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钱华：身体、命位与根骨——凉山彝族苏尼身体实践的人类学探究
摘要：身体是苏尼文化的重要表征，具有多面向意涵。瓦萨那阶段病患者身体的“舞”与“尼”特征，是准苏尼宗教体验与技艺习得的养成时期。命位中的祖先神灵选择，体现了彝族生命体系建构中的人祖关系。根植于父系血缘中的根骨观念，成为构建毕摩、苏尼传承制度与社会地位差异的根源。在“作为文化体系的身体”的视角下，毕摩、苏尼的身体观及身体利用方式中的相互关系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苏尼；毕摩；瓦萨；身体；命位；根骨
(大凉山彝人 杨平摄)
一、问题的提出：苏尼研究的身体向度
在四川凉山彝族仪式专家群体中，苏尼群体正在日益引起学界关注。当前对苏尼研究呈现出两种取向：一是从仪式专家类别视角对苏尼群体的调查。一是从跨文化视角，对萨满与苏尼的比较，并对苏尼萨满特征进行探讨。上述研究取向都表现出对苏尼身体特征的关注，一些学者甚至指出，对“尼”的实践和逻辑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非常必要，甚至可能生发出彝族历史研究的新进路。
作为中国南方民族神灵附体型萨满类型之一，苏尼身体实践的关注契合国际萨满学与身体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从身体维度对萨满的关注是国际萨满学研究的经典议题，围绕萨满生理、心理特点，萨满技艺与萨满医疗等方面的探讨一直以来都是萨满学研究的重点。从世界范围内审视，成为萨满无不以身体的苦痛为开端，亦以苦痛的化解为终结。罹患萨满病，萨满病期间的身心考验与技艺习得，成为萨满后的独特技艺与灵力展现被视为萨满的普遍模式。萨满的身心之苦，常被看成是个体的生命危机，然而此类生命危机的转换关键恰好以“成为萨满”这一社会文化建构得以化解，最终成为族群发展的积极力量。同时萨满身体并非只具个体性，亦是复杂社会文化体系的交织体。
如玛丽·道格拉斯从身体界限角度探讨萨满出神、神灵附体与群体控制的关系，I.M.Lewis对出神行为与权力获取关系的探讨，布吉尼翁对萨满出神类型与社会复杂程度及经济发展水平间关系的探讨。由是观之，萨满身心问题不仅具有个体意义，更具社会文化的深广度。西佩·休斯与洛克指出身体包含个体的身体、社会的身体与身体政治三面向，此三面向分别与现象学、结构主义和象征主义及后结构主义对应，并以“情感”作为联接三者的母媒。布莱金强调，身体人类学的重点在于对人体文化与社会特征的关注，这有助于克服“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机械两端论，同时“摆脱灵肉二分和灵肉对立的思想模式”，从而打开对人本身研究的新局面。
有感于苏尼仪式中的身体实践，以及苏尼身体研究的缺失，我认为苏尼的身体恰好是理解身体多面向的融合点，苏尼身体实践的人类学探究对我们理解苏尼的病患实质，苏尼的萨满式意识状态（shamanistic state of consciousness），苏尼与毕摩关系，以及苏尼在彝族社会、历史中的地位等方面都会有新认识，这也是本文致力回答的问题。
二、病患的身体：身体苦痛中的宗教体验与技艺习得
成为苏尼的一般模式是：某人遭受瓦萨那疾病困扰→现代医学与彝族民族医学无法治疗→毕摩占算需成为苏尼→请毕摩做瓦萨特格仪式→成为苏尼并履行职责后疾病缓解或身体康复。从成为苏尼的一般模式中我们看到，身体的苦痛是成为苏尼的基础，具有非凡的意义。伊利亚德指出，成为萨满的两种教育是必须的，“‘变性意识’（梦、幻想、出神）的教育；传统（萨满的技术、精灵的名称和技能、部族的神话和系统、秘密语言）的教育。”准苏尼阶段身体苦痛的实质亦是两种教育养成的关键时期。
1. “舞”与准苏尼的宗教体验
成为苏尼前，准苏尼遭受疾病困扰，彝族称此类疾病为瓦萨那。瓦萨那被认为是先辈瓦萨神灵选中某人做苏尼时，强加在被选中者身上的疾病症状。在瓦萨那阶段，瓦萨那患者常出现“舞”（vux）的状态，彝族称之为瓦萨舞。“舞”（vux）在彝语中意为“疯癫”、“疯”、“发疯”，瓦萨舞是在瓦萨影响下的疯癫行为。瓦萨舞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瓦萨那阶段的舞，另一种类型是成为苏尼后仪式过程中的舞。在舞状态下，瓦萨那患者出现幻觉（看见鬼怪等异常现象）、幻听（听见神铃的声音）、精神错乱、行为异常（无缘无故的发疯、乱跑、呼唤瓦萨）、多梦（常梦见被狗、马咬，与虎豹等玩耍，梦见飞翔）、对酒类物质的敏感、听见苏尼击鼓声就会不自觉的抖动、学苏尼仪式中的吟唱。瓦萨那阶段的舞是准苏尼感受神灵附体的宗教体验，也是苏尼“变性意识”的养成阶段。此阶段的宗教体验与身心感受被认为是准苏尼通鬼神的必备特质。但此阶段准苏尼自身无法掌控舞的状态，随时随地都可能产生异常行为。苏尼仪式中的舞状态是苏尼对瓦萨那阶段舞状态的自如掌控，此时苏尼能够自如进出舞的状态。
2. “尼”与苏尼仪式实践中的身体技术
按照彝族说法，成为毕摩需拜师学艺，成为苏尼是无师自通。只要瓦萨选中谁，谁就得“尼”。因而苏尼仪式中的各种能力，被认为是瓦萨灵力的再现。我认为苏尼虽说不像毕摩那样需专门拜师学艺，但苏尼仪式技艺的养成，是基于彝族信仰文化中身体技术的运用与掌握。莫斯指出身体技术是“一个又一个社会的人们以传统的方式懂得了使用它们自己身体的方法”。苏尼身体技术应用的主要方式是“尼”。“苏尼”一词的词源学，为我们理解“尼”的身体技术提供了路径。对“苏”一词的解释较为多样，有学者认为“苏”引申为“跳”或“舞蹈”，有学者认为“苏”指人，有学者认为“苏”指疯癫。而对“尼”的解释相对一致，都指向击鼓、吟唱、跳动、颤抖、舞蹈、转动等方面的特征。由此可见，“尼”的核心特征是苏尼身体表征最直观的体现，亦是思考苏尼身体观的重要之点。
苏尼“尼”的身体技艺包含头部、肩部、腰部、臀部、腿部等身体部位的动作，这些动作包含“盘腿坐地击鼓、跪坐击鼓、全身颤抖、弓步跳、脚跳、单脚原地跳、单脚吸腿跳转、左右错步、左右错步转、起伏碎步转、摇鼓转跳、躺身地下转、头顶鼓转、头顶火把转等。”此类身体技艺的娴熟程度，甚至成为判断苏尼法力高低的依据。吉此闪以毕摩指出：“那些厉害的，有瓦萨的苏尼，在干迷信时，特别是坐着打鼓、围着锅庄转动的时候，两腿离地，只靠臀部移动转圈，就像瓦萨抬着苏尼转圈一样的。看一个苏尼厉害不厉害，在于看苏尼的上半身抖得怎么样，下半身脚抖得很的苏尼不一定厉害。以前厉害的苏尼能用嘴把百多斤的羊子叼起来，甩到背上敲鼓干迷信。”
三、八方位空间中的生命体系：命位中的身体与神灵抉择
个体身心遭受瓦萨那苦痛是成为苏尼的第一步，此阶段或许被认为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某种生理现象。但此类生理现象因为与彝族社会文化的融合而使苏尼的身体更具广阔的社会文化意涵，与身体紧密关联的八方位空间观与岁位、命位构成的生命体系正是其中的典型体现。
1. 八方位空间观中的岁位与命位
凉山彝族基于对生存空间的观察，形成了八方位空间观，此方位空间与人的身体、生命体系关联，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意涵。八方位空间观与生命体系的关联主要体现在岁位与命位中。八方位空间观表述如下：北方为水头，南方为水尾，东方为日出，西方为日落，东北为牛神位，西南为绵羊神位，西北为狗神位，西南为龙神位。男、女的岁位和命位则处于八方位空间中。岁位是人每一岁在八方位中所处的位置。命位是人出生时其母亲的岁位，命位一生不变。男、女岁位的计算方法有别。男性岁位以南方为起点，按顺时针方向旋转，每一岁所在方位为其岁位。女性岁位以北方为起点，按逆时针方向旋转，每一岁对应方位为其岁位。与八方位观及岁位、命位相关的生命体系，深刻影响着彝族人的一生。婚丧嫁娶、修房造屋、命名测字、送灵归祖、返咒诅咒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皆需依据岁位、命位决定。
2. 瓦萨噶莫中的苏尼命位抉择
在上述八方位中，东北、西南、西北、东南四方位被认为是有瓦萨的方位，彝族称为瓦萨噶莫。当某人出生时其母亲的岁位处于这四方位中的任何一个时，此人的命位就是出生在瓦萨的道路上，因而他（她）就天生被文化设定为苏尼的潜在候选人。当某人所受疾病困扰表现出瓦萨那特征，毕摩占算此人命位恰好在瓦萨噶莫时，那么此人就是苏尼的不二人选。
理解瓦萨噶莫方位之于苏尼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仪式现象中看出。在苏尼治病仪式中，有一种称为“时解抵”的程序。“时解”意为树杈，“抵”意为驱逐，“时解抵”即是用树杈驱鬼。在时解抵仪式中，主人家削一白色树杈，上面缠上红布，然后由苏尼念经后递给仪式中选定的助手，助手拿着树杈就会不由自主的全身抖动起来，因为此时被认为瓦萨已经附体在树杈和助手上。这时在瓦萨指引下，助手拿着木杈抖动，并指引大家跟在其后驱逐鬼怪。时解抵助手的命位须在瓦萨噶莫方位，这样瓦萨才能够附体在其身上，否则助手拿着木杈也无法像苏尼一样抖动。
另外，在为准苏尼举行的瓦萨特格仪式中，如果准苏尼和其母亲的岁位都在瓦萨噶莫时，举行仪式更容易成功。2015年8月6日，我在西昌参加拉玛伊佐成为苏尼的瓦萨特格仪式，当天的仪式并不成功。8月9日，我和他专程前往普格县拜访做吉性法事的吉此闪以毕摩咨询此事。吉此闪以毕摩推算了拉玛和他妈妈的岁位，指出拉玛今年岁位在北方，妈妈岁位在东方，这两个方位不是瓦萨噶莫方位，因而招不来瓦萨也在情理之中。要想招来瓦萨，只有明年两人的岁位同时转到东北牛神位时，更容易召唤瓦萨附体。
四、根骨中的身体政治：毕摩、苏尼关系的思考
凉山彝族传统社会是建立在父系血缘延续基础上的组织形式，等级制度和家支制度是父系血缘延续的基础，“根骨”观是其中的核心。“根骨”彝语称为“伍都五博”（vup ddu vux bbo），“伍都”意为骨头，“博”有根源、来源、源头之含义，因而“伍都五博”即为骨头之来源，也即是血缘观，血统观。彝族传统社会中兹莫、黑彝之所以等级高贵，就在于其认为血统与根骨的纯正。同等级阶层的根骨亦有差别，比如在黑彝阶层内部，存在被称为硬骨头的“诺伯”与软骨头的“诺低”。与血统、血缘相关的根骨观念对毕摩、苏尼群体的传承制度、地位结构影响深远。
1. 根骨观念与毕摩、苏尼传承制度的差异
在凉山彝族社会，毕摩、苏尼产生方式与传承制度差异明显。苏尼产生于瓦萨神灵选择，某人受瓦萨那困扰，经毕摩占算其命位在瓦萨噶莫时，被选中者就有可能成为苏尼，因而苏尼传承男女皆有。同时，先辈苏尼的瓦萨神灵倾向于在有亲缘关系的人群中选择继承人，因而苏尼传承的瓦萨灵力既可能源于父系血缘，也可能源于母系血缘。苏尼传承的此类现象彝族称为“尼症”（nyit zhep），“症”在彝语中意为“遗传”，因而瓦萨那强调的是一种遗传自父亲家族或母亲家族的遗传性特征。而毕摩传承特别强调基于父系血缘基础上的家族传承与传男不传女原则，彝族称此类现象为“毕此”（bix cyt）。“此”（cyt）指“宗谱”、“世代”，那些有纯正毕此的毕摩世家在彝族社会被认为是正统毕摩，享有较高声誉。
从上面论述中我们看到，毕摩、苏尼传承都有血缘和根骨的观念，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毕摩传承更为强调纯正的父系血缘根源，因而“毕此”成为衡量毕摩的基础。苏尼传承的特征是“尼症”，因而在血缘上较毕摩杂糅。由此我们进一步推论：毕摩传承是生物性事实与社会性建构的双重结合，而苏尼传承只是一种生物性的事实。正因为将传承的生物性事实（父系血缘）与社会性建构（家支制度）结合，毕摩传承才形成了更为完备的制度化体系。而苏尼传承更多体现了生物性事实，从而表现出更大的随意性、松散性，最终没有建立起严格的制度性传承体系。
2. 根骨观念与毕摩、苏尼地位差异的根源
在凉山彝族社会，毕摩地位高于苏尼是不争事实。如彝族认为，准苏尼需要毕摩为其举行瓦萨特格仪式才能为社会承认，没有经过毕摩瓦萨特格仪式的准苏尼做苏尼会生病。毕摩法力高于苏尼，毕摩能够杀死苏尼的瓦萨，仪式中毕摩苏尼同时在场时须先敬酒给毕摩。此类地位差异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亦是根骨观与血缘观的映射。
在凉山彝族社会，毕摩职业传承存在由较高阶层向较低阶层逐渐转移的现象，最初毕摩由土司、黑彝担任，后来逐渐被转移到白彝阶层。甚至一些较高阶层对本阶层内担任毕摩者表现出鄙夷。尽管如此，基于根骨中的等级与血统观念，较高阶层担任毕摩更受尊重。在仪式中，即使较高阶层毕摩的技艺不如较低阶层毕摩，但这并不影响较高阶层毕摩在场的优越性。巴且日火告诉我：“越是大型的仪式越要请正规的毕摩，如果条件许可一点，比较讲究的人就要请黑彝毕摩。哪怕是这个黑彝毕摩的道行、法术相对来说实际上已经不如人家这个白彝毕摩了。有些地方还是将黑彝毕摩请来坐到，主要仪式还是由白彝毕摩来完成。我在美姑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请的是阿尔家的。后面黑彝已经不愿意当毕摩了，那么充当毕摩的黑彝呢，在黑彝当中都有点瞧不起他们，就觉得他们的骨头比较软。”同时在毕摩群体内部，那些有着纯正血统与根骨的毕摩世家相较于之毕（向其他毕摩家族学习技艺而成为毕摩者）和尼毕兹（既是毕摩又是苏尼者）地位更高。
相较毕摩强调的根骨观与纯正血统，苏尼传承制度是父系与母系血缘的融合，此种融合导致苏尼群体在根骨与血统方面的杂糅。由此在面对基于根骨观念与家支制度紧密结合，而形成完备传承制度的毕摩群体，苏尼群体地位较低的原因就一目了然了。
五、余论
恰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那样，“人是悬在由他们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在人类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身体正好是网的中心点与汇聚点，承载、建构起多面向的文化意义，甚至可以称之为“作为文化体系的身体”。身体是苏尼文化的表征与人神沟通的媒介，经由身体经验，苏尼独特的文化体系得以构建。从病患的身体到与祖先关联的身体到社会制度中的身体，苏尼身体的多重意涵得以彰显。
从本文对苏尼身体的初步探究中，我们发现诸多可供探讨的学术之点。一是，毕摩、苏尼身体的比较研究。苏尼、毕摩身体最直观的差异除了“尼”与“毕”的基本特征之外，还需深入思考的问题包含：不同类型毕摩群体在身体表征上的差异何在，相同与相异阶层毕摩群体在身体表征上有何不同，毕摩与苏尼合作关系中身体差异的消弭与重构何以实现……。通过毕摩、苏尼身体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彝族社会文化体系中仪式专家分类的文化逻辑，甚至能够生发出毕摩、苏尼历史书写的新进路。一是身体利用方式与仪式专家关系的思考。毕摩、苏尼两类仪式专家在身体利用方式上差异明显。
作为附体型萨满，苏尼产生方式、仪式形式主要是瓦萨降临时的神灵启示，表现出颤抖、癫狂、舞蹈等身体特征。相反毕摩仪式以念诵经书作为请神方式，仪式中的身体动作较苏尼更为静态。身体表征成为区分毕摩、苏尼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此一些学者将毕摩等同于祭司，苏尼等同于巫师。类似区分同样存在于满族萨满研究中。一些学者从是否具备身体技艺中的出神方式，将满族家祭萨满排除在萨满教之外，此观点遭到其他学者的批评。
事实上，毕摩、苏尼在身体利用方式上存在诸多关联，其表现在兼具毕摩、苏尼身份的尼毕兹群体，毕摩、苏尼传承人产生皆存在神选因素，被认为圣洁与地位崇高的尼毕毕摩，在为准苏尼举行瓦萨特格仪式时亦能表现出“舞”与“尼”状态，由此引导准苏尼进入此状态而成为苏尼。由此我们思考为什么毕摩群体在必要时能够表现出苏尼的仪式状态，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却不愿意表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这涉及到基于传承制度基础上毕摩、苏尼社会地位的升降问题，毕摩群体为了维护其社会地位，已经不愿表现出苏尼的此类特征。此类身体利用方式的关联性存在，无疑为我们思考历史上两类型仪式专家的关系提供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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