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文化类型变迁中凉山彝族教育的发展方向
【摘要】随着凉山彝族地区社会的发展，可以把凉山彝族社会分为三个不同地理空间对应下的三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教育发展如何适应这些变化，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现在实施的凉山彝族地区教育发展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凉山彝族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实施不同的教育发展方向是凉山彝族地区教育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凉山彝族;经济文化类型;教育发展
教育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的发展必须随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而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现代教育的发展，必须结合民族地区生存和发展的现实，结合传统文化和语言环境的现实，充分考虑各少数民族群体的需求，进而实施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教育。本文将从环境文化变迁对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一视角，对凉山彝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及其面临的选择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凉山彝族教育发展环境的变迁：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视角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方向和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特点，决定着他们的居住地和住房的类型，交通工具和搬运重物的方式，以及饮食和用具、衣服、鞋帽和装饰等。”[1]凉山彝族人居住的环境制约了其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同时环境也给予凉山彝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可能。面对发展变化中的凉山彝族社会环境，其经济文化类型只有随之变化才能与之协调发展，才能促使彝族人合理利用环境资源，主动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同时保护和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
1．新中国成立之初凉山彝族社会的经济文化类型
凉山彝族地区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平原面积很小，彝族人就居住在这群山狭谷之中。基于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状况，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认为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可分为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三大类。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又分为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耕猎型、山地耕牧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等六种类型。林耀华先生把凉山彝族地区归为“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山地耕牧型”。他对山地耕牧型的描述是：“从事这一类型生计的民族，多在山区经营旱作，种植小麦、荞麦、青稞、玉米、马铃薯等耐旱耐寒作物，同时拥有牛、羊、猪、鸡等畜禽。他们的牛、羊多在村舍附近的山坡上牧放，猪、鸡鸭等没有专用的棚圈。这些民族的住房多系土墙木顶，但房屋的承重部分是墙中的木架，土墙只起到御寒和隔离的作用。火塘设在屋内，不少人还乐于把家畜圈在居室里过夜。在这个类型里，宗教信仰呈现出纷纭复杂的景观，但积淀在藏传佛教和各种基督教教派之下的应是较为原始的自然崇拜。”[2]全面描述了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状况。
2．凉山彝族社会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变迁
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孕育了山地耕牧型经济文化类型。凉山彝族地区生产的发展受奴隶制社会制度的限制，长期以来封闭落后，成为“化外”之地。民主改革之后，打破了奴隶制，生产力得到解放，凉山彝族社会经济文化类型受到强烈的冲击，但主要的冲击在社会组织形式和各种典章制度及意识形态方面，处于基础地位的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的变化仍然很小。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凉山彝族社会经济文化形态有了一定的改观和发展。
笔者以凉山彝族地区居住的地理环境为基准，把凉山彝族社会分为三个层次三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住在山上的“山地耕牧型”，住在山下的“丘陵稻作型”和住在城镇的“城镇经济文化类型”。前两类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
(1)山地耕牧型。在凉山彝族社会经济文化类型中，山地耕牧型是其主要的经济文化类型，其他经济文化类型是在山地耕牧型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山地耕牧型经济文化类型的保持意味着很多彝族人居住环境没有得到变迁，属于此种经济文化类型下的生计方式也还继续发挥着功能。在居住环境方面，由于树木被大量砍伐，退耕还林、还草缓慢，再加上乱开滥采矿产资源，致使居住地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处于山地耕牧型的群体时常受旱灾、水灾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使用的生产工具仍然是锄头加牛耕，不同的只是化学肥料的大量使用。人们对资源的过度利用致使居住环境恶化，很多彝族人即使搬到海拔低一点的地区，仍然沿袭山地耕牧型经济文化类型的生产方式，使得凉山彝族社会山地耕牧型经济文化类型更具典型性。
(2)丘陵稻作型。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类型在凉山彝族社会文化类型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新中国成立之初，只有住在安宁河谷的部分彝族人从事水稻耕种。凉山彝族地区新近成为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类型的彝族人，是住在山上的一小部分彝族人搬到山下汉族地区居住而形成的。这一小部分彝族人居住环境得到彻底的变化，生产方式也随之变化。在新的环境中，他们开始种植水稻，房屋逐渐采用土墙瓦房建筑结构，负重方式由背改为挑，饮食习惯也有些改变。这部分彝族人在彝族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影响下，有了一些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类型的特点。
(3)城镇经济文化类型。凉山彝族地区城镇经济文化类型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发展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凉山彝族地区现代化、商业化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前，凉山彝族社会几乎没有城镇居民。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各县市城镇的建立，一小部分彝族人首先到城镇各级机关单位工作，随着民族干部的成长和培养力度的加强，在城镇各个国家机关单位工作的彝族人越来越多，很多家属也随之搬迁到城镇，城镇彝族人呈逐渐增多趋势。改革开放之后，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很多彝族人开始学习经商，特别是彝族干部家属和城镇周边的彝族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城镇彝族人与日俱增，结构多样，开始形成彝族城镇经济文化类型。
二、凉山彝族社会对教育的需求
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理论》中指出，人的需要从最低层到最高层排列依次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认知的需要、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最底层的需要也是最基本的需要。一个完整的人，当满足低一级的需要之后，才有更高一层的需求，一直到最高层“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但是“一个新的需要在优势需要满足后出现的过程，决不会是一种突然的、跳跃的现象，而是缓慢地从无到有，亦即只需获得相对的足，高层次的需要便会凸显出来”。[3]在实现各层级需要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切动机和欲望都是围绕当下层级的需要而产生，进而支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在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下，凉山彝族地区各类群体的需求也不同，特别是在教育需求上的差异非常明显。下面笔者将以需求理论来分析上述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对凉山彝族教育的影响。
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的凉山彝族人正在为满足第一层需要“生理需要”而奋斗。生理需要层级是最基本的需要，也是最强烈的需要。凉山彝族地区有很大一部分人的生存还没有得到保障，特别是处于山地耕牧型的大多数彝族家庭。山地耕牧型的生产内容主要包括“耕”“牧”。山地耕牧型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了对孩子劳力的需要，对于住在山上的很多比较贫困的家庭来说，让孩子回家帮忙成了最好的选择。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观察，留下一个或两个在家当劳力，选择的结果往往是女孩。比较普遍的办法是让每一个孩子去学校试读，成绩较好的留下，成绩不好的就以不适合上学为由，堂而皇之地让他(她)们回家劳动。显然，这么小的孩子是很难看出是否适合上学的，这也是无奈之举。根据火举才先生的调查，“越西县古二乡洛木村洛木组阿西克古，一家五口人。……房屋是不到60平方米的泥巴小屋，所有家产加起来不到500元”。[4]笔者在昭觉县比尔乡调查，遇见一位彝族中年人，他很自豪地告诉我：“我今年的收入差不多排全村的第一二名，5000多块钱。”这位“成功”的农民是用家里的粮食喂了两头猪，分别卖得3000元和2000多元钱。
凉山州共有17个县市，有11个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其他5县和西昌市仍居住着很多贫困的彝族人。从整体来看，地区发展不平衡，2011年GDP前5位的西昌市、会理县、会东县、冕宁县和盐源县，GDP总量为694．5亿元，约占全州GDP的70%。而如果按地区来算，安宁河流域六县一市生产总值724．9亿元，占全州的72．5%;“西昌经济圈”实现生产总值408．8亿元，占全州的40.9%;而彝区和藏区总共实现生产总值292．5亿元，仅占全州的29．3%。[5]如果从经济类型来划分，必然是山地耕牧型地区比丘陵稻作型和城镇经济文化类型经济比重小了许多。即使是丘陵稻作型的彝族人，也有很多还是没有满足生理需要层的需求。凉山彝族地区即便是经济条件相对好些的家庭，经济基础仍然十分脆弱，如果家里有人生病，那就真是“一病回到三年前”。处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的广大彝族地区，在还没有满足最底层需求的经济状态下，人们最强烈的需求就是生理需要层级的满足，教育只能为这个需求服务，基本不考虑这个需求之外的其他教育投资。学校教育是个长期的、不能保证成功的投资，一旦希望变得渺茫，他们很容易马上停止投资。大量彝族学生辍学的原因就在于此。
一部分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类型和城镇经济文化类型的彝族人基本脱离第一层需要，正在追求第二层或更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变得最强烈，所谓安全的需要是指诸如“安全，稳定，依赖，保护，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的需要，对秩序的需要，对法律的需要，对界限的需要以及对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6]他们对这些安全的需要考虑得越来越多，对安全的考虑就会越全面，需要安全的工作和安全的生活环境，避免危险、失业，老有所依等。所以他们需要安全、稳定、有保障的工作，他们要求子女在体制内找工作，甚至阻止子女做体制外的事情。考上国家体制内的工作岗位成为绝大多数彝族人的向往。在国家体制内得到一个工作意味着将满足第一层生理需要层级和第二层安全需要层级，之后的需求层级如社交的需要和情感的需要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凉山彝族地区城镇经济文化类型中的很多彝族年轻人，只有在体制内找到一份工作后才开始考虑婚姻，除非他(她)们提前得到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满足。解决了工作和婚姻之后，他们开始渴望有成就，渴望名声、荣誉，渴望得到尊重，甚至追求最高层“自我实现”的层级。凉山彝族地区在城镇经济文化类型地区，超出了生理需要层级的这个群体不求孩子给予自己物质上的回报，要求教育首先为满足安全需要层的需求服务，在体制内找一份工作成为教育的终极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学校教育必须要让孩子顺利升学，最后上大学。城镇经济文化类型环境下的彝族人不会轻易放弃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投资，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投入子女教育。
三、凉山彝族地区办学效益面临的挑战
国家政策支持彝族地区实施双语教育，但由于各种原因，凉山彝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几起几落，发展至今，绝大多数彝族地区由于积重难返，双语教育几乎流于形式。课程内容统一采用人教版教材，甚至没有反映当地彝族文化内容的乡土教材，彝族文化读物更少。虽然彝族教师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全部都用汉语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课堂上很少用到学生的母语。凉山彝族地区教学质量相对低下，办学效益较差。
凉山彝族地区学校教育在造就了不少各层次彝族人才的同时，伴随着数以万计学生的流失和复盲。考上大学的这部分人在层层的大浪淘沙中，付出了比常人更艰辛的努力。大学毕业以后，彝族人能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很少。除去从事和彝族相关的工作外，在其他岗位工作的彝族不多。理工类人才很少，真正的彝汉双语兼通人才更少。
在凉山彝族地区，大多数学龄儿童都进过学校，但读完小学、初中或高中的学生仍然不多，能够考上大学的人更少。凉山彝族地区小学入学率普遍比较高，2011年，凉山州“学龄儿童入学率97．1%，其中少数民族学龄儿童入学率97.5%”。[7]但是辍学率也非常高。笔者在凉山州Z县调研期间，发现有的学校学生和老师的人数差不多。辍学率较高的现象凉山彝族地区持续了几十年。笔者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笔者在刚进小学一年级时，教室里挤满了人，多数同学三个人挤一张桌子。到了小学毕业，只剩下7个人，这7人当中，只有4人上初中，最终只有笔者1人上了高中。
大多数彝族孩子辍学的主要原因是学习成绩差。凉山彝族地区学校文化很少向周边的彝族社会辐射，也没有吸收彝族文化。对于刚入校的彝族孩子来说，学校是陌生的，他们一开始就面临对学校环境的适应、对学校生活方式的适应、对老师的适应等问题。然后，他们将面临语言的障碍导致的学习上的种种困难、文化冲突带来的无所适从、对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摈弃导致的一系列心理问题等。显然，面对这么多压力、困难和问题，让他们都一一克服是很艰难的事。许多彝族孩子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输了，之后的学习其实是一种不甘心的坚持，随后，逐步被学校教育淘汰。
绝大多数彝族学生被学校教育淘汰之后，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又回到了彝族社区，很快他们将面临两难的境遇：既不能适应打工者的生活，也不能适应农村生活。他们在学校既没有学到在当地生存的知识，也没有学到在城市生活的本领。在长期的学校寄宿制生活中，他们的生活方式被改变了，他们反而适应不了彝族社区的生活。他们没有在家乡劳动生产的知识和技能，甚至失去了在家务农的体能，可谓“劳动不如兄长，做饭不如嫂子”。虽然他们很向往到城市打工，但是几年低质量的学校教育还是没有让他们克服语言的障碍、文化差异、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上一系列的问题。他们无法融入城镇生活中，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反而有了很多缺失。
四、凉山彝区教育必须适应凉山彝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凉山彝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要直面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类型不断发展变迁的现实，选择适应当前凉山彝族社会各类经济文化类型的教育发展方向，为凉山彝族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社会提供人才支持，以适应和服务凉山彝族地区社会的发展。
目前凉山彝族社会以山地耕牧型经济文化类型为主体，这就意味着占主体的彝族人口还没有在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方面得到满足，学校教育要为这个基本的需求服务，学校教育要成为谋生的准备。要满足这个需求，学校教育首先应该提供全国统编教材以使学生获得现代化的知识。同时更应该设置彝语、彝文化课程使学生能够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以获取在当地生存和发展的技能。来自山地耕牧型的彝族学生没有汉语语境，彝族语言和文化教育内容更能照顾民族情感、慰藉民族心理，可以让更多的彝族孩子适应学校生活。同时，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和方法，学习自己熟悉的生活知识，顺应了孩子的认知发展规律，使学校教育变得越来越容易，从而能够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面对山地耕牧型经济文化类型的生活现实，学校教育中实施彝汉双语教育是必然的选择。
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类型的凉山彝族社会，虽最底层的生理需要层级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但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得到满足的比例仍然很小。他们的需求是在不影响生理需要的前提下追求安全需要，他们对教育的投资比较有限，一旦教育回报比较渺茫，他们也很容易不再坚持这项低回报率的投资。这个群体既需要面向彝族地区的教育内容，也需要面向城市的教育内容。因此，丘陵稻作型的凉山彝族地区学校教育也需要彝汉双语教育，特别是彝语文教学。丘陵稻作型的语言环境多为双语环境，只有两种语言同时教学，才能符合彝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促使彝族孩子全面健康地发展。只有认知得到全面、健康发展的孩子才能有更深、更广的发展可能。我们应根据丘陵稻作型的环境来决定实施一类模式还是二类模式双语教育。城镇经济文化类型的彝族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在学校教育中层层升学，然后考入大学，最终在体制内找到一份工作。因此，优质教育是城镇经济文化类型的彝族人强烈的需求。面对城镇商业化社会，他们强烈需要学校教育提供汉语、汉文化，提供现代化的知识，提供为在城市工作生活作准备的教育内容。他们对学校教育的质量具有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彝族人在努力适应城镇生活模式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彝族文化的影子在城镇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他们在城镇中做宗教仪式，他们穿着披毡在城镇商业区穿行，彝族特色饭店鳞次栉比……。
这是一种独具彝族特色的城镇经济文化类型，一些优秀的彝族文化也需要他们在商业化的城镇中保留和发扬。学校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主阵地，需要彝族文化内容的教学。作为彝族人，他们需要彝汉双语的共同优势，他们要求代表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得以保留和发展，所以实施二类模式双语教育是他们对教育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2］亚伯拉罕·马斯洛(许金声等译)．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火举才．探访五个国家级贫困县［EB/OL］．http：//blog．ce．cn/html/14/115014－1011369．html，2012/12/28．
［4］凉山州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凉山调查队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tjj．lsz．gov．cn/shownews．asp?newsid=159，2012/12/28．
安康
曲木铁西
（作者：安康，彝族，教育学博士；曲木铁西，彝族，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字直接来源：彝学公众号，主编：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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