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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写的叙事历史——传教士保禄·维亚尔与云南彝族神话研究

作者：刘建波 发布时间：2025-03-28 原出处：《世界宗教文化》2025年第1期点赞+（13）

摘要：天主教传播与云南彝族神话搜集整理及翻译，作为保禄·维亚尔传教过程中互为关联的文化事件，改写了彝族叙事历史，具有重要的话语实践意涵。创世神话的搜集整理,建构彝族族源历史，推行上帝创造彝族祖先观念；改写神话内容和主题，人类原罪说代替从善而行的主题，彝族男女平等和母性崇拜被上帝主宰论代替；移花接木的神话人物形象塑造将毕摩、天神格兹、母题三兄弟形象分别塑造为神父、上帝和三位一体的神，增进天主教与彝族原始宗教的共同性，试图实现从外在形象到内容实质的发明创造，尤其是通过创制文字，在建构彝族宗教身份认同中推动天主教传播。
关键词：彝学；神话学；天主教传播；民间文学；搜集整理

作者简介：刘建波，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光明日报》《民族文学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当代文坛》《民间文化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云南省社科等项目。荣获云南省社会科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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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以降，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张道惠，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阿尔弗雷德·李埃达等到云南传教，关注神话、民俗、文化、语言文字等。在巴黎外方传教会派出的大批入滇传教士中，以维亚尔和李埃达在彝族地区传播天主教影响力、文化研究成果最为突出。1887年，维亚尔到云南石林传播天主教，创教堂、建学校、设西医诊所，吸引彝族撒尼人和阿细人信教。他编写工具书《法倮词典》、彝文《圣经》问答书《纳多库瑟》，方便彝族信徒学习和传播神学思想；他自学彝语文，拜访毕摩，翻译彝文典籍，深入研究彝族文化，著有《倮倮——历史、宗教、风俗、语言和文字》和《云南土著文字研究》等论著，研究内容涉及民间文学、民俗祭祀、宗教信仰等，构成彝族文化史独特的内容。

纵观以往关于维亚尔在滇传教研究成果，鲜有学者系统、详尽地研究传教方式和特点。进一步而言，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视角透视其传教文化活动，更能清晰地看出天主教如何进入彝族民间信仰体系。一方面，这些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为传教士在滇传教的知识生产，涉及彝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彝语言文字、民间信仰等地方性知识，是学界了解当时彝族人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透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翻译过程，为理解传教士传播天主教如何进入以祖先崇拜为核心构建的彝族原始宗教开辟路径。

一、神话：彝族历史的神圣表述

神话是云南彝族文学的重要组成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具有深邃的文化意涵。作为拥有语言和文字书写传统的彝族人，以毕摩手抄传本的典籍文献与民众的口头文学为其历史的重要表征，在其看来，历史就蕴含在千百年来口耳传承的神话故事中，这些叙事内容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建构了彝族历史的真实性。彝族神话因在祭祀仪式中通过毕摩的吟诵、口传而不断流传，藉此过程其神圣性得以增加，进而在民众中的权威性得以树立。在彝族人看来，神话与民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信以为真地认为神话是真实发生过。而这种历史化的事件，通常是以祭祀方式进行传承和记忆。毕摩通过彝文传抄记载成为经籍，抑或民众通过口耳相传代代传承至今，神话讲述的内容，就是老祖宗的历史，已经成为彝族人的集体记忆。在仪式性和日常化的民众生产与生活中，作为共享往事的载体，神话成为重视祖先和家支历史的彝族人极为关心的事项，并作为集体记忆传承的关键一环链接起社会记忆与历史真实。

马学良认为：“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生活的渊源，研究他们的神话，是最直接的材料。”维亚尔曾断言：“我的结论是倮倮的原始故乡应与云南某地相像，加上许多口头传说都称倮倮来自西边，经过大理府，而且大理的名称在倮倮文献中也保存了下来。”建构彝族族源历史成为维亚尔传播天主教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步，而作为彝族历史叙事与表述的另一种话语方式，神话成为其首选的实践对象和研究内容。

维亚尔在石林彝区传教三十年，根据毕摩口述，翻译整理了彝族神话《创世纪》，内容包括开天辟地、万物起源、人类诞生、洪水泛滥、兄妹婚繁殖人类再生等神圣叙事。“宗教传说被保留在一些书里，这些书差不多被巫师（毕摩）独占着。我翻开译了一些传说，其余的是巫师口述后我誊抄下来的，还没有看到其原本。”他有选择性地翻译了六则神话，并曾写道：

“这些传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

1.a)创世b)造人

2.三位一体的人对三位一体的神的不服

3.大旱时期

4.洪水时期

5.黑暗时期

6.人类的赎罪”

其一，在他看来，这几则神话内容涉及的时代建构了彝族历史。即彝族历史是从创世造人开始，历经人神斗争、自然灾难等，最后进入人类的赎罪阶段。从讲述内容看，似乎符合彝族神话叙事的演进逻辑，即天地开辟、人类起源、万物生长、洪水和自然灾难等阶段。但是，在彝族神话的演述传统中，并没有人类赎罪的叙事内容。对此，他解释道：“在我翻译的诸多文献中，清清楚楚地表明倮倮在其文字记述中保存着自己的传统故事，其中有创世第一人的起源、他所犯的罪过，特别是关于洪荒的传说，里面有些句子就像是从我们的圣经转译过去的一样，叙述之精确，令人意外。”显见，人类赎罪主题的神圣叙事在彝文典籍中并不存在。据此推测，这部分内容是他出于传教需要进行了改写，试图找到彝族宗教信仰与天主教教义的共同性。比如：“我把毕摩译成‘巫师’，其实可能译成‘神父’更好，如果不怕亵渎‘神父’一词的话。毕摩主持出生礼、婚礼和葬礼，还有其他仪式。”从彝族神话讲述者“毕摩”一词的翻译来看，维亚尔显然将其与神父等同。事实上，毕摩职责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源于父系氏族时代的祭司，经历执政时期的酋长、佐证时期的奚婆，专司宗教职事时期的毕摩。毕摩在彝族社会具有重要的职责功能和社会地位，并非简单的主持祭祀仪式而已。

其二，他把这六则神话当作彝族神话类型。这并非尊重彝族地方性知识，而是有宗教意图和目的性的学术实践探索，旨在呈现神话的因果关联性，即通过追根溯源试图实现天主教义的人类原罪说。维亚尔说道：“圣书告诉我们死亡和疾病是对第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人所犯罪恶的惩罚。”“倮倮不仅相信一元神、相信灵魂不灭，而且承认疾病和死亡是过错所产生的后果而不是造物本身的行为归结。”他特意举例翻译过的神话《为什么我们会死》，并把彝族天神翻译为“上帝”。事实上，彝族人认为死亡来自地上的人无道德，不尊祖敬老，所以天神降旨人间有生死，而并非维亚尔理解死是上帝对第一个创造出来的人的惩罚。关于“天神”的理解，同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李埃达则理解为：“天，在倮倮泼那里是一个崇拜的对象，它只是他们头顶上那片物质的天呢？还是一个真正的‘至高无上的存在’，即‘伟大的神灵’呢？还是两者合一呢？”可见，两人对天神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云南彝族本土神话的分类主要以创世和起源内容为核心，指涉宇宙起源、开天辟地、人类起源、万物起源、英雄起源、洪水、干旱、灾难、神和人的死亡及再生等神圣叙事。因此，从神话知识谱系中可看出，云南彝族神话的分类有混溶性、历史性、仪式性特点。相较而言，维亚尔的彝族神话分类受到西方圣经思想的重要影响，显然有别于彝族神话的地方性分类。

除了《创世纪》神话的搜集整理外，他还编写彝文《圣经》问答书《纳多库瑟》。“纳”彝语汉译为“问”“多库”意为“回答”“瑟”意为“文字”或“书”。全书分为“天地的起源”等七个部分，这部分涉及大量的神话叙事，如天主创造世界、人类和万物。《纳多库瑟》是维亚尔根据彝族撒尼人的原始宗教信仰、生产生活习俗，对天主教义及《圣经》进行改造，用彝语进行翻译，便于彝族民众理解和学习神学思想，从而扩大入教规模，较为全面反映彝族神话搜集整理和翻译改编的宗教目的。

综上所论，神话作为彝族人的根谱，记录了天地万物的起源，以仪式性、权威性建构彝族历史，并以神圣叙事在民众生产生活中得以流布。维亚尔正是利用彝族神话的神圣叙事来试图重构彝族历史。这种建构是一种历史改写，通过搜集整理内容不完整性、翻译改写、发明创造新词汇，实现从主题到内容的改变，并对神话人物进行移花接木式的形象塑造，层层递进，试图适应彝族地区天主教传播的社会环境。

二、创世神话的搜集整理与翻译改写

搜集整理是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之一，但维亚尔的彝族神话搜集整理并非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而是具有价值和实践维度的话语生成方式。第一，从价值维度看，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及其成果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导向。维亚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搜集整理彝族创世神话、洪水神话等，是在西方势力入侵，中华民族面临危难，国内民族矛盾白热化的特殊时期，通过神话来建构彝族历史，并通过“他者”的翻译和改编，对彝族民众口头流传的神话与毕摩手抄经典文本进行创造性的改写，旨在突出上帝是彝族的祖先，彝族人由上帝所创造。这为其传播天主教和进行宗教渗透服务。第二，从实践维度看，传教士搜集整理和翻译改编彝族神话，并非完全出于对彝族文化研究的热爱，更多是通过民间文学翻译整理手段植入天主教教义和神学思想，融通彝族原始信仰，建构宗教认同，吸引更多的彝族人信教，皈依天主教。可知，作为一种传教的文化策略，维亚尔的彝族神话搜集整理与翻译改写，旨在实现传播天主教目的。

（一）神话搜集整理的不完整性

马学良在《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彝族洪水故事长篇语料释例》等文章中讲道，彝族先民认为古代曾有过三次大灾难，即宇宙混沌阶段，太阳暴晒，出现旱灾；宇宙风暴肆虐，日月消失，昏天暗地；洪水泛滥，人类被淹。而维亚尔搜集整理干旱神话，情节结构单一，叙事内容简略，寥寥数语，未将干旱起源、事件经过和结果进行完整讲述。在简短且不完整的干旱神话叙事中，他将干旱缘起归因于地上的人不愿臣服于天神的统治，杀死天神派来的白龙，而激怒天神以发大旱惩罚人类。彝族干旱神话中的起因主要是天神思考人种更替，即选择善良人种繁衍后代。干旱神话作为彝族毕摩经籍文献中的重要记载，其内容完整性不会因不同毕摩的传承而有缺失或遗漏。从这个意义而言，干旱神话是维亚尔神话搜集整理不完整性的典型代表，具体可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论证。

第一，从神话母题看，干旱是彝族神话中重要的叙述母题，它指涉了日月神话、女性英雄神话等类型，涉及太阳增多、大地干旱、神性英雄射日、女性英雄找太阳等主题。云南彝族神话关于干旱的神圣叙述，通常以天地间出现多个太阳为异常征兆。这往往是天神惩罚人间，或者是人间出现的妖魔所致，因人类的自私或贪婪，破坏了人神之间的平衡关系。

第二，从叙事逻辑看，云南彝族灾难神话中的干旱叙述，与人类起源进化表征的独眼、直眼和横眼叙事联系在一起，尤其是独眼时代和直眼时代的人类叙述与干旱叙述紧密联系，独眼人和直眼人的消失往往是在天地发生干旱灾难之后无法适应而出现人种替换。《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三部云南彝族创世神话中，发生干旱的原因是人类的懒惰、不善良等品性引起天神不满而造成。这说明干旱问题在彝族先民心理不单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自然灾难，它还隐喻彝族先民较早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善恶美丑及生态意识。

第三，从文化意蕴看，云南彝族神话中的干旱叙事，基于天神的意志，通过大地暴晒的方式更换了人类，选出符合天神满意的人种。天神考验人类的方式，往往是让心地善良、孝顺父母、勤劳吃苦的人种得以存留。可见，天神不仅代表统治权威、权力资源，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天地之间应该遵守的自然规律和生存法则，代表了彝族特有的生态文化。

维亚尔搜集整理的干旱神话，相较于彝族民众口耳相传的干旱神话，从母题到义涵均大相径庭。诚然，在学术界知识体系中，民间文学文本尚无定稿和完整本，一直处于创编和变异状态。维亚尔搜集整理的彝族神话的不完整性，在某种意义上也符合民间文学界的认知，但是宗教传播的意旨驱使，其彝族神话的不完整性就体现得更加全面，即选择性搜集整理的意图更加明显。

（二）改变创世神话的主题

主题是作品思想内容的凝练和升华，创世神话的主题指涉讲述主体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在维亚尔看来，若改写彝族历史，就要将彝族族源改为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来源一致，人类和万物都是耶稣创造的，即建构彝族始祖为上帝。在维亚尔翻译整理的彝族神话中，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彝族的创世神。但在彝族民间信仰体系中，格兹天神是至高无上的神王。《梅葛》记载：“远古的时候没有天，远古的时候没有地。要造天啦！要造地啦！哪个来造天？哪个来造地？格兹天神要造天，格兹天神要造地。”“更资天神住在石姆岩哈的三重交天上，他是天地万物的缔造者和主宰者。”在维亚尔翻译整理《开天辟地时期》中，格兹和阿央耶把天地分开，用泥土造人，并详细叙述“男人的身体由361根骨头构成，他的头骨分为两部分，女人的身体由360根骨头构成，头骨分成四部分”等细节。而在以《梅葛》为代表的彝语中部方言区，格兹天神无所不能，不仅开天辟地，还能创造万物和人类。“天上撒下三把雪，落地变成三代人。”通过对比，维亚尔将《圣经》中的上帝创世造人叙事嫁接到彝族人类起源神话上，试图建构两种文化的同源性，让更多的彝族人认同圣经文化，进而信仰天主教。

（三）创制文字建构彝族新身份

造字创词是维亚尔重要的传教方法。他说过：“要成为信仰基督的民族，首先要有基督化了的民族语言。”文字背后是一套权力话语体系，一旦掌握文字，就拥有引导和控制资源的权力。“少数民族文字创制与基督教《圣经》翻译的相伴相随，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威权体系身份认同、精神理念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维亚尔不仅把圣经文化和天主教义主动地传播给彝族信教徒，也意识到要凭借文字书写，通过彝语和彝文的方式更好地进入彝族宗教信仰体系和文化世界，就要以学懂弄通彝文典籍为基础，编写字典和彝文圣经问答书，不断建构格兹天神就是上帝的意识，强化彝族信徒的天主教认同主动性。他在日记中写道：“创出来的新词将是倮倮人的基督教义的基础，它牢牢烙在倮倮的记忆中，就像标明里程的路标一样，一旦树立起来就不能动摇，否则也就动摇了教理，使信徒们无所适从。”具体来讲，可从他创制的部分词汇来分析：

比如我从中找到了以下这些词汇：se（精神）、ishla（灵魂）、kama（教义）、gnivé（祭祀）、gni（魔鬼）、gami（地狱）、zekè（永生）……seba。这个字是我创造的，是由se（精神），ba（父亲）组合起来的，意指神父……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的“神父”二字消逝了。现在谁用这两个字反而受到嘲笑。我犹豫了很久，才决定用穆斯巴（mousena）这个词来代表上帝。倮倮人知道上帝，称上帝为格兹（kedɡe）,意思是九大强力。我想借用这个字也未尝不可，但汉语围绕“上帝”一词的争论使我觉得应该小心为妙，也就是说最好用新词，而穆斯巴正是“天主”逐字转译过来的，意为“上天的主人”。

由上可知，维亚尔敏锐地看到“天主”一词在彝语中并没有对应词语，无法将“上天的主人”意义完整表达的事实。因此，彝族人信教之后，虽接受了上帝的概念，但在彝语传统中却没有上帝的意识，无法实现天主教认同和接受的稳固性。维亚尔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张力，便创制“穆斯巴”（mousena）一词来代表彝族世界的上帝。这种字词的发明创造，并非简单地将“上帝”的涵义进行传递，更为重要的是为彝族人建构新的身份认同，即我们不只是彝人，还是上帝的人。这种文字的发明创制，一方面改变了彝族人原有的彝文体系，在已有彝文中掺杂了部分既有天主教涵义，又指代彝语意义的新词汇，对原有的文字传统的权威进行消解；另一方面，传统彝族社会以口传神话为历史的现实，以人神二元关系为主线，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系被以上帝为核心的天主教进行挑战；再者，彝文历来为毕摩所掌握，在以祖先崇拜为核心文化建构起来的彝族社会中，一旦出现外国传教士发明创作的相关另类的文字，势必对毕摩的权威、社会地位，以及彝族社会历史都产生深远影响。在兹（君）、莫（臣）、毕（师）三位一体的彝族社会政权统治体制中，作为宗教祭祀仪式主持人和彝族文化精英的毕摩，其精神统治地位和神权操控功能弱化。

三、移花接木的神话人物形塑

维亚尔在传教过程中，以天主教传播为目的，试图利用搜集整理彝族创世神话建构彝族历史，实现族源同一性，以增加神学思想和天主教认同。同时，他对彝族神话进行分类，分类依据是圣经中创世纪的讲述逻辑，即创造世界—天地起源—人类诞生—洪水灾难—人类赎罪等演进历程进行翻译整理，突出天主教的原罪说和上帝唯一性。从彝族创世起源神话的演述过程看，宇宙起源物质性更为凸显，但在维亚尔的翻译中，加入上帝是彝族天神的重要改写内容，导致彝族创世神话叙事的异化。

移花接木的神话人物形象塑造，是维亚尔神话翻译改编的重要策略之一。具体而言，以神父、上帝、三位一体的神形象的改编为方法，将彝族神话中的主要神格进行移花接木式的形象塑造，将毕摩改编为神父，天神格兹改编为上帝，三兄弟改编为三位一体的神，并调换日月神中的男女性别，这是对神话中神的形象进行异化与形塑，实现天主教的一神性信仰，即上帝为唯一信仰神，试图改变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彝族多神性信仰。“为了使少数民族追随上帝，传教士们也常常采取一些机会主义的策略，不失时机地利用民族传说或神话里的人物和情节嫁接基督教信仰，使之成为民族文化中‘合法’的信仰。”他将圣经文化和天主教义融入到彝族神话中，形塑彝族原始宗教中的毕摩、天神、三兄弟、男女兄妹等形象，逐一推进，试图实现从主题到内容再到形式的转换。

（一）神父即毕摩

毕摩作为人与神沟通的中介，在彝族神话的演述和传播中起到关键作用。从中介视角看，维亚尔还将毕摩视为神父，试图将彝族以毕摩祭祀指路为主线的祖先信仰与天主教的上帝信仰相通，企图制造二者的同一性，并将毕摩替换为上帝。实际上，毕摩与牧师存在较大的区别：在多神崇拜的彝族民间信仰中，毕摩是人与神的中介，具有通天达地的神力，既具有人性，又具有神性。人、毕摩、神三者构成相互依存但又相互独立的关系，并非必要和提前。因为，毕摩的多重职能决定了其与人和神的关系独立性。毕摩通过指路，将亡灵引导到返回祖先家园之路，在彝族人看来，人神并无二致，在某种程度上，人既是神，神亦是人。而牧师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牧羊仆人，上帝与牧师的关系是主仆关系，上帝、牧师、信教徒则构成了相互支配和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主仆关系。总之，维亚尔对毕摩形象的构塑，成为天主教对彝族毕摩文化改写的一种方式。

（二）上帝即天神格兹

维亚尔搜集翻译的神话《洪水时代》并未讲述大洪水灾难后遗民问题。从彝族洪水泛滥系列神话的情节和结构来看，洪水后兄妹结婚繁衍人类，是西南彝族洪水神话与其他洪水神话的最大区别。相较于云南彝族六大彝语方言区的洪水神话，维亚尔搜集翻译整理的洪水神话缺失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的重要母题和部分情节内容，反映出其神话翻译整理的不完整性和有意删改性。在彝族洪水神话中，兄妹为婚繁衍人类，是彝族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顺应自然的唯物论表现，以及早期人类婚姻形态血缘婚的朴素性认识，折射出彝族洪水神话蕴含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即人类因违背自然规律办事，造成天神发洪水惩罚。但维亚尔翻译的彝族洪水神话，有意将因果关系和道德观念的价值叙事忽略，只留下洪水中的遗民被竹子所救之叙事。虽然这个情节在其翻译整理的神话中得以保留，但他在研究中说道：“但洪水的传说则人人耳熟能详；它是尼部落婚礼的一个组成部分，犹如世界之重生，象征着每个家庭的开始。”可见，在彝族民众中口耳相传的洪水神话与维亚尔翻译整理的洪水神话在主要情节、母题与主题思想具有相当的差异，这是因为传播天主教需要，将彝族神话中与圣经文化和天主教义不相宜的内容给予规避，通过彝族历史根谱的神话讲述，不断增加族源历史和文化记忆，传递出彝族文化与天主教文化的某些相通性，从而为传教和信教实践提供认同保障。换言之，从这则神话可看到，传教士翻译改编彝族传统神话对后世神话讲述产生的影响。“一只眼那代人从此死绝。人的眼睛是闭着的，法国传教士带来一些菩萨，菩萨的眼睛总睁着，天看见菩萨老是睁着眼，以为是人睁着眼，觉得人淹不死，就不再拿洪水来淹了。”俨然，菩萨成为传教士的生产物，不发洪水的原因也由人类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变成菩萨淹不死的理由。

（三）三位一体的神即三兄弟

三兄弟是民间文学的常见母题类型。维亚尔搜集翻译的彝族干旱神话讲述了地上的三兄弟对天上的三兄弟的不满，并因地上的人把天神派下来的白龙给打死掩埋了。至此，人间和天上产生了矛盾，天神为了报复，通过干旱来惩罚人间。“这就是地上的三位一体不服天上的三位一体的传说原文。”三位一体在圣经文化中特指圣父、圣子、圣灵为同一实体，只有一位神，但有三个位格，三位一体表达了状态，即称为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在彝族神话母题中，三兄弟是具有独立个体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人，是由天神创造的三个人。维亚尔将天神格兹视为上帝，又特意将天神创造的三个人当做格兹的儿子。实际上，彝族干旱神话讲述的是独眼、直眼和横眼三代人的演替过程，是因为一代人比一代人善良。干旱是天神惩罚人类中出现的独眼人时代、直眼人时代不善良的办法之一。维亚尔将三代人翻译改编为三兄弟，并试图将其与圣经文化中的三位一体相联结，以此混淆视听，企图诱惑彝族人信教。

（四）男女兄妹形象改为女人是男人的一部分

男女形象是彝族洪水和日月神话中较为常见的人物形象类型。男女二人是兄妹关系，平等可亲。但在维亚尔搜集整理的神话中，女人从属于男人，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部分，男女不平等性蕴含其中。追根溯源，人类的原罪、女人的罪恶等圣经文化观念自然流露，世间一切由上帝创造，以及上帝的唯一性极为突出。维亚尔整理的《创世纪》“开天辟地时期”讲道：“我们的祖先出生后只有一颗心，所有的人只有一个名字。人就是这样源自那两兄妹。这两兄妹不过是个影子（无形的）。Kedze给了他们每人一双手（代表意志）和一张脸（代表灵魂）。哥哥变成了太阳，妹妹变成了月亮。太阳出来，白天便来临；月亮出来，黑夜便降临。”实际上，在彝族创世神话和自然神话中，大母神以及女性神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地位和巨大功能，大母神孕育了世间万物，较为典型地体现彝族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殖和母性崇拜思想。此外，有关太阳和月亮的起源叙事，彝族先民认为，太阳和月亮原本是天上的两兄妹，后来哥哥变成月亮，妹妹变成太阳，为人类和大地带来光和热。在维亚尔搜集整理彝族日月神话中，哥哥是太阳、妹妹是月亮的叙事模式明显改变男女性别角色，违背了彝族传统的女性审美文化范型。

四、结论

当下学界关于神话研究已从单纯的文本作品细读为中心转向了文本与语境并重分析的研究新范式。维亚尔传播天主教与云南彝族神话研究是互为关联的两个文化事件，改写了彝族叙事历史，具有多重的话语实践意义。第一，通过创世神话的搜集整理建构彝族的族源历史，试图表现出彝族人来源上帝，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并将彝族创世神话系列建构为圣经文化中的人类赎罪文化体系，用人类原罪说解释彝族创世起源论，从而改写了彝族创世起源的神创造性和物质性。第二，通过翻译整理来改写神话内容和主题。一方面，他搜集整理的神话来自毕摩的口述，以及毕摩经典文献的摘抄，相较而言，这些神话与彝族民众口耳相传的神话在情节、内容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突出存在内容不完整问题，存在断章取义现象。另一方面，正因为在翻译整理过程中有意为之的不完整性，导致了神话主题的改变甚至偏离，人类原罪说代替了从善而行的主题，男女平等和母性崇拜被上帝主宰一切论替代。第三，维亚尔以彝族神话翻译整理和彝族文化研究作为进入彝族宗教信仰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思考和实现天主教进入彝族人的民间信仰。彝族民间信仰是一种以祖先崇拜为核心，以毕摩为中介进行的多神崇拜。他通过移花接木的神话人物形象塑造，试图将天主教与彝族原始宗教增进共同性，将毕摩形象塑造为神父、天神格兹形象塑造为上帝、三兄弟形象塑造为三位一体的神，试图实现从外在形象到内容实质的发明创造，尤其是通过创制字词，在建构彝族信教徒新身份认同中起到重要作用，实现创造论、人性论和祖先论的重构，极大推动天主教认同，为法国传教士在滇传播天主教披上“合法”“合理”的外衣。

毋庸置疑，基于传教的机会主义策略、入教的功利主义目的等主观因素，维亚尔在云南彝族地区的天主教传播并非顺利如意。因为彝族原始宗教与外来天主教作为两种不同的宗教，从信仰对象、信仰体系到价值观念都存在根本差异，尤为特殊的是，天主教只允许信徒信仰耶稣，而彝族人信奉多神崇拜，认为山有山神、树有树神、石有石神。维亚尔要求彝族信徒在做弥撒时不得信奉祖先崇拜，生活中不得供奉祖灵牌位，入教后不得祭祀祖先等，这些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导致两种宗教形成了不可避免的冲突，最后以越来越多的彝族人选择离开天主教堂而告终。可见，一方面，彝族人并非全盘接受维亚尔传播的天主教及其文化价值观。相反，有选择性地接受天主教。在这种有选择性的接受过程中，显示出以彝族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系坚不可摧。另一方面，维亚尔在彝族地区的天主教传播过程，通过建立教堂、兴办学校，培养当地民族神职人员来维护传教；设西医诊所、买地出租，不断扩大信教群体；通过参与地方司法，谋取不合理诉求，逐步扩大信教势力；同时施予经济恩惠，提高传教威信力，吸引深处民族矛盾白热化的广大彝族民众信教。总之，传教手段的世俗性、社会权力结构的复杂性以及意识形态渗透的目的性，成为维亚尔在滇传教的主要特点，而搜集整理和翻译神话作为传教中改写彝族历史叙事的文化策略和话语实践，试图实现天主教在云南彝族地区传播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