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凉山彝族地区末世知县的法政人生：章庆史实考
摘要：《清史稿》与档案互证，考察清知县的行政司法史迹，意义不仅在于还原知县的工作人生，更重要的是论证《清史稿》表达的高度概括性和历史真实性。同时，对历史档案记载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考量，两重互证虽然与历史学上的双重证据法(考古与史料的互证) 不同，但用该方法研究历史人物，却有重要的价值。以一个知县为视角来考察，可以再现县衙行政司法最高长官的末世人生，也能较为客观、全面地了解近代政治、思想、文化等变革所带来的行政司法缩影，特别是凉山彝族地区清末司法行政的变化。［注1］
关键词：凉山; 章庆; 知县; 法政; 清末; 官史制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 11＆ZD093) 阶段性成果。
中国故有“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的说法，从春秋设县以来，县太爷(知县、县令、县长、县知事) 的位置从来都是国家考量的重点，知县之位位低权重，是国家行政的重要关节。清代在知县的选拔和考核上积历代之经验，有其特殊性［注2］，如“异途”制与异地为官制，《清史稿•选举志》: “定制，由科甲及恩、拔、副、岁、优贡生、荫生出身者，为正途，余为异途。”，“异途”者，主要是通过捐纳( 捐得廪贡、增贡、附贡、贡生、廪监、增监、附监、监生等出身) 、保举等途径入仕。而异地为官，是对知县等各级官吏管理的重要措施之一，到了晚清，官吏制度进一步改革，清道、咸、同以来，为筹集巨额赔款和越来越大的军费开支，清政府饮鸩止渴，大开捐纳，滥行保举，造成仕途拥挤，官员的正常晋级秩序被打乱。由于积重难返，一些省份三年一届的举人大挑也被迫暂停。对仕途造成恶劣影响。［1］( P77)
光绪以后，进士分发知县本应列班于“即用”，因宦途壅滞，只能“积用”等候空缺。［2］有统计表明，19世纪中后期，以捐纳方式进入官僚队伍的人数激增，此类新进者竟占了各省官吏总数的近 50%。［3］(P235)大量捐纳人员涌进官僚队伍，尤其是涌向州县基层，滥竽充数，虚应故事，严重干扰了清政府的正常运作。［4］晚清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地方知县章庆的法政人生正好再现了这些制度的实施概况，其利弊自然清晰呈现。
章庆，一个在川为官近八年的知县(作过知州) ，他的足迹从川北剑州、南部到川西浦江再到川西南凉山冕宁、西昌; 从汉族集居地到民族混居地，再到少数民族集居地，工作地域不断变化，最短不到两月，平均两年一变，是四川近代为官极为特殊之人。清代实施官缺制度，因缺授官，知县亦然。［注3］清代知县一般由吏部选任，但如果属于最要缺、要缺的县缺出，督抚可以于本省已有一定任职年限且有经验阅历的对品官员题报调补［注4］。问题是浙江人章庆是怎么到的四川，又为何不断地变换县衙。《清史稿》的记载属实吗?
一、通法家言，由幕入仕
《清史稿》载: “章庆，字勤生，浙江会稽人。以通法家言游蜀，就幕职。为总督锡良等所器，保知县，所至有声。署剑州，倡捐万金修文庙，擒巨逆王文朗，歼其党九十馀人。调南部，河徙齧城，筑长堤御之，城以完。调冕宁县，有桥绾毂川南，毁於水，渡者以水驶多溺。庆制铁梁数十丈，行旅称便。普支夷扰境，庆廉威所破，济以兵力，夷归诚，出被掠者多人。补射洪，擢道员，在任候补。其任西昌也，值川省争路事起，哥匪张国怔与裁缺千总黄义库，侦知宁远军队出防，城中无备，联内匪袭城，庆督团众御之，力竭死之。妻颜、犹子镛及胥役、仆从同死者二十馀人。”［5］沿着《清史稿》的记载，结合地方档案逐一考证，结果是令人惊喜的。
《清史稿》对他褒奖有加，虽然聊聊几笔，但可谓“英烈排名”，列其入《忠义传》。四川辛亥革命的研究者却对他另有异词，章庆实为章仪庆，清宣统帝名溥仪，以“章仪庆”为“章庆”，当是避讳所致。［6］(P82)由于避讳，宣统前的史料记为章仪庆，宣统后为章庆。“章庆，字勤生，浙江会稽人。以通法家言游蜀，就幕职。为总督锡良等所器，保知县，所至有声。”［5］一个对法家思想有着较深研究的人，才可称为“通”。［注5］此时的“法家言”不论学派，皆可看作此人对治理、法律通达，才可能被锡良等总督收为幕僚。锡良［注6］，清代著名的蒙古族族裔的封疆大吏，宦迹几遍中国大地，赵尔巽等人纂修的《清史稿》给予锡良较高评价，认为其“性清刚，自官牧令，即挺立无所倚。嫉恶严，所莅止，遇有不职官吏，劾治不少恤; 非义之财，一介不取; 于权贵尤一无馈遗，故遇事动相牵制云”。［7］(P12535－12543)他任四川总督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 三月，并“于七月十六日行抵成都省城”［8］(P344)。光绪三十三年正月，锡良奉旨调任云贵总督。锡良在川四年，励精图治，创办中国第一个省级官办铁路公司，“川汉铁路总公司”; 大肆兴办新式学堂，在锡良的推动下，川省近代新式学堂发展很快。1904 年川省仅有学堂 150 余所，学生6000 余人，1905 年底，川省即已有省城高等学堂一所，“各府、厅、州、县中，计成都府师范、沪州川南师范各一堂，师范传习所一百一十堂，中学八堂，高等小学一百五十二堂，初等小学四千零一十七堂，两等小学三十八堂，半日学堂三十四堂。或由官立、或由公立及私立”［9］(P520)派遣留学生，安定西南边疆，实施全面的改土归流，维护国家统一。他的“保藏必先安康”举措，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0］(P39)
章庆受到四川总督锡良的器重由幕职而入仕，应该才能不凡俗，那么他是直接保为知县呢，还是由于捐官而为呢? 通过档案的查寻，章庆的西南为官经历较为清晰地展现出来。在光绪二十九年奉委解尾批京饷，《光绪朝硃批奏摺》记载为:
再据布政使陈璚详称，撘解重庆关监督移解户部，酌提自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第一百六十五结起，至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一百六十八结止，共提倾镕折耗银二千四百四十两，发交管解尾批京饷，委员试用知县章仪庆承领带解户部交收等情，详请奏咨前来。奴才覆核无异，除分咨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户部知道。［11］(P849)
章仪庆到任南部后，依例向军督藩各宪及相关部门呈报。其呈保宁府验折中又道:
卑职现年四十五岁，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由监生于光绪十八年，遵新海防例报捐双月县丞。二十七年，遵□晋赈捐例，加捐三班知县，指分四川试用。又于是年遵海防例，报捐蓝翎，并加同知升衔，均蒙核准在案。二十八年，经统领巡缉威靖等营王守明德，调赴资州行营，总理文案，并随同剿办拳匪。二十九年正月，资属肃清，凯撤销差离营。旋奉委办臬辕文牍，并蒙前总督部堂岑(春煊)于拳匪肃清案内奏保，俟知县补缺后，以直隶州知州(下缺)［12］
这里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是光绪十八年捐的监生，二十七年“加捐三班知县，指分四川试用”，到二十九年，“旋奉委办臬辕文牍，并蒙前总督部堂岑(春煊) 于拳匪肃清案内奏保，俟知县补缺后，以直隶州知州”，显然他是先于锡良入川，被当时总督岑春煊奏保补缺。
又见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廿日，南部吏房呈稿申军督学藩盐臬巡宪道:
(上缺)“旨依议，钦此”。旋奉委解尾批京饷银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余两，于十一月依限到京。赴户部各衙门交纳清楚，掣取批回。奉准部咨议，叙加一级、纪录二次。二十八日，蒙钦派王大臣验看。十二月初九日，蒙吏部带领引见，奉旨:“照例发往，钦此。”十六日，领凭起程。三十年二月，遵四川赈捐例，捐换花翎。四月二十二日到省，销解京饷差。奉准行知，记大功三次。旋奉委办川汉铁路公司文案。六月，复委兼办学务处稽核，兼文案。九月，销铁路文案差，奉委兼办督辕文案。十二月，奉委兼充官报书局委员。三十一年，因劝办本省壬寅常捐出力，蒙照督部堂锡(良) 奏保，归入候补班补用。经部议覆，奉旨: “依议，钦此。”是年十月初一日，奉藩宪札，委署保宁府剑州知州。旋销各项差使，于十一月初一日到任。因预办□常捐输案内，蒙记大功□次。三十二年八月，奉文调署蒲江县知县。因会督营团剿办南部大股邪匪，蒙记大功三次。九月十八日，复奉调署南部县知县。十月初一日，交卸剑州篆务。是月十六日到任，接印视事。所有到任日期及年贯履历，理合具文通报宪台俯赐查考［13］。
光绪三十一年，锡良奏保，任保宁府剑州知州，十一月到任。光绪三十二年八月，调蒲江知县，九月调南部知县。冕宁县档案记载，他是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到任，宣统三年调任。宣统三年中的交接文中记载: “前署县章令，自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三到任起至宣统三年二月十八交印前一日止，任内经管禁更捕仵工食，均已按季支开，并无克扣，中间不虚，印、押结是实。”［14］
所以，章庆虽然出身“监生”，也屡次依例捐官，这位知县靠财力入官，“文武”皆通，文承文案，武为“剿匪”。但在上述的档案中，我们看到他获得重要职位皆与在川总督保荐有关，他在锡良入川后所有的措施实施中几乎都有所涉及。并且勤奋励志，卓有成效。《清史稿》虽然精炼了他的经历，但可以证实记载不虚。
冕宁档案记载章庆于光绪三十四年四月调任冕宁知县，宣统三年二月调任西昌知县，直到宣统三年九月被杀，在凉山任职四年。清史以候补道员为表彰。民国《西昌县志》也记西昌知县有“章庆，宣统三年任”［15］(P79)。所以，从“三十年二月，遵四川赈捐例，捐换花翎。四月二十二日到省，销解京饷差。奉准行知，记大功三次。”［13］章庆在川为官八年，他伴随着清王朝的最后十年，并为此“捐躯”。
章庆知县在川八年的法政人生中，正值四川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辛亥革命席卷西南，偏居西南一隅的四川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极为突出，他的法政人生生动再现了一个强势知县的人生，同时也再现了四川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经历。《清史稿》以“通法家言游蜀”而评章庆，意寓不可小觑。兴起于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学派，其观点和影响涉及于今，以法治国、集权强治不仅对秦国有着深刻的影响，后世的统治者也从来没有真正地放弃法家的精髓，外儒内法、内圣外王的思想，从王朝到县衙的制度构架、行政司法处处显现。而章庆身居知县却以通法家言授誉，实为较高评价。这样一位精通法家思想的知县，到底做了哪些强势的治世措施呢?
二、慎思勤政，保守司法
《清史稿》评他: “署剑州，倡捐万金修文庙，擒巨逆王文朗，歼其党九十馀人。……其任西昌也，值川省争路事起，哥匪张国怔与裁缺千总黄义库，侦知宁远军队出防，城中无备，联内匪袭城，庆督团众御之，力竭死之。妻颜、犹子镛及胥役、仆从同死者二十馀人。”［注7］由此而论，不外两点:
第一，“所至有声”，慎勤实务:
在剑州时“倡捐万金修文庙”，举办了四川省“第一次运动会”，开风气之先，为近代四川教育、体育事业做出了具有标志性的贡献，故深受舆论褒扬。《广益丛报》曾以“剑州运动”为题做了报道［6］(P85):
剑州学务自去冬章勤生刺史到任后，锐意振兴。刺史兼领高等小学校及附设师范传习所各校校长，逐月亲诣试验城乡各场，复添设初等半日学堂二十余校。数月以来，成效大著。近与教员林君舒锦筹商，调集城乡各校师生于前月廿二日，在南城外举行第一次运动会。闻得优胜旗者为城中高等小学堂学生赵履丰，次旗者为龙源场初等小学生王邦显。刺史捐赠银制双龙头等奖章，其余亦奖励有差。［16］
值得注意的是，章庆兼领“高等小学校及附设师范传习所各校校长，逐月亲诣试验城乡各场，复添设初等半日学堂二十余校。”此时正是锡良倡办新式学堂之时。在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致南部知县宝震的移文中要求通知城乡各学堂“如愿赴会”参加“定于本年八月二十二日举行”的“第一次运动会，以励学界而开风气”，可由“执事员届期带赴”剑州“以觇风会”。为此，章氏不仅制定运动会章程，而且向南部县移有“特别招待券一纸、入场券十张”［17］，准备尤为充分。［6］(P85)
在南部知县任上他还做了不少实事。“兴学校”是章仪庆历任皆关心的事［18］。早在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作为直隶州用候补知县的章仪庆就因办学出力，为锡良奏“请赏加四品衔”［19］(P531)。在南部知县任上，章氏对此也不遗余力，已深得学者赏识。［20］(P78－79)光绪三十三年十月，章仪庆署任期满。四川布政司与川北道共同禀报，以为“该令才识宏通，尽心民事”，请准予“留署一年”。在其禀文之中，还重点罗列了章仪庆在任期间抗洪赈灾的出色表现，以及拿获陆军学堂学生鲜于宗骏的识人之明:
七月中旬，积雨连绵，嘉陵江上游之水陡涨数丈。该县地势低洼，城基适当江水之冲。该令于事前即令居民将辎重搬运高阜，田禾之垂熟者催令刈获，水退后则煮粥以赈附城灾民，散钱以给沿河贫户。皆不待禀报先行举办，绅民同声颂之。又如陆军学堂学生鲜于宗骏假冒五品衔翎，妄称长官衙门幕友，在各处招摇撞骗。该令独能破其奸伪，毅然拿办，使其鬼蜮伎俩无所遁其形影……若学务警察及农商各要政皆实力讲求，仓储极为核实，听断尤其能事。［21］
时任护理总督部堂赵尔丰批复道: “既据禀称署南部县章令仪庆实心任事，治理有方，于该县颇资整顿，自应准予留署一年，以示鼓励，务须益加奋勉，勿负委任。”［21］
章仪庆没有留署，而是在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奉文调署冕宁县。考虑到工程未竣，需用孔急［22］，章氏将城堤工费先行专案移交。在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有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新任南部县知县史久龙照数查收后请“查照备查”的移文，文末称章仪庆为“调署冕宁县正堂章”［22］，冕宁档案记载，他是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三到任，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由川北南充到川西南凉山冕宁，中间休整的时间不多，可见其尽心职业。
在冕宁时，“光绪三十四年(1908) ，知县章庆按清政府关于‘僻小州县，至少必应由官设立高等小学堂一所为模范’的规定，将县考棚改建为冕宁县高等小学堂。这是县兴办公立小学堂的开端，至宣统三年(1911年) ，全县有小学3所。”［23］(P624)他是锡良推行新式学堂的坚定执行者。
关于在南部、冕宁时修河堤，造河桥的记载，《清史稿》记载: “调南部，河徙齧城，筑长堤御之，城以完。调冕宁县，有桥绾毂川南，毁於水，渡者以水驶多溺。庆制铁梁数十丈，行旅称便。”
黎春林认为，该记载与档案有一定的出入，［注8］光绪三十三年七月，章庆在任时，南部县大水，河堤面临冲毁，“民房半悬空中，情形极为危险。若不设法修筑，万一再遇水灾，不但沿河街道尽成泽国，即城池有泛滥之虞”［注9］。他力劝当地绅士谢鼎认捐钱二百二十钏，专作堤工之用，并采取“官认筑工，民认石篓”的方式于十月一日动工修建。［24］然此河堤实则由谢鼎“自行监修捐给”，截止章庆离任，此堤仍未修成，故其离任前移交城堤工费钱时亦自称“工程未竣。”［22］后任知县史久龙( 光绪三十三年到任) 最后完成。“‘河徙啮城，筑长堤御之，城以完’的人应该是后任知县史久龙，而不是章仪庆，《清史稿》于此有误。”［注10］南部档案记载的，此堤是自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二开工，至宣统元年五月方告竣，历时一年有余。事后，南部县知县史久龙记大功一次，首事者谢鼎被授予五品翎照一张、“推己及人”匾额一方，其余参与人员各奖励有差。［25］冕宁档案也印证了章庆于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就到任冕宁知县，所以，该堤的完成与章无关。但这 并 非 完 全 是《清 史 稿》“张冠李戴”［6］(P86)，因为他在离任前8个月的时间里确实组织人员修河堤，“筑长堤御之”没错，“城以完”是否指城未被淹呢?所以堤即使为同一个堤，但修建的时间较长，河水泛滥也非一次，“城以完”不可轻断。
他到冕宁后是否有“有桥绾毂川南，毁於水，渡者以水驶多溺。庆制铁梁数十丈，行旅称便。”之事呢? 在冕宁档案里却没有任何记载，是档案毁失还是其他原因，县志里也没有查到。“绾毂”，控扼，扼制的意思。［26］
《清史稿》中的“有桥绾毂川南”，则这桥的地理位置非同小可。冕宁居凉山之北，川之南，安宁河、雅砻江纵贯全境。今冕宁地处凉山彝族自治州，南邻西昌，西北接川西高原区，与康巴藏族相邻，东北接雅安市及成都平原。那么这座桥应该是在冕宁的东北连接雅安汉区域呢，还是在冕宁的南部，连接西昌? 其实桥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桥被冲走后，民众渡河，以水驶多溺。章庆制铁梁数十丈，使行旅方便。由于冕宁的地理位置，所以冕宁的桥也有名，保留到现在的清代桥梁，如冕宁石龙乡的石龙桥，是冕宁最古老的石桥，建于嘉庆 15 年( 1810年) ，清咸丰7 年( 1857) 和光绪 17 年( 1891) 的县志都有记载，当时叫“龙安桥”，在县南 60 里右所(今石龙村) 。再如廊桥，建于明天启四年( 1624) ，原名永兴桥，又称一树桥。“清朝道光年间卧巴沟改道，绕过大桥(永兴桥) 北侧注入主河道，所以才又有了小桥。三百八十五年来，大桥从来没遭过水毁，小桥倒是在民国三十四年( 1945) 被卧巴沟山洪卷走”［27］，可见，章庆在位期间之桥都非以上两桥，但他确实努力工作，或筑坝防水，或开展体运，或设立新校，或架桥通壑都有声有色，他是一个善于思考，身体力行的勤政之人。
第二，遵循民俗，息讼保安
由于章庆在冕宁任职较长，历时近三年，所以试图在冕宁档案里找出他审理案件时体现出的对法的认识，法的观念及其司法行为当较为可行，但由于案件不多，在立案审理的案件中，带有章庆签章的案卷有 10 个左右，从宣统元年到宣统三年［注11］这三年的时间里，国家以及四川处在巨大变化之中，冕宁不可能没有受到影响。为何章庆审案这么少? 是档案保存的问题还是历史本来如此? 我们不得而知。从仅有的案件来看，章庆在司法工作中深谙少数民族复杂性，以息讼保安为要。从这三年的司法档案来看，诉状形式有诉状、保状、恳状、结状、缴状，案件类型民刑皆有。如:
案一［28］: 1．结状，宣统元年，袁万景结状三份。分别讲述了案由，是贫民捡矿致伤，袁受萧湛霖指示打伤平民。诉状的时间为元年5月22日。有章庆印章，批:“准结”; 2．保状一份。李清云保袁万景案内之人杨春山在店候案，有章庆印章，批“准保”。时间是宣统元年 5月20 日。从申请候保到结案，共两天时间。
案二: 恳状 1［29］，宣统元年(无日月)，孀妇王氏75岁，为侄婿恳请。大意是该王氏为萧姓(应为王氏侄女) 恳求，说他们是“远方来此，家屋贫寒”，“蒙恩审讯，卡禁守法”，该状式是白状。批:“候提案讯夺”。该案与采矿有关。
恳状2［30］，宣统元年，石月亭恳状。恳请释放。“为无辜遭罪，恳憐赏释事。”称自己帮人在矿局工作，而该矿是奉矿局批准采办的，自己受连累被关，本应静候守法，但“民远方来此，孤独一人，兼身体时多病疾，情迫无奈，只得泣恳，仁天恩施，愈格将民赏释，民将含恩报德，殁世不忘。”批: “候提讯案夺”。有印章。6月29日。
该案的案卷里有交保单，“刑房计开: 石月亭、王金亭分结开释交保”，时间是 9 月 23 日。
宣统元年，石月亭告状，(白状，告状人 54岁) ，住清溪县。为掯勒工价(工资) 。案由: 光绪30 年，石月亭在刘泰鸿铁矿帮工，刘欠石的工资，有票据为证。请求衙门帮助。“屡催不给”，自己“身无半文，有脚无路。若不恳仁天作主追究，被伊昧良抗价，情实难甘，只得恳乞。”章庆批: “候提，来案查讯”，6 月。有印章。
以上两个案件都涉及到矿业，并且在档案里发现了一份宣统二年八月初八西昌劝业所的文书，是“为禀报筹办沙坝实业局事”，文中提到“沙坝为冕西交界”，需要劝业员来筹备公产，要求筹集资本金 30 股，每股 30 金。“开办纺织染色铸铁造纸四科”，并且有劝业员的名单，要求“牍呈监督章令查核外，是否有当理合，禀请宪台府赐察核示遵……”章庆所在之时，近代的实务公司已经在冕宁开办，案件提到的矿局已经在实施对矿业的管理，由于争矿权或经济利益，案件不时发生。
案件三［31］，该案发生在宣统二年 5月 19 号，这是一份标准的格式诉状，上有“新案”二字。该案的原告是一位沙坝团正的遗孀(40岁) ，李团正死后，团正之侄李正华向她要钱，由于李团正生前叫李正华向彝人借了十两银子，借据在团正手里，团正死后，李正华之父被彝人捆绑掠去。李钱氏以诈骗凶索为理起诉，状内说由于投告祠族，不理，投告首人，不理。所以上告衙门。
章庆批:“李正华既系氏侄，如果籍债骗索，倦可报凭族保理明了事，毋辄兴讼两累。”章庆很清楚地告诉原告，家族问题由族内解决，不接受起诉。
到了七月，李钱氏再次起诉，“为顶批再叩，不叩不甘事”，原因是回去以后，无论是乡里的保正，还是族保都不理她，还“替逆扛夯”，“替逆拉鸡狗入室宰杀，悬挂氏屋”，并且发生抓扯，致儿子死去。这次是连保长也一起告了。
章庆批:“案经兴讼，陶敏齐(保长)如果率众搕诈威逼，倦可凭众理饬，有何威之可畏，今因氏子物故，乃以逼毙，毫无证据，只言率行请验，究意如何威逼，该氏亦不知。悉据称抓殴，又无伤痕可指，足可随意捏砌诸多不实，惟既难理，息姑候唤讯察究。”到底是章庆看到了案件的问题所在呢，还是他嫌麻烦坚持要族众理清? 也就是说即使发生了死人之事我也要静观其变。
在九月的问询笔录里，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案情，李正华向竹六支彝人借钱交李钱氏的丈夫还债，李钱氏的丈夫去世后，李正华的父亲被夷人绑去，李正华向李钱氏要钱，李钱氏不给，李正华在冕山县(冕山营)起诉。(该诉状在冕宁档案里没有，估计在冕山营，只看到李钱氏的诉状) ，后李钱氏在冕宁县衙起诉。而她的儿子本来有病在家调理，儿子的去世与李正华无关，她承认“小妇人不应妄报命案，实有不合，本应责惩，姑念妇女无知，从宽申饬，断令回家安分，以后不滋就是。”而李正华也是掌责，回家安分。
在档案里有一份冕山营的审理书谕，大致是不仅赔银十两，李正华父亲被绑去所花费的银两，还由李氏家族族祠各长秉公理赔，不再滋事讼累。
该案的精彩之处在于这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借贷，汉族团正通过侄子团丁向彝人借钱，由于真正的借贷人去世，由不同民族之间的借贷关系发展成本民族内的家族纠纷。该案说明了一个事实是汉族向彝族借钱不还，彝族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就是捆绑借贷人的直系亲属，也就是团丁的父亲，要求债务人还债。在案中，还有“替逆拉鸡狗入室宰杀，悬挂氏屋”的情况，这也是彝族地区非常有名的打鸡形式，是一种较为严厉的诅咒，彝族习惯法里经常使用的。当这样的情况发生后，章庆的态度非常清楚，就是按照彝族的方式解决，不仅赔还借款，还要赔其他相关费用。章庆不愿涉足彝族纠纷，故意回避民族矛盾，一再推脱给汉族家族，由家族自己解决，对李正华掌责，对妇女口头教育。可见此人深谙少数民族习俗，调和矛盾，息讼为安。而此时正是四川总督赵尔巽调兵进剿凉山之时。［注12］清末，涉及彝族案件的审理，已经发生了变化，司法权在该地逐渐缩小，民国时彝人区的司法管理几乎丧失。［注13］
在冕宁档案里，还发现了章庆离职后的交接文书，该文书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冕宁当时司法人员、司法机构的情况。
宣统三年，监狱的交接文中写到:“一个县监狱一所，内监九间，外厨房二间，重墙两道，夹道一所，俱系坚固完整，并无坍塌，理合证明。”“前署县章令，自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三到任起至宣统三年二月十八交印前一日止，任内经管禁更捕仵工食，均已按季支开，并无克扣，中间不虚，印、押结是实。”［32］
交接单清楚记载了部分司法人员的组成，如:“禁卒八名，更捕二名，杂役二名，仵作一名，习学仵作两名，前件禁更捕仵理制，仵作每名每年公食银叁两，共银壹百零二两。宣统元年秋冬二年春夏四季分银两，前署县章令均已请领支开，清楚并无克扣。所有是年秋冬，并春夏，尚未赴司请领，理合证明。”［32］
与此相关的对章令其他查核，“……确查前县任内有无经手未完命盗案件，监狱墙垣是否坚固齐全，查明起止月日，分晰造具交代”宣统三年五月，新县令上报六本套相关资料，对前任县令进行了各方面离任考察，从二月离任冕宁到九月西昌被杀不到七个月。(章庆于宣统三年九月初四被杀)［注14］
三、杀戮起义，以身“殉道”
民国《剑阁县续志》其《官师•清知州》载:“章仪庆，字琴生，浙江会稽人，监生，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署任。”［33］(P907)。傅崇矩据“宣统元年正月之同寅录”，录“成都之官”，其“知县”类有“章仪庆琴生”［34］(P135)。其实章庆字号是有意思的，在现存的清代衙门中，匾额大都有其共同之处，其中很有名的如“清、慎、勤”，警戒为官者要做到清正廉洁，谨慎处事，勤于政务。这三个字在冕宁档案里有将刻成章盖在诉状上的。而琴的用意也有讲究，如常悬挂在衙门二堂的“琴治堂”。“琴治堂”有一典故，说的是孔子的一个叫密子贱的弟子，在单父(今山东省境内) 任县令时，身不下堂，弹鸣琴，把单父治理得很好。后任县令巫马期勤于政务，披星戴月，同样把单父治理得很好，但显得很劳累。巫马期问密子贱何故，密子贱答，我主要用人，你主要出力。出力者劳累，用人者当然安逸。后人就用“鸣琴而治”称颂县官知人善任，政简刑轻。这样看来，章庆字琴，是想鸣琴而治，还是另有其意。在《錦里篆刻徵存》看到章庆的篆刻，他的诗、书、画都不俗，寓意高雅，可谓琴棋书画皆通。
这里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比对《錦里篆刻徵存》里章庆的篆刻书法和冕宁司法档案里章庆的批断，我们清楚地发现，案件的批语皆为章庆亲笔所为，印章也是“章庆”两字，从而印证了《冕宁清代司法档案研究》关于诉状中知县与幕友用章的观点。［35］(P46－47)从章庆用章和亲笔批文，可见其工作的认真与谨慎。另外，《清史稿》编者，四川总督赵尔巽［注15］是他的顶头上司。赵尔巽担任四川总督的时间是1908 年2 月到1911 年4 月，这三年刚好章庆调冕宁任职，赵尔巽离任，章庆调西昌。《清史稿》对章庆的评价与定位应该是非常准确的。
章庆镇压各类起义，功名显著。《清史稿》载“擒巨逆王文朗，歼其党九十余人”。该起义在南部档案有明确的记载，起义成员李天恩供词: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间，不记日期，在江油县豆团山地方，撞遇素识已获正法之王文朗们，称他师尊何如道，神拳符咒，练习灵通，可以治病，能避枪炮，叫小的亦拜何如道为师，学习可以医病保家的话”［6］(P86)。这是王文朗参与起义并被镇压的重要史实。档案清楚地记载了署剑州知州章庆的“剿匪”活动。他“立即督团布置。九月初十日，果有匪股数百人，自南部窜扰该境广平场等处。该团绅集众备御，一面分投飞报府州，驻扎保宁府巡防右军前营哨官黄鼎暨该州星夜督队，先从驰至”。章庆亲率领兵丁，与当地民团联合围攻，在剑州广平场“阵歼伪总军王文朗等十一名，阵获伪领队何添才等及妖道、妖僧共五十七名，各团亦有擒获”［注16］。
该起义发生在光绪三十二年，何如道在南部与剑阁、盐亭交界的光木山聚众起义。八月，何如道、达兴武等“率党数百人扰剑州属元山、仁和、金仙、广平各场，及店子垭、演圣寺、候子铺、白龙庙各处”［36］(P896)。而王文朗在起义军中充任“伪总军”，故《清史稿》称其为“巨逆”。此后，四川总督锡良在《剿办南部邪匪并奖劾官弁折》中，请将章庆、黄鼎“先予各加军功随带三级，倘能缉获首匪，再行优请赏叙，用昭激劝”［37］(P609)。此亦与章庆履历中“因会督营团剿办南部大股邪匪，蒙记大功三次”的记录相互吻合。
这期间，冕宁档案也有所记载，是关于“拳匪”的记载。虽然与章无关，但可以印证其史实。章庆调冕宁后，遇“普支夷扰境，庆廉威所被，济以兵力，夷归诚，出被掠者多人。”［5］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凉山是经常发生的，档案无需每次都记载。可见《清史稿》的记载不虚。
章庆在川期间，中国处在巨大的变动之中，清王朝摇摇欲坠，风雨飘摇，章庆与这个没落的王朝共存亡。他的仕途正好证明了这个王朝的末路情节，这从清光绪三十年的官吏任职考核改革可见一斑。“……近以时势多艰，朝廷求贤若渴，于各督抚专折保举，无不立予召见，以备随时擢用。乃近来封疆大吏但多保举，绝少参劾之奏。有举无惩，良莠杂出……嗣后各该督抚于实心任事之员，当核实具保; 其有声名平常，或贪虐有据者，应从严甄别，以儆其余。倘意存姑息，徒博宽大之名，置民瘼于不问，该督抚责有所归，公是公非，难逃洞鉴也”［38］(P4355)。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 1904年6月27 日) ，清廷奉懿旨颁布上谕，再次承认吏治腐败已经危及统治的现状:“中国官民隔绝，痼习已深，颇闻各省州县官，多有深居简出，玩视民瘼，一切公事漫不经意，以致幕友官亲，朦蔽用事，家丁胥吏，狼狈为奸，公款则舞弊浮收，刑案则拖累凌虐，种种鱼肉，为害无穷”。可见当时之危机四伏。上谕正式提出了考核评议州县官的新标准: “嗣后责成各省督抚，考查州县，必以为守俱优，下无苛扰，听断明允，缉捕勤能，为地方兴利除害，于学校农工诸要政，悉心经画，教养兼资，方为克尽厥职。”为此，州县官考核改革方案提出:“著自本年为始，年终各该督抚将各州县胪列衔名、年岁、籍贯清单，注何年月日补署到任，经征钱粮完欠分数，及有无命盗各案，词讼已结未结若干起，监禁羁押各若干名，均令据实开报，其寻常公罪处分，准予宽免，不准讳饰。任内兴建学堂几所，种植、工艺、巡警诸要政，是否举办，一并分别优劣，开列简明事实，不准出笼统宽泛考语。奏到后著交政务处详加查核，分起具奏，请旨劝惩。”［39］(P5193－5194)章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由总督所保入职。而新的考核方式正好与章庆任职期间所作所为一一对应，这种重实际政绩的考核［注17］，有一定现实意义。如考核州县事实内容一般分为10 项: 即学堂、巡警、工艺、种植、命案、盗案、词讼、监押犯人、钱粮、漕粮，个别地区只填具八项。其具体内容除必须逐项填写已完成的数目外，还要区分前任与本任所完成的具体数字，命案、盗案、词讼三项，则须将发案数、结案数分别标示。章庆在凉山时所行之事无不与此有关。“时西昌新任知县章庆为推行新政，大兴诸税，开收茶捐、油捐、柴草捐等十数种苛捐杂税，致使物价暴涨，民怨沸腾，群众对其恨之入骨，称之为‘章剐狗’。章庆还以戒烟为名，派差勇四出逐户搜查，有烟户勒索巨款，无烟户遭受侵扰。”［27］还有辛亥六月《帝国日报》揭露: “章庆上任以来，视民为仇，暴决剥削，滥罚勒捐，三月累万”，同年六月十四日《民主报》也载: “章庆在西昌的横征暴敛，……”。其政历清晰可见，无需多论。
一个王朝的终结，自然会有为这个王朝殉节的人。站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立场对他们的评价是不一样的。他们殉节于自己的信念、价值观，与王朝共存亡。传统中国的忠义观即国亡与亡，义也，这在章庆身上得到了体现。《清史稿》最后描述他“其任西昌也，值川省争路事起，哥匪张国怔与裁缺千总黄义库，侦知宁远军队出防，城中无备，联内匪袭城，庆督团众御之，力竭死之。妻颜、犹子镛及胥役、仆从同死者二十馀人。”清宣统三年( 1911) ，中国末代皇朝覆灭地，史称“辛亥革命”。其间为清殉节者难以记数，《清史稿》为之记录不少，章庆是举家殉国。他光绪三十二年( 1906) 调署南部知县时自称“四十五岁”，其生年大致为同治元年(1862) 。而《清代章仪庆先生诗稿》原收藏者在题记里说章仪庆“生于咸丰十一年( 1861年) ”，不知录于何处。据其卒于宣统三年( 1911) 的记载，可知章氏享年 50 岁［注18］。然而章庆到底是九月被杀还是十一月被杀呢?
《西昌县志》载: “宣统三年辛亥，保路起事，有王西平、刘次平、朱用平，县人称三平先生，倡首组织(保路同志会) 西昌分会，通电响应，反对川路国有政策。三人默察革命消息行将逼近，而府县压制甚烈，都人士持论激烈者，章令深忌之。三人觉得革命不容再缓，欲择团绅有实力者，密谋起义，而未得其人也。会有黄联坡总团张耀堂者，以武生办团，训练团丁，令出必行，公正果决，民团悦服。于是三平先生往说之，责以革命大义。九月初六，(耀堂) 遂集团众，以捆送夷匪为名，率众入城，轰入县署，杀章令，取其头”，“在城内与守军巷战相持，知府王典章(字幼农) 出面骗张耀堂领兵出城”。“耀堂退至泸山，三平先生急往刘公祠见耀堂，责其出城太易，且勉以革命事业当继续进行，图成大事。耀堂乃令扎梯攻城。而府镇已调兵团登陴固守，枪炮并发，攻城之团丁死伤甚重，遂退败，……是役时，法教士捐银一千两助十团防城，总镇董南斌大集兵团土练数千人围攻耀堂，大破之，死亡枕籍。耀堂退还里闾，匿山洞中，为官军搜出，凌迟之。”
另一材料里这样介绍了他: 宣统三年( 1911年) 九月初五，法国传教士罗尚德甘兰将西昌地区的一批文物古董以及珍稀动植物标本，用马帮企图从西昌运到国外，当马帮通过黄水乡时，被黄联坡团总张耀堂发现。张耀堂是个敢作敢当的武生，他掌控着数百名团练武装。当即被张耀堂截获扣留，并杀死了试图反抗的罗尚德甘兰保镖越南人阮文砚。事件发生后，罗尚德甘兰使用手段收买清政府有关官员，将此事列为‘外交案重犯’，动用武装缉拿张耀堂。九月初六，张耀堂联合黄联彝族土目阿史家支和西溪彝族土目里恩家支三万余彝汉武装举行了暴动起义。暴动队伍以捆送夷匪为名开进西昌城，轰入县署，杀县令章庆，取其头。与守城清军在顺城街、南街、涌泉街展开肉搏激战，横尸遍地，血流成河。傍晚，张耀堂率众退守泸山。张耀堂退守泸山后，光若翰与宁远知府秘谋策划，相互勾结，达成协议。由法国传教士捐银一千两，建昌总镇董南斌调集清兵数千人围攻泸山。经过数天的围攻，张耀堂弹尽粮绝，只身逃回黄联，隐匿于黄联土林的山洞里。后被清军搜出，处以极刑，‘凌迟之’。张耀堂的武装暴动，杀县令，取其头，这在西昌历史上前所未有，他的失败令后人十分惋惜。”［40］
又凉山史志记载: 宣统三年，“西昌县成立保路同志会西分会; 四川练新军，置六十六标于西昌; 八月，保路运动起，六十六标调赴嘉定; 宁远府中学堂等校师生罢课，声援保路运动; 十一月，张耀堂率彝汉军民数千人起义，提出“反清灭洋”，杀西昌县令章庆，与城内清军展开巷战。知府王典章出面调停，骗张耀堂领兵出城。知府向天主教堂借银二万作为军费，调兵镇压起义军，起义军失败，张耀堂被杀于西昌。［注19］但《章仪庆事略》记，张耀堂于九月五日晨入城，杀了章庆。
宣统三年( 1911) 是中国政坛动荡时期，九月正是四川的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西昌的张帼正起义杀章庆与德昌巡检，会理的法国传教士司铎、贾元祯在逃亡云南的途中，在铁匠村被农民所杀，外事与国事交相混杂，凉山暴乱层起，云贵总督密电云南靠近凉山边境之地驻守: “因四川省城为铁路风潮，各处土匪乘间起事，本州当队练团防，惟以禦外侮复传。……宁远府城于初四日早失守，西昌县正堂守被戕，初五连陷西昌属之德昌，并将巡检杀毙。土匪有千余人，匪势猖獗。查本州距西昌只三百里，诚恐该匪等逃窜本州，地当孔道，必先被害。事悬危急……”［41］( P283)
会理档案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札文记载为: “宁远府城于初四早失守，西昌县正堂守被戕，初五连陷西昌……”［41］(P281)可见，章庆被杀是在旧历的九月初四。这里的张耀堂与《清史稿》里的“哥匪张国怔与裁缺千总黄义库”是什么关系呢? 张耀堂何许人也? 在会理档案里非常清楚地记载这一史事。该宁远府通饬“通饬事，照得此次西昌黄连坡匪首张帼正聚党叛乱，戕官劫狱，攻打郡城，业经本府会镇督兵剿获，已将该匪击散阵毙及擒斩匪党数百名，匪首张帼正父子及手下戕害章令暨德昌冉巡检之凶匪刘沛之、黄义库均已就擒，一律处决……”［41］(P289)会理档案与《清史稿》的记载完全相同，张帼正与张耀堂为同一人。
显然，章庆是一个为清王朝鞠躬尽瘁的官吏，他为王朝效忠殉道，这个历任剑州、南部、冕宁、西昌的知县，经历汉夷各地，深谙儒法之道，熟悉民风习俗，处理不同民族之间的纠纷相当娴熟，这也是《清史稿》要将此人名载千秋的重要理由。由此，通过县级档案与《清史稿》的互证，可以清楚的看到这类史料的客观真实性及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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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第9期，原刊责任编辑：杨春蓉。
作者：沈真伊，系重庆大学博士研究生；张晓蓓，系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邱运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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