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旭：彝语支民族历史文化探源
摘要：过去学术界许多历史学学者把彝语支民族说成是古代从我国西北地区迁徙到西南地区的。这种认识,随着近年来民族研究工作的深入,对彝语支民族“北来说”,人们提出了很多疑问。至少在很多方面证据不足。有诸多证据显示,彝语支民族是自古土生土长在西南地区的一个以“黑”“白”为自称的人们共同体。大约在两汉时期分化形成不同的各个语言和民族。
关键词：彝语支；土著说；自称与黑白；语言系属
一、彝语支民族来源为“土著说”
过去学术界许多历史学学者把彝语支民族说成是古代从我国西北地区迁徙到西南地区的。一般认为西南地区是蛮荒之地,好象与古代文明没有一点关系。这种认识,随着近年来民族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对彝语支民族“北来说”提出了很多疑问,认为在很多方面至少证据不足。最早对彝族及彝语支民族“北来说”提出疑问的是民族史学家马长寿先生,他在《彝族古代史》一书中说:“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汉文文献或彝文文献,我们还找不到彝族起源于西北羌族起源地青海高原的根据。很难想象当战国秦献公威逼黄河上游赐支河曲的羌族南下时(约公元前4世纪中叶),云南地区还没有彝族。我以为云南为彝族的起源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1]我们认为探讨历史是以证据来说话,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没有证据而牵强附会那不是历史。
过去形成这种彝语支民族北来说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汉文史志中一般古代北方民族有关的记载比较多,而古代西南地区汉朝以前史志记载比较少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在中原人们的观念上容易造成古代西南地区是“不毛之地”的错觉。可以说自西汉司马迁《史记》以前很少有彝语支民族有关的记载。我们认为彝语支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土著民族。“土著”一词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土著”就是土生土长从古至今一直居于一个地方的居民。他们的文化包括畜牧文化和农耕文化。
我们认为彝语支民族与古代氐羌人属于一个共同体是没有问题的。例如:语言同属藏缅语、游牧文化现象、火葬文化现象、父子连名谱系文化现象。问题是在一般人们观念中认为只有西北地区有氐羌人,而古代西南地区似乎没有氐羌人分布。实际上汉文古籍《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 汉文史志中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就有古代西南地区氐羌有关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根据当时的氐羌有关情况作了简述,他在《史记·西南夷传》中列举了“夜郎”(今贵州西南地区)、“滇”(今云南地区)、“邛都”(今凉山地区)、“筰都”(今汉源一带)、“冉隴”(今甘孜、阿坝地区)不同的部落称谓后概括地说:“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他们或为农耕文化,或为游牧文化,或为农耕兼畜牧文化。《后汉书·西南夷传》:“冉隴夷者,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从汉文文献记载来看,西南地区应该是古代氐羌人文化发源地。
历史上有关西南地区的开发情况可以追述到先秦时期。公元前246年,嬴政开发西南夷,先从修路开始,曾命蜀郡太守李冰在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地区修筑通往西南夷的道路。命“常頞略通五尺道”。常頞将李冰修筑的僰道往前延伸,从四川省宜宾一直修到今云南省曲靖附近,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五尺道”。
秦朝虽然在西南地区设置了郡县,但是,由于道路险阻,汉文化很难深入到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郎中将唐蒙征发数万军民,从四川修路通贵州西部,与夜郎定约,置吏设郡,在宜宾地区设置犍为郡。公元前111年,在贵州设牂牁郡,在西昌设越嶲郡。223年,牂牁郡、越嶲郡、益州郡同时叛乱,诸葛亮亲率三路大军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西汉与东汉王朝继续推行开发西南夷的政策。公元67年(东汉永平十年),在哀牢、洱海地区建立起“益州西部属国”。公元69年在“益州西部属国”的基础上建立了永昌郡。至此,汉王朝完成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共建立起8个郡(犍为、牂牁、越嶲、沈黎、汶山、武都、益州、永昌),将西南夷地区完全置于统治之下。
探讨民族的起源和历史问题,可以说语言比一般的史料有更为久远的时间价值。例如有的民族缺乏史料记载,史学家往往就要求助于其它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一种是在民间口头流传的古老传说,一种是地下发掘的古文物,还有一种就是语言。
彝语支民族很多文化现象都反映了西南土著民族文化的特点。从彝语支民族内部文化和外部文化有关现象来看,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据说明彝语支民族很可能是西南土著民族。例如凉山彝族说“北风”是“蜀风”,因为西南地区处于古代蜀国的南边。说“南风”是“彝风”,因为云南地区处于南边,又是彝族居住的地方,所以认为该地吹来的风是彝风。彝族《指路经》是给亡人指魂到祖先居住的地方的经书。四川、贵州、云南各地的彝文经书最后都指到云南昆明附近彝语叫“马龙”的地方。哈尼族老人去世时要请“贝玛”(祭师)念送魂《指路经》把老人的灵魂送到祖先居住的地方。云南红河一带的哈尼族送魂路线是从云南红河一带到今天的凉山西昌礼州一带。《指路经》中提到哈尼族先民从“笼磨阿麦”,经过“古哈”,然后一站一站到今天居住的地方。“笼磨阿麦” 为今天西昌的 “礼州”,《元书·地理志》礼州记载为“笼磨”。今凉山彝语仍读“笼磨”。“阿麦”义为平坝。“古哈”即今天的“邛海”。“邛” 即群母上古音读“古”。“哈”为“海”。[2]哈尼族学者毛佑全也在《玉溪师专学报》撰文说凉山西昌“安宁河”可能是古代哈尼族自称“哀宁”居住在凉山西昌一带而得名。总之,随着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彝语支民族北来说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
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研究资料表明:云贵高原地区地理环境、物种资源等都适合远古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考古学资料已经从各个不同角度支持云贵高原为人类起源的发祥地的学说。[3]
二、彝语支民族称谓的文化内涵
族称是一个部落和民族世世代代相传的千古不变的称谓形式,也是了解和研究一个民族的开门钥匙。众所周知,今天的彝语支民族以黑为自称和以白为自称,如彝族(诺苏)、纳西(纳)、拉祜(拉)等。“诺”、“纳”、“拉”其义为“黑”。彝族(曲伙即白彝)、白族(白子)、土家族(毕际撒)的“曲”、“白”、“毕际”其义为“白”。
隋唐时期,汉文史志均以“黑”自称和以“白”自称的民族记载为“乌蛮”和“白蛮”。《蛮书》:“乌蛮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白蛮妇人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乌蛮和白蛮的大体分布是:“东爨乌蛮”,“西爨白蛮”。东爨乌蛮地区包括今天的云南滇池以东北到贵州湄潭以西及凉山的东北部地区。西爨白蛮地区包括今天的云南滇池以西北到大理等地区。氐羌系统彝语支民族在后来的汉文史志中以“乌蛮”、“白蛮”称之。需要说明的是,彝族中的黑彝以尚黑为主,白彝以尚白为主。黑白文化在彝族文化中兼容之。《明一统志·东川府》引《元一统志》:“乌蛮富而强,白蛮贫而弱。”嘉庆《雷波厅志·风俗·夷俗》:“夷分黑、白二种,黑骨头为蛮酋之嫡派,白骨头乃部落之遗种;黑少、白多;黑主、白奴。”民国《大定县志》:“有黑白二种,黑者为贵,白者为贱。其头目四十八。其为人,长身而深目,黑面,勾鼻,白齿,男子剃髭而留髯,以青布束发,结髻向前如角状。”
彝语支民族的起源也就是彝语支民族人们共同体其族称、历史、语言、文化的形成时期问题,它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最主要的是其族称的来源问题可以追溯到远古社会氏族、部落人们共同体对日月的崇拜。即用日月所发生出来的颜色和光芒来作为自己的族称。具体地说就是,当时的一部分彝语支民族以“黑”为族体自称;当时的一部分彝语支民族以“白”为族体自称。崇拜月亮的就以“黑”为族体自称;崇拜太阳的就以“白”为族体自称。
三、彝语支民族与乌蛮、白蛮问题
乌蛮白蛮的族属、族称问题,方国瑜在《乌蛮白蛮的区别》中认为:一是樊绰《蛮书》所用乌蛮、白蛮不能认为是族名。二是大概以接近汉文化(或文化较高)的称白蛮,其余称乌蛮。二是不能认为是确定的名称,也不必强调这样的名称有何重要性。三是由于乌蛮、白蛮是任意取名,所以同样的名词,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情形。乌蛮和白蛮没有确定的涵义。[4]我们认为以上方国瑜先生的看法值得商榷。随着民族研究工作的深入,樊绰《蛮书》在介绍当时的氏族、部落时先说氏族、部落名称,然后交代分布情况和这些氏族、部落在大的归属上归哪个系统。实际上当时记载下来的乌蛮、白蛮分布的情况与后来彝语支民族的分布是相吻合的。可以肯定的是乌蛮、白蛮不是以接近汉文化高低来区分,乌蛮、白蛮也不是任意取名。
近年有关专家学者也对彝语支民族族称“黑人”、“白人”问题提出各自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彝语支民族的族称“黑”和“白”不是形容词“黑”和“白”。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彝语支民族的族称“黑”和“白”就是形容词“黑”和“白”。
有关民族学资料显示,“黑”和“白” 底层词汇颜色词作为一些民族的族称或自称,“黄”、“红”颜色词也作为族称或自称。例如云南地区拉祜族内部以“黑”、“白”、“黄”颜色词分三大支系。拉祜纳(黑拉祜)、拉祜普(白拉祜)、拉祜熙(黄拉祜)。从彝语支民族语言比较来看,其颜色词“黑”、“白”不仅作为族称,而且这种族称可能其历史比较古老。
有关资料显示,隋唐以来汉文史志记载的分布于四川大渡河以南到云南、贵州西北部地区的“乌蛮”、“白蛮”与今天的彝语支民族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乌蛮包括彝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基诺族。白蛮包括彝族、白族、土家族。彝族自称“诺苏”、“纳西”、“傈僳”、“拉祜”、“基诺”,其词根义均为“黑人”,彝族中的白彝自称“曲伙”,白族、土家族都自称“白人”。
自称“黑”、“白”与远古人们共同体对天地日月的崇拜有关。彝文文献《宇宙人文论》(民族出版社1984年)、《西南彝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和凉山彝族谚语都有所记载道:“天白为父,地黑为母。”大体解释是:以母系氏族文化为主导的远古人们共同体崇拜地、月、水、黑;以父系氏族文化为主导的远古人们共同体崇拜天、日、火、白。自称“黑人”的崇拜黑色;自称“白人”的崇拜白色。这种以颜色作为族称与其民族所崇拜的颜色是一致的。“乌蛮”尚黑和“白蛮”尚白的文化现象在汉文史志有所记载。彝族中的黑彝以尚黑为主,白彝以尚白为主。黑白文化在彝族文化中兼容之。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黑彝成为后来的黑彝贵族,是彝族奴隶社会时期的统治者;白彝成为后来的白彝臣民百姓,是彝族奴隶社会时期的被统治者。
四、彝语支民族的分化
从历史上来考察,彝语支民族是西南土著部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古氐羌人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他们的族源关系意味着他们在语言上也是同源的。通过这些民族的语言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构拟共同彝语支语或缅彝语。出于共同缅彝语的还有怒苏、毕苏 、桑孔、普诺伊等语言。缅彝语言中己消亡的有白狼语[5]。有人认为己消亡的西夏语也属缅彝语。
词汇方面,同源词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缅彝语各语言间的亲疏程度。有关专家学者选800左右个固有语素的比较后认为其同源词以基本上涵盖了缅彝语的12种语言: 缅彝诸语言同源语素分布的概率为 20-48%。根据同源语素概率的高低,可以把缅彝语言分为缅语支和彝语支。同一分支,同源语素一般25%以上,只是纳西语偏低。
词汇统计学有它不足之处,但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我们探讨缅彝语言的亲缘关系提供参考。根据斯瓦迪士的百字表并使用李兹公式推算[6],可以拟测缅彝语分化的时间。缅语和彝语有46对同源语素,按分化一千年后同源词根语素保持率常数为81%计算,其分化的时间深度为:
t = log c / 2 log r = log 46% /2 log 81 % = 0.777 /0.422 = 1.841( 千年 )
(t代表分化的时间深度,c代表同源词根语素百分比,r为分化一千年后同源词根语素的保留率常数)
缅语与彝语分化的时间己有 1840 多年,大约于东汉时代起了分化。考虑到这种推算结果的可靠性,让我们采用标准误差值(7/10 可靠)的方法进一步审视: 缅语与彝语分化时间的误 差为 1841 ± 254( 年 );取其上限当为 2086 年 ( = 1841 + 254),分化大约始于公元前 1 世纪西汉初叶。笼统地说,缅语和彝语的分化始于汉代。它们分化的时间,当是缅彝语分化为两个分支的大致年代。[7]
彝语支民族的早期分化从语言学证据和历史学证据来看,最迟在汉朝就已经形成各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在司马迁《史记》中就有了西南地区彝语支民族的称谓。所以在司马迁到达西南地区彝语支民族地区以后专列《史记·西南夷列传》篇章来记述彝语支民族称谓和分布情况。继司马迁《史记》以后,陆续有了各个朝代的汉文史书对彝语支民族的记载。例如《后汉书》也同样专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篇章来记述彝语支民族的称谓和分布情况。
五、彝语支民族语言系属问题
关于彝语支语言的系属问题。盖兴之《试论缅彝语言的谱系分类》一文提出语言学界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系属的研究中意见不一,存在分歧。[8]文中提出了把我国语言系属传统分类中的彝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组成一个语支即缅彝语支的意见。国内有彝语、傈僳语、拉祜语、纳西语、哈尼语、基诺语、白语、景颇语、载瓦语、阿昌语,共计10种语言。
戴庆厦、傅爱兰在《藏缅语十五种》里认为:缅语支与彝语支应合并为一个语支,称缅彝语支,然后在这一语支下面又分三个语组——缅语组、彝语组、怒语组。其中,怒语组的位置介于缅语组、彝语组之间,具有连接、沟通另外两个语组的作用。这样划分,更能体现藏缅语分化的层次。
有关彝语支语言系属问题,国外学者白保罗(Benedict. P.K)1986年提出构建Yipho-group“彝波语团”的观点:彝语支与缅语支合并为一个语支,称为缅彝语支;白语属于与汉藏语系并列的澳泰语系;景颇语是处于“十字路口”的语言,与藏缅语族的语言都能相通,是个中心语言。
布莱德雷在《彝语支源流》中把彝语支语言叫作“彝语团”,分南部、中部、北部三个分团。南部彝语团包括阿科支(有阿卡语、西拉语);毕苏支(有毕苏语、普诺伊语);姆比支(姆比语)。中部彝语团包括哈尼语、傈僳语、拉祜语、撒尼彝语、阿细彝语。北部彝语团包括诺苏(凉山)彝语、纳苏(禄劝)彝语。认为白语、纳西语、不属于彝语团语言。国外对土家语、基诺语、怒苏语探讨的少。
怒苏语的系属问题。有四种意见:藏语支说(李方桂,1937);景颇语支说(西田龙雄,1970);彝语支说(孙宏开《怒语简志》,1985年);独立语支说(白保罗,1972)。
白语系属问题,目前有彝语支说、独立语言说、汉语方言说、汉语白语混合说、孟高棉语系语言说。李方桂《中国的语言与方言》(商务印书馆1937年)和罗常培、傅懋勣《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中国语文》1954年3期)提出“彝语支说”;英国人戴维斯《云南——印度与扬子江间的链环》(1909年)、拉古伯里《汉语以前的中国诸语言》(1887年)提出“孟高棉语系语言说”。由于历史上大量的汉族人民迁到白族地区,白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都不同程度地受汉语的影响较深,而白族人民又长期学习汉语,所以白语中早就有很多从汉语吸收进来的词汇,这是白汉两族人民紧密联系的结果,至今白族大多数人都通晓汉语,而居住在大理地区的汉族人也使用白语。有些汉语借词至今还保留中古汉语读音。语序方面基本上使用“主语——谓语——宾语”的形式,同时也保留“主语——宾语——谓语”的形式。从语言文化因素证据可以看出白语属于彝语支语言。周耀文《略论白语的系属问题》一文对白语的系属提出了与以往不一样的自己的看法。提出“白语应列为藏缅语族中的一个单一语支——白语支”的论断[9]。赵衍荪《白语的系属问题》一文概括论述了白语的系属几种主张并从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进行比较后提出和说明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理由。[10]
土家语系属问题,目前有彝语支说;独立语言说;壮侗语言但藏缅化了说(法国拉古柏瑞1887年)。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土家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语言。早年王静如先生认为“湘西土家语乃是在汉藏语系中属于藏缅语族,比较接近彝语的语言,甚至于可说是彝语支内的一个独立语言。”[11]戴庆厦、田静《仙仁土家语研究》“土家族的语言与彝语接近,部分风俗习惯与云南彝族相同,故认为土家族是乌蛮的一支融合土著、巴人形成的。”[12]大家从土家语语音、词汇、语法进行比较研究后,将土家语划在彝语支语言是正确的。当然它与白语一样,在语言的很多方面受其他语言的影响比较突出。但是也保留了彝语支语言的很多特点。土家语系属问题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土家语与藏缅语之间的人文居住地理环境相对要远些,而与其它语言的人文地理环境相对近些。实际上是处在汉语、壮侗语、苗瑶语包围之中,可想而知,经过长时期的互相影响和磨合后其语音异化、词汇借用是必然的。从语言文化因素证据可以看出土家语属于彝语支语言。
汉文史志对彝族和彝语支民族的记载始于汉朝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司马迁出使路经凉山和云南地区。司马相如也奉使到过凉山地区。唐朝樊绰《蛮书》是作者从内地路经凉山到云南南诏地区后写下的。晋朝常璩《华阳国志》作者为四川崇庆人。该书是他引书据典写下的。元朝李京《云南志略》、明朝谭希恩《土夷考》、明朝倪辂《南诏野史》、明朝杨慎《滇载记》、清朝毛奇龄《蛮司合志》、清朝何东铭《邛西野录》等都对彝族社会人物风俗有所记述。
彝语支语言早期的语言材料见于汉文史书中的情况,很重要的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有一首《白狼歌》。汉语歌辞共44句,每句4个字,共176个字。用汉字记音的白狼语也是44句,每句4个字,共176个字。两项加起来共88句,352字。有关《白狼歌》的研究,自明清时期以来,先后有很多专家学者对《白狼歌》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关于《白狼歌》语言的系属问题,一般学术界都同意属于藏缅语族语言,至于它与现代藏缅语族中的哪个语言比较相近,目前有彝语说、纳西语说、缅语说、嘉戎语说、藏语说、普米语说不同的说法。在研究《白狼歌》的诸多文章中,马学良、戴庆厦《“白狼歌”研究》一文是比较重要的一篇,他们运用语言学和民族学知识,通过比较系统地比较研究后说“我们同意彝语说、纳西语说,即认为白狼语同彝语支语言比较接近。”该文还提到《白狼歌》与缅语支也比较接近。缅语支和彝语支是藏缅语族语言中比较接近的两支。这两支语言同源的词比较多,语音对应规律比较清楚,所以国外一般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为Burmese-Lolo,即缅彝语。近年郑张尚芳先生在《民族语文》上发表文章从缅语的角度进行了古代白狼语的语音构拟。
除《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以外,唐朝的《蛮书》中记载了一些当时西南夷乌蛮和白蛮即今天的彝语支语言的语汇。当时的西南夷乌蛮和白蛮语词是采用汉字记录下来的。这些数量不多的语词是我们今天研究唐代乌蛮语的珍贵资料。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三月,唐朝廷谴使樊绰20余人前往南诏地区调查社会和军事情况,为唐王朝出兵南诏地区做一些必要的前期工作。樊绰根据自己亲眼所见的情况并参照他人提供的资料撰成《蛮书》十卷呈朝廷。《蛮书》是研究唐代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化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蛮书》卷八是专门讲西南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的。《蛮书》在前言中说:“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大事多不与面言,必使人往来达其词意,以此取定,谓之行诺。”这里的“四声讹重”可以看做是清浊辅音、元音及声调与汉语差别大。在语言交际方面,处理重大事情时用各自的语言商量,然后经过翻译传达而后议定。《蛮书》说:“第六程至生蛮磨弥殿部落。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男则发髻,女则散发。见人无礼节跪拜,三译四译乃与华通。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其中“三译四译乃与华通”说明乌蛮语一是与汉语差别大,二是两种语言沟通困难大。有关《蛮书》中记载的一些当时的彝语支语言的词汇情况的研究,笔者《唐代“蛮书”中乌蛮彝语考释》(《中国民族语言文学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2001年)一文对《蛮书》中乌蛮语材料与今彝语及彝语支语言进行古音和今音的异同比较,并且对有些词语进行初步诠释。
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如哲学中所说的螺旋式上升和前进的。过去学术界许多历史学学者把彝语支民族说成是古代从我国西北地区往南迁徙到西南地区的。这种认识,随着近年来民族研究工作的深入,对彝语支民族“北来说”,人们提出了很多疑问。至少在很多方面证据不足。有诸多证据显示,彝语支民族是自古土生土长在西南地区的一个以“黑”“白”为自称的人们共同体。大约在两汉时期分化形成不同的各个语言和民族。有关彝语支民族的起源、社会、婚姻、家庭等渊源关系神话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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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戴庆厦,田静.仙仁土家语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1.
原载：《毕节学院学报》,2007年03期，作者授权彝族人网发布。
作者简介：朱文旭(1952— ),男, (彝族),四川凉山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研究方向:彝族及西南民族文化。
所属专题：
彝学专家朱文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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