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吉的故事
40多年前，著名作家高缨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被搬上银幕后，现实生活中的达吉，也因为这部影片，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生。每当逆境时，周恩来总理的话总萦绕在她的耳旁：“革命，总是有困难的，小达吉，要有革命气概！”
4月22日，笔者在成都市一个普通的居民区里，采访了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主人公在生活中的原型达吉。她说：“我的汉名叫任启芬，几十年来，人们都习惯称我为达吉!”
今年68岁的达吉经历了许多世事，不愿张扬，她和老伴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她们只有一个女儿，现在广东珠海打工，同在成都的女婿会不时地来看一下他们。附近的许多居民都没辨认出，这个老婆婆的人生经历竟会被写进小说和搬上银幕！
1990年达吉从冕宁县巨龙粮站退休。女儿下岗到成都创业，挣钱后就买了房，2001年女儿把双老接到了成都，达吉就有了今天的都市生活。
采访达吉时，达吉刚出院，身体十分虚弱。在成都时，她患了重病，需开刀动手术，可达吉每月的退休工资只有530元，丈夫也差不多，只好从朋友处借了钱。她在医院接受手术时，对医生说：“我是来自凉山的农民，手术自费，请不要给我用贵重的药！”
是花儿给了我力量，让我很有朝气，所以我这辈子很爱花
达吉家的窗前开满了玫瑰花，映衬得院子一片火红。走进屋里，在电视两边，放着两束红红的塑料花。达吉站在落地窗前，窗外花团锦簇，好像簇拥在她的身边。她因为手术后身体不适，尽量站着，可站久了很累，她又倚在沙发前。说到花儿，她顿时来了精神。拉着我的手指着窗外她种的花儿让我瞧，脸上露出了笑容。“我最喜欢的是凉山的索玛花。民主改革时，我给解放军带路剿匪。我把解放军带到了目的地后，他们在那里打仗，我就跑到旁边的山上去摘花儿。当时枪声不断，可我不怕危险，我还是摘我的花儿。许多解放军战士牺牲了，我在他们的身旁插满了索玛花。我到成都作报告，经过了拖乌山，我就摘了许多索玛花到成都。”
凉山解放后，达吉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她形容凉山新貌：“由烂摊子变成花的海洋。”形容自己漂亮的女儿：“像花儿一样。”
我瞧见有一张老照片，上面是周总理正递花给她。她告诉笔者：“邓大姐跟随周总理出访回国后，到了四川，邓大姐要把非洲人民献给他们的花送给四川人民，在锦江宾馆我代表四川人民接过了花儿。”
达吉把《达吉和她的父亲》的VCD放给我看，在片中我看见了唱着歌的达吉在索玛花丛中采花。她笑着说：“生活中，我喜欢索玛花，我的许多照片也有索玛花，那电影里达吉也是喜欢索玛花的。”
老人一提到索玛花，就好像回到了凉山，回到开满索玛花的地方，她很陶醉地念叨：“我想念凉山的人民，我很感激他们，是他们抚养了我。我们凉山人民都是花，每个人都是一朵花儿。”
达吉为什么特别喜欢索玛花呢？她说：“当奴隶时看到了花儿，我觉得生活会变得美好的，让我度过了苦难的奴隶生活；‘文革’时我挨批斗，痛苦的时候我去摘索玛花，拿着笔画着毛主席像，我才活了下来。是花儿给了我力量，让我很有朝气，所以我这辈子很爱花。”
她被抢到了越西县的一个彝族奴隶主家中成为了奴隶娃子，其间被转卖7次
达吉出生在越西县的一个汉族石匠家庭，在她两岁零八个月的时候，奶奶和叔叔被杀死，父母被抓走，她被抢到了越西县的一个彝族奴隶主家中成为了奴隶娃子，其间被转卖7次。最后她成为了越西县上普雄依洛的一个奴隶娃子，彝名达吉。
小时候达吉做的活儿是为奴隶主家人端洋芋端水，赶鸡放羊放牛，七八岁时就推磨劳动。有一次端东西时没有端好，奴隶主一怒之下便用木板把她的手砍伤。
达吉这样描述她的奴隶生活：“奴隶主的牛马都比我们过得好。我住在牛圈猪圈里，常从猪嘴里掏猪食吃。有一个年长的奴隶告诉我一个活命的方法，那就是放羊时，瞧见羊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达吉记住了这话，在那最苦难的日子里，跟着羊吃，她还到山上找野果子吃，就这样她总算没有丢掉性命。
解放军消灭了依洛的奴隶主武装叛乱，把她这个手带铁链，脚穿木鞋的奴隶解放出来
1956年元旦，解放军消灭了依洛的奴隶主武装叛乱，从瓦岩寨把这个手带铁链，脚穿木鞋的奴隶解放出来。
“解放军抬着一大簸箕米饭让我们吃，因为从未吃过米饭，不敢吃。解放军吃给我们看，我们才吃了米饭。她们还发胶鞋给我，我舍不得穿，上山时却把鞋子脱了捆在身上。解放军都是亲人，我喊他们都是‘阿达’。有一天工作队遭遇了土匪，团支部书记余经玉和四五十个解放军战士都牺牲了，有人对我说，达吉你的余经玉阿达死了。我就一个一个地翻着找。当我看到余经玉时，扑在他身上痛哭起来，结果被人一起抬着走。”
说来也巧。达吉的亲生父亲是石匠，民主改革后来到达吉所在的地方修沟堰，由此引起了父女相认和生父与养父之间的故事。“我们一家人解放前失散，我妈是在冕宁县沙坝找到的，我们四姊妹中只有我和弟弟被找到，另外的一弟一妹都没有找到。找到的那个弟弟只有一只眼睛，他是被奴隶主挖了眼的。”说到弟弟，达吉很高兴：“弟弟如今在越西县的马托，有4个儿子，并且做生意发财了。”
“达吉的文化水平很低，可学习很刻苦。‘文革’中她是冤屈的。”
新生了的达吉给解放军带路打土匪，立了功，加入了共青团。1957年，达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兴修水利工程中，受到了全国妇联的嘉奖。后来达吉进入西南民族学院学习。
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播出后，达吉也在一夜之间成为明星。她成了县、州的人民代表，出席了共青团九大，先后七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达吉每次到北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周恩来总理便常常抚摸着她的头对她说：“不要哭，小达吉，要有革命气概嘛！”在西南民院学习时，许多单位请她去讲人生经历。她经常是早上讲一场，下午讲一场，而且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中途不喝水。她的演讲让许多人感动，因此许多热血青年来到凉山，来到达吉的故乡当知青。
达吉曾经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首长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演讲，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首长都坐在下面静静地听她讲。
达吉第一次到北京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时，在天安门前的留影照片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的一生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永远不忘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文革”开始，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被江青点名为毒草，她被迫停课。1970年，修筑成昆铁路的铁道兵某部首长得知达吉受迫害，便亲自出面，几经周折，终于把她从监狱里救出来，并接到部队医院医治。伤好后，达吉被首长带到了渡口（今攀枝花市），并担任了民兵团女兵二连连长。
民兵团解散后，达吉回到了越西。可是很快，越西大街小巷便铺天盖地地贴满了污蔑达吉的大字报。就连与达吉相恋的曾伯根也受到了株连，并被开除公职。1970年3月，这对相爱的人结婚，当时两人的身上只有4元钱。
在部队首长的关怀下，达吉被调到了冕宁县担任巨龙区委委员、巨龙区妇联主任。没有想到，1975年一场政治风波袭来，达吉再一次被卷进去……
前几年，西南民院的老院长见到她时，这样评价她：“达吉的文化水平很低，可学习很刻苦。‘文革’中她是冤屈的。”
今天的达吉说：“我人生的最大考验挺过来了。没有经过霜雪的索玛花，没有那么香；没有经过坎坷的生活，没有那么甜……”
相关链接：周恩来关注《达吉和她的父亲》
1960年，根据四川作家高缨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被峨嵋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共同合作搬上银幕。1961年7月四川省将该片作为庆祝建党40周年的献礼影片。但在此前有文章批评小说和电影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周恩来总理于1961年6月19日在文化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了《论艺术民主》的重要讲话，专门提到《达吉和她的父亲》。
他说：“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这是一部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定在那里，小说上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转过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他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了，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周恩来的讲话肯定了《达吉和她的父亲》，鼓舞了影片的所有创作人员。
《达吉和她的父亲》内容简介
四川凉山彝区尼古拉达人民公社，来了一个支援公社建设水库的工程队。工程队的老技师任秉清，新中国成立前是凉山脚下的一名穷石匠。公社社长马赫在自己家里为工程队开了一个欢迎会。在欢迎会上，马赫的女儿达吉为客人们表演了节目，任秉清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姑娘，同时也使他回忆起往事：
十几年前，任秉清有个女儿被当地的奴隶主抢上山去，以后一直没有下落。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曾进山找过女儿，可当年孩子太小，奴隶主把抢来的人又随便转卖了，未能找到。他想如果女儿要是还活着与达吉年龄相仿，也会像达吉一样聪明、能干。他们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任秉清从达吉的很多特征里，终于认出达吉就是自己的女儿。曾沦为奴隶的马赫从奴隶主手里救出了达吉，并含辛茹苦地将她抚养成人。任秉清不忍心将达吉认走，给马赫带来痛苦。
其实，新中国成立后，马赫也曾为达吉寻找过亲人，希望她与家人团聚。当公社党委书记木呷告诉马赫，任秉清就是达吉的父亲时，虽然引起了他感情上的震动，但他还是把达吉叫到身边，让达吉去认自己的亲生父亲。
任秉清和马赫彼此都为对方着想。马赫认为任秉清年过半百，为建设祖国东奔西走，应该让女儿达吉陪伴照顾他。任秉清却觉得女儿达吉与马赫社长生活多年，跟他在一起最合适。最后，任秉清搬进了马赫的家，与马赫和女儿住在一起，决心同彝族兄弟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凉山。
高缨：“凉山是我的文学故乡”
2004年8月，高缨再次来到凉山。高缨说：“凉山是我的文学故乡。”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使人们认识了凉山，也认识了高缨。
为了创作反映冕宁彝族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高缨曾9次到凉山。1957年春天，他第一次来到西昌地区，走访了冕宁等县，听到了民主改革的要求和废除奴隶制、解放奴隶、发展生产的呼声。回去后，就创作了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
以后，他又多次来到凉山深入生活，先后创作了散文集《西昌月》和短篇小说集《山高水远》，出版了以红军长征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云崖初暖》和反映凉山彝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的长篇小说《奴隶峡谷》，受到了彝族人民的欢迎。
鉴于高缨多次到冕宁县采访、深入生活，创作了许多反映冕宁生活的文学作品，冕宁县决定聘请高缨为冕宁县的荣誉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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