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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农民工城市适应性困境及解决路径 ——基于凉山彝族成都务工者调查

作者:王美英 发布时间:2021-04-23 原出处:《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彝族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yizuren.com

摘要: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适应性问题的有效解决,对促进城市和地方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对成都凉山彝族农民务工情况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现,该群体在成都寻求发展,遭遇了各种适应性困境,重视人文关怀、加强经营帮扶、维护权益保障、加大教育支持、丰富文化载体等措施,可以消减多元社会张力并构筑族际整合,从而为促进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生存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
关键词:彝族;农民工;城市适应性;进城务工

(彝族农民 摄影:李新瑜)

凉山彝族大多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连片特困地区,生计方式落后,生活贫困。凉山彝族自治州所辖17个县市中有11个被国家列为深度贫困县,占四川省贫困县总数的1/3。2001年后,沿海地区出现大量外包产品的代工企业,因民工荒而在凉山地区招工,村里的大部分青壮年在工头的召集下,离乡背井外出务工。伴随着城镇化发展,彝族农民工城市化迁移过程也呈现出新变化。2012年,凉山到成都实现了“三通”(高速、飞机和火车) ,时空距离缩短,彝族农民工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逐渐向离家较近的成都市流动和聚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成都市有彝族14 907人,占成都市全部少数民族人口的11.7%。其中,彝族人口超过1 500人的有武侯区(1 955人) 、龙泉驿区(1 891人) 、双流区(1 678人) 、金牛区(1 510人) 。2016年2月至2017年6月,笔者对来自11个深度贫困彝区的80名彝族进城务工者进行了跟踪调查,较为翔实地掌握了彝族农民工在蓉务工的情况,以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启示。

一、 成都彝族务工者情况概述

(一) 彝族外出务工原因分析

目前,仍有大量彝族前往广东、浙江等地打工,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由于邻近城市务工难而被迫远走的无奈之举。彝族人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和毕摩信仰,远离家乡打工者通常几年才能回家一次,常常思念亲人,内心矛盾。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是,彝族人有每年请毕摩在家中做“晓补”①的习俗,而远在外省务工的彝族农民工为节省路费,很少回家,缺乏信仰力量的支持,他们内心的焦虑难以缓解。此外,凉山彝族家支间注重互助互利、友好合作,彝族村落中乡民互通有无,守望相助,有时甚至当作家支义务来看待。现在村落中仍保持着全民参与村寨民俗、宗教仪式等集体活动的古朴文化传承。每当婚丧嫁娶等重要时日,游走各方的亲戚都赶来慷慨支援,排忧解难,若缺少无偿援助,骨子里会觉得愧对亲朋,心理压力大。在成都务工的彝族农民工认为,虽然在成都挣钱不多,但消费较低,而且离家近,方便照顾家人和做宗教仪式,可以解除后顾之忧。从浙江回蓉打工的昭觉县巴玖某某认为,成都离凉山较近,交通方便,有空可随时回去照看老小,如果跑远了,小孩、老人万一得病或发生意外,挣再多钱也难补亏欠。他还说,彝族在外打工更看重平安吉利,不做“晓补”仪式,心里很纠结,在成都打工,每年可回家做一两次。因此,部分彝族农民工权衡利弊后认为,如果成都有务工机会,就不会舍近求远,漂泊在外。

(二) 凉山彝族成都务工方式

1.家支亲戚帮助务工。彝族家支庞大,亲戚众多,通常是有家支亲戚先来成都打工,后逐步介绍家庭成员及亲戚加入打工队伍,工作相对稳定后接家里老人、孩子来成都一起生活。这部分彝族农民工文化素质较低,谋生技能单一,大多以夫妻同路,亲戚、同乡“抱团式”集中在成都金牛区、双流区、郫都区等地的鞋厂、钢材厂、保洁公司等,从事重、脏、险、苦的体力劳动,每月工资为3 000~4 000元,工种相对固定,务工群体集中,相互扶持关照,流动性不大。喜德县马海某某告诉笔者,家里兄妹多,生活压力大,刚来成都时人生地不熟,汉语说得不好,难找工作,苦累脏活都干,甚至还掏过大粪,后来到钢材公司打工,公司缺人手,就把哥嫂、弟妹都喊来,2012年接父母来成都一起生活。现通过互相介绍,村上跟她有亲戚关系的11家人陆续来钢材公司打工,孩子来成都上学,学习成绩比在凉山好,她还说:“只要公司不垮,娃娃能读到书,又能把父母亲照顾好,心甘情愿在成都打一辈子工。”这部分被称为“冒险家”的彝族被生活所迫,为改变命运,想尽办法融入城市,通过克服各种困难,逐步适应城市生活。这种家庭迁徙式务工模式发展迅速,劳动力队伍不断壮大,为凉山彝族贫穷家庭提供了重要的生计支持。

2.成都熟人网络支持务工。凉山彝族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技术、汉语水平低、就业信息缺乏、身份受歧视等原因,难以在成都找到务工机会,但彝族家支观念深厚,彼此信任,凉山彝族在陌生环境中往往依托熟人网络能够获得就业机会。据笔者调查,凉山彝族80%以上的剩余劳动力依托熟人关系推荐工作,并通过熟人帮带提升收入水平。他们往往通过熟人牵线搭桥来成都务工。这部分打工群体主要集中在武侯区的学校、餐饮、家政服务、洗浴行业等处,从事保安、保洁、按摩、餐馆服务员等工作。笔者跟踪调查的17人(其中包括4对夫妻) 大多是熟人介绍来蓉,每月工资收入1 500~1 800元,空闲时捡拾废品补贴生活。这部分打工群体工作踏实,能吃苦,打工年限较长,工种较稳定,跟市民交往接触机会多,一旦获知有务工机会,常千方百计推荐老家亲戚。其打工收入大部分寄回老家供养老人、供子女上学及亲友婚丧嫁娶的人情开支。

3.个体经营独立发展。凉山彝族的农牧经济生产方式使他们“重义轻利甚至耻言利”,向来轻视经商[1](17) ,但受市场经济影响,部分来自凉山越西、喜德、雷波县的32~40岁彝族中青年开始尝试独立从事餐馆、游乐场、酒吧、按摩店等个体经营服务。另外,随着时代更替,农民工新群体展示出新的时代特征和个人追求[2]。一些从事搬运工、钢筋工、车工、保洁工、建筑工等苦累脏工作的凉山彝族打工久了,增长了见识,希望子女学些实用技术在城市立足,并积累微薄的打工收入让孩子学习职业技术后在成都从事汽修等工作。昭觉县吉木某某的父亲为让他不再做苦力活,2005年来蓉当搬运工,辛苦攒钱让他学修车技术,2011年吉木某某在金牛开了家修车店,并带老家几位亲戚一起干活。修车店生意较稳定,每月利润为1万多元。他认为在城市谋生,技多不压身,一定要边干边学,多学手艺,才能在成都长期生存发展。这部分被乡里人称为“有本事的人”通过多年打拼,大多在成都购房,家庭生活稳定,跟城市居民相处融洽,让留在乡里的人既崇拜又羡慕,甚至成为家乡其他年轻男子心中的模范。

4.彝族工头组织务工。凉山彝族大多缺乏专业技能,就业渠道狭窄,在成都工作难找的情况下,17~45岁之间的青壮年大多选择在建筑行业做临时工。据笔者调查,凉山彝族在建筑行业务工人数最多,家支最为集中,通常由汉族包工头分包到工程后,联系凉山的彝族工头,工头应老板之邀迅速组织同乡或家支亲戚赴工地打工。他们主要在工头带领下在成都各区县流动做工,并促成了一些小规模、半组织性的迁移打工潮。据调查,目前成都有100多人、30多个彝族家支,他们多为来自凉山昭觉、布拖、美姑、越西等深度贫困地区的彝族农民工,由彝族工头带工,在汉族包工头管理下做漆工、钢筋工,建筑工工作不固定,常随包工头零零散散地到处打工,居无定所,流动性较大。当工地停工待料或没有承包工程时,他们就返回老家务农。彝族工头沙马某某说:“有工地有房子修,我们就有钱赚,没房子修就回老家干农活。”

5.以工陪教方式务工。人力资本直接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环境的适应情况,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教育因素[3]。凉山彝区乡村教育质量差,很多孩子小学毕业仍是半文盲。绝大部分彝族外出务工者吃过没文化的苦,教育观念有很大改变,为使子女能在成都接受更好的学校教育,让孩子“鲤鱼跳龙门”走出农村,常采取“以工陪教”“以工养读”的形式支撑孩子在成都接受教育。喜德县阿尔某某在双流家具厂当安装工,育有一儿一女,大儿子两岁多就到双流上幼儿园,4年共花费2万多元,幼儿园上完后,在老板的帮助下,孩子得以在双流读小学,双流教学质量好,孩子成绩也不错。他告诉笔者:“在家具厂打工,工资高低都无所谓,主要为孩子创造好的读书条件,想把娃娃培养好。”凉山彝区由于经济贫困,家庭对孩子教育投入不足使其难以实现命运改变,甚至贫困被代际传递,加剧了贫困的恶性循环[4]。凉山彝族农民工为了使子女能在蓉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将来成才摆脱贫困,宁愿降低工资要求,承担最累最苦的工作,努力为子女在城市入学创造条件。

二、 凉山彝族成都务工者适应性困境

(一) 彝族农民工务工难

凉山彝族大多文化层次较低,缺乏技术特长,再加上语言障碍、文化不适应等影响,造成他们在用工市场上的被动和局限,很多用工单位以公开拒绝或压低工价等形式对他们进行排斥,他们不断遭受就业歧视,长期遭受边缘化与污名化,给社群生存带来更沉重的阴影[5](263) 。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面临着“打工无处可去”的尴尬,始终融不进城市,没有尊严,看不到希望,生存压力大。笔者对80个彝族农民工的个案访谈中,61人表示有类似被歧视经历,19人表示有低人一等的压抑感。为找到工作,他们还需应对各种偏见。阿克某某刚去鞋厂应聘时,老板看他身份证是彝族,就拒绝了他,找老板磨了半天后,老板才同意他在厂里做杂活。厂里同事知道他是彝族后,也不与他交往。为获得长期打工的机会,他只能埋头干活,苦累活抢着做。当前,彝族农民工由于自身局限及外在阻力的存在,入职率很低,当地政府应制定一些对口帮扶措施对该群体给予关照。

(二) 个体经营发展难

民族志调查显示,诺苏彝族青年曾积极投入中国现代性发展,得以拓展时空机会,发展社会想象与多元生计,增加个体选择自由[5](263) 。接受过一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部分新生代彝族农民工,在接受生活方式及未来发展期望值等方面都较先辈有所不同,他们通过打拼,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就业动机已从改善生活向追求梦想转变。访谈了解到,部分彝族年轻人想通过一技之长,独立从事个体经营,在养家糊口的同时,带动贫困乡亲来城市就业摆脱贫穷,但因为面临创业门槛较高,汉语交流不畅,对相关政策法规不熟悉,自主经营办理程序繁琐复杂等问题而踟蹰不前。此外,由于经济能力有限,他们创业难以获得财政、税收、银行、工商营业等方面的优惠支持,部分人虽然学习了技术、积累了经验,但因缺乏公司注册资金,只能望而却步。有些弱势无助者为摆脱城市生活压力,以路边流动摆摊或推车叫卖的方式在城市“创业”。当前,相关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为该群体积极提供创业支持。

(三) 社会权益保障缺失

成都的凉山彝族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建筑、钢材、工程等行业,雇主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想方设法钻法律空子,大多不与他们签劳动合同,更不愿意为他们缴纳保险费,劳动强度、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和工伤处理办法等全凭雇主说了算,而彝族农民工大多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基本不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出现拖欠工资或发生意外事故,雇主大多百般推卸责任,导致劳资纠纷复杂尖锐。被访谈对象大多认为自己的社会权益得不到保障,若在外面得病或伤残求助无望,一般选择回家治疗,靠家人照顾。在双流皮鞋厂打工的巴且某某说:“在厂打工10多年,单位不签合同,没买社保,花工资购买,经济压力大,心里不安。”在钢材厂打工的吉克某某告诉笔者:“彝族在成都找工作很难,老板对我们好,才让我们在公司打工,现在公司生意不好,不好提买社保的事,我们不能过河拆桥。”凉山彝族农民工利益被侵害时,大部分为保饭碗而选择放弃权益诉求,有的人求助无门时,采取聚众集体对抗来化解纠纷,一旦处理不当极易引发非理性行为。笔者认为,相关部门应积极寻求对策,帮助该群体维护合法权益。

(四) 子女城市读书难

先赋身份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6]。凉山乡村教育水平低,彝族农民工大多把孩子带到务工城市读书,希望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城市教育政策的种种壁垒常使他们一筹莫展。笔者的80个被访对象中,有53人正受到子女入学问题的困扰,27个访谈对象对将来子女入学问题表示担忧。他们表示,“最头疼的是孩子入学问题,而不是打工收入”。农民工的孩子要在成都上学,须提供临时居住证、劳动合同、法人工商营业执照或纳税证明和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三证”。在餐厅打工的曲木某某苦笑着说:“我们是临时工,工作不稳定,连合同都没签,哪来社保缴纳证明呢?”凉山彝族农民工在成都以非正规临时务工为主,大多单位没有为他们购买社会保险,想为孩子办理借读证明的家长大都卡在“三证”上,最后只能满怀失望地把孩子送回原籍入学。如此看来,只有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好该群体子女读书难问题,才能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

(五) 城市精神文化生活贫乏

彝族农民工倾向于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与家乡亲朋扎堆居住,交往人群单一,生活圈狭窄,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彝族农民工务工单位普遍看重经济利益,忽视甚至漠视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再加上彝族农民工受经济条件和文化程度限制,对城市图书馆、书店、网吧等地鲜有涉足,大多数彝族农民工空闲时就是耍手机、逛商场、看街景、看广场舞,人多时掰手腕、玩扑克牌、闲聊等,有些人甚至酗酒、打架、赌博。杰觉某某郁闷地说:“在老家劳动后我们说‘尔比’(彝族谚语) 、赛‘克哲’(彝族说唱艺术) 、跳‘达体舞’、举行‘毕’(彝族宗教仪式) 等,而在城市干活完后大多是闲聊、看电视和睡大觉,时间一长,人都变得‘各疑疑’(傻乎乎) 的。”成都彝族打工者虽身处丰富多彩的繁华都市,但难以分享现代主流生活,容易产生精神空虚和自卑心理,当他们文化价值观迷乱,不计代价恣意追求精神满足而造成行为失范,所承受的负面效应将更多。当前,相关部门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丰富彝族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三、 凉山彝族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对策

(一) 着力解决务工难,增强彝族农民工城市发展融入感

实践证明,构建多民族和谐关系,除了结构相容和利益相连,还须强调情感相通[7]。在劳动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现代社会,稳定的工作是农民工安身立命的根基。笔者认为,要解决彝族打工难问题,首先需加强情感沟通,突破族裔身份区隔壁垒,增进相互信任,消减心理排斥。成都金牛区汉族包工头段某某从2004开始,先后共招收了700多名、近50个家支的凉山彝族农民工在其承包的建筑工地打工,这支彝族农民工建筑队高质量地完成了100多个建筑工程,已在成都建筑行业树立了良好形象,许多大建筑公司都纷纷将工程承包给他们完成。段某某注重情感沟通和文化调适,为彝族农民工积极提供帮助,消除他们与汉族工友之间的隔阂,大家亲密合作,实现了生产高效率。同时,当少数民族追求新生计或试图保存传统时,影响其可能的机会依旧明显存在[5](265) 。当地政府和用工单位应竭心尽智,积极为他们创造就业条件,确保他们能共享城市发展机会和成果,逐步消弭民族间发展差距,促进社会融合。此外,少数民族融入城市社会和城市居民接纳少数民族已成为城市民族关系和谐的重要表征,也是城市社会管理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8]。当地政府还应积极引导当地民众,理解尊重民族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树立人人平等的意识,帮助彝族农民工稳定就业,逐步融入城市生活。

(二) 加强维权援助,增强彝族农民工城市发展的认同感

笔者到成都市社保局、民宗局等部门调查获悉,大部分彝族农民工法律观念淡薄,不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出现劳动纠纷,耗时费力,增加了维权难度;有关管理部门对参保人员信息也没有按族别分类登记,难以核查少数民族农民工参保情况,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笔者认为,相关单位应规范参保人员信息管理,及时了解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参保动态,主动作为,从严从重惩罚不签订用工合同或签订无效合同的用工单位,及时提供维权援助,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同时,相关部门应着力加强权益保障和法律知识方面的培训,提高农民工运用法律知识规避劳动风险的能力。此外,还应健全农民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会长效救助机制,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农民工纳入城镇生活基本救助范围,定期支付一定生活补助金以维持其基本生活,帮助他们渡过困难期,逐步增进彝族农民工城市发展的认同感。

(三) 着力创业帮扶,增强彝族农民工城市生活获得感

当前,扶持彝族个体经营,能带动一个家支甚至几个家支群体脱贫解困,使贫困劳动力能得到有效转移,从而加快彝区脱贫步伐。因此,当地政府应把鼓励扶持彝族个体经营、帮助其实现自主创业作为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举措,着力加强创业引导和政策支持。一方面,政府应开辟绿色通道,派彝汉双语人才指导他们熟悉经营政策、准备证件,帮他们得到优先注册办理机会,使个体经营店能顺利开张营业,获得较稳定的生计来源。另一方面,加大创业帮扶力度,对彝族等少数民族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实行优惠扶持政策,在融资、电力供应、经营场地使用等方面优先照顾,为他们提供小额信贷贴息、减轻税负等优惠服务,着力帮扶他们实现稳定创业,不断增强城市发展的获得感。

(四) 加强农民工精神文化建设,增强彝族农民工城市生活归属感

文化生活作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是否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标尺[9]。当前,相关政府部门应重心下移,依托社区文化场所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积极引导彝族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消除公共文化心理排斥,不断促进他们与本地居民交往互动。同时,可在彝族务工较为集中的武侯区、金牛区、双流区等地建立录像厅、KTV、社区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允许他们免费或以低票价观看演出和电影,帮助他们释放情感,增强他们的城市归属感;还可调动群艺馆、文化馆、用工企业等社会力量,为他们“量身定制”文化服务,组织他们参与具有民族元素和草根特色的广场舞、篮球比赛、摔跤比赛等文体活动,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此外,还可对有文艺才能的彝族农民工进行免费培训,为他们提供展示才华的演出舞台,培养其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使他们逐步融入城市文化生活。

(五) 解决子女城市上学难,增强彝族农民工城市生活满足感

教育可以提升贫困群众的文化素质和职业准备,增加劳动技能,提高经济收入,减少贫困发生率。凉山彝区农民工子女只有享受到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才能摆脱贫困。国家应建立经费投入保障机制,不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适当建立有资质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不断满足农民工孩子求学需求。同时,相关政府部门应把解决少数民族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放宽入学条件,增加少数民族农民工子女公办学校入学比例,使他们能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权。此外,应大力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民办教育,着力改善民办教育条件,加大倾斜扶持力度,逐步解决少数民族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难问题,使他们能更好地利用城市教育资源摆脱代际贫困。

四、 结论

凉山彝族浓厚的毕摩文化信仰及成都到凉山交通的改变,使部分凉山彝族农民工从省外发达地区逐渐流向成都市。部分彝族农民工通过努力,获得了合法稳定的就业机会,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但由于缺乏生存技能及民族文化习俗差异,以及城区群体排斥,大多数彝族农民工陷入生存与发展的困境,始终游离于城市边缘而成为弱势群体。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逐步消除制度屏障,在彝族农民工就业、子女入学、权益保障、创业支持、精神文化诉求等方面提供帮助,并注重文化理解和人文关怀,消解观念偏见,培养农民工城市主体意识,营造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使彝族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生活,筑牢城市和谐发展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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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良.新生代农民工管理:人际关系理论的分析视角[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4) .
[3] 商巍.城市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性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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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沈再新,等.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文化生活困境与对策分析[J].民族论坛,2013(1) .

原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美英(1970-) ,女,四川会理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彝族社会文化研究。
文字来源:搜狐网 少数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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