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爨乌蛮三十七部考略
自杞国（1100～1260年），是南宋时期滇东、黔西南地区的一个以“乌蛮”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1100年，自杞建立，至1260年为蒙古所灭，鼎盛时其疆域北至曲靖，南达红河，西抵昆明，东到广西红水河。
《南诏中兴二年国史画》局部
自杞国是由彝族先民东爨乌蛮阿庐部落中的弥勒、师宗二部建立的。
明天启《滇志》载：“爨蛮之名，相沿已久，其种类甚多，有号卢鹿蛮者，今讹为罗罗，凡黑水（红河）之内，依山谷险阻皆是”。居于泸西地区的阿庐部，系卢鹿蛮之裔，为唐时乌蛮七大部落之一。《方舆汇编·广西府（泸西）山川考》云：“阿卢山，在城西三里，广四十里，南接弥勒，北跨师宗，旧为阿卢部”。阿庐部之后为弥鹿部。《元史·地理志》卷六十一载：“广西路，东爨乌蛮弥鹿部所居，唐为羁縻州，隶黔州都督府，后师宗、弥勒二部浸盛，蒙氏、段氏莫能治”。《广西府志》载：“唐为东爨乌蛮弥鹿部所居，大和间（827－835）南诏蒙氏并其地，宋时析为师宗、弥勒二部，大理段氏莫能制”。《泸西县政务志》载：“东爨各部落分别散居林谷，内部长期保持着自己的氏族组织，部落与部落之间并不互相并吞，往往是部落发展壮大后，分裂出另一部落，散居到邻近的地方去”。《广西府志·师宗州》载：“宋时，爨蛮居岩浪，其后有师宗居匿弄甸，号师宗部”。《元史·地理志》载：“昔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竹园）、巴甸（弥阳镇）部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师宗、泸西、弥勒这一流水，便用前辈部落首领弥鹿的名字命名，称为“弥鹿川”。
弥勒、师宗们是何时代人？宋人王溥《五代会要》卷三十《南诏蛮》条在天龙二年（公元927年）西川奏闻之后，有200余字的一段十分金贵的补叙，文中提到督爽大长和国（此时南诏国已亡，郑买嗣夺蒙氏位建立了大长和国）宰相布燮上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其后列督爽陀酋、忍爽王宝、督爽弥勒等所著转韵诗十联，有类击筑词，诗中颇有思本朝姻亲之意，语亦不逊。弥勒的封号与宰相并列，可见，五代时的弥勒已是个风华正茂、踌躇满志、文韬武略皆备，敢于向大唐公主求婚，做中原皇帝乘龙快婿的大英雄了。
十年后（公元937年），“通海节度史段思平借兵于东方乌蛮三十七部，众十万，会于石城（曲靖），以董迦罗为军师，所向皆克，遂攻进大理”（古蔚《南诏野史》）。在这次推翻大义宁国的战争中，阿庐部落中的弥勒部、师宗部、吉输部均已参加，并成为三十七蛮部中强健的一员，从而为自杞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是，云南史学界权威尤中教授在《中国西南民族史·自杞国》中说：“自杞国是些莫徒蛮之裔弥勒部建立的。”
乌蛮三十七部与自杞国势力的崛起
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7年）十二月，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络白族贵族董伽罗等，在东爨三十七部的支持下，起兵一举攻克羊苴咩城（今下关），推翻“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南诏野史》载：段思平“借兵于东方黑爨、松爨三十七蛮部。”三十七部除落恐、溪处、思陀、铁容（在今红河县）等少部分为和蛮等民族外，其余均是滇东、滇东北、滇中、滇南及黔西的乌蛮。由于大理政权“其成功实赖东方诸蛮”，故于建国之初“皆颁赐宝贝，大行封赏”，减免徭役。如封乌蛮贵族阿而为罗婺部长，封“乌蛮”、“些摩徒”部于河阳郡，这些被封的乌蛮贵族都是“世官世禄，管土管民”的大、小封建领主。
位于曲靖的三十七部会盟碑
在加封东方诸蛮的同时，大理政权统治者还封董伽罗为布燮（宰相），赐予成纪（今永胜）为其世袭领地，封高方为“岳侯”，赐巨桥（今昆阳）为其世袭领地。这些白蛮、乌蛮的大小封建领主，常侵占邻近各族人民土地以扩张自己的领地和势力范围。如鄯阐领主高氏侵占了世为乌蛮所居的易门为其领地；“大理国高护军”侵占了彝族先民磨弥部所居的交水（今曲靖市境）为自己的私邑，驱逐了磨弥部首领蒙提；在武定和曲州地区，据《元史·地理志》载：“僰、卢诸种蛮所居，地多汉冢，或谓汉人曾居。蒙氏时，白蛮据其地。至段氏，以乌蛮阿而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隶罗婺部。”不唯罗婺部如此，“些摩徒部”也“析其子为三部”，即“强宗部”、“休制部”、 “步雄部”，而“步雄部”后又封其弟为“罗伽部”。
“些摩徒”即“徙莫祗蛮”，汉、晋时期未见史载。 “徙莫祗蛮”当是南北朝之后从叟、昆明族中分化出来，至唐初与乌蛮为同一族系的民族群体，至明代则被称为“罗罗撒摩都”。南诏兼并东部爨区之后，“徙莫祗蛮”仍居于今楚雄往东至澄江、玉溪一带。随着“徙莫祗蛮”人口增多，不断向邻近地区发展，至南诏末便形成罗伽部（今澄江县境内）、阳宗部（今呈贡东南至澄江县北部阳宗一带）、步雄部（今江川县境内）、休制部（今玉溪）、弥勒部（今弥勒县境内）。还有部分“徙莫祗蛮”散居石城（今曲靖）以南，步头（今建水县南部的红河岸边）以北的广大区域内。他们与爨区乌蛮各部接触较多，发展更为先进，已有阶级分化，也属于被南诏奴隶主征服之后留在原地的集体奴隶，故被列于东部乌蛮三十七部之中。就在大理国大小领主争权夺利，国势衰退，社会动荡之际，大理国所属的乌蛮三十七部相继割据称雄。三十七部中的“于矢部”统一了贵州南部地区，号称“罗殿国。”“些摩徒”各部势力继续发展状大，其统治区划已包括今昆明以南玉溪地区的大部分，并向东发展到今广西边境，建立了“自杞国”。
南宋时期，关于自杞国的记载，大多与“广马”相联系。所谓“广马”是指宋朝廷由广南西路所买之马。马产于大理，据《玉海》卷149《绍兴孳生马监》记载：前来横山寨卖马者，有自杞、罗殿、特磨等部落的商人，“今之马多出于罗殿、自杞诸蛮，而自彼乃以锦绵博于大理，世称广马，其实非也。”宋朝廷为抵御辽、夏、金及蒙古的侵扰，大量取马于陕、川、滇诸地，宋室南迁后，西马梗阻，不得不主要依靠广马即云南之马。建炎四年（1130年），宋廷命广西提举峒丁李域即邕州（治今广西南宁）置使买马，李域随即遣使入大理国求市，这年五月，李域上奏言江西道路不通，乞自广西入闽中送马赴行在（指临安，今杭州），旋而被罢提举官。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又复置提举官。三年春， “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此记载，大概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关于自杞历史的最早记录了。据当时任知静江府并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在其著作《桂海虞衡志》中谈到广西周边民族状况时这样记述：“南江（右江）之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又，清代《续资治通鉴》卷114载：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十一月，知广西路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张栻的一则奏议云：“本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辐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罗甸、自杞，西南有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张栻另撰有《静江府厅壁题名记》一文，其记广西路羁縻州之外则云：“其外则有小蕃罗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属环之，其外则交趾、大理等国属焉。”以上，多有提及自杞，且与罗殿并以“国名”，而罗殿早在唐代后期已有活动的记载，历五代至宋绵延未衰。
据周去非《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载，早在北宋元丰（1078——1085年）间，广西帅司已在邕州置干办公事一员，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同措置买马”。史载自杞本不产马，全靠贩马起家。《宋史》卷198：“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南诏。南诏，大理国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砦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烙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岭南自产小驷，匹直十余千，与淮、湖所出无异。大理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每择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诸军。”《岭外代答·宜州买马》云：“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罗殿甚迩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然自杞虽远于邕，而迩于宜，特隔南丹州而已。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自杞、罗殿梗塞于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南宋朝廷于邕州置提举司买马，博易场地在邕州以西的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境），自杞等“每冬以马叩边”。大理马输入内地的总额也越来越大，据《玉海》卷149《绍兴牧马监》记载：邕州置马司后，自是岁得千匹。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二千四百五十匹”。又据李兴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广马条”记载，淳熙二年（1175年），竟达“六十纲”（每纲五十匹）。宋王朝用于博马之商品有黄金、锦、盐、缯及各种绫罗绸缎，于是“朝廷南方马政专在邕，边方珍异多聚邕矣。”
自杞国在南宋初年方异军突起，其势力在南宋的活动及其势力的膨胀，无不与广马贸易相联系。自杞以贩马致富，可以说是以贸易立国，以战马经济立国。就在这短短的百余年中，通过战马贸易，自杞势力已超出罗殿之上，一跃而起成为西南地区仅次于大理国的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范成大自乾道九年（1173年）三月赴广西任，至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离任赴四川，在其任前后，正是自杞势力发展至极之时。正如范成大所说：“自杞本小蛮，尤凶狡嗜利，其卖马于横山，少拂意，即拔刃向人，亦尝有所杀伤。邕管亦杀数蛮以相当，事乃已。”由于自杞国贩马而致强，不止与罗殿相争，并敢称强于横山，甚至在淳熙四年（1177年），自杞一酋领名必程者 “持其国书”到邕州与宋地方官员交涉，同时提出“请以乾贞”为年号，这实际上是要求南宋政府承认其独立地位。
在淳熙三年的一次冲突中，宋与自杞双方均有所杀伤。权知邕州吴儆与自杞酋领兵庭相见时对自杞严厉斥责并威胁云：“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卖马之路。”在分折了广西边地的形势后吴儆上奏朝廷说：“邕州化外诸国，如大理，如罗殿，如西南蕃，皆远小僻陋，各有安于无事。安南主少国危，悻臣用事，兄弟交兵，连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来，国势强盛，独雄于诸蛮。……异时为边患者，必此蛮也。”吴儆奏中还指出：“蕃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縻州境上。……岁有数千人至横山市马。以吾抚之之过，日益骄横。”
从吴儆奏中可以看出，自杞势力的膨胀与南宋广马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杞国通过开辟战马古道，以贩马致富，发展战马经济，使其不断强大起来，进而独雄于诸蛮。
自杞国地域及族属
关于自杞国的地域，从南宋邕州官员所著文章可知一二。吴敬《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言：“自杞东与阿者罗殿为邻，西至海，占（善）城为邻”，又言自杞国“南与化外州山僚，北与大理，东与西南夷为邻，西至海，亦与占城为邻。”《土俗记》又言大理、自杞“两国各有盐足自给，其酋各自称王”，而自杞国卖马益富，且“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近岁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自杞国广大，可敌广西一路，胜兵十余万，大国也。”这些材料，吴儆称是他于淳熙四年春“以邕州别驾被旨出塞市马，目所亲见。及分遣谍者，图其道里远近，山川险易，甚信。”其中，“大理盐池”何指？唐樊绰《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记其食盐产地之最东者为安宁城（今安宁），元初马可波罗游至押赤城（今昆明），其所撰《游记》言：“其地有盐井。”自杞国地本近善阐，又“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则其势力西边已达滇池一带。自杞势力东进，“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则其东域已不限今黔西南兴义、安龙，今广西西部隆林、西林等地当已在其囊中。自杞势力东进西突，横亘于南宋、大理之间，俨然已为一泱泱大国了。其地包括今云南罗平、师宗至滇池附近，南达文山、马关，贵州西南的兴义、安龙，广西隆林、西林的广阔区域，其大“可敌广西一路”当非虚语。“胜兵十余万”，可与秦汉时西南夷中“最大”的夜郎国相比了，后者如唐蒙对汉武帝所说，正是“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
自杞国乌蛮女神像和红陶
以上，当是自杞国极盛时期的地域范围。其地，《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认为自杞国“东至师宗、弥勒，西至江川，北达阳宗”；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认为：“根据周去非《岭外代答》所划出的行程路线是知，自杞国在特磨道（广南之北），自杞国的南境紧以特磨道为邻，则自杞国的南境即于今广南县西北部的邱北、弥勒、泸西县一带。可见，自杞国的范围，包括今贵州兴义县和云南省的罗平、师宗、泸西、路南、邱北等县在内。”
广西至云南的交通路程，宋元时期多有记载。可信且记载较详的如《岭外代答·通道外夷》：“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唐兴州，一程至睢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种至安龙州，一程至凤村山獠渡口，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岭，一程至罗扶州，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国，自杞四城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之境，名善阐府，六程至大理国也。”此道所经地名，今多难确考，但也大致可辨。横山寨在今广西田东县境内；古天县约在田阳东部一带；归乐州在百色附近；唐兴州在百色西北一带；睢殿州在田林东南一带；七源州在百色与凌云之间；泗城州即今凌云县；古那洞、安龙州应在今凌云西北至贵州省册亨县东南的南盘江东南岸地带；凤村山獠渡口所指此段南盘江；上展、博文岭、罗扶应在今册亨、安龙县境内；磨巨即今兴义县，已属“自杞之境”。由磨巨三程到达自杞国的中心地带，即今云南的罗平、师宗一带，由此四程至石城郡，即到达今云南曲靖。今贵州兴义和云南的师宗、罗平是当时自杞国的北部一片。如此，则横山寨至“自杞之境”共13程，又10程至“大理之境”。自杞东西之境有10程之路，比善阐府（今昆明）至大理国都（今大理）还远4程。宋王象之《舆地经胜》卷106说：“自杞国，又一程至大理国。”宋《静江府图志》亦云：自杞“又一程，至大理界。”《岭外代答·通道外夷》所载说明，从自杞 地入大理之境乃其善阐府，自杞国距善阐之近是很清楚的。
需要说明的是，自杞国这样一个以贩马立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常以部落结盟的方式扩大其势力范围，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其疆域不会是长期稳定不变的。这个区域，在西汉时属牂牁郡西部地区，三国时诸葛亮把大郡划为小郡，则为建宁等郡辖地，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爨氏统治区域。自杞国的势力范围，既与各部结盟时的经济利益、政治势力有关，又与历史渊源相连。同称三十七部乌蛮之一的几个部落，原属朱提等郡所辖，故仍留在大理国控制范围内，而不属自杞国。
前述自杞国是南宋时期以乌蛮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乌蛮即罗罗，也就是今天彝族的先民。关于自杞国人，吴儆《论邕州化外诸国状》称：“其人皆长大勇悍，善骑射，好战斗。”范成大对“至邕管卖马者”的体质特征、生活习性作了详细描述：“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箙，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性好洁，数人共饭一拌，中植一匕，置杯水其傍。少长共匕而食，探匕于水，钞饭一哺许，传之拌，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他人。”这与元代李京《云南志略》所记乌蛮罗罗“椎髻、佩刀、披毡、跣足”等特征相类。明代田汝成《炎缴纪闻》卷4称自杞等“皆罗罗之种”，所记罗罗习俗与范成大的描述更为接近：“其人深目、长身、黑面、白齿、椎结、跣蹻，戴笠而行。腰束苇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长刀箭箙，富者以金钏约臂。”所记共饭一盘、用匕抄饭、抟之而食的习俗亦同。并且，这些特征、习俗，在近世彝族中不同程度仍有保留。
由此推之，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先秦时期“巂”、“昆明”等部落族群，以及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甚或郦道元《水经注·温水》所说遍居味县（今曲靖）一带的“木耳夷”，均当与椎髻、珥饰、金环约臂的自杞民族相联系，是宋代自杞国民族的先民。汉晋时期的“昆”、“叟”民族降至唐宋，一直处在十分活跃的发展阶段，种类繁复，支系众多。在今滇东、滇南地区，《文献通考》记唐初有“徒莫祗蛮”内附，《元史·地理志》载昔有“些莫徒蛮”居住，明清志书则称作“撒摩都”，均乃一词之异写，是为汉晋时期昆（明）、叟民族的一支传人。
南宋末，两广总兵李曾伯曾记“广西江道”时说：“柳之下一江由自杞诸蛮而出，所谓都泥江者，至象州境合柳江而出……”都泥江即红水河，其所出之正源乃南盘江。南盘江流域在宋代为脱离了大理国段氏控制的“些摩徒蛮”所居。《元史·地理志》“广西路”说：其地“师宗、弥勒二部渐盛，蒙氏、段氏莫能制”。《元史·地理志》“广西路弥勒州”进一步说：“昔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明正德《云南志》卷七也说：“宋时，些莫徒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笼而居之，改其部曰弥勒。”时间及地域均合，是自杞为些莫徒之裔，又多一证。
近世昆明郊区仍有部分彝族自称“撒摩都”，汉族称之为“子间”或“子君”，这应是“自杞”一词的同音异写。
自杞国国王与都城
关于自杞国国王，据现有资料而言，所知情况不多。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自杞国国王材料是：“今其国王阿巳，生三岁而立，其臣阿谢柄国，善抚其众，诸蛮比多附之，至有精骑万计。阿巳年十七，阿谢乃归国政，阿巳犹举国以听之。”而吴儆《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一文所记国王情况则多有不同，内容更为详致：“自杞今王名阿谢，年十八，知书能华言，以淳熙三年（1176年）立，国事听于叔父阿巳。先是，阿谢父死当立，生甫岁余，阿巳摄国事。……阿巳已摄事十七年，抚其国有恩信，兵强马益蕃。”而之后在吴儆向朝廷报告的奏状中也说：“今王名阿谢，年二十。……阿巳已摄国事十八年。”所记阿巳、阿谢的身份与范成大所记材料正好相反。
上述两个材料孰更为可信？范成大官居广西静江虽近两年，但与自杞国人没有任何交道，其《桂海虞衡志》成书于淳熙二年（1175年），即他离开广西的那一年，关于自杞国的资料当属转手而来。而任职邕州的吴儆则根据亲身经历，留下了《论邕州化外诸国状》、《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两篇文章，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有关自杞国的直接材料。如此看来，吴儆亲自与自杞国人交涉，“目所亲见”，所记史事当更可信。从吴儆所记材料，我们可知自杞国国王是阿谢，阿巳是摄政王。阿谢在一岁多时丧父，三岁被立为王，其叔父阿巳摄政国事，阿谢十八岁亲政，国事仍听于叔父阿巳。
由于资料缺失，自杞国统治者更多情况无从查考。直到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才有自杞国亡国前最后一个国主郍（那）句的记录。时任广西经略使兼转运使的南宋边防大将李曾伯在其《可斋杂稿》中记录了自杞国人对蒙古军队的顽强抵抗，并在开庆元年七月三日给朝廷的奏状中称“据谢济横山来报……及缴到自杞国王郍句并岑邈等公状，此则不过欲坚来春市马之约”。再一则为七月二十一日的奏状称据报告说：“初四日得自杞蛮主传来报，敌兵拟在今月初九日缚牌渡都泥大江。”都泥江即南盘江，该奏还称“若一渡都泥江，即是路城州，未免迫近横山之境。”从李曾伯的奏状中可知，郍（那）句当为自杞的亡国之主，也是除阿谢之外为我们所知的另一位自杞国主。此时国虽已破，流动性本来就很大的自杞统治者仍然有一定的实力，且念念不忘市马这项立国大政，并率国人英勇地投入抗蒙战争之中。根据后来的记载，蒙古军队果然于当年七月渡过都泥江，八月攻下横山。南宋军队节节败退，蒙古军队则步步向前，而此后自杞国之名也随之消失。
自杞国既为南宋大理国时期之一番国，必有其都城，但由于资料的阙如，就如同古滇国、古夜郎国、罗殿国一样，实失于考。只能依据自杞国方位、后人传说及其遗存物诸端，试加以说明之。尤中先生在《南宋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政权》中依据对南蛮通道里程的分析，认为“……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兴义），三程至自杞国……”。此处，磨巨为自杞国东部边境，三程至自杞国指自杞国都城。按里程推之，自杞国都城当在今泸西县境内。
泸西，古称弥鹿部，明朝立为广西府。据清乾隆《广西府志》载：“原为东爨乌蛮弥鹿部所居，大和间（公元827—835年），南诏蒙氏并其地，宋时析为师宗、弥勒二部，大理段氏莫能制。”《云南地方沿革史》记载“弥鹿部，城名必罗笼，在今泸西，南诏以来，世为弥鹿部所居。”《元史·地理志》：“弥鹿部（今泸西县），唐初为羁縻州，东爨乌蛮弥鹿等部所居。”《元混—方舆胜览》：“弥鹿部，城名必罗笼。”《云南辞典》载：“云南历政区建置表中：必罗笼（泸西城）。”大理国时期的泸西城是旧城，元代置广西路才迁建于现在的城址。旧城镇的百姓中还代代相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旧城曾是一座古城，不知哪年哪月被一场大火烧毁了，古城后来东移30公里，迁到了现在的泸西城。古城搬迁时，用的砖是由人工排长队传递过去的，旧城遗址只有破砖瓦和埋在地下的房基石。
“必罗笼”即弥鹿城，弥鹿城位处今泸西县旧城镇南300米处，处于群山环抱、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据说当地村民在挖菜地水沟和进行农田建设、河道整治及水利施工中，曾挖出一些埋于地下的红砂石屋基用料石块。弥鹿城有古砖瓦和古屋石礅可见，城主体为土司头人私家住所，有大鬼主祭祀鬼神、供奉祖宗的庙堂宗祠，是部落首领和长老议事的中心。杨永明在《滇池晨报》2000年12月22日发表的《自杞古王国与滇东古长城》一文却明确认为，自杞国的都城在泸西金马爵册。爵册古称“部落村”，有2600多户，一万多人口，为云南罕见的自然大村。爵册彝语称“昨责”，其意一是部落首领集会议事的中心，一是部落举行盛大祭典的地方。在爵册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的山坡上常常能挖到许多火葬罐，还有“烧人山”。在距烧人山三公里的路溪白松坡曾发现一拱型地下石室，经过县文物部门发掘发现，这是一个城门洞式的拱型建筑物，系紫红砂石筑成，内有土陶虎俑一个，土陶罐一只。专家推断这是一座建于南诏、大理时期的火葬古墓，而这个时期均与古自杞国有关。
自杞国经济与军事
自杞国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同中原汉族政权战争最为频繁的历史时期。从北宋立国的公元960年到南宋灭亡的1279年，三百多年间宋王朝先后经历了夏、辽、金和蒙古的南侵。由于宋朝廷南迁，失去了北方的战马来源，因此不得不寻找新的战马来源，而当时云南出产战马。《云南志·物产》载：云南马“尾高，尤善驰骤，日行数百里”；“马出越赕川（腾冲）东面一带，岗西向，地势渐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马。”因此，宋王朝把目光投向了云南，并在广西的邕州、宜州、横山寨等地摆开马市，以求获得大批云南战马而支撑半壁江山。
自杞国三军图
大理国想到宜州、横山寨与南宋市马，但北有罗殿国、自杞国，南有特磨道阻隔，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南宋。自杞西部接善阐（昆明），东边出境即是邕州属地，不必经过其他番国、异道，能保证年年有战马到邕州横山寨出售。但自杞国人不满足于邕州横山寨为市，还直接到宜州城下求售战马。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宜州官员最后不得不答应自杞的卖马要求，“为之量买三纲”，与之约“后不许此来”。自杞、罗殿二国梗塞于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而两国又彼此争锋并常发生纠纷。
自杞国独占横山寨市马数量的四分之三，100多年间每年都将价值二十余万两白银的数千匹战马输往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述了当时的卖马盛况：“每冬以马叩边，买马司先遣招马官卖绵缯赐之。马将入境，西提举出境招之，同巡检率甲士往境上护之。东提举乃与蛮首坐于庭上，群蛮与吾六校博易等量于庭下。朝廷岁拔本路上供钱、经制钱、盐钞钱及廉州、石康盐、成都府锦付经略司为市马之费。经略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锦彩帛尽往博易，以马之高下，视银之重轻，盐、锦、彩缯以银定价，岁额一千五百匹，分为三十纲，赴行在所。1158年又令马纲分往江上诸军，后乞添纲令元额之外，凡添买三十一纲，盖买三千五百匹矣。此外又择其权奇以入内厩，不下十纲。马政之要，大略见此。”丰厚的利润使自杞国人把贩马作为主要的经济支柱，通过战马贸易，使自杞国迅速致富，独雄于诸蛮。自杞国人对南宋不但送去了战马，还送去了云南奇货。周去非《岭外代答》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携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所携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于是译者平价交易。”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亦载：“长鸣鸡，自南诏诸蛮来，形矮而大，鸣声圆长，一鸣半刻，终日啼号不绝，蛮甚贵之，一鸡值银一两。”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自杞“有精骑万计”，吴儆《邕州化外土俗记》亦言“胜兵十余万”。自杞国由乌蛮部落发展而来，乌蛮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部落之民平时为民，战时为军，原始的军事民主主义色彩比较浓厚。正如樊绰《云南志》所载：“部落之民，桑田之余便习战斗，每岁十一、二月，农收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落，各依四军集人实验，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其法一如临政。每出军征役，每蛮皆携粮米一斗五升，各携鱼脯，此外无供军粮者，蛮军忧粮易尽，心切于战。用军之次，前面伤刀剑者许将息，傥背伤刀剑辄后退者，即刃其后”。《新唐书·南蛮传》亦说：“尚战死，恶病亡”。正是这种严格的奖惩制度和尚武精神，充分保证了部队战斗力，为自杞国拥有一支强悍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
自杞国的军队是为保土卫国和抵抗外来侵略而建立的。在其存在的百余年间，各种争战及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公元1109年，三十七部起义反抗善阐领主强占各部落的土地；1147年，三十七部再度起义，攻入善阐府，杀死领主高明清；在与南宋王朝的直接战马交易中，沿途需有强悍的兵士护送，并建造了无数的哨卡、战垒。由于战马贸易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必然会受到罗殿等国的阻挠，闯关、开路难免一阵厮杀，曾因假道罗殿而“罗殿难之，故数至争。”通过无数次的纠纷争锋，自杞已处于胜势，其势力膨胀已稍在罗殿之上。即便南宋邕州属地的地方官员也对自杞国的卖马要求莫可奈何，以致南宁市场、横山寨博易场“傍引左右江兵丁会合弹压，买马官亲带甲士以临之，然后与之为市，其形势固如此。”
随着蒙古军队的大兵压境，自杞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英勇抵抗。自蒙古军进攻善阐（押赤城）开始，到蒙古军渡南盘江进攻南宋之间，自杞国坚持抗战长达五年之久。在都城必罗笼被蒙古兵焚毁后，自杞国将士退到山区开展游击战，坚壁清野，使十万蒙古军队陷于饥饿和病魔的困境中，损兵大部。同时，继续为南宋军队提供军事情报，筹集战马，支持抗战。
自杞国的覆亡及其在宋蒙战争中的作用
1253年秋，元世祖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率领十万蒙古铁骑，从宁夏六盘山出发，行程两千余里，过大渡河，跨革囊渡过金沙江。丽江主阿良不战而降，大理相高禾战死于九禾，国王段兴智被擒，降蒙后献上云南地图及征服各地的策略，还组织大理军充当前锋，向乌蛮三十七部进攻。《元史·兀良合台传》载：“攻合剌章城，属之，合剌章盖乌蛮也；攻乌蛮所部押赤城（昆明），选骁勇以炮摧其北门，纵火攻之”。自杞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昆泽（宜良）州军民依山阻谷凭险要抗击蒙古军队，蒙军数日不得进，后“卷面向内，四面进击，兀良合台陷阵鏖战，又攻纤寨，拔之”。“攻乾得哥城（澄江），环城立炮”，澄江军民不屈不挠与敌“搏战城上”。1255年，蒙古军队在阿术带领下接连攻取乌普笼（石城）、落温、落蒙三城，又进攻赤秃哥山寨（盘县、普安一带）。1257年，阿僰国（建水一带）四万蛮兵坚持抵抗不投降，直至城破。阿术随后进攻滇东的阿鲁（阿庐）山寨，攻下阿鲁城（必罗笼），自杞国都城被焚烧而沦陷。但自杞国国王及其部属人员没有投降，也未被擒，他们仍然游居于兴义、罗平、师宗、泸西、丘北的南盘江一带继续抗战。直到1259年，兀良合台渡都泥江（南盘江）进攻南宋广西前线，国王郍（那）句还派人给南宋边关守将送去重要的军事情报。
从1254年至1259年，自杞国进行了五年的殊死抵抗。这从有关史料也得到印证，如南宋两广总兵来自特磨道（广南）上报的前线战报《贴黄》说：“臣今日得广西经略司申特磨道农士贵报，八月间，敌攻华沙寨，被蛮兵杀死万余骑。思、明州黄炳等报，九月间敌攻某阿国，退战敌人，杀死万余。”另，《可斋杂稿·帅广条陈五事奏》称：“去年一项（报告）敌人约七八万人，至今屯驻大理国，耕田种麦，未见出没之意。（今日）所有兀良（合台）兵马毙死之余，尚有三四万，屯阿毘、鄯善、楚威、阿僰、阿麻地头，夹带蛮人猎食等事。”这在《兀良合台传》中也记载这样的事实：“时兀良合台亦病，将旋师。阿术战马五十匹，夜为秃剌蛮所掠，入告兀良合台曰：‘吾马尽为盗所掠去，将何以行？’即分军搜访，知有三寨藏马山巅。阿术亲率将士攀崖而上，破其诸寨，生擒贼酋，尽得前后所盗马千七百匹……”蒙古军队在自杞国境内几年中也可谓处境艰辛，如南宋奏状中说，因为 “饥荒”到处讨粮，“天毙以瘴”，并“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修路阔一丈有余”。自杞国军队始终殊死抵抗，与国土共存亡。李曾伯《帅广条陈五事奏》称：“数年来屡下诸邑，选差体探，邕州常遣周超往罗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始知自杞有破三城。”《元史·地理志》“广西路”：“元宪宗七年（1257年），二部内附”。蒙古军攻下城池，往往焚毁城堡，屠戮平民，正如《兀良合台传》所说 “川谷为之一空”。
自杞国位处大理国与南宋之间，是南宋与蒙古军队在西南地区争夺的战略要地。南宋屡遣官员前往邕州以西的罗殿、自杞等地刺探军情。李曾伯于淳佑十年（1250年）所呈《帅广条陈五事奏》言：“边防所急，间谍为先……数年以来，屡下邕、宜诸郡，选差体探。邕州尝定周超往罗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在淳佑五年（1245年）因遣属官谢图南出边，得于招马官所报，始知大理告急，有破三城，敌三节度之报。蒙古军于宋淳佑四年（1244年）首次进攻大理国，不久被挫败。此事正史缺载，后来边将方大琮写于1254年《与广西蔡帅范》信中曾言：“七八年前，有敌窥大理之说。”他在信中还建议“自杞诸种好相仇斗，若有术以使之，用蛮攻敌，可使彼送死。要之，提备严密，威声远畅，彼不敢动，上策也。”
蒙古军队在征服云南各部之后，即着手向南宋进攻，东线指向广西，自杞国首当其冲。担任南宋两广前线统帅的李曾伯在宝佑六年（1258年）八月的一篇奏状中报告说：蒙古军因为“饥荒”，“欲出交趾、自杞等处讨粮。”继后又在《桂阃文武宾校战守题名记》中谈到这年秋天的军情：“是秋，寇犯州邑境，赖我师遏之不致深入。”蒙古军队既已犯南宋之“州邑境”，则当已越过了在宋辖州邑之西的自杞之境了。这在李曾伯开庆元年（1259年）六月所呈《奏边事及催调军马》中得到印证，是奏《题黄》说：“蒙古军于冬盘泊横山，窥邕州，犯武缘（今广西武鸣县）”。该奏又称：“敌人自正月退回，驻扎大理、自杞两处。”据此可以判定，蒙古军队于宝佑六年（1258年）秋占领了自杞国的主要领域。至于蒙古军暂时退兵的原因，李曾伯也言“天毙以瘴，兵扼于险，使之不得志以遁”。蒙古军暂时退回以后，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向前攻击。《奏边事及催调军马》据间探人田进自路城（今广西田林县潞城乡）的报告说：“敌寇兴兵打罗殿了，要分一项出莫大王路。”又据从利州（今广西田林县利周乡）的报告说：“其敌人在自杞管下莫贾墟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及敌人攻打罗殿国，其国已拜降，及在自杞一带修路，阔一丈有余。”自杞国在蒙古军队向南宋进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
附：自杞国历代君主
自杞 ：(37年) 1100～1136年
阿唯 ：(23年) 1136～1158年
阿巳(摄政) ：(4年) 1158～1161年
阿谢 乾贞(30年) 1176～1205年
阿摩 ：(36年) 1205～1240年
郍句 ：(21年) 1240～1260年
附：三十七部所在地
因远部：居元江
休腊部：居河西
嶍峨部：居嶍峨县
屈中部：居阿迷州
溪处甸部、伴溪落恐部：为临安府两长官司
铁容甸部：亏容长官司
官桂思陀部：临安府思陀甸长官司
王弄部、强现三部：居开化府
师宗部：今师宗县地
弥勒部：今弥勒县地
吉输部、裦恶部：今弥勒县境
维摩部：今泸西县地
罗雄部：今罗平县
纳垢部：今马龙县地
落温部：今陆良县境
磨弥部：今沾益县地
仁德部(今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境
夜苴部：今罗平县境
强宗部：今澄江县
步雄部：今江川县地
罗伽部：今江川县境
休制部：新兴州
落蒙部：今路南县境
弥沙部：今路南县地
邑市部：今路南县境
阳城堡部：今晋宁县
罗部：今罗次县境
于矢部：贵州南部
罗婺部：武定、禄劝境
华竹部：今元谋县境
洪农碌券部：禄劝县境
掌鸠法块部：禄劝县境
白鹿部：楚雄府
谋统部：鹤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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