多为哈尼族、彝族聚居，而且红河之名远扬国内外，比较知名，故用“红河”二字较好。在民族的排列上本应以彝族领先（因彝族人口多于哈尼族），但由于省已准备在楚雄专区建立彝族自治州，我区非彝族主要聚居区，而哈尼族是全省唯一聚居地方，也是唯一自治地方。因此，考虑说服彝族，在自治州名称的民族排列上以哈尼族领先。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从1957年批准成立到2015年，已经走过了58年的历史。

二、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对红河州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彝族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华民族稳定发展大局的优良传统，彝族先民自觉地服从中央政府，对开辟西南边疆作出了杰出贡献。蜀汉建兴三年，彝族首领妥阿哲协助武侯诸葛亮统一南中，彝族首领孟获归顺蜀汉政权，官至御史中丞。明朝崇祯年间，石屏左军都督府副都督龙在田、阿迷宣慰司普名声奉召率彝兵前往贵州、湖南等地平叛。清朝康熙年间，建水纳楼土司带领彝兵奔赴新疆参与平定葛尔丹。抗战时期，张冲又率军参加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梳理这些过去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彝族人民始终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动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军事行动和经济文化建设潮流之中。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革命的火种燃遍全国。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全国革命处于低潮，云南党的工作重心迅速向迤南地区的铁路沿线、矿山及全省山村、少数民族聚居区转移，促使迤南地区蒙自、个旧、阿迷、石屏、临安、文山等地党组织得到不断发展。蒙自的党组织发展最快，1927年到1928年两年时间里，蒙自成立了云南最早的基层党支部。特别是彝村查尼皮，由于积极支持革命活动，党组建了有30多人的小东山、查尼皮游击队，成为中共云南省临委、中共迤南区委和中共蒙自县委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1928年在蒙自查尼皮彝族李开文家的茅草房中召开云南第一次党代会

云南革命圣地查尼皮位于蒙自芷村镇。查尼皮是彝语“人嘴皮”的意思，因村子后有一堵石崖像人的嘴唇而得名。这里为中共云南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唯一一次全省的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地。

1928年10月13日，经过精心筹备的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蒙自县查尼皮村彝族农民李开文家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和农民代表17人参加了会议。在2天的会议中，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书记、常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云南党组织在1928年12月《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中向中央汇报了会议召开的情况，以及选举产生的第二届省临委组成人员，请求中央批准。1929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中央指示云南第一次全省大会信》，指出“云南第一次大会的决议案，大体上尚是对的”，对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给予肯定和认可。1929年6月，中共中央的《政治通讯》刊登了《中央指示云南第一次全省大会信》，在蒙自查尼皮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合法性及有效性得到了党中央的确认。

在蒙自查尼皮召开的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云南召开的唯一的一次全省的党代表大会，大会指明了在严峻形势下革命斗争发展的方向，健全完善了中共云南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领导力量，坚决贯彻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早期革命斗争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新局面。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冲对党在领导和发动云南反蔣解放及红河州的建立作出了特殊贡献。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3月，60军辗转到达武汉驻训，经中共地下党联系，184师师长张冲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罗炳辉会面，主动接收一批中共党员到184师担任政工和军事骨干。

1942年，张冲复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官，驻建水白家营，共产党员张子斋任其秘书，积极支持张致中等人在建水的党组织活动。其间，张冲购买了6挺轻机枪、120支步枪、10万发子弹秘密运回交由其外甥何现龙隐藏在弥勒西山、泸西东山、路南圭山，这批武器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蒋武装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10月2日深夜，蒋介石令驻昆中央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派兵突袭五华山，开了发动内战的第一枪。两个月后的昆明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张冲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决心彻底脱离国民党。

1946年4月，在越受降的滇军主力被分批用美国商船运往东北准备大规模内战，由蒋介石任命的云南省主席卢汉成为光杆司令。5月30日，原张冲部184师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在海城发动起义。这是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的国民党军以师为单位的第二次大起义，对东北各驻军震动很大。蒋介石为笼络人心把张冲作为土著代表，要他参加“国大”，以稳定东北滇军和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四省彝区的社会秩序。

1947年1月，张冲趁到南京参加“国大”之机，在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的安排下，经过中共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偕同家人、秘书奔赴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亲切接见。接受中共中央委派，先后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高级参谋、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辽沈战役中，张冲策动滇军第60军、第9军起义。

1938年4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设立。根据党的“深入农村，筹措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西南联大的进步师生以教师身份为掩护，深入弥勒西山、泸西东山、路南圭山彝族聚居区进行革命宣传，后形成以弥泸地区为核心的滇桂黔边纵武装斗争据点。

1947年6月，省工委委祁山为特派员到弥泸地区开展工作。祁山到弥勒后传达了党中央、南方局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和省工委“在弥泸地区发动武装斗争”的指示，研究在弥勒西山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到西山进行实地考察和部署工作。8月31日，地下党组织在三家白泥塘（又名秧草塘）召开群众集会，揭露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号召群众筹款买枪弹，团结起来武装自卫。12月，西山各村公推的代表和一部分党员骨干、统战人士共70余人，秘密在西山马龙村集会，成立“抗铲保苗委员会”，统一领导西山人民的斗争，由昂天学任主任、童绍尧任副主任。同月，县委执行省工委关于“组织人民武装，开展军事训练”等指示，在西山马龙村成立“民兵指挥部”，由杨治廷任总指挥，并从各村挑选精干民兵300余人携带武器集中在阿雨龙。

1948年1月17日下午，竹园镇公所按县委的指示，借“奉命到江边铲烟苗”为名，连夜行军120里，次日拂晓率42名干部战士顺利到达西山石门坎村，拖出机枪1挺、冲锋枪2支、长短枪38支、子弹5000余发。另外还将张冲安排在弥勒县政府任政警队长的昂天学按祁山、何现龙的指示，陆续将他代张冲收藏的机枪2挺、冲锋枪1支、捷克式步枪27支及信号枪1支、望远镜1架，秘密转移到法衣哨村供地下党调用。

1948年2月5日，泸西旧城发起武装暴动，打响了云南解放战争的第一枪。2月底朱家璧、张子斋率70余名干部战士来到西山勒克村。3月中旬，在西山诺糯四头山组成主力部队，命名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对外宣称“一支人民的军队”。从此，省工委直接领导的云南人民第一支反蒋武装主力部队在弥勒西山诞生。

1948年5月底，“一支人民的军队”番号定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1纵队”，司令员朱家壁、副司令员何现龙，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子斋，副政委祁山。10月，以弥泸彝族为主力的自救军第1、2、3、4大队被编入第1支队，代号“胜利”支队。

1949年初，“胜利”支队第1支队、第2支队的200多名骨干，从河阳返回弥泸地区与当地坚持斗争的武装汇合，队伍得到迅速发展。1949年1月，纵队建立了“盘北指挥部”，负责指挥弥泸地区的武装斗争，并指导党政建设等地方工作。

1949年2月5日，盘北指挥部命策动国民党泸西县城防大队及自卫中队200余人枪起义，泸西县城解放。泸西解放后，北吉乡组建200余人的暂编大队。自此，泸西全县游击武装发展到10个大队，总计约1200余人，成为盘北指挥部的主力部队，其中彝族干部战士占50％。

1949年2月下旬，朱家璧、祁山率盘北指挥部部分主力于2月27日解放弥勒虹溪镇，3月3日解放复兴镇，3月10日解放竹园镇，3月13日解放朋普镇。国民党云南省政府急令驻弥勒的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及弥勒县政府一并撤往路南。3月19日，朱家璧率自救军一纵队胜利1大队、直属大队共500余人进驻弥勒县城，弥勒县城解放。3月22日，建立弥勒县人民民主政府。此时，在盘北指挥部领导下，弥勒县内组建了西山游击大队、西龙基干大队等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总计1200余。

1949年4月初，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桂滇黔边区的人民武装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的命令，桂滇边工委前委决定撤销盘北指挥部，将弥泸地区的主力部队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第4支队，新组建的桂滇黔边纵队第4支队共3000余人，下辖第31团、第32团、第34团、第36团和1个独立大队。

1949年5月底，桂滇黔边纵队第4支队改编为第2支队。第2支队辖第12团、第13团、第14团。6月初，第12团与元江的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挺进支队合编为滇南支队。

1949年6月，建立中共滇南地方委员会。7月1日，桂滇黔边纵队第4支队第12团与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挺进支队在洼垤合编，建立滇南支队。支队由滇南地委领导。7月下旬，桂滇边工委、云南省工委合并扩大会议决定，建立9个行政专员公署，滇南专员公署专员马仲明。并将活动于桂滇边区和云南全省各地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滇南支队第46团、第47团编入滇桂黔边纵队第十支队。

1949年8月，根据滇南地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滇南地委进一步做好民族上层李和才的工作。将李和才武装和各村寨参军民兵计500余人进行整顿精简，整编为元江护乡团（后为边纵第十支队元江护乡第一团），团长李和才，政委黎旭，副团长范嘉乐，副政委张维明。

1949年12月7日，滇桂黔边区党委发出《关于会师的指示》。12月25日，边区党委又举行扩大会议，全面布置消灭残敌、支前迎军等工作。边纵第2支队和各级党组织积极响应滇桂黔边区党委的号召，全力开展迎军支前工作。1950年1月底，边纵第2支队奉命参加解放开远的战斗后返回路南，积极做好迎接野战大军的筹备工作，弥泸地区建立了迎军总会。1950年2月16日，陈赓、宋任穷等率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机关到达陆良县城，弥泸地委、边纵第2支队和陆良县党政军民举行了盛大的迎军晚会。2月19日，弥泸地委、弥泸地区人民行政专员公署、边纵第2支队在宜良县城外广场举行了万人迎军会师大会，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作重要讲话，第四兵团文工团、边纵第2支队文艺队共同演出了文艺节目。1950年2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114师、第151师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14军第42师到达泸西，弥泸地委和泸西县委、县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及军民联欢会。

1949年底至1950年春，边纵第2支队所属各部完成了配合野战大军追歼国民党逃敌的任务，边纵所属各部队逐步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广西军区和贵州军区的17个军分区。

以边纵12团和滇南支队46团、47团合并建立的边纵第十支队，在1949年6月成立的滇南地委的领导下，开展了红河江外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负责解放了建水、石屏、红河、元阳、元江等地。

1950年10月3日晚，宜良专区弥勒县第五区区长龙介仁向毛主席敬献锦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是在早期发动西山、圭山、东山等地彝族人民为主的武装斗争和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长期准备、艰苦探索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在红河州的解放及建立自治州的过程中，为边疆稳定、民族平等和团结谐作出了贡献。

三、彝族先民开发红河州的历史功绩载于史册

红河州历史悠久，文化丰富，是云南开发、开放较早的地区之一，历史上享有“滇南邹鲁”“文献名邦”“滇南商埠”等美誉。在这南盘江、红河和藤条江三江穿越，异龙湖、大屯海和长桥海三湖点缀的神秘地方，有1,500万年前、并被考古学家誉为人类祖先的开远腊玛古猿，有距今3~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个旧贾沙陡岩阿邦人，有14,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鹿洞“蒙自人”，有4,000年前的燕子洞新石器人类活动遗迹，有3,500年前彝族先民在开远小龙潭大红石崖的祭祀崖画和狩猎崖画组图等。

据明末至乾隆年间修订的石屏彝族文献家谱记载，彝族主持六祖分支的第36代祖先是笃阿慕，传代顺序为：羲笃伊1—伊赫黑2—赫黑年3—年邺杰4—邺杰左5—左奥车6—车奥卓7—卓奥资8—资盆冷9—盆冷笃10—阿普笃(笃普笃）11—笃梅聂12—梅聂秦13—秦奥苏14—苏奥德15—德奥龙16—龙奥叶17—叶奥坚18—坚奥沐19—沐奥额20—额丹丹21—丹毕迩22—毕迩乾23—乾施善24—施善东25—东奥丁26—丁裴勒27—裴勒笃28—笃庚党29—党阿武30—阿武布31—布卓赫32—赫卓沃33—沃卓曹34—曹卓笃35—笃阿慕36—慕阿克37。尼苏彝族支系的直系始祖是慕阿克。

石屏竜黑家谱脉络非常清楚，彝族36代父子联名制时代的11代阿普笃是在以开远、蒙自、石屏、建水等庐江河流域为中心活动。后裔从南盘江流域片区逐步向北、向西、向东移动，36代开始又进行一次大型的六祖分支。在之前也分若干支、若干次。11代以前的居住中心点在开远红石崖周围，并确立了以葫芦为图腾、老鹰为崇拜对象的男权制社会，并在这个崖子旁边举行了盛大的分支仪式。经书记载，11祖阿普笃的丧礼在红石崖崖子南侧有白色石灰石的山包上举行，山包名称叫“窝索陆突伯”，杀了千头牛、万只羊，山包箐棵里客人坐如蜂盘，白色孝旗到处飘。说明规模很大，暨开展祭丧仪式活动，同时进行分支大典。

第16代人德奥龙又在弥勒巡检司狮子山红石崖进行三子分支，老大鸡睡时生，叫奥叶；老二鸡鸣时生叫奥布；老三天亮时生叫奥者。最初，三人分居金子洞坡、老虎山、斑鸠崖，前两处有崖画。三个人的名字，至唐时演化成阿月部、阿僰部、阿者等。

彝族先民居住地开远小龙潭大红石崖

若干代后，有一支迁徙到泸西阿庐发。后代人再迁徙过程中，分支再分支，直到第36代时，笃阿慕又在昭通主持大型的分支仪式。尼苏支系属于慕阿克的直系后裔才见于彝族文献记载中。自称阿哲人的这支，从37代慕阿克的重孙乍洛孟（第40代）那里分支出来。

因此，建立古滇国的老鹰崇拜族群的彝族先民从开远红石崖诞生，并分支迁徙定居于以今华宁为中心的江川、澄江、通海、玉溪、峨山片区，融入到建立古滇国文明的洪流中。建立夜郎文明的彝族先民，在昭通立足，六祖分支后演译了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红河彝族地区，自西汉时开始设置毋棳、贲古、惠历、同并、漏江、进桑等县，分别属于牂牁、益州二郡。在这里出土了春秋时期的万家坝型铜鼓，西汉时期的石寨山型铜鼓。汉时的铜簇、铜锄、铜斧、铜锛、铜壶、铜尊、铜鼎、铜灶、铜釜、铜剑等，在彝族先民聚居区个旧、泸西、弥勒等地较多。

特别是在彝族文献中被封为“各格默自伯”，意思为“矿床天君山”的个旧麒麟山，《元史地理志》“目则”条中解释为“目则，蛮语”，这里的“蛮”指彝族。说蒙自名称“目则”是蛮语，是彝语“默自（母基）”的汉字记音。个旧麒麟山在彝族文献中被封为“天君山”，蒙自湖被封为“天君湖”，雌雄一组、山水对应。因此，元朝时期设立的目则千户守御所在今松矿山上。

被彝族文献称为“矿床天君山”上的卡房黑马井，不仅出土了汉时用铜铸造的防卫武器、生产工具、储存器、普通祭祀用器。还出土了下为圆柱、上为四方的烹饪用具，也有上边平行两个灶孔、侧面一口眼灶的双灶合一的梯形铜灶具，还有用于烹煮的三足铜鼎。更是反映文化继承痕迹的国家级文物铜佣灯，作用是用来祭祀天神、矿神、山神，他的头饰现在还由个旧老厂、冷泉、卡房和弥勒五山、巡检司等地彝族妇女使用着。彝族口传史记载，个旧铜矿是一条神牛，原来居住在今弥勒巡检司铜厂。铜厂的矿用木轮牛车运到婆兮（今盘溪）进乃之（今华宁）冶炼，由于矿洞挖得太深，神牛的一只脚受伤。神牛一蹬腿就跑到个旧。根据彝族口传史，个旧铜矿开采在江川铜器矿源开采之后。从地理名称、铜器文化符号传承、口传历史方面讲，彝族先民参与了个旧青铜文化的开发。

大红石崖崖脚60厘米深土层中先民食用动物遗骨

唐宋时，彝族先民崛起于巍宝山麓建立南诏国。这一时期，红河彝族先民的地方政权有阿庐部、弥勒部、阿迷部、纳楼部、阿欲部等。至元、明时期，这些“部”的首领被称为成为土目、土司，封建王朝利用土司治理地方，向皇朝纳粮上贡，保境安民。明末清初改土归流开始，红河彝族地区由于人口众多，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仍有较大差异。红河彝族最大的土司纳楼土司，延至民国时期，由于受龙济光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牵连，被取消世袭权利，这标志着土司制度在红河彝区的终结。

在元朝时期，作为云南两大军事集团之一的爨僰军参与屯兵临安，本地彝族与外来彝族在配合国家治理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明洪武年间，红河彝族地方政权代表纳楼普氏、阿迷李氏、蒙自禄氏、弥勒昂氏等顺势而为，受朝廷册封，开创了彝汉交融的新篇章。清乾隆年间，废除土人不得进科举的规定，石屏彝族李云程成为红河州彝族第一个进士；临安府定期举行毕摩会考，乾隆五年云南抚都院下发的“特示”也用彝汉文对应形式下发，彝族文字成为官方使用的文字之一。作为红河州3个千年文化名片之一的建水古城于南诏国时期由彝族先民首次筑成。时至今日，红河州13个市县中，以彝语命名的的有弥勒、蒙自、个旧，开远于民国年间由彝语阿迷改“开远”，红河县城驻地逸萨是彝语“活水”，通俗意思是龙潭水。

彝族人民具有与时俱进的光荣历史传统，在红河这块土地上彝族人民团结其他民族，为反抗压迫和侵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唐宋时期，彝族先民爨判联络南蛮三十七部，协助段思平消灭篡权乱国的杨干贞，建立了大理国。明正德年间，十八寨彝族首领阿寺、阿务率领彝族人民反抗明朝暴政，威震滇省。清咸丰年间，红河彝族人民和回族人民为了反抗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响应杜文秀和李文学的起义，在全州范围内掀起了反抗满清政府的义旗，开远、建水两地的斗争尤为惨烈。其中开远城曾被彝回联军和官军分别争夺占领，尸横遍地，鲜血染红了泸江河，城郭数次变为焦土。

清光绪年间，中法战争在越南战场爆发。1883年，弥勒博士弟子副员武举范世昌率乡勇随滇督岑毓英入越抗法，战功显赫。尔后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与法方订立丧权辱国条约，法国殖民者变成了越南的宗主国。法国占领越南后，迫使清政府同意其修建滇越铁路。滇越铁路修通后，个旧的锡、开远的媒，以及其它资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掠夺。山河破碎家国飘摇，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彝族人民把本民族的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觉地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维护着祖国西南边疆的主权利益。在反抗殖民者的掠夺和剥削中，留下了一个个气贯长虹的历史故事：杨自元火烧洋关、参与个旧矿工起义、纳楼土司普国泰派兵在嘉禾街击退法国入侵者，这些都是清末民国年间红河的历史大事件。

四、红河州彝族文化的影响力

占全州总人口25%、全州少数民族人口41%的彝族，是七彩云南缩影红河州的世居民族，支系众多，历史底蕴厚重。彝族不同支系在红河州这块神秘土地上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以阴阳结构为主体的彝族文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彝族先民用这套文字记载了本民族的历史和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史。从自然界生态运动盛衰规律中总结出来的彝族哲学思想认为，公母是万物之本，雌雄二性合化是万物之源。

以阴阳观念为基础，通过观测太阳影子移动总结出太阳的运动规律，创制出了在世界天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十月太阳历。光绪年间十月历的抄本就保存在红河州彝族民间。

文字方面，据光绪二十年彝文抄本《文字起源》记载，独体字彝文是由女氏族首领布玉嫫用实物记事符号发明，苏撒审玉嫫时代形成代表一定意义的图像符号，进入男氏族首领后再进一步完善，它具有阴阳结构特点，是世界上六种古老文字之一。香港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邀请香港世界遗产研究院、中国无形资产研究院、亚太人文与生态价值评估中心等权威机构合作，共同组成“古彝文与世界古文字比较研究课题组”，根据《世界古文字珍稀遗产价值体系——试行体系》，邀请有关专家学者连续三次召开了“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香港）研讨会”。

临安府毕摩会考时盖有府印的经书

2009年8月22日，在香港正式形成《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评鉴结论是：中国古彝文可以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帕文相并列，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的一个重要起源，并得出“彝族文字的总分值排名第一”的结论。课题组对古彝文研究评鉴系统，主要从古彝文字的生命力——“长度”、影响力——“宽度”、文化力——“厚度”、传承力——“活度”、稳定力——“定度”、价值力——“值度”六个维度进行科学评鉴。文字长度——生命力指标评鉴分析认为，支持中国彝族文字走过10,000年以上时间的学术观点在学界比较认可，原始古彝文字的创制使用时间大致可以推算为7,000~10,000年或以上。

红河州的彝族文献典籍丰富，毕摩文化经典内容记载着几千年文化的灿烂荣光。红河州的彝族歌舞艺术精湛，烟盒舞、乐作舞、阿细跳月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河彝族人民具有坤载万物的博大胸怀，因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多元文化。

红河彝族人民有热爱祖国、热爱民族，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传统美德。因此，在彝族地方，彝汉杂居、彝回同村，或彝族与其他民族同邻，他们都能世代和睦相处，成为亲兄弟般的友谊，这是大爱无疆的体现，更是与人美之为美，与人善之为善的传统行为准则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

文化力就是生产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抑或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是否具有魅力和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是看它能否用文化力整合各种资源，凝聚各方力量。只有发展文化生产力，经济发展才能获得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才能赢得主动权。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知识、智慧、价值观念、人文环境、精神动力，最终将转化为物质经济的竞争力，地区和城市之间综合实力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文化资本就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由固有静态资源和与时俱进的动态资源构成，它是一种可再生的精神财富。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文化资源不断转化为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价值的实现过程。文化资源一旦实现人类共享、形成新的发展基础以后，就成了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社会经济资源。谁占有了优秀先进的文化资源，谁就掌握了新一轮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文化旅游产业是和谐社会经济产业。科学不分国界，优秀文化超越时空和民族。网络信息全球化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和原生态文化的生存问题，文化生态平衡和谐成为国际关注的重点之一。

民族的区别就在于文化的不同，民族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的所有人类文化，都是以民族文化形式存在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思想、感情、精神的突出表现，文化的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前提和基础，任何世界性的文化都是建立在某个民族性的基础上的，是以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阶梯。

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说：“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创造和传承下来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一方面，随着实践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要创造更为先进的文化。另一方面，在历史进程中凝聚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决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成落后的东西。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

在学术研究方面，红河州彝学学会自1989年8月成立以来，先后单独出版或参与主持研究出版了《彝族古代史研究》、《彝苗象形医学》、《红河彝族辞典》、《红河彝族文化史》、《彝族文化论》、《话说红河•彝风古韵》等130多部书，参与完成出版了《中国彝族通史》、《滇川黔桂彝文字集》、《彝族毕摩经译注》丛书106卷、《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古籍典藏》丛书20卷、《中国彝族大百科全书》等重大科研项目。

红河彝学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目前为止，完成了两项国家级课题、六项省部级课题、二项州级课题，有八项彝学成果获省部级奖励、五项成果获州政府优秀社科成果奖。

五、本书的价值特色

《红河州彝族志》是荟萃多学科研究项目内容、吸纳诸多学者最新学术成果，用专志的形式囊括远古至2015年12月红河州彝族历史文化方面的集体智慧结晶。价值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红河州彝族志》填补了地方志的空白

红河州的彝族，清朝以前散见于《华阳国志·南中志》《元史·地理志》《明·天启滇志》和郦道元《水经注》及《徐霞客游记》等志书和文人墨客的游记散记里面。元朝在滇南彝族核心区建水设临安路，明改临安府，至清雍正、乾隆时期，地方政府组织编纂府志、州志，红河州的彝族按行政区划才纳入介绍范围。也就是说，到雍正、乾隆时期，红河州的彝族历史文化进入地方史志录入的内容。但仅局限于对风俗生活、服饰等简单方面的介绍。民国年间地方志书和个人的作品涉及彝族历史文化的比较多，解放后，各市县志书和州志对彝族分章节介绍。

《红河州彝族志》在编纂体例上参考了州外市县彝族志的结构，体现了红河州彝族历史文化实际，吸收了州志和市县志书中彝族历史文化的核心，采录彝族文献翻译内容和最新彝学成果，利用专志的要求编纂出版。这是红河州11个世居民族中编纂出版民族专志的首创，填补了地方志的空白，拓展了地方文化空间，提升了红河州的知名度，丰富了文化强州建设的知识宝库。

（二）《红河州彝族志》丰富了彝学学科的内容

在《中国彝族通史》《中国彝族大百科全书》等滇川黔桂彝学界合作出版的重大课题基础上，世居红河州一百多万彝族的历史文化如何用志书形式留存下来，这是红河州彝族干部和学者考虑的问题。1989年8月红河州彝学学会成立时，就拟定《红河彝学研究课题提示》，把涉及彝学学科20多项母课题分为50多个子课题，涵盖了彝学学科各方面的内容。1995年红河州民族研究所牵头组织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系列丛书·彝族卷·红河部分》，经研究以出版《红河彝族辞典》的目标来完成任务。这部96万字的红河州彝族百科全书终于在2002年出版，并于2004年获云南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成为红河州首部作品获奖项目。

汉青铜立虎扣饰

全国彝族900多万，主要集中在凉山州、红河州、楚雄州、毕节、大理、昆明、玉溪、文山、普洱、六盘水、临沧，这11个地州市的彝族人口分别超过了30万人。就目前来看，以地州级为单位组织彝族志丛书的编纂出版，红河州是第一家。单一民族专志的体例必须符合志书的要求，时间纵向的历史文化脉络必须符合民族发展历史事实，各种数据要严格核对，他比专著、普通丛书要求更高。因此，在参考价值、应用价值方面更突出。《红河州彝族志》的出版，拓宽了彝学视野，丰富了彝学学科内容。

（三）《红河州彝族志》展示了彝汉和谐发展的历史

中国民族划分主要参考苏联标准模式，结合本国民族历史文化实际确定的。汉藏语系的汉彝两个民族，从文化现象上看，甲骨文和彝文的关系、彝语与汉语的亲属关系、中国传统道教与毕摩教的关系都是具有同源异流的脉络；从民族形成方面说，西汉时的彝族先民是云贵高原土著民族融合南下羌人和西迁濮人而成。蜀汉、魏、晋、南北朝，内地富豪迁入彝区成为大姓者逐渐增多，彝族首领受先进文化影响变成夷帅的也在这个时候。这一时期，大姓与夷帅协调治理南中彝区。唐宋时期，彝区先后出现了南诏国、大理国、自杞国地方政权。元跨革囊平定大理国、自杞国，云南真正以“省”的级别进入中央版图。

明洪武年间开始，军屯、民屯、商屯相继在红河彝区扎根。明清两朝，由于原因多种，汉民自主迁入彝区或入赘彝家的不少。如，嘉庆年间彝族文献《母书》抄录人李万春，祖先居住上海松江府，锻刀剑为业，因种种原因迁入临安苏租（今建水盘江），后向彝族毕摩学习礼仪经书，成为毕摩师傅。又如开远小龙潭孔荣昌，其墓碑刻于乾隆二十二年，彝汉文对应叙述家族简况，说孔氏迁入彝区成为彝人等语。

在红河州，如果以文庙儒学为标志，元朝是彝文化走向汉文化的开始。以父子连名制的彝名转变为固定姓氏的汉名来说，明朝是彝变汉的开端。本书用彝族文献家谱内容，介绍了明清彝汉文化融合情况。

红河州彝学学会安排出版的《石屏彝族文献家谱译注》，2017年7月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用彝族文字记载的石屏哨冲竜黑罗氏、龙武柏母租李氏、龙武雨梯普氏和邱氏四份家谱。其中，罗氏家谱于乾隆年间修订，后来按民俗多次续谱。谱系记载，洪水第36代居住红石崖分支以后，路线大致为红石崖——泸西——昭通——昆明——苏租（建水盘江）——官厅——新平——石屏北部——竜黑。民间调查罗氏口传迁徙路线又是南京——昆明——建水——石屏竜黑。显然，口传以男姓祖先血缘为主轴，家谱以彝族36代父子连名制开始。明朝初年，罗氏第一个入赘彝族家庭，到第6代孙才固定为罗姓，之前按彝族姓的许多者、景、资等第一字浊音加汉姓共30多个姓都纳入罗氏家族范围。这就说明了在红河州彝族地区，“彝祖汉宗，彝汉共融”的历史文化相当突出。从家谱本身的文字用字来看，乾隆时期及以前用彝文，嘉庆年间开始彝文为主汉文次之，道光年间汉文为主彝文次之，光绪年间及以后完全用汉文。这不仅仅是姓氏和文字的逐步变化，而是反映了彝汉和谐共融的历史面貌。

（四）《红河州彝族志》具有咨政育人的作用

以史为鉴知兴衰，以事为鉴明成败，以人为镜识荣辱。《红河州彝族志》共24章，内容涉及地理历史、经济科技、天文历法、医药卫生、宗教民俗、革命斗争、文化遗产、人物等，是以彝族为主线反映红河州远古至2015年人类社会文化的专志。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强调：“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在实现两个百年梦想的今天，在全面建设新时代富强美丽红河的当代，本书从专志的角度真实记录了红河州彝族各方面的历史变化、发展脉络，用详实的史料、真实的事件把24个方面的内容展现在人们面前。对促进地方发展、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红河州彝学学会部分成果和奖状

（五）《红河州彝族志》为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探索出了新路径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下文提出“救书、救人、救学科”以来，中华文化抢救工程成为丰富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手段。21世纪以来，国家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分国家级、省级、地州级、市县级四级保护抢救措施。

民族文化遗产如何抢救保存，特别是边疆民族自治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如果不抓紧抢救，受网络化冲击的弱势群体的文化，随着老文化工作者退出历史舞台，部分重要遗产将在几年内消失。面对文化濒危或消失，本书在参考地方志书、史料、个人著作的基础上，大量采用了彝族文献翻译成果，考证论证基础上纠正了许多历史上的学术误解。

这部汉文史料与彝族文献结合的专志，经过认真审定补充，形成了用得成、留得住的地方民族专志巨著。在民族文化遗产抢救工作中，探索出了新的路子。

《红河州彝族志》编辑人员合影。前排左起：李西索、师有福、陆忠民、莫俊、范元昌、普梅笑。后排：李芸、何劲松、赵静、张辉、杨正忠。

《红河州彝族志》主编，2020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