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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辉：故乡在我们的不断“迁徙”中生长

作者：沙辉（彝族） 发布时间：2025-04-10 原出处：彝族人网点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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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山里人”，我是一直这样认为我自己、定位我自己的。

这不仅说明我并没有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我的祖上三代乃至于向上无限延伸都是农民、我自己本身就不想丢弃某些属于“淳朴”的范畴的东西。并且，每每在“紧要”关头，比如遇到大人物大场合等等之类，我“山里人”的原型就会自然地暴露无遗，我这么遮掩，它都会现出原形。这让我不从心底里自认为是“山里人”都不行。曾经有一个我们本地的全国知名音乐人跟我谈起过类似的感受，他说他出身“小地方”“小环境”的先天性经历非常阻碍他在大都市里大舞台上的自我展现，我深以为然焉，并且私下里非常感激他对我说了一般不向外人道也的真实内心话。

我经常在想，我们的孩子，他们以后会怎样定位自己呢？作为祖上里刚刚有一两代跳出了“农门”之人，并且其祖上很多是就一代刚跳出“农门”一只脚跨出去了另一只脚还没有彻底跨出去的人的后代，他们少得可怜的“乡下人”人生经历在他们以后的人生和人生轨迹中到底能够占有多大的“份额”呢？要知道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对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而我不知道我们的孩子的童年生活作用于他们的“印象中”是怎样的，因为我们本身就不像我们的祖辈一样生活的环境大同小异：我们总是处于“频繁”的“迁徙”——搬迁中。而我们的搬迁是不断从山里、农村到集镇、城镇、城市等各个层级的城市化生活场所，祖辈们的迁徙则不外乎是从一座大山进入另一座大山、从一个山寨到达（或者组建）另一个山寨。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力实行城镇化以来，一座座城市越来越“扩容增量”，就像我们越来越肥硕的体子，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密，而乡村越来越凋敝、破败，我们的父亲辈、爷爷辈，不少人成为自己故土的孤家寡人，甚至其中不少人也离开了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土地。我们在和时间玩赛跑（而不是和以前一样和时间相互结伴、拥抱），我们总是处身于“日新月异”之中，几年没去的地方，你再去看看，发展和时间带来的变换，它当初的模样你只能使劲从记忆库里搜索。或许我们和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和自己的当初、和祖辈们的时空，越来越远。乡愁横行人间，成为热词。

当我又一次“迁徙”——从县城搬迁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州府，我又一次深刻地感受到，我是离我出生之时的故土、离我小时候的父老乡亲们（甚至其中很多人已不在人世）越来越远了。每当我梦回故里、追忆年华，除了它们越来越模糊伸手不可及的模样，许多的过往，便只在于我脆弱的、越发趋于土崩瓦解的记忆中，而再无实体的、实物的，可以抓住、可以相互与共相互共情的凭据、凭证了。

二

我出生在一个被叫做“居民点”的离县城35公里的小村庄，这是一个山脚下的村庄，背后是连绵的山脉，前面是“梅雨坝子”，连着相对广阔的“盐源坝子”。那时候，我们所能抵达的，就是方圆十几公里的“梅雨坝子”：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在和家人打交道，和邻里打交道，和泥土打交道，和大自然打交道，和“填报肚子”打交道。那时候以为“居民点”就是我们的母语彝语里就有的词汇，后来才知道不是，并且这样的村庄对于现在来说都还是不小的“居民点”：中间是一条大道，两边鳞次栉比排列着住房，这些住房起先是瓦板房，后来包产到户之后我们大伯当了乡党委书记以后是瓦房。这些房子的祖先应该是茅草房和竹篱笆房、竹篾房之类，不过那时候是在山上，是在我父亲青少年和之前的时候的爷爷那一代。后来成为“居民点”，大概是在民主改革或者之后的事。

离县城35公里的距离，对现在来说是极短极容易到达的，而对于那时候来说，是不敢奢望到达的距离。直到我去县城的民族中学读书之前，我也唯一去过一次，那次都是因为我考上了我们区的重点中学，我和父亲去看看学校而返回时折到县城去了在县教育局上班的堂哥那里——我没有就读区重点班，一来那里气候寒冷，二来家里也难以承受“外去读书”的经济负担。

这就是我“出走”衣袍之地的一个状况，后来因为读书，因为读书改变命运，我成立一个不断“迁徙”的人，就像我的祖辈们在不断地迁徙，当然，我和我的祖辈们的迁徙，有了“质”的变化和不同，他们或许主要就是为了“逐水草而居”——其实一个地说应该是“逐草木而居”，而我是求学、工作上班的需要。

调任到西昌，来到西昌生活之前，其实我之前到这里的次数应该是有限的、可数的，虽然我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凉山人，它是我们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是我们凉山州的核心区域和“最发达最繁华”的地方，虽然我的儿子也是在西昌读的初中、高中，然后毕业，虽然我当年毕业的学校，回校返乡这里当然也是必经之地。这说出来难免让人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但本来就有点路痴的我，两年之后才逐渐对其有了“方向感”，才逐渐“熟络”起来和有了一定的归属感，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所以，我深信不疑我到西昌的次数是可数的。——这不禁让人想到当年我刚参加工作之时那群“足不出户”的同事们，并由此难免心生细微的哀叹。不仅是西昌，除了我自己的衣袍之地、除了自己所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自认为我到某处的次数，一般都是可数的，我不是那种有事没事都会到处走走的人，我是那种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殊的事，就不会这里那里地到处去串门、走动，去到处走走的人，我天生成为不了像李白他们一样到处浪荡游走浪迹天涯的人，宁可穷死饿死在自己的窝里我也不去漂泊，我对飘泊不寒而栗。我天生胸无大志，觉得能够和家人厮守一地一室是人生的最大幸福：毕竟，人生的时日又能几万天？我们的票子，我们的脚步，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很多东西，都能够轻易就达几万几十万甚至更多，而我们的人生即使百年也不过36500天。“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年忧”，我经常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能够挣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几亿的钱，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挣到”哪怕是十万天的生命气数呢？这个问题总是让我想不明白，纠结缠绵，难以释怀。

并且有一段时间，我的“留恋情结”浓得我怎么使劲也化不开，不得不外出的时候，很是伤我，比如，我到了攀枝花（其实攀枝花有段时间我经常去），到了昆明，到了北京，到了天津，到了理塘，到了锦州，到了北戴河，到了武汉……离开之际，我总是难免无比地留恋，留恋那里的一草一木，留恋那里的每一处每一景每一个站点，留恋得无以自拔，心底里几乎是歇斯底里地、抓狂又无力甚至是绝望般地留恋，我总是在想，我把我生命中的这么几天“丢在”这里了，这是我来过的地方、到过的地方，我还能回到这里吗？我还有机会再来吗？这会不会是我这一生里来了就不会再来的最后的离别？诸如这样的情绪，这样的心境，让我痛苦不堪，折磨得我不行。这样的感受怎么形容呢？用一个不怎么恰当的话语来说，就是这就像在与挚爱的女友作最后的绝望的告别、分手。

大约是在2009年，我为了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当时只是为了给爱好文学了小半辈子的自己一个“交代”，没成想就像当时我在青羊宫抽签问卦自己的文学梦之未来时的上上签里的“吉言”，我的文学之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宽广（此处的越走越远、越走越宽广之语只是针对我本人自己而言）——彼时我游走在成都的大街头，虽也有目的地，却总是感觉四顾茫然，无所适从，走两步，给家人打一个电话，走两步，给家人打一个电话，弄得家人简直无法忙活了，不仅不“同情”，还觉得烦了。不要说是外出，即使是在家里，我也总是爱“骚扰”“麻烦”家人，让他们给我做这做那，问这问那，打搅、纠缠，甚至到了他们觉得这是胡搅蛮缠无理取闹无事找事，而感到无尽的厌烦，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就是一种“爱”的体现，是我的一种“爱”的表达方式：我非常受用我打搅他们的过程，非常受用和他们纠缠。另一个小故事，大概是在2011年左右，我们单位集体组织到北京去旅游、“见世面”，游览过了首都北京，在返回的时候，在机舱里，一个同事对大伙说了一句“晓得我们这辈子还有机会来北京不哦？”我不记得了嘻嘻哈哈的同事们是如何回应他的，但我是一个劲地说了“就是啊就是啊！”的。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一句话，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毫不经意是场景使我终身难以忘怀。他当时不仅说出了我的心声，——我至今视他为“同道中人”——还让我“确证”了也有人和我一样对到过的地方总是依依不舍。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离开一个地方，总会与那里的一些非常细微的东西比如一朵花啊一棵树啊一尊雕像啊之类的凝视、对望和依依惜别，也会与那里的一些山啊河啊车站啊建筑物啊之类的庞然大物作别“康桥”。我那段时间病态一般地爱拍照，原因或许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别人只是想单纯地留下影像，以作日后观瞻用，而我是想留住“那一时那一刻”，留住时光，留住生命的“此在”。在我诗集《高于山巅隐于心间》封面的那一句话，应该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体现：“我到过这里，我来到了这里，我便失去了那里……”我一天天在想，有这样的情绪，有这样的心境，总有这样的情绪和心境缠绕，我不写诗是不可能的了——我的情绪和心境太饱满了，写诗是一种很好的“疏通”。毫不谦虚地说，我不成为诗人都不行。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写诗的人，我在这里找到了由来中的一大半。

谈到一个人一生到达过、抵达过的地方，谈到一个人一生到达过、抵达过的地方到底能有多少？这个问题我今天特别地想了想，其实一般人、绝大多数人，我觉得都会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都会是像我一样——除了自己生活的地方，除了特殊情况，到过某个地方的次数是可数的。即使今天的交通已经非常地便利了，即使地球已经被形容成了“地球村”，即使当今的社会文明程度、生活水平已经“相当的高” 。毕竟，谁也不是生来就有“天南海北”飞来飞去的任务和本领的，大家都是要生活的，要过日子的。换句话说，大家都是有固定的生存之地、生活之地的，即使因为生活的需要、工作调动的需要，因为“人往高处走”的需要，因为实现人生理想的需要等等等而离乡背井、变他乡为吾乡，但不管如何，不管怎样，都是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生活之地的。对于现代化社会来说，不同于此的特殊人和特殊情况是存在的，但绝大多数情况是这样。

以前，从我们县到西昌虽然就150公里，大客车却要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摇”上6个小时才能到，坐在车里感觉不是在前进，而是在“摇”，在灰尘扑扑中使劲“摇晃”。记得我们第一学期结束从会理师范回老家，同学们迫不及待约好租车早上8点准时出发，途径西昌没有逗留，结果还是到了下午5点才到县城。也就是说，350公里不到的路程花了9个小时只能到达我们县城，还到不了各自的家。

初中的时候，我就读在县民族中学，度过了一段人生芳华的难忘时光。在我人生中的四五个生存“点位”中，在就读初中的民族中学这个“点位”，是我人生中最为意气风发、无畏无惧、单纯又美好之时光的生发地。唯一的美中不足，是初三那年我的父亲猝然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们，这让我从此之后对生我养我的那片故土产生了五味杂陈、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而不仅仅是一往情深。

那时候，我们就读的县民族中学有个老师的一句话在各届学生中广为流传：“翻过小高山”。他所说的小高山，是我们到达西昌走向外界必经的一座山。它形容学生毕业考上学校（那时候考上了学校就包分配工作），形容鲤鱼跳过了龙门，形容丑小鸭变成了小天鹅。我相信，我一生中最想“出走他乡”的也就是这个时期了，因为需要“翻过小高山”嘛，老师不是这样教的、指引和鼓励的吗？这也就是大家在通常意义下所讲的、广为流行的“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三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1997年，香港回归年），我们学校还是敲钟上课，而不是用电铃。我们那时候还过着“敲钟吃饭，盖章拿钱”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我和一个同我一样刚分配工作的同事住一间石灰粉刷的土墙房，电灯里的电是建在离学校和政府不远地方的微型电站供应的，微弱，差不多就是忽明忽暗，那个同事还算是当时的一个时髦后生，带着录音机，结果电力不足，带不动磁带放不了音乐。我也就未能不花一毛钱地享受到躺在磁带里的那些流行音乐“自然唱响”的精神大餐。

最让我留有小遗憾的是，原本雨季天了想到电力足够了，却总是停电，原因说是水口被青蛙之类的堵住了，于是校长他们就打起电筒去清理，我因为一次没有参加过，至今没有亲眼目睹青蛙堵水口的情景。

那时候我太苦闷了，非常无奈和失落：每天，老师们随时做的消磨时光的方式是聚在一起吹牛、聊天，在教室前面的院坝，在寝室外头的屋檐下，在操场，在墙根，在大门口，三五一群，晒太阳，以此度日。他们三五一簇的情形让我浮想联翩到农村里三五一群聚在树荫下扒土或休憩的鸡群。他们扎在一堆吹牛皮、瞎聊天，还不时爆出一阵阵的哄笑声，可谓欢声笑语、自乐自在。可在我这个年纪轻轻的年轻教师看来，这无疑就是无所事事的象征、无聊生活的象征。这样的生活让我感到太无趣、毫无意义，甚至让我绝望和可耻。

而让我更绝望和悲哀的是，他们中除了极个别几个人偶尔会去去县城，其他人一概都差不多半辈子没有出过远门了，差不多不外乎就是从学校到家里两点一线，或者就是在以学校到家里的方圆几公里以内能够留下他们的身影，更不必说“翻过小高山”来到拉布俄卓西昌城，或者去更远的地方了。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此的活动半径，如此的人生见识，何来高瞻远瞩，何来心怀天下、名师出高徒？由此我想到，不仅是那个年代，就是现如今，中国要想提高教育水平，就是要让老师长见识、见世面，否则，井底蛙咋去教出展翅大鹏？

话说回来，那时候，从我所工作的那个地方到县城，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靠私人跑的小汽车，比如北京吉普之类，来回一趟30元，而我的工资是一个月350元。或许贵也有它贵的道理，车难买，路难行，成本高啊！即使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条件还是算比较好的了，离县城40多50公里不到，并且物产好，学校和政府周围有蔬菜：饭菜里能够吃上蔬菜啊。我只说一个话，大家便能感受到它的不错之处：它是当时能够命名为“镇”而不是“乡”的乡镇之一，除了县城所在地，全县其它就只有三个镇，而其中两个是在县城周边、和县城连成一片的平坝地区，条件优渥。它不占有这样的优势，而命名为“镇”，足见它的不同一般。

我在那里整整9个年头，这个我在那里度过人生最青春浪漫最年富力强值得珍藏和回忆的人生时光，并在那里娶妻生子的那个地方、那个乡镇，叫黄草镇。

四

1997年，我分配工作到了黄草。之前，我不管是以学生的身份在县民族中学（县城）生活了三年，还是求学三年会理，我都清楚我的故乡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所以，我不管到了哪里，我自认为我都只是在背着我的故乡旅行（因为我知道我终归是要回来的）。而到了我第一个工作的地方，我知道它就是我除了衣袍之地之外第一个需要扎根的地方了，我知道它就是我真正意义的第二故乡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还要与它出走的一天：这样的地方不是家乡还能是什么呢？而此后，是漫长也是短暂的时光记忆，是慢悠悠的生活也是匆匆那年的时光。7年之后，我在县城买了房，追逐孩子的“高质教育”、追逐“城市”的人生梦想初步实现；9年之后，我调进民族小学，所谓的进军县城、过上“城市生活”的人生目标算是实现；两年前，我调到州府，实现自己真正所喜欢从事的行业：文学编辑。这期间，从教育系统到宣传系统，从教师到新闻工作者再到文学编辑，身份在转变，不变的是心中那份追逐人生梦想、实现人生价值的执念。

蓦然回首，那漫长而白驹过隙一般的时日里，老实又客观地说，记忆中的欢乐时光何其多、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时刻也不少；记忆中的苦痛悲伤时刻应该也是不少、愁苦郁闷时刻也何其多。而我们的故乡，我们的生存立足之地，我们所生活过的一个个地方，都曾留下我们深深浅浅的足迹和“历史”的身影，留下我们真心的笑容、面容可掬的醉意和醉态，甚至是黑夜和哭泣，还有无数个醒来之后的“重抖擞”，以及许许多多的难忘瞬间。并且，连同故土、旧居、“我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这一切都在不断地“生长”。不是在眼里，就是在心里；不是在眼前，就是在或遥远或不遥远的地方；不是在现实中，就是在梦里……这一切都在不断地“生长”，产生了使你或许能够辨认或许难以辨认的变化，以至于有一天你来到这里，那里，有一天它们来到了你跟前，或许你们也无可相认抑或相认吃力了。不管你是回不回到它们那里，它们就在那里“生长”。它们也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历程。对此，我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