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毕摩文”到“文化遗产”：1949 年以来凉山传统彝文的变革
【摘要】结合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创制与改革、现代化建设、国家对传统的回归，以及凉山彝族社会文化变迁等因素，梳理凉山传统彝文从彝族传统社会内部由少数人掌握的“毕摩文”到成为“无名有实”的“文化遗产”的起伏过程。认为在文字对于族群的文化认同日益重要的当下社会，彝族精英和普通民众将传统彝文视为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族群认同的重要内容的意识并非历来如此，而是在 1949 年后，特别是在 1980 年后彝文及其所处时代的复杂变革中，在各种力量的相互交织与共同作用下逐渐被强调与被强化。
【关键词】凉山彝族; 传统彝文; 文化遗产; 毕摩文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项目“凉山美姑九口乡经济社会变迁与现状调查”成果之一(项目编号: XNYJY1706)。
爱德华•泰勒将人类文化的进步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把文字的发明作为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1]。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则对文字的“阴暗面”进行了批判，认为文字作为早期国家统合社会、划分阶级的工具，是用来剥削人类而不是启蒙人类的工具[2]。在我国，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研究中包含了对 20 世纪初期乡村工作中的“文字下乡”的功能主义分析[3]。张世禄通过分析汉字构造认识古代社会文化的研究路径，突出了汉字对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文化的价值[4]。周有光的研究认为，汉字文化圈的各种汉字式文字是一个整体系统，传播、假借、仿造、创造是汉字文化圈文字演变的四个阶段[5]。纳日碧力戈讨论了作为“文明”标志的文字及其功能[6]。王铭铭通过对文字魔力的揭示，对人类学的“无文字主义”进行深刻反思[7]，指出对文字的“通灵”、认同与等级结构等方面展开研究的必要性[8]。彭兆荣认为人类学作为一门兼具整合性、推溯性、全观性的学科，可对中国象形文字的研究做出贡献，并由此推进自身的本土化发展[9]。这些研究或透过文字看社会，或结合社会文化讨论文字，突出文字与社会文化的紧密关联，拓展了文字研究的学科视野。受此启发，本研究把凉山传统彝文[注1]置于百年来我国民族国家建构，现代化、全球化、乃至国家对传统的回归，以及凉山彝族社会文化变迁等要素共同组成的社会文化动态语境中去考察与梳理其变革历史，探讨其被当作族群认同的重要内容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当下存在状态是如何形成与凸显的。
一、“自在”的传统彝文
彝文，是由彝族先民创造与传承，至今仍在使用的一种文字。汉文史志称彝文为“爨文”“爨字”“爨书”“韪书”“罗文”“倮倮文”“夷文”“贝玛文”“白马文”“毕摩文”等; 彝族则称之为“诺苏补玛”“乃苏讼纳”“聂苏索”“尼斯”“阿哲苏”“纳苏缩”等。目前，传统彝文流传于彝语六大方言中的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四个方言区，凉山彝族地区有传统彝文8000多字[10]。
历史上，传统彝文因分属不同区域与不同支系而存在差异，体现出多样性特点。在凉山，彝族社会从未形成统一的政权，等级与家支造成的人群区隔与地域上的各自为政，致使彝文没能实现良好的规范与传播普及。各地彝区的许多传说都把文字的起源归因于宗教活动，认为毕摩[注2]创制了彝文。在凉山，著名毕摩敝铁始祖创制彝文和阿苏拉则创制彝文的故事广为流传。彝族民间普遍认为在彝文的创制、规范、传播与传承过程中，作为宗教职业者的毕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彝族社会的日常中，毕摩是传统彝文的主要掌握者和传承者。民国以前，凉山彝族社会不存在学校教育，传统彝文教育是毕摩在带徒授业的职业传承过程中进行的。毕摩学习文字、获取知识的方式已经系统化、制度化。学习彝文是毕摩教育的一个起点，但它并不是一个识字的简单过程，而是和其他知识的教授结合在一起进行的。这一点，毕摩吉克•尔达•则伙(1914年生) 对自己“毕若”( 学习“作毕”) 经历的回忆即可证明。
祭司吉克鸠诺瓦尔教我背诵经文和识字的方法是: 一天分为三个时段进行不同的要求——晚上一句一句地领念，教我一首一首地背熟，不看文字，清晨督促我狠下功夫背诵记牢，白天教我认真地识字写字。先背熟后再认写，较为便于记住。
那时我抄写书籍的条件和工具是很简陋的: 不择场地，不用桌凳，用一粗瓷土碗磨墨当做砚，扎一小绺山羊毛夹在一节小竹杆上或削一支麻杆，有时还用松树梢芽(冬春季)做笔尖用，墨是从汉区买条块墨，没有墨时可用松烟脂掺上猪血代替，纸是从汉区买一种用青竹造的光色不洁但耐揉叠的白纸，一般裁成两拃多长，一拃半宽的规格，用一细竹竿剖成两半夹住宽边的一端，再用线把它订紧，裹成筒，外用一块相当宽度的方块布把书筒包住，这样能爱护卷书使其经久耐用。
当时我抄书的书写方法是: 从上到下竖行写，从右到左排行写，从右往左念，从上到下接行。也就是从字体上看是“横写竖读”，从书写来说是“竖写横读”。句与句之间没有标点，段与段之间有一定的自造间隔符号。因此，念经文时，如果没有较扎实的基础，读句是很难准确的。[11]
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知识精英岭光电、曲木藏尧、李仕安等，在参与民国政府的边政事务过程中，围绕传统彝文展开了较为丰富的实践。岭光电和曲木藏尧用汉文书写了介绍彝文的论著，岭光电和李仕安都在学校里开设了彝文课程。这些实践给传统彝文的历史带来了新的特点，扩展了彝文的传播与传承途径。然而，这一时期凉山彝族中像他们这样接受过良好现代教育，彝汉兼通的知识精英实属凤毛麟角，因此他们的大力倡导与践行，终究没能形成足以改变凉山彝族社会文化的决定力量，难以改变凉山传统彝文的“自在”状态。至 1950 年代凉山彝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前夕，“广大彝族群众基本上不识彝文，懂得彝文的只有少数统治阶级人物和巫师‘毕摩’。这种古老的彝文，长期处于停滞的阶段，字形变体多，且不统一”[12]。
二、彝文改革时期的起伏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加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推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文字改革再次被提起。在新的时期，为落实民族平等政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迅速进入国家视野，成为国家文字改革的重要内容。1950 年起，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的工作迅速得到推进。
(一)“新彝文”与“直接过渡”
在新中国的民族语文工作中，彝文的改革开展最早，新彝文是国家为少数民族创制的第一种文字。1950 年，新彝文的创制工作就已经开始。1951 年起，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川康工作队作为国家最早派出去的一个民族语文工作队，多次深入大小凉山彝族群众中，调查研究彝族语言和传统彝文，并以圣乍话为基础方言，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采用拉丁字母，设计出了《凉山彝语拼音方案》。初步设计的文字包括二十六个字母，一个吐气符号，两个隔音符号和一套拼写规则。1951 年到 1955 年，《凉山彝语拼音方案》一直在进行实验教学。这一时期，先后在学校、部队和机关等建立了 47 个实验点，在圣乍、义诺两个土语区和南部次方言搞了多个重点实验，接受实验教学的人数达 8000 人左右。1956 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第四工作队，又对凉山彝语进行了全面普查，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其成果汇集为《彝语调查汇报》。其后，1956 年 12 月在成都召开的“彝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上，正式废弃传统彝文，推行拼音文字——新彝文。这次讨论会所通过的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草案) ，对 1951 年初步设计的字母和拼写法中存在的字形长、书写慢等缺点做了改进。这一方案以彝语北部方言圣乍话为基础方言，以喜德彝语语音为标准音，采用二十六个拉丁字母、四个俄文字母、五个国际音标和两个新创字母共三十七个字母组成。
虽然有国家的大力提倡与推广，1951 年初创的新彝文与 1956 年改进后的新彝文都没能在彝区普及，没有达到为彝区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预期效果，到 1958 年新彝文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新彝文的推广使用陷入困境后，在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下，1958年 8 月底 9 月初召开的凉山彝族拼音方案( 草案)座谈会成为了向汉语文直接过渡的转折点，当时与会的 143 名各界代表中 84．6%的代表主张不要新彝文，直接学习汉语文[13]。1960 年 5 月 14 日，凉山州第四届人民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作出了撤销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草案) 的决定[13]。
(二)对传统彝文的态度与实践
20世纪50 年代初期，在凉山彝区的改革与建设中，传统彝文也一度被政府采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 年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在西昌专区访问，访问团赠送的锦旗上绣有彝汉文对照‘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彝文汉文。这面锦旗至今还保存在美姑县毕摩文化展览馆。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赠送的毛主席像章背面也铸刻有彝汉文对照‘中央民族访问团’。从那时起，四川彝族地区政府机关公章、招牌、布告都使用彝汉两种文字。凉山彝族自治州等级社会博物馆至今还保存有 1956年彝汉文对照的《布告》。[14]
为了区别，创制新彝文后，传统彝文被称为“老彝文”，并被认为是一种发展不够完备，不能满足时代需求的“落后”文字。“原有的文字，由于现存字数很少、变体多、很多彝话用原有文字写不出来，只有楷体，没有行书和草书等原因，不便于人民大众学习使用，迅速提高文化水平。”[注3]当时的主流观点还将传统彝文与旧的等级制度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统治者和毕摩的文字，是为等级制度和宗教迷信服务的，而不是劳动人民的文字。1956 年 12 月召开“彝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后，在凉山彝区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新彝文成为官方文字，传统彝文被废弃。从 1958 年开始，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坚持使用传统彝文的人被扣上了“民族主义”“右倾保守”等帽子，受到批判。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彝文与彝族传统文化更是遭遇严重挫折，不少毕摩受到打击，很多彝文经书被焚毁。
另一方面，在传统彝文被批判与被废弃的同时，也有一些声音对传统彝文的价值给予了肯定。例如在 1956 年“彝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的开幕词中，时任四川省副省长康乃尔做了如下的评论。
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彝族人民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创造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财富，对于我们国家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他们所使用的文字，在保存和发展彝族文化上，曾经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彝文改革的同时，对于原有的彝文，应该加以珍视，并通过它来研究彝族人民的文化遗产。即使在将来，新的彝文广泛推行以后，而彝族原有的文字也仍将作为一种古典文字，作为彝族人民的文化遗产，加以保存和研究; 并且彝族人民仍然可以自由学习和运用它。大家知道，就是我国汉族对于远在几千年以前的古代甲骨文字，现在也还要作为祖先的文化遗产而进行研究。对于作为一种曾经在历史上而且现在仍在起着一定作用的原有彝文，当然也应该如此。[注4]
“彝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召开时，四川日报也发表社论，在祝贺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诞生的同时，肯定了传统彝文的价值。社论强调，传统彝文不仅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而且也是国家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此在彝族拼音文字方案的推行过程中，应当从民族内部和民族团结的角度对传统彝文加以珍视，并进行保存和研究[15]。
此外，在凉山彝族社会内部，虽然受到文字改革、政治运动等影响，但传统彝文的使用一直没有间断过，一些毕摩仍然在自己的职业实践中艰难地传承着传统彝文。一些行政领导在彝区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也在使用推广着传统彝文。[注5]一些彝族知识精英也坚持了对传统彝文价值的一贯主张，比如岭光电在《对彝文的看法》一文中，详细分析了传统彝文象形精巧、字形简单笔画少、书写迅速便捷、容易学习掌握、不受方言限制等优点，并从历史与传布范围、群众基础、国家的方针政策与多民族、多文化、多文字的实际等方面对整理使用传统彝文的必要性及其所带来的“便利性”做了详细的分析[16]。
三、成为文化遗产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彝文的发展变革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方面，经过 20 世纪 60、70 年代对传统彝文进行收集、整理、规范与试行的长期探索，1980 年 8 月《彝文规范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彝文规范方案》既考虑了彝文的历史传统与特点，也考虑了彝族地区生产生活现实对文字工具的需要，群众易学易记易用，大大提高了彝文的交际功能和使用效率。规范彝文获得“合法性”以后，与规范彝文相关的国家机构相继建立或者恢复，规范彝文在行政、出版、教育、社会用字等领域推广应用开来。另一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国家对传统回归的背景下，在各种力量的共同推动中，传统彝文的价值再次被肯定，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出现的将传统彝文视为文化遗产的主张逐渐变成现实。
(一) 两类知识精英的彝文实践
1980 年以来我国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开始得到保护。21 世纪初期以来，我国积极响应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兴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档案文献遗产的热潮。在此背景下，国家现代教育体系所培养出的大量知识精英与作为民间知识分子的毕摩的实践开始变得多元化。其一，在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主导下，传统彝文和彝文古籍文献得到了保护。各级科研机构与大量研究者特别是彝族学者为传统彝文与彝文古籍的抢救、整理与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使传统彝文的价值获得广泛认可。这一时期保护传统彝文较为突出的例子是《彝文字集》的编写。由川、滇、黔、桂四省区合作编写的《彝文字集》是迄今为止收录彝族文字最多的书籍，一共收录了 9 万多彝文，其中《四川卷》收录的彝文就达21000 多字。其二，在一度遭受打击之后，作为民间知识分子的毕摩群体被“正名”，他们的古彝文与彝文文献传承开始公开化。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出于抢救、保护传统彝文与彝文古籍文献等目的，将一些毕摩吸收到语委、博物馆等单位工作，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的吉木阿龙和盐源县语委的依火阿呷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有了“工作”的毕摩，告别传统的职业活动，以新的身份进行着传统彝文与彝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而绝大多数毕摩则在自身的职业实践中，继续使用和传承着传统彝文和彝文古籍文献。
(二)“濒危”处境与被“遗产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受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影响，传统彝文的传承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国务院批准《彝文规范方案》后，伴随彝文扫盲工作与彝汉双语教育的发展，掌握规范彝文的彝族群众越来越多，而认识传统彝文的人数却在急剧减少。以毕摩为例，历史上毕摩是创制、规范、使用与传承传统彝文的主要人群。1980 年以来，虽然政治运动带来的压力已经不复存在，但伴随彝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毕摩的传统彝文传承遭遇一些新问题。首先，彝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对毕摩职业的了解越来越少，一些家庭举行仪式活动的次数开始减少，另一些家庭甚至不再延请毕摩举行仪式。受此影响，毕摩职业的社会地位逐渐降低，包括传统彝文教育在内的职业实践日益萎缩。其次，一些毕摩世家选择让后代接受学校教育，不再从事毕摩职业或者毕摩后代拒绝“子承父业”，造成了毕摩职业传承的断裂。再次，一些毕摩迫于生计选择了进城务工等新的谋生方式; 一些毕摩的职业技艺变薄弱，出现了从业不专、授业不精的情况; 一些毕摩为图简单方便，在抄写毕摩经典，带徒授业过程中开始转用规范彝文。凡此种种促使毕摩职业逐渐边缘化，也使传统彝文和彝文文献的传承面临困境，很多彝文古籍成为“天书”，传统彝文正走向濒临失传的境地。
与此同时，21世纪初期以来我国兴起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热潮，地方各级政府积极参与到国家的遗产保护实践中，凉山彝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档案文献遗产陆续得到保护，一些与彝文相关的项目先后被纳入国家遗产保护体系。在现有的国家遗产名录体系里，与彝文直接相关的项目就有彝文书法、《玛牧特依》《勒俄特依》和“四川凉山彝族毕摩文献”等。其中，彝文书法和《勒俄特依》于 2009 年入选第二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玛牧特依》于 2014 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四川凉山彝族毕摩文献”于 2010 年通过“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评审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目前凉山州正在为“四川凉山彝族毕摩文献”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做着积极努力。虽然至今没有直接以传统彝文为保护对象的遗产项目，但在国家、地方、知识精英的共同推动与彝族群众的“文化自觉”过程中，其维系族群认同，记录历史文化，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价值得到彰显，其本身也已经变成了“无名有实”的珍贵文化遗产。
四、结语
综上，1949 年以来，在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背景下，凉山传统彝文的发展经历了从一种彝族传统社会内部由少数人掌握的“自在”文字，到进入国家视野后一度被贴上“落后”标签而被否定，再到成为民族与国家“无名有实”的文化遗产的起伏过程。在文字对于族群的文化认同日益重要的当下社会，传统彝文被视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彝族精英和普通民众将其视为族群认同的重要内容的意识也更加凸显。然而，从对传统彝文发展历史的梳理可知，这些直接涉及传统彝文的强烈的传统意识和族群认同，并不是历来如此，而是在 1949 年后，特别是 1980 年后传统彝文及其所处的时代语境发生的复杂变革中，在各种力量的相互交织与共同作用下才逐渐被强调与被强化的。
注释
[1] 本文所说的传统彝文特指20世纪50年代彝文改革以前就在彝族地区传承使用的彝文。
[2] 毕摩为彝语音译，特指凉山彝族传统社会中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在彝语中“毕”是“诵读”“念”之意，“摩”，是“母”“师”“大”之意，二字合起来就是“毕摩”，意指“念诵经文的大师”。
[3]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四工作队．关于拟订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草案) 的几点说明(油印本) ，1956。
[4] 康乃尔．彝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开幕词(铅印本) ，1956。
[5] 据时任中共昭觉县县委委员，昭觉县比尔区委书记的罗国清回忆，在凉山彝族腹心地带的昭觉县比尔区“民主改革”后的农业合作化建设中，比尔区地方政府还是顶着强大的思想压力，推广使用了传统彝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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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朱文旭．彝文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文字研究第十五辑[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
[15] 祝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诞生[N]．四川日报，1956－12－25．
[16] 岭光电．对彝文的看法．温春来尔布什哈．岭光电文集( 下册)
[M] 香港: 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 46－50．
（原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
（何文海：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民族学博士；蒋建华就职于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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