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毕摩文献：国家级文献遗产
一、彝族毕摩文献
毕摩文献(即凉山彝族毕摩文献)被金沙江南北两岸两百多万诺苏支系的彝族人民视为历史的“根谱”和文化的瑰宝，长期以来一直在历时性的书写传承与现时性的口头演述中发展，并依托毕摩师承教育中的“诗教传统”和民间仪式生活中的口头传播而得以世代相承，在历代毕摩所珍视的“司木哈嘎”（传播知识的五大工具）中占有重中之重的地位。毕摩文献在历史上虽然长期被祭司阶层所垄断，却又通过民间仪式生活的口头传播而超越了毕摩集团从而成为全民族的文化共器。她既是我国族群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人类记忆和文化创造力的见证。2010年11月由美姑县申报的“四川凉山彝族毕摩文献”，经“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评审后，成功列入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成为国家级文献遗产。
美姑毕摩文献毕摩在彝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从古到今，彝族民众都视毕摩为“智者”和“知识最丰富”的人。彝谚有曰：“头人的知识上百，兹莫的知识上千，毕摩的知识无数计。”古代彝族文化遗产，除民间口传以外，大量地保存在毕摩的彝文典籍中。这些民间文献的编撰、书写、习用、传播、保存，无疑地大都掌握在毕摩手中，都与毕摩的宗教职司和主持社会文化活动有关。
在彝族社会，学识渊博、精通众艺的毕摩被尊称为大毕摩，出类拔萃者被尊称为毕摩大师。教育经典《玛木》说：“德古（头人）靠聪敏，勇敢靠臂力，富裕靠牛羊，毕摩靠书籍。”毕摩教育及其师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世传的经书知识教育，其文化权能的象征就是拥有大批祖传的彝文典籍。明清以来毕摩长期生活在民众之中，既受毕摩文化之熏陶，也深受民间文化艺术的影响，他们博通众艺，能歌擅诵、善书会画，不仅精通文史，也熟谙民情风俗、神话传说、故事谣谚，有的还懂彝医彝药、天文地理，真正“身系一族之本位文化”，是具有多种知识技能的“民间知识分子”。千百年来，毕摩一直担任着讲述历史、传达知识、规范行为、维护社区、调节生活等方面的文化教育角色，毕摩文献及其仪式经颂具有表达民族情感、促进社会互动、秉持传统文化的作用，也具有凝聚民族认同和表现民间审美取向与价值观念的功能。
二、地位影响
毕摩文献有其完整的系统性。凉山彝区广泛流存的毕摩文献集成了彝族古代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谱谍、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等内容，从其发轫、繁荣到鼎盛、发展，不仅促成了彝族意识形态领域的聚变，而且推动了彝族社会的发展，并渗透到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十分深远。毕摩文献堪称是彝族人民世代相承的“知识武库”和“百科全书”。已故语言学家、彝文文献专家马学良先生曾指出：“毕摩经籍文献是彝族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关系到彝族社会结构、历史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心理、民族认同等问题，毕摩文化研究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毕摩文献是彝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的主要载体，是宗教绘画、造型艺术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形式与民族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
三、特征特点
凉山彝族毕摩文献的独特性与稀有性。毕摩文献源远流长，蕴藉深厚，恢宏灿烂，在中国彝族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传承文明，独树一帜。
1. 彝文是一种古老的、自成一体的“自源文字”系统
彝文经书的抄写、装帧和流通有着独特的民族传承惯制，传统的抄写工具、书写材料及各类介质的毕摩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人类记忆与文化创造的多样性。民间普遍流存着牛皮经卷、羊皮经卷、布面经卷、古宣纸经书、现代白纸经书等多种多样的载体形式。2001年凉山州雷波县八寨乡朱龙村的世袭毕摩吉木阿龙代表父亲将祖传的一批古代彝文实物共计17件，无偿捐赠给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其中既有皮书、布书、纸书和三枚铜质印章，还有鲜见的竹简、骨书和木牍──几乎囊括了仅在彝文古籍中记载过的各种上古彝文书写的载体形式。这批文物是吉木家祖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记载有天地形成、神话传说、婚姻世族、战争迁徙、族群分支、祭祖仪轨、历史人物等内容。有的文字书写奇谲，深奥艰涩，今人已无法作出解释。
2. 毕摩文献有其自成一体的书写和阅读习惯
凉山彝文字数一万有余，常用者2000余字。一般自上而下直书，或自左向右横书；北部方言即凉山彝文的阅读习惯独具一格，书写时从上到下竖行书写，阅读时将经书向左调转90°角横看，这在汉文文献记载中被称之为“左翻倒念”。
3. 毕摩文献的歌诗风格与“惟诗”特征
迄今为止，彝文古籍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工作向我们展示出来的彝族古代书面文体形式均为韵文诗体，而未见有散文体作品存在。在彝族书面文化的发展史上，毕摩所有的著述，涉及历史、哲学、医学、谱牒、宗教、天文、律历、地理、文学等学科，几乎都是以诗的形式撰写成书的。诸如篇制宏长、内容广博的彝文巨著《指路经》、《公史传》、《母史传》、《子史传》、《勒俄》、《玛木》等，都以五言诗体为全书的主体结构。实际上，这种鲜见的文体特征主要是由毕摩的宗教司职和仪式活动的口头传播所决定的，毕摩们以诗撰经、以诗著文、以诗纪史、以诗说理，主要是为了便于在彝族传统社会仪式生活中的记忆和颂唱而充分利用了诗歌语言艺术的手段，并在音声传达与集体听诵的社会交流中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除了使用常见的20余种经颂曲牌外，毕摩们还运用语调、声腔、表情、手势、身姿等表演性技艺，从多方面体现出民间记忆与口头叙事的艺术魅力。即使阅读写定的文献典籍，也可以从中发现其独特的口头程式，为我们研究书面文本如何留存和改变了原生态的口承模式，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四、文献种类
彝族将毕摩仪式和文献分为“路上方”与“路下方”两部分。“路上方”文献，彝称“黎数”，主要指用于祭祖、超度祖灵仪式中的文献，其文字大多佶倔聱牙、艰涩难懂，非大毕摩不能释读之。主要内容为祖先崇拜、求育繁衍、部落生存、远古史话等。从文字史来看，年代更为久远，文字的图画、象形性保留极为明显。“路下方”文献，是指一般的、比较“平常”的文献，为一般禳灾祛祸、求福献祭等仪式所用文献，文字使用相对简明，语言也较“白话”。根据不同的标准，毕摩文献分类也不同。
1. 占算类文献：
彝族是一个善于占算的民族，立身行事、建房立基、禽畜饲养、行走他乡、生殖繁衍、怪异现象等都要看天象、择吉日避凶险，故占算知识极其丰富和繁杂。这类文献大多为民间所用，但毕摩也离不开它。如《年算经》、《日算经》、《占梦经》、《解鸦语经》等，这些文献大多用散体形式写成。
2. 咒术类文献：
语言崇拜致使彝族先民相信语言的魔力可使鬼怪或仇敌在语言的法力下遭到报应或停止害人行为或消亡，这种心理意识决定了彝族先民强烈的语言崇拜观。与之相适应，毕摩文献中咒术类文献占了相当的比例。如《驱鬼经》、《乌萨拉且经》、《猴痨经》、《血经》、《狐血经》、《虎血经》、《鹿血经》、《牛血经》、《禽血经》等。这类文献可分为两大类，一类用于咒鬼仪式，另一类用于咒仇敌类。第二类一般用血书写而成，不能放置于家中。
3. 驱遣类文献：
主要用于驱逐和遣散各种妖魔鬼怪、祸祟、孽债等的文献。如《祛癞神经》、《祛疯神经》、《祛邪怪经》、《遣凶神经》、《遣仇敌经》、《驱阴犬经》等上百种。
4. 祛污祓秽类文献：用于清洗耳或祓除各种污秽的文献。如《净身经》、《祛秽经》、《净坟经》、《清耳经》、《滤浊经》、《祛畜秽经》、《祓尘经》、《祓火祟经》、《祓淫秽经》等数十种。
5. 禳解蜕除类文献：用于将各种鬼怪、祸祟、疾痼、孽债等卸解蜕除的文献。如《解祖业经》、《解痨孽经》、《除孽债经》、《换灵桩经》、《蜕身经》、《蜕旧经》、《出猴经》、《除业经》、《除恶缘经》、《除田野神怪经》、《除绝嗣鬼婴经》等。
6. 赔偿类文献：用于赔偿各种“债业”的文献。主要分为偿还类和赔偿类。如《偿还兽债经》、《偿还生存债经》、《赔偿婴袄净水经》等。
7. 卫护类文献：主要用于防卫和保护仪式主体的文献。如《防狼口经》、《防蛇口经》、《防箭矛经》、《防痨病经》、《防癞经》、《置牛护卫经》、《圈癞祟经》等。
8. 调和类：主要用来将对立双方调和起来的文献。如《调和族人经》、《调和阴阳经》等。
9. 祈愿类文献：主要用来向祖先或神灵祈求某种需要的文献。如《传宗接代经》、《保知识经》、《寿尽求延经》、《禄绝求粮经》等。
10. 祭祀类文献：主要用来向祖先和神灵进行祭祀，向祖先祭献各种祭品的文献。如《祭神枝经》、《祭猪胛经》、《献茶经》、《献盔甲经》、《献牛经》、《供牲经》、《祭祀毕摩经》等。
11. 归魂类文献：主要用于将游荡于外的灵魂招引回来的文献，如《招祖灵经》、《请魂经》、《叟地赎魂经》、《招生育经》、《寻魂经》、《挽魂经》、《唤魂经》、《夺魂经》等。
12. 送灵类文献：主要用于将祖先或鬼怪的灵魂送回其归宿之地的文献。如《诓送祖妣经》、《指路经》、《指妖路经》、《婚媾经》等。
13. 禁锢类文献：用于将某些鬼神禁锢起来，使它安于一隅而不再危害人畜。如《禁锢祖灵经》、《禁锢护法神经》、《禁锢灵物经》、《禁锢毕邪神经》等。
14. 招引类文献：用来招兵请将、呼风唤雨的文献。如《招兵经》、《呼风唤雨经》、《石育杉孕女》、《石衣石神女》、《猛神经》等。
15. 医术技法类文献：用于给病人治病时念诵的典籍。如《蒸疗咒》、《避火咒》、《避烫咒》、《草木浴经》、《献药经》等。
16. 溯源类文献：旨在追寻物或事源流的文献。如《死因病源经》、《马之源流》、《水之源流》、《鸡之源流》、《烟之源流》、《荞麦之源流》、《酒之源流》等数十种。
17. 其它类文献：如《判别清白经》、《止哭经》、《收尾经》、《变祖幻妣经》、《训世经》、《创世经》等。
五、传承形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搜集、整理、抢救、保护毕摩文献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各地相继出版一批重要的毕摩彝文典籍，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但是，由于毕摩文献大都流存在民间，加之其书写传统有着自身的特点（彝文是音节文字）和历史的局限（诸如毕摩世袭传承的制度、垄断文字的保守、书写物质材料的不足、书籍流通的限制、印刷尚未普及等等），在社会经济的急速变迁中，毕摩文献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重重危机和严峻挑战。毕摩文献多以口诵记忆与手写传抄的方式流存在民间，有极其明显的易损性。尽管历史上出现过木刻印刷本，如本人曾在巴黎远东学院图书馆见过的明代木刻本《玛木》（教育经典），在国内已难觅其踪迹；由于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山地文化的消失，毕摩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现代工业文明的扩张、旅游业的兴起及文化资源的过渡开发，都在侵蚀着毕摩文献传承的土壤和文化表达的空间；随着标准化教育体制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离传统文化，热衷于现代传媒和艺术形式；规范彝文的教学和出版，对以古彝语和古彝文为传承的毕摩文献并不能形成直接的助益作用；高等教育体系中民族古籍文献的学科地位岌岌可危，即使在中央民族大学这样的国家重点民族院校中，彝文文献专业已经停止招生长达10年之久，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面临着人才断层的危机；毕摩经颂的受众兴趣转移，毕摩难以将手抄经书与仪式经颂作为维系这一书写传统的现状，都导致了文献传承与传播的迅速萎缩；近年来一批批老毕摩相继辞世，许多古老的经典正面临着无法解读的危机，许多文献正在成为“天书”。综上所述，毕摩文献传统的存活空间进一步缩小，民间流存的文献正在逐渐老化、损毁和消失。“没有记忆就没有创造”。倘若不及时对这些珍贵的人类记忆加以抢救和保护，就会对塑造民族的未来造成永远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文化多样性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深刻反思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富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有自源文字体系的古老民族之一。毕摩文献及其文化传承，在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多元化的保护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档案遗产价值和多学科的研究价值，在我国多民族的文化遗产宝库中也是一宗有代表性的档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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