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王陵的千年之寻
关于南诏王族的研究,我在2007年出版《滇国研究》中,收入一篇《哀牢王族研究》,涉及哀牢王族与南诏的关系。后来出版《滇史散论》《滇国史》《云南两万年》《云南史前史》《滇学》等书,并且长期接触《云南文史》的审稿,或多或少接触到事关南诏的问题。接着是在南京文物研究院沈骞先生介绍下,给陕西的《大明宫》写了一些文章,推介的都是南诏王国时期的历史文化。
庚子中秋之前,参加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调研组来到巍山,第一次涉足南诏王国的发祥之地,自然就想到了寻找南诏王陵的种种故事,在巍山孔子学会会长苏佳林先生的安排下,我与县政协只廉清副主席相见,他是南诏文化研究中心砧主任,送我他主编的《南诏史论系列丛书》,当晚突击浏览时,有了这个题目。
我的家乡诞生过一个句町王国,前些年考古发掘之后,证实了这个王国的存在。文献记载,句町国王接受过西汉王朝征召,率兵前来镇压那时叫做叶榆县的大理一带造反者。所谓叶榆,指的就是今天的大理地区。
明代流传一本叫做《淮城夜话》的书中,披露过“叶榆七子”早期对南诏王陵的盗墓问题。写书的年代,距离记录事件的年代,已经过去了300年左右,其记录的显然是当地坊间传闻。其真实性需要考古文化遗存来证实。该书记录与宋并存的大理亡国之后,元代时期的大理国王族个别后裔竟然成了“盗墓贼”。曾经的达官贵人或名门之后中,有一位女性叫做段宝姬,就是大理国第九代总管段功之女。
根据记载,元代时期,“叶榆七子”在深山老林中发现了几十个古墓坑,皆无任何器物,认为是早期被郑买嗣捣毁过的陵墓残迹。郑买臣不仅毁掉了南诏王国,还把南诏王族尸骨扔出墓坑,做下了挫骨扬灰的令人不齿之事。这些元代的“盗墓贼”,并非最早的一批。《淮城夜话》还讲到大理国后期,打着“南诏”旗号而毁掉南诏的权臣的“郑买嗣”之流,就是南诏王陵第一批罪恶滔天的“盗墓贼”。
在此之前,有一部南诏国时期的书,属于调研报告性质,是唐代樊绰参照袁滋《云南记》写的《蛮书》。这本书,还有《蛮夷记》等别名。作为唐代官员,作者在唐玄通三年(862年),受命对南诏王朝诸事调查的记录,类似日记,可靠性自不待说。
樊绰在调查资料写道:“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贮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或铜瓶或铁瓶盛耳藏之。”
这就说明,不能按照传统的王家模式去寻找南诏王陵,因其“金瓶贮耳”,王陵应该不是很大,“盛耳金瓶”必定深埋,应该是不垒坟冢,也可能没有墓碑,不是同代共存者,尤其是直接参与深埋金瓶者,基本上不能寻找到准确的地点,当然也不可能寻找到南诏王陵。
从古至今,人们对南诏王陵的寻找,从来没有停止过。进入现当代,到了1938年11月,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时任中央大学工程学院教授提出苍山白王洞遗址可能是“南诏王或大理王陵地”。1957年、1958年、1979年、1990、1999年,分别有中国学者或日本、泰国学者亲临南诏王故地,探索过南诏王陵的具体地点。
云南日报高级编辑李成生长期关注南诏历史文化,亦在报上介绍过探索南诏王陵的各种线索。他认为彝族采药老人的奇遇,极有可能是寻找南诏王陵的主要线索:
那是2001年夏日某一个傍晚,采药老人又累又饿,急着离开南诏王的发祥山谷回家。无意中掉入一个地洞,洞中金碧辉煌,“金罐”满地。老人惊悚当中,爬出地洞,慌不择路,回家后便一病不起。辞世之前,他将秘密告诉儿子。处理完父亲后事,儿子按照父亲告知路线觅宝而去,始终无果。即将父亲的奇遇报告当地政府。《暴找王陵:探秘失踪的南绍、大理国王陵》这本书说,当时由大理市政府牵头,分别组织数个考古队,以巍山、剑川、大理、弥渡几个县、市为中心进行考古普查,虽然出土了一些新石器时代到青铜铁器时代的文物,但没办法实现找到王陵的愿望。
数年之前,通过一位朋友转告,她们家住在洱海双朗的叔叔,信誓旦旦说是附近发现了两座南诏王陵,希望我去考察一下。我与省考古所杨帆研究员电话沟通,回复曰信息是否有误。但朋友亲戚说得很肯定,还询问确定后政府可否奖励?为了确定信息,我们便驾车前往。到了下关约上州文管所学弟杨长城一起到了双朗附近山上,最后确认是流石堆砌,并非王陵,唯有失望而归。
9月16日,考察来到巍山,第一次到了南诏王国发祥地。县孔子学会苏桂林会长团队私宴我个人,餐叙当中,了解到这样两件事:
其一,若干年前,有人徦冒国家文物部门的人,手持“公函”从当地收藏家手中骗借精美石佛一尊,随后便无影无踪,茫茫人海中唯有留下了醒悟之撕……
其二,收藏家有鎏金观音像一尊,16.6公分高,由当地安排保管于金融部门,不得随便取出,长期禁锢于保险柜中。
我初步发现,当地注重讲述南诏王族的故事,但彝族“六祖分支”“太阳历”的论证则鲜见提及。说到南诏王族的起源,学者研究依据《华阳国志》,更多的是定论南诏“自言哀牢之后”,故对“哀牢是南中昆明祖之”深信不疑,很少把南诏与“六祖分支”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深入研究。
县政府组织编写的《巍山彝族简史》,勉强提及“六祖分支”中武、乍两支进入洱海流域,但却确定“巍山境内主要是昆明族部落集团”,实际上还是认可《华阳国志》的观点。
在我的研究中,发现《后汉书》记录的《哀牢传》本身就语焉不详,学人研究这条证据,皆不联系《华阳国志》同类记载“夷语”和“华言”的民族语言发音,汉字记音的“鸟语”内涵,且不总结故事中心,其实是“龙”为儿子“挠背”的神话,多从汉语方面认识,不核对其“鸟语”对应吻合于当今壮语和布依语、傣语的问题,且哀牢王不使用父子连名制,与南诏王时兴连名制有着本质的不同,前些年在保山市昌宁县大甸山考古出土钺型权仗,研究权仗纹饰,加以对照相关文物、文献,出土铜鼓、权仗之墓,可以确定是王者之墓,墓主本质上具有越人成分,证明我从语言学方面解释《哀牢传》中的“鸟语”内涵与“华言”吻合,证明哀牢王并非南诏王之祖,南诏王更多的应该与“六祖分支”的传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入睡之前,翻阅县政协副主席、南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只廉清送来一摞南诏研究文集,感到他们的研究,同其短暂交流时,他强调的研究民族英雄与民族源头同样重要。
次日离开巍山,微信交流时他认为彝族土主与白族本主各有不同,我则强调二者存在的共同性问题,具有同源的关系。我先是联系通海句町王亡波庙,大理国首王段思平尊句町王亡波为土主,我的依据,来自《云南通志》记载,一位白族大理国王,为句町王建盖土主庙宇,不是白族自豪的本主庙本身就是土主和本主同源共性的典型事例。
这次调研,还从剑川土主庙中八卦图结构中寻找到二者共性同源的依据,离开巍山后,当日在喜洲“扎染博物馆”宣传《张胜温画》“蛮王礼佛图”中,我仔细揣摩“扎染”画面,竟然又寻找到”土主”与“本主”同源共性的根据,从而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我判断的基础,来自多年研究昭通绥江新滩刻写彝文岩画的结果,现今加了上述几个方面新的证据,加上最近对《山海经》研究时,从文献记录中,得到了文献对上述证据综合研究的记载证实。在这些基础上综合材料,再去探索南诏王陵的线索,或许我们会洞开思路,得到新的启示。
但愿,寻找南诏王陵研究的路程,不再遥远,综合考古和文献记载,结合民俗材料,带着实事求是的理性思维定式,去探索寻找南诏王陵的路径,可能会有新的开拓性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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